唐代谱学是唐代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郑樵《氏族略》指出：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2]

可见，谱学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生活和婚姻关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据《新唐书·艺文志》乙部《谱牒类》著录，谱系之书凡2050卷，内中属唐代者近半数；故郑樵认为，“姓氏之学，最盛于唐”[3]，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本文仅就谱学在唐代的发展情况，以及谱学和唐代的政治生活、社会风气的关系等问题，做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一、谱学在唐代的兴替

唐代谱学是魏晋以来谱系之学的继续和发展。唐代著名谱学家柳芳曾经对谱学源流作过详细的论述[4]，从中不难窥见唐代谱学与魏晋以来谱系之学的渊源关系。宋人郑樵进而写道：

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篇》，又有颍川太守聊氏《万姓谱》，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状，以备选举。晋、宋、齐、梁因之。故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将谘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徐勉又有《百官谱》。宋何承天撰《姓苑》，与后魏河南《官氏志》，此二书尤为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系录》二百卷，路敬淳有《衣冠谱》，韦述有《开元谱》，柳芳有《永泰谱》，柳璨有《韵略》，张九龄有《韵谱》，林宝有《姓纂》，劭思有《姓解》。[5]

这是郑樵对汉、唐间谱学发展情况所勾画的一个基本轮廓，其中尤以唐代最详。唐肃宗时史官柳芳在谈到本朝的谱学家时说：“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6]总括柳芳、郑樵所论，本文将首先对唐代的主要谱学家和主要谱牒著作做一简要的考察，庶几可见唐代谱学兴替之一般情况。

（一）主要的谱学家

唐代谱学家甚多，我们按照唐代前期、中期、后期等三个时期分别加以考察。唐代前期的谱学家主要有李守素、高士廉、路敬淳、柳冲等。

李守素，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出身于山东名族；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任文学馆学士、天策府仓曹参军。李守素“尤工谱书，自晋、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诸勋贵，华戎阀阅，莫不详究”，因而“当时号为‘行谱’”[7]，被人们看作是一部活的谱书。当时著名学者虞世南与李守素讨论谱系之学，亦为之叹服，并把李守素比作一本活的“人物志”[8]。李守素可以称得上是唐代第一位谱学大师了，但他并没有留下什么谱学著作。与李守素同时的，还有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谱学，守素所论，惟淹能抗之”[9]。不过对于李淹，人们知之甚少。高士廉，下文将论及，此不赘述。

较李守素稍晚一点的路敬淳是唐代前期最有影响的谱学家。路敬淳（？—697年），贝州临清（今山东临清）人。他在贞观末年，“官至申州司马”；武则天天授年间（690—692年），“历司礼博士、太子司仪郎，兼修国史，仍授崇贤馆学士”。路敬淳勤奋好学，“不窥门庭，遍览坟籍”，而“尤明谱学，尽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已来，无及之者”[10]。他曾撰《著姓略记》20卷、《衣冠谱》60卷[11]，对唐代谱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故柳芳认为：“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新唐书》也说：“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后柳冲、韦述、萧颖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12]。可见，路敬淳的影响又在李守素之上。

柳冲（？—717年），蒲州虞乡（今山西平陆）人。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任左散骑常侍，修国史。“（柳）冲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13]，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受命参与修撰《姓族系录》，至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成书，开元二年（714年）定稿，凡200卷[14]。

此外，生活在唐代前期的大史学家刘知幾（661—721年），对谱学也有精湛的研究。他的谱学著作受到当时学者极高的评价；同时，他还参与过大型官修谱牒的著述和定稿工作。

唐代中期的谱学家主要有韦述、萧颖士、孔至、柳芳等。

韦述（？—757年），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为栎阳尉，受诏于秘阁编次图书。“（韦）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200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悉详。乃于《柳谱》之中，别撰成《开元谱》20卷”[15]。韦述在谱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声誉很高。封演说他“谙练士族，举朝共推，每商榷姻亲，成就谘访”[16]，俨然是当朝的谱学顾问。

韦述居史职时，曾竭力推荐萧颖士来接替他的职务。萧颖士，梁鄱阳王七世孙，“四岁属文，十岁补太学生。观书一览即诵，通百家谱系”。唐玄宗天宝初年，萧颖士已经“名播天下”。他曾经依《春秋》体例著史传100篇，起汉初，迄隋末。因爱好谱学，“通百家谱系”[17]，乃撰《梁萧史谱》20卷[18]。

孔至，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唐玄宗时任著作郎。孔至“明氏族学，与韦述、萧颖士、柳冲齐名”，曾撰《百家类例》；“时述及颖士、冲皆撰《类例》，而至书称工”[19]，受到韦述的赏识。

柳芳是在学术上与韦述关系更为密切的谱学家[20]。他是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肃宗时为史官，受诏“与韦述缀辑吴兢所次国史，会述死，芳绪成之，兴高祖，讫乾元，凡百三十篇”。他又仿编年法，著《唐历》40篇，“颇有异闻”[21]。柳芳于唐玄宗开元末年入仕，自永宁尉、直史馆，转拾遗、补阙、员外郎，多居史任，“勤于记注，含毫罔倦”，而尤“精于谱学”。唐代宗永泰年间（765—766年），柳芳“按宗正谱牒，自武德已来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谱二十卷，号曰《永泰新谱》”[22]。他对于谱学源流的研究着力不小，“著论甚详”，《新唐书》作者曾予以删削而载其要旨[23]。

韦述、萧颖士、孔至、柳芳等是唐代谱学持续发展阶段的几个代表人物。这一时期，不论是从谱学家的个人造诣来看，还是从官修谱书的数量、质量来看，都无逊于前一时期。此后，唐代谱学便转而走向衰落，突出的谱学家寥寥可数。

唐代后期，治谱学者尚有柳璟、李衢、林宝等。

柳璟，柳芳之孙。他在唐敬宗宝历年间（825—827年）登进士第，三迁监察御史，累迁吏部员外郎。唐文宗开成初年为翰林学士；开成四年（839年），奉敕修《续皇室永泰新谱》[24]。其始末是这样的：“（柳）璟召对，言及图谱事，文宗曰：‘卿祖尝为皇家图谱，朕昨观之，甚为详悉。卿检永泰后试修续之。’璟依芳旧式，续德宗后事，成十卷，以附前谱”[25]。其实，柳璟撰成《续皇室永泰新谱》，并非是他长于谱系之学，而是因为其祖柳芳撰《永泰新谱》，“自后无人续修”，他为了继承祖志，又得到唐文宗的指示，乃撰成是书。唐代谱学的衰落趋势，于此可见一斑。

林宝和李衢是唐代谱学家中的两位殿军。林宝是唐代后期以谙于谱学而著称的学者之一[26]，于唐宪宗时撰成《元和姓纂》10卷[27]。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他与李衢合撰《皇唐玉牒》110卷[28]，这是唐代最后一部较大的官修谱书。开成四年（839年），李衢奉敕“修撰《皇后谱牒》”[29]，还著有《大唐皇室新谱》1卷[30]。但是，林宝和李衢无论如何也形成不了像路敬淳、韦述、柳芳那样的影响，他们毕竟只是唐代谱学衰落时期的代表人物。

谱学在唐代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产生了这些谱学家，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产生了一些大型的官修谱牒著作和许多私家著述的谱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总数在60种以上，将近1000卷。

（二）主要的谱牒著作

《氏族志》。唐太宗时期修订的《氏族志》是唐代第一部大型官修谱牒。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诏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及书成，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31]。《氏族志》成书于贞观十二年（638年），自起手至撰成，历时7年。参加编撰的高士廉等人，不仅均出身于士族，“谙练门阀”，熟悉各地的士族门第，而且又都是当时的著名文学之士。高士廉，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出身于山东著名士族。他于贞观五年（631年）任吏部尚书，其“奖鉴人伦，雅谙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32]，颇具士族遗风。韦挺，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是关中士族。他任御史大夫时，对于寒门出身的官员，“殊不礼之”[33]，俨然士族风度。岑文本，南阳棘阳（今河南南阳）人，是南方没落士族，因而自称是“南方一布衣”，唐太宗时官至中书令。岑文本“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他在参与撰写《氏族志》的同时，还于贞观十年（636年）同令狐德棻共同撰成《周书》，“其史论多出于文本”[34]。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先居敦煌，代为河西右族”。他“博涉文史，早知名”。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与陈叔达等撰《艺文类聚》；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与岑文本撰成《周书》；以后又参与《新礼》《晋书》《高祖实录》等书的著述工作，史称“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35]，故其在唐初学术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这部奉旨修订的《氏族志》撰成以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36]。

《姓氏录》。事实上，《氏族志》并没有真正成为“藏为永式”的谱牒著作。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即《氏族志》成书21年后，在武则天的支持下，许敬宗、李义府建议修改《氏族志》。唐高宗乃“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更名为《姓氏录》”[37]，凡200卷[38]。据称，参加修订《姓氏录》的共有12人[39]，足见最高统治集团对此事的重视。

《姓族系录》。自《氏族志》颁行后，近70年间，“门胄兴替不常”，故谱学家柳冲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上表“请改修其书”。唐中宗命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湜、徐坚、刘宪、吴兢以及柳冲9人，“共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40]，从而开始了《姓族系录》的第一阶段的修撰工作。其后，因魏元忠等相继物故，修撰工作便中止了。逮至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柳）冲始与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陆象先及徐坚、刘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41]。这是《姓族系录》的第二阶段的修撰工作，参加这一阶段工作的还有萧至忠、窦怀贞和崔湜等人[42]。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又敕（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录》，奏上，赐绢百匹”[43]。这是《姓族系录》的第三阶段的修撰工作，即定稿工作。参加这次定稿工作的除了柳冲和薛南金外，还有著名史家刘知幾[44]。《姓族系录》一书，从柳冲提出动议，着手修撰，至最后定稿，凡十年。其间，撰人几经补充，前后参加工作的共13人，极当时之选。内中，徐坚、刘知幾、吴兢等是著名的学者和史家，柳冲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谱学家。《姓族系录》可以被认为是唐代官修谱牒发展到全盛时期的主要标志。

《百家类例》。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著作郎贾至撰。其序旨称：“以其婚姻承家，冠冕备尽，则存谱。大谱所记者，唯尊官清职，传记本源，分为十卷”[45]。

《元和姓纂》。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七月，太常博士林宝撰，王涯为之序，故《唐会要》题为“王涯撰”[46]。关于林宝撰《元和姓纂》的起因，宋人陈振孙曾这样写道：

《元和姓纂》十卷，唐太常博士三原林宝撰。元和中，朔方别帅天水阎某者，封邑太原，以为言。上谓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误，不可再也！宜使儒生条其源系，考其郡望、子孙、职任，并总缉之。每加爵邑，则令阅视。”吉甫以命（林）宝，二十旬而成。[47]

把一个天水人封邑于太原，被视为笑话，以致唐宪宗非常生气。为了使有司不再犯类似错误，林宝乃受命撰成《元和姓纂》，以备“每加爵邑，则令阅视”之需。

《皇室永泰谱》与《续皇室永泰谱》。此二书分别撰成于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和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唐代官修谱书，至此已明显地衰落下来。第一，在著述规模上已大不如前，说明修订新的大型谱牒已不是最高统治集团的迫切政治需要；第二，在著述内容上也日渐狭窄，由修撰总谱而变为修撰皇室谱，说明刊正全国姓氏、区分门第高下已逐步失去了它原有的那种重要意义。

《皇唐玉牒》。此书《旧唐书·经籍志》不著录。《新唐书·艺文志》云：“《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开成二年，李衢、林宝撰。”如同李衢、林宝是唐代谱学家的两位殿军一样，他们合著的《皇唐玉牒》乃是唐代官修谱书的尾声。

在唐代谱学著作中，除了这些官修谱牒外，还有许多私家著述的谱牒，其中多以家谱为主。例如，著名史家刘知幾曾撰《刘氏家史》15卷及《谱考》3卷[48]。比刘知幾稍早一点的王方庆（？—702年），“博学好著述，所撰杂书凡二百余卷”[49]，曾著《王氏家牒》15卷、《家谱》20卷。武则天时的四门博士、直弘文馆王元感一生中著书数百篇，“年虽老，读书不废夜”[50]，撰《姓氏实论》10卷。凡此等等，《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所载甚详，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不论从谱学家来看，还是从谱学著作（主要是官修谱牒）来看，唐代谱系之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自唐初至玄宗以前为发展时期，玄宗年间为全盛时期，肃宗以后为衰落时期。唐代谱学的这个兴盛、衰落的发展趋势，是同唐代的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同唐代地主阶级中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矛盾、斗争相关联的。

二、唐代谱学和唐代的士庶斗争

有唐一代，为什么那么多的史家、学者潜心积思，致力于谱学的研究？为什么最高统治集团如此重视谱系之学，组织修撰了一部又一部大型谱牒著作？究其主要原因，这是唐代政治生活的需要，即是最高统治集团为了调节地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的需要。唐代谱学是唐代政治的附属品和折光镜：它从属于政治，又曲折地反映着政治；它由于政治上的某种迫切需要而发展起来，又随着此种需要的迫切性的逐步消失而衰落下去。

早在南朝时期，士族地主的政治势力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庶族地主在政治上的权势则不断上升。庶族地主中的一些人，“有的致位将帅，任专方面；有的作为皇帝的爪牙，出任宗室诸王镇将的典签，实际上掌握了州郡和军府的权柄。在中央政权中，寒族地主充当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参预机密，出纳王命，权势更为显赫”[51]。隋朝统一后，在全国实行均田制和科举制，进一步削弱了士族地主的势力。在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52]，给士族地主以特别沉重的打击。但是，士族地主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众所周知，李唐皇朝就是依靠着关陇士族、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一部分庶族地主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唐太宗初年，随着唐皇朝对各地大规模军事征服活动的结束，以及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和政治统治的逐步走上轨道，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稳定统治秩序，唐太宗在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的同时，还十分注重调整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氏族志》的修订，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条是普遍搜集全国谱牒，“凭据史传考其真伪”，真者存之，伪者黜之，即仍然承认魏、晋以来的士族地主的门阀地位。另一条是“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所谓“忠贤”“悖逆”，自然主要是视其对李唐政权的态度而定。前一条原则注重于历史，后一条原则则着眼于现实。但是，传统的门阀观念很深的高士廉诸人，根据这两条原则，在《氏族志》的初稿中，依然习惯地把山东崔干列为第一等。对此，出身于关陇士族且又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唐太宗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是自唐皇朝建立以来，最高统治者就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山东士族[53]，现在居然又搞出了一部把山东崔氏置于天下之冠的《氏族志》来，这使唐太宗不能不感到愤慨。因此，他严厉而又明确地指出：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祇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币，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54]

在这里，唐太宗强调了：第一，必须突出皇室的崇高地位，以歌颂其“平定四海，天下一家”的盛德；第二，“崇重今朝冠冕”，以肯定开国元臣们的“功效显著”；第三，重新评定山东士族的门第，以符合他们“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现实状况。为此，他重新规定了总的修撰原则，即：“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这个总原则，不仅是对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士族的沉重打击，而且也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谱学传统的重大改变。按照这个总原则修订的《氏族志》，必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即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的）谱牒著作了，因为它看重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它突出的是官爵高下而不是门第、郡望。

根据唐太宗的意见，高士廉等对《氏族志》初稿作了修改，以皇族为第一等，后族为第二等，“遂以崔干为第三等”[55]，全书“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56]。《氏族志》的修撰和颁行，从政治上和理论上确立了皇室和新贵的地位，有些非士族出身的新贵也由此进入士流；对于历来地位崇隆的山东士族，一方面限制和打击，另一方面也实行某些妥协，故使崔干居于皇族、后族之下列为三等，也还是二族之下、百族之上了；对于江南士族，虽自南朝以来已渐陵替，但经过“考其真伪”，也予以承认。总之，最高统治者通过修订《氏族志》，取得了抑制山东士族的胜利，提高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威望，也做出了不妨碍大局的妥协，故《氏族志》颁行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地主阶级内部相互关系的作用。从谱学的发展、演变来看，像《氏族志》这样混士、庶于一书之中的谱牒，自然已不同于魏晋六朝旧有谱牒。这是谱学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的动向。

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由科举踏入仕途[57]，有些庶族地主并由此登上显位。因此，《氏族志》所规定的门第等级状况，也越来越不符合那些出身于庶族寒门的新贵们的意愿了。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出身于商人地主家庭的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参预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打击那些在皇后废立问题上反对她的关陇贵族（多数是开国功臣），争取更多的庶族地主的支持，便积极主持了对《氏族志》的修改工作。

首先提出修改《氏族志》的是许敬宗和李义府。许敬宗认为《氏族志》“不载武后本望”，应当删正；李义府则出于“耻先世不见叙”，建议对《氏族志》进行修改。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唐高宗、武则天的支持。这次修改《氏族志》的总的政治原则是：“以仕唐官至五品者皆升士流”[58]。这个原则，比起唐太宗所制定的“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这一原则来说，不仅明确得多、具体得多，而且范围也扩大得多了。这将使大批庶族地主涌入士流，也使许多由科举入仕的土族地主得以继续保持其门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政治原则事实上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士、庶界限，进一步促使了士庶合流。修改后的《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颁行，其具体情形如下：

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改为《姓氏录》。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搢绅耻焉，目为“勋格”。[59]

由于《姓氏录》所排列的姓氏等级是“各以品位高下叙之”，故虽出身士族而品位低下者当然不得入谱，相反，虽出身庶族而位至五品者则可升入谱限。可见，《姓氏录》所载“士流”，已非魏晋六朝之士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唐代谱学，自然也有别于魏晋六朝之谱学。

如果说，《氏族志》是庶族与士族、新门与旧家相互斗争和相互妥协的产物的话，那么，《姓氏录》则是前者对后者的斗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产物。从谱学的变化来看，《士族志》与《姓氏录》都是将当时官高者收入谱限，混士（魏晋以来旧家）庶（唐代新起豪门）于一书，反映了唐代士庶合流的客观趋势：如果把《氏族志》比作士庶合流的滥觞，则《姓氏录》就是士庶合流的巨澜了。

这里，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有的论者认为，由于经过隋末农民革命战争的打击，在唐代，“士族地主作为一个特殊阶层，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士族和庶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差别已经基本消失，地主阶级中也就不存在这两个等级的区别了”[60]，因此，不应当用士庶斗争来解释唐代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笔者对于唐代经济史、政治史所知甚少，本文也不打算就此进行专门讨论。但是，通过谱学曲折反映出来的若干事实来看，在唐初，不仅士族没有“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士、庶之间的矛盾还是很尖锐的。唐太宗修订《氏族志》，矛头对着魏晋六朝以来影响最大的士族门阀。如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定四海望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均为天下冠族；“其后矜尚门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61]。唐太宗认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重新评定他们的门第是理所当然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突出皇室的崇高地位，同时也是为了“崇重今朝冠冕”，以新贵（其中有些乃是庶族出身）代替旧家。许敬宗建议修改《氏族志》，是为了巴结非士族出身的武则天；李义府建议修改《氏族志》，则是为了使自己跻身士流。他们的出发点，格调不高，但却说明士、庶差别是存在的。《姓氏录》规定以仕唐品位高下叙其等级，把大批庶族地主“升入谱限”，目的就是为了从政治上打掉魏晋六朝旧家“矜尚门第”的威风，所以《姓氏录》才被旧士族谥为“勋格”。这不也证明士、庶区别是客观存在的吗？当然，唐代士族不同于魏晋六朝士族，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唐代士族的存在。同样，唐初出现了士庶合流的趋势，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士庶之间的差别，因为这种差别的缩小乃至消失，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韩国磐《隋唐五代时的阶级分析》一文根据对于大量历史材料的分析，指出：

隋唐时的士族就是魏晋以来士族的继续，他们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有着很大的经济势力。固然，在阶级斗争和统一局面下中央集权的发展，其势力已日趋衰落，其经济和政治特权已发生了若干变化，但不是士族这一等级已不存在了。唐末农民大起义，才基本结束了士族势力，直到宋代，才“不复以氏族为事”，这是我国中世纪等级关系的一大变化，不可忽略的。[62]

笔者认为，韩国磐对士族地主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论断，是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

其二，有的论者也认为唐代存在着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这两个阶层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但是，在对于唐太宗修订《氏族志》和唐高宗、武则天修订《姓氏录》的评价上，却提出了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的见解。如，认为唐太宗修订《氏族志》，“对于提高现政权的威信，削弱门阀观念，显系具有进步意义的”；唐高宗、武则天修订《姓氏录》，“以五品人士流（包括军功者在内），不过扩大了士族的队伍，并没有打击或贬抑士族，有何进步可言？”[63]如前所述，唐太宗修订《氏族志》，是要“崇重今朝冠冕”，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的原则，对于“削弱门阀观念”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根据同样的道理，武则天修订《姓氏录》，是“各以品位高下叙之”，规定“以仕唐官至五品者皆升士流”的原则，对于“削弱门阀观念”当然起了更加积极的作用。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是：修订《氏族志》和修订《姓氏录》的总的政治原则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它们所起的作用，当然是在同一个历史发展方向上的作用。因此，不能认为《氏族志》“具有进步意义”，而《姓氏录》反倒“有何进步可言”了。至于说“扩大了士族的队伍”，那也是《氏族志》开其端，《姓氏录》继其后。再说，这种“扩大了”的“士族队伍”中，已包括了大批仕进的庶族地主在内，因而与魏晋六朝旧有士族有别。可见，这种“士族队伍”的出现，并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前进。一言以蔽之，武则天修订《姓氏录》同唐太宗修订《氏族志》一样，都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一部分的本题上来。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柳冲等撰成《姓族系录》，上距《氏族志》成书的贞观十二年（638年）已经将近80年，士、庶力量的消长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即所谓“门胄兴替不常”。但柳冲等人修订《姓族系录》的宗旨仍然是“叙唐朝之崇，修氏族之谱”，继承了《氏族志》和《姓氏录》的遗风。《姓族系录》是唐代最后一部重要的大型官修谱牒，是唐朝政权建立以来，地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斗争反映到谱学上的一个总结。此后，皇家也还陆续组织了一些谱学家撰写谱牒，但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重要程度上，都已经大不如前了。这种现象，曲折地反映出唐代建立以来的近百年中，士、庶斗争日益缓和（不是矛盾消失了，而是被新的矛盾所代替），士、庶界限日渐缩小；唐代谱学（主要是官修谱牒）作为士、庶斗争的一个工具，已逐渐失去它的重要作用而不断走向衰落。有的学者认为：六朝以前，谱学在官，唐宋而下，谱在私家，唐代实谱学转变的关键时期之一[64]。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姓族系录》便是这个“谱学转变的关键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唐代宗时，谱学家柳芳论谱学源流以及谱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人无所守，则士族削；士族削，则国从而衰”；又说：“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故亡”[65]；等等。显然，柳芳把国家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士族的衰落，认为隋亡于“以吏道治天下”，没有紧紧依靠士族云云，都是错误的。

唐代后期，由于士、庶界限十分模糊，官修谱牒不再受到重视，谱牒著述上亦出现严重的紊乱、不实等情况。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宗正寺修图谱官李宏简奏称：

伏以德明皇帝之后，兴圣皇帝以来，宗祊有序，昭穆无差。近日修撰，率多紊乱，遂使冠履僭仪，元黄失位，数从之内，昭穆便乖。今请宗子自常参官并诸州府及县官等，各具始封建诸王、及五代祖、及见在子孙，录一家状，送图谱院，仍每房纳，于官取高，处昭穆取尊，即转送至本寺所司，磨勘属籍，稍获精详。[66]

宗正寺是专门掌管序录皇室诸王及诸宗室亲属远近的机构。现在，在这个机构任职的修图谱官李宏简都认为，皇家宗室图谱“冠履僭仪，元黄失位”，紊乱无稽。这就充分证明，唐代后期，官修谱牒已成强弩之末，走到了它的尽头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简略地加以说明的。旧说：唐代后期的牛李党争，是出身于“关东著名士族地主的后裔”的李德裕、郑覃为首的“李党”，同进士出身的“进士贵族”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的斗争[67]。这样，牛李党争无疑便成了唐代前期士、庶斗争的继续，岂不是与上文所述唐代后期士、庶界限日渐缩小的论点相抵牾？其实，在9世纪上半叶唐代历史上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并不是什么士、庶斗争。众所周知，唐代后期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是藩镇割据。所谓牛李党争，即是唐代后期官僚集团在如何对待这一割据势力方面所形成的两种政见、两个派别的斗争。至于说“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的互相排斥，不过是争夺（官位）时若干借口中的一个，事实上首领出身门荫的朋党也容纳进士，首领出身科场的各个朋党，互相间也同样仇视，并不因出身相同有所减轻”[68]。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代的谱系之学（特别是官修谱牒）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为最高统治集团加强中央集权、调整地主阶级各阶层相互关系（主要通过提高庶族地主地位、限制士族地主势力发展以造成士、庶合流的新关系）服务的。唐代前期，由于士、庶矛盾、斗争比较尖锐，官修谱牒自然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重视，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唐代中、后期，随着士庶矛盾、斗争的缓和以及它终为新的矛盾、斗争所代替，这种官府谱学也就随之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性而衰落下去，此其一。其二，唐代的谱系之学既是魏晋六朝谱学的继续和发展，又不完全同于魏晋六朝的谱学，即继承了形式，改变了内容。郑樵云“姓氏之学最盛于唐”，只是看到了唐代谱学发展中的表面现象，而未窥见谱系之学在唐代的这种形式上的“发展”，正是它开始自我否定的表现。如果用“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这两条原则来检验“姓氏之学最盛于唐”的结论的话，人们不难看出：前一条原则在唐代已经越来越不管用了，而后一条原则在唐代却还起着相当的作用。这是唐代谱学不同于魏晋六朝谱学的又一个方面。至于这后一条原则在唐代究竟起着多大作用，这可以从唐代的社会风气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三、唐代谱学和唐代的社会风气

唐代的谱学，不独是当时政治生活的记录，而且也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反映。

魏晋六朝谱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刘宋谱学家王弘因“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69]传为美谈。唐代谱学本脱胎于魏晋六朝谱学，因而这种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当然也就得以继续传播。它们在官谱（如《氏族志》《姓氏录》）中虽一再遭到削弱，但在大量的私谱中却仍旧保持着相当的影响。

郭沫若指出：“中国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一般都以氏族传统的‘高贵’而自豪”[70]。这种炫耀家庭出身而与众不同的门阀观念，正是魏晋以来士族地主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之一。唐代地主阶级中的许多人承袭了这种庸俗的世风，竞相吹嘘，以其家世不凡而自鸣得意。与此密切相关的，便是十分讲究宦婚，即在婚姻关系上严格计较门第，鼓吹“门当户对”，否则就会遭到物议。

唐代地主阶级中的许多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世“高贵”，也为了给宦婚提供依据，因而热衷于谱系之学。这是唐代私家谱学发展的重要原因。例如，凡大臣显官，均“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71]；许多学者、史家，亦以谙于谱学为荣；有些非士族出身的官僚，则厚着脸皮与山东士族叙昭穆、拉关系，强行“合谱”；有的人甚至滥用职权，为所亲者“曲叙门阀”；凡此种种，证明谱牒之学与唐代的社会风气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在夸耀身世方面，唐高祖李渊算得上是一个庸俗透顶的人物。唐皇朝刚刚建立，他十分得意地与内史令窦威作了这样一番谈话：

武德元年，高祖尝谓内史令窦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无乃不可乎？”威曰：“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今陛下龙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黍凤池，自唯叨滥，晓夕兢惧！”高祖笑曰：“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72]

李渊对自己的家世引为无上的荣耀，而窦威也以与皇室屡次联婚，以至“再为外戚”“三处外家”，用来吹嘘。像李渊这样公然夸耀自己出身的人，竟批评山东士族“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岂不是绝妙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