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1]

一、刘知幾提出的问题

自司马迁、班固以下，至唐初刘知幾止，六七百年间，中国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历史编纂来看，这个发展有两点是很突出的：一是史书种类的增多，一是断代史书的撰述风靡一时。这从《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著录的13类史书中，看得很清楚。而在这几百年中，史学家的通史撰述则寥若晨星，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思想，好像已经被大多数史学家遗忘了似的。隋朝陆从典，曾经执行一个宏大的撰述计划，即“续司马迁《史记》迄于隋”，可惜他没有把书写完就被免职了[2]。其间值得提到的只有两部书。一部是北魏元晖召集史家崔鸿等所撰的《科录》270卷，凡“百家要事，以类相从”，“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3]。另一部书是南朝梁武帝命吴均等所著的《通史》600卷，上起“三皇”，下迄齐、梁[4]。这两部书，是司马迁以下至唐初刘知幾时，后者所能见到的规模较大的通史撰述[5]。

然而，刘知幾对这两部通史的评价都不高。他批评《通史》说：

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以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

这说明，《通史》是纪传体通史。至于《科录》，刘知幾认为：“其编次多依仿《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他进而指出，这两部书的共同特点是“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6]。刘知幾对《通史》和《科录》的批评是否恰当，已不可深考，但他对通史撰述多有微词，则是显而易见的。他批评《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他甚至认为撰述通史是“劳而无功”的事情。反之，他对断代为史的《汉书》则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7]刘知幾还把历代史书分为六家，认为：《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四家“其体久废”，现在还能“祖述”的，只有《左传》和《汉书》两家了。他指的是断代的编年史和断代的纪传史。由此，刘知幾进而断言：“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8]班，是指班固和他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荀，是指荀悦和他的编年体断代史《汉纪》。在刘知幾看来，班、荀二体的断代为史是大有发展前途的；至于通史之作，那是“述者所宜深戒”[9]的。

诚然，刘知幾的这些看法，是他根据当时史学发展情况而概括出来的，因而不能说他的这些看法是没有道理的。但刘知幾的论点却有明显的片面性，即他在充分肯定班、荀二家断代为史的成就，展望班、荀二体的前景的时候，忽略了以至否定了撰述通史的重要性。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这就是刘知幾的《史通》一书对史书体裁、体例方面的许多问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探索；但是，他对司马迁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思想，却没有作认真的思考，这就妨碍了他有可能在通史撰述方面也提出一些有益的见解。

这里，刘知幾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通史撰述有没有广阔的前途，撰述通史是不是“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戒”的？对此，刘知幾虽已作了明确的回答，但更有价值的答案却是需要刘知幾以后的史学家，首先是中唐和晚唐的史学家来给出的。

二、纪传体通史和传记体通史的撰述

唐代自开国以后，有许多史家在撰述通史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成就是很突出的。他们撰述通史所采用的体裁也比较广泛，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等。其中有的是在前人所著史书的体裁上发展起来的，有的则是新创立的。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史家所撰述的通史，或存或佚，它们所达到的成就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却可以描绘出我国史学在通史撰述发展过程中的一道轨迹，而循着这道轨迹前进，便可通向我国中世纪史学之通史撰述的鼎盛时期。这里，先讲纪传体通史和传记体通史的撰述。

唐代史家关于纪传体通史的撰述，主要有李延寿的《南史》《北史》180卷，韩琬的《续史记》130卷和高峻的《高氏小史》60卷（后析为120卷）。

李延寿的《南史》80卷、《北史》100卷，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这两部书是刘知幾所亲见、所论及的。《南史》通南朝宋、齐、梁、陈为一史，《北史》通北朝魏、齐、周、隋为一史，是属于包含几个皇朝在内的某一个大的历史阶段的通史，而非完全意义上的通史。首先把《南史》《北史》作为纪传体通史看待的，正是李延寿本人。他在讲到《南史》《北史》的撰述时说：南、北二史，“凡八代，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他还讲到“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10]。这都说明，他是从《南史》《北史》均包括数代而说它们是纪传体通史体裁的。后来，刘知幾也把《南史》《北史》列为《史记》家而加以评论的。他在《史通·六家》中论述南、北二史体例时，最后写道：“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刘知幾把《南史》《北史》归于《史记》家，第一，是因为它们都包括数朝史事；第二，是因为它们都采用了《史记》的体裁。从李延寿到刘知幾，他们都把总括数代之史的撰述视为通史。这也就是后来章学诚所概括的“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11]。王鸣盛批评李延寿《南史》《北史》“不以各代为限断，而以各家为限断”[12]，恰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南史》《北史》是按通史的体例要求撰述的。要之，《南史》《北史》固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但它毕竟是贯通几个皇朝的通史（在相对意义上的一种通史）；同时，它们也是唐初史家试图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来撰述历史的尝试和成果，同晚出的新、旧《五代史》一齐成为二十四史中具有独特风格的著作。

韩琬《续史记》130卷，《新唐书·艺文志二·正史类》著录，书久佚。韩琬是睿宗、玄宗时人，曾以监察御史身份上疏睿宗，论述时政，后官至殿中侍御史。他还著有《御史台记》12卷、《南征记》10卷[13]。他的《续史记》，是史学史上少有的续成《史记》的著作，惜其书不传。

对高峻《高氏小史》，《新唐书·艺文志二·正史类》于“集史”下著录：“《高氏小史》120卷。高峻初60卷，其子迥厘益之。峻，元和中人。”高峻，两《唐书》无传。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下》记：“峻，殿中丞、蒲州长史”；其子，“迥，余杭令”。《高氏小史》早已失传，宋人陈振孙对它有较全面的介绍，其要点是：①《高氏小史》是“钞节历代史”而成的一部通史，下限当在唐德宗、顺宗之际；②这书原为60卷，后峻子迥析为120卷，后又有人补撰唐宪宗至文宗史事及文宗至唐末史事乃增为130卷；③司马光“尝称其书，使学者观之”[14]。依我的浅见，《小史》恐非一般“钞节”之作，一定尚有其创制之处，不然它是不会受到司马光的如此重视的。

关于《高氏小史》的体裁，南宋高似孙还有比较具体的说明。他说：“峻，元和中人，著《小史》初为60卷，余卷乃其子迥厘益之。一以《太史公书》为准，作汉诸臣、诸王世家，严整有律，是深于史者。”[15]他在讲到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时，又说：“收史阙纪二卷、传二十二卷，《太宗纪》则补以魏澹所作，《静帝纪》则补以《高氏小史》。”[16]这说明《高氏小史》是纪传体通史。但据王应麟说：《高氏小史》是“司马迁史至陈、隋书，附以唐实录，纂其要”[17]。这又说明其唐代部分似未及撰成纪传体，而以唐实录纂其要。但从总的情况来看，是否可以认为：高峻是唐代一位以纪传体撰述通史的史学家，他的《小史》，顾名思义，是一部简略的纪传体通史著作。

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史书，因此，纪传体通史无疑是包含着大量的人物传记的通史，同时还有纪、表、书志、世家。在唐代，出现了完全以人物传记为内容的通史，我把它称作“传记体通史”。传记体通史显然是由纪传体通史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独立的通史体裁。

《新唐书·艺文志三·杂家类》著录：“韩潭《统载》三十卷。夏、绥、银节度使。贞元十三年（797年）上。”韩潭，两《唐书》无传，其事迹不详。关于《统载》一书的性质，《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说：

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德宗贞元十三年，潭进《统载》三十卷。其书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18]

据此可知，《统载》是一部从上古至周隋的传记体通史，所收人物达668人，数量也不小了。所谓“录其事迹始终者”，说明它的撰者注意到所叙人物事迹的完整性。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由于当时重门阀、讲郡望、崇佛教等社会风气所致，史书撰述上出现了大量的先贤传、耆旧传、高士传、高僧传，以及文人传、义士传、忠臣传、孝子传和各个名门大姓的家传等。这些人物传记，对于反映时代风貌，开拓历史撰述领域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它们都是记一个地区、一种类型或一个家族的人物，跟《统载》这样的传记体通史有很大的不同。《统载》这书今已不传，但它在历史撰述上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1933年，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曾经说过：

儿时见过一本书，叫作《无双谱》，是清初人之作，取历史上极特别无二的人物，各画一像，一面题些诗，但坏人好像是没有的。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的《伟人论》那样。[19]

这是鲁迅先生关于作一部“中国的‘人史’”的设想。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参考《统载》的体例和鲁迅关于“中国的‘人史’”的设想，比较系统地选择历史上那些政治上有作为、思想上有创见、科学上有发明、文化上有建树以及在其他方面有贡献的人，写一部《中国人物通史》，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三、编年体通史的撰述

唐代史家在编年体通史的撰述方面，成就更加突出。萧颖士撰的编年体通史、许嵩撰的《建康实录》、马总撰的《通历》和姚康撰的《统史》是这方面成就的主要标志。

萧颖士（708—759年）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文人。在史学方面，他精于谱学，曾著《萧梁史谱》《百家类例》等书，与韦述、柳冲、孔至等，都以通晓谱学而知名。他在史学上的另一成就是撰述了编年体通史百篇。他认为：“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因此，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20]

萧颖士在史书体裁上是崇编年而抑纪传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好友李华说他“尤罪子长（司马迁）不编年而为列传，后世因之，非典训也”，是概括得很中肯的。萧颖士对史书体裁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是一种极其明显的保守观点，这跟他在政治上主张“以中古易今世”[21]的思想是一致的，是不足取的。但是，应当看到，他撰述汉初至隋末800余年的编年体通史的勇气和做法，在他之前罕有其人，不失为一个壮举。他撰述的编年体通史，在书法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如“在（曹）魏，书高贵（乡公）崩，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不与论也”[22]。可见他对自己见解的自信。萧颖士的编年体通史今已不存。

许嵩撰述的《建康实录》20卷，今存。许嵩，两《唐书》无传，只知道他是唐肃宗时人。关于这部书的宗旨，从许嵩《建康实录·序》中可以看出：（1）这书专记建都于建康（今南京市）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史事，故名《建康实录》；（2）这书对“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当时制置”[23]等有较多的记载，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本文把它作为编年体通史来看待，也是从相对的意义上考虑，它跟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一样，是通数代之史为一史的通史。

《建康实录》作为编年体史书在体裁上是有缺陷的，陈振孙说它是“编年附传，大略用实录制”[24]，是比较恰当的。马端临批评它“自（宋）顺帝以后，复为纪传而废编年，其间重复、一事抵牾者甚众；至于名号称谓，又绝无法，盖亦繁而多失矣”[25]。说明它在体裁上的前后不一和书法上的混乱。《四库全书总目》也批评它“为例未免不纯”[26]。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唐书·艺文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把它列入“杂史类”，《郡斋读书志》记入“实录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归于“起居注类”，而《通志·艺文略》又著录于“编年类”，《四库全书总目》则著录于“别史类”。诸家看法的不一致，反映了它在体裁上的缺陷，这毋庸讳言。但由于《建康实录》“引据广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来考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征”[27]，如北宋刘恕作《资治通鉴长编》时，就曾吸取了它的有关部分，说明它在史料上仍有一定价值。王鸣盛曾经批评“此书用意亦李延寿之流亚”，“其粗疏纰漏，不可胜摘”，但也认为它是“千余年旧物，业已流传，未可覆瓿。且其人生玄、肃间，尚见古书……又小字夹注中援引古书，多亡佚已久者，此则大可宝贵”[28]。总之，《建康实录》虽不是一部成功的编年体通史，但它在史料价值上仍有不可忽视的地方。

马总《通历》10卷，今存。马总，新、旧《唐书》有传。他在唐德宗时期，先后做过从事、别驾等官。唐宪宗元和年间，他多次出任节度使、刺史、观察使等要职，最后官至户部尚书，在地方和朝廷都有比较好的政声。马总酷爱学习和著作，史家称赞他“笃学，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论著颇多”[29]；“理道素优，军政多暇，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30]。可见马总在从政和著述方面的经历，很有点像略早于他的大史学家杜佑。

马总的著述，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通历》10卷，《唐年小录》8卷，《意林》3卷，《奏议集》30卷。据已故刘节先生考证，《旧唐书》本传所谓《子钞》者，即是《新唐志》著录的《意林》；其所谓《年历》者，即是《唐年小录》，记德宗以前故事，《通鉴考异》曾引用其书。刘节先生对《通历》一书的流传、补撰、版本有详细的考证，足资参考[31]。对于《通历》这样一部编年体通史，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了很中肯的概括：

马总撰。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三国、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取虞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32]

这是一部从“太古”至隋的编年体通史，记朝代兴灭，述君贤否，而且有记事，有评论。其评论，也有为后人所肯定的地方。如王应麟说：《通历》“随事间有论著，谓（汉）文帝庶几于王道，而景帝之拟成康，则有惭德。谓（汉）宣帝刑名图霸之王也，而世以比光武，非其伦也。斯言当矣！”[33]因为《通历》有这些优点，所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对它时有采用。《通历》的缺点是过于“简略”，它以10卷的篇帙叙唐以前的全部编年史，所以只能“粗述”而不可能写得很丰满。

《通历》在“通”的方面，是《建康实录》所不可企及的。这两部书，是现存的唐代史家撰述的编年体通史著作，它们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价值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姚康《统史》300卷，已佚。姚康，字汝谐，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进士，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做到太子詹事[34]。其事迹两《唐书》不曾记载，近来陈光崇先生撰《记晚唐史家姚康和陈岳》一文考其仕履及著述甚详，颇多参考[35]。关于姚康撰述的《统史》300卷，《旧唐书·宣宗纪》是这样说的：

大中五年（851年）……太子詹事姚康献《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36]

从这一段记载中，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三个问题：（1）《统史》包含的年代，跟《统载》《通历》和本文下面还要讲到的《通典》大体是一致的，上起上古，下迄隋朝。这说明唐代史家对于撰述唐代以前的通史的重视。（2）《统史》内容十分丰富，是一部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而对于这样丰富的内容，作者运用编年体进行表述，这在中国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3）《统史》300卷，在编年体通史的撰述规模上也是空前的。这一点，我们从部帙为294卷的《资治通鉴》那里可以大体想见得到。

准此，是否可以认为：《统史》是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以前，中国史学上编年体通史的最高成就。

四、典制体通史和文征体通史的撰述

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中，杜佑《通典》是典制体通史，裴潾《大和通选》是文征体通史。《通典》是现存典制体史书中影响极大、价值很高的书。《大和通选》今已不存。

杜佑（735—812年）约20岁开始做官，在地方和朝廷任过许多职务，以担任淮南节度使的时间最长，晚年出任宰相，历德、顺、宪三朝，在仕途上度过了近60个年头。《通典》一书，始撰于唐代宗大历之初（766年），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前后用了36年的时间。全书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每门之下又分子目，子目之下更列有细目；上限始于黄帝，下限止于唐玄宗天宝末年及肃宗、代宗年间，有的史事截止于成书前数年，可谓体大思精、繁而有要。《通典》代表了唐代史学的最高成就。

关于《通典》一书的方法和旨趣，我已另作专文论述[37]，此不赘述。这里，我想对有关《通典》一书之渊源的传统看法提出一点辩难，为的是要获得对于这部典制体通史的比较接近正确的认识。关于这书，《旧唐书·杜佑传》是这样说的：

（杜佑）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38]

《新唐书·杜佑传》所记与此略同。这里的记载，有些地方是很值得怀疑的。

第一，刘秩《政典》果真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吗？《新唐书·刘子玄传》附《刘秩传》却有另外一种说法：“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欲夺其兵，（刘）秩上言：‘（哥舒）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这里说的“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毫无疑问，指的是刘秩论兵事书，与《政典》一书何涉？！从刘秩与房琯的关系来看，从《汉书·刘向传》所记刘向（更生）行事来看，也证明后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而前一种说法是失实的[39]。可见，两《唐书·杜佑传》所记房琯赞扬《政典》的话原是张冠李戴；既如此，所谓《政典》“大为时贤称赏”云云，当然也就很值得怀疑了。

第二，杜佑果真是“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吗？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很可疑的。杜佑是一个“始终言行，无所玷缺”[40]，“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人皆爱重之”[41]的人，这虽然不免有所夸大，但毕竟反映了他的为人。如果《通典》与《政典》真有这种渊源关系，他是不会在《通典》自序或《进〈通典〉表》中只字不提的，此其一。其二，对《通典》一书“颇详旨趣”的李翰，在《通典》序中也是只字未提及《政典》。而他在《序》中说的这一段话，则是意味深长的：“翰尝有斯志，约乎旧史；图之不早，竟为善述者所先。故颇详旨趣，而为之序，庶将来君子知吾道之不诬也。”他这里强调的恰是《通典》的“约乎旧史”，又与《政典》何涉？！

第三，《通典》究竟是以《政典》为“蓝本”，还是以历代正史书志为渊源？由于新、旧《唐书·杜佑传》在上述两个问题的记载上的失实，造成谬种流传，使《通典》及其作者蒙受不白之冤。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清代考据学者王鸣盛的论点。他认为：《通典》“既以刘秩书为蓝本，乃自序中只字不及；复袭取官书，攘为己有。以佑之事力，撰集非难，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则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42]。从上面的讨论中，已可看出王鸣盛这个论点的大谬不然。我认为：《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进行撰述，是一部讲职官的书；而《通典》则“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43]，是一部广泛地讲典章制度的书，它们在渊源上和内容上的歧异洞若观火。事实上，《通典》的真正渊源不在《政典》而在历代正史之书志。梁启超在讲到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发展时说：“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自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44]梁启超从历史编纂学的观点说明《通典》跟史志的渊源关系，说明杜佑是顺应了“会通古今，观其沿革”，“统括史志”这一“通”的史学发展潮流的，其所持论点是正确的。可惜，梁启超的论点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以致在某些著作中，尚有沿袭新、旧《唐书》之《杜佑传》的旧有论点的。

现在来说裴潾撰述的《大和通选》。裴潾，两《唐书》有传。他是德宗至文宗年间人。宪宗时为谏官，后来做到起居舍人，因上疏反对宪宗酷信神仙、滥服奇药而被贬。穆宗时，做到考功、吏部二郎中。

敬宗时，任给事中。文宗时期，官至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在仕途上，裴潾“以道义自处，事上尽心，尤嫉朋党，故不为权幸所知”[45]，说明他为人正直。

《大和通选》30卷，《新唐书·艺文志四·总集类》有著录。这书，是裴潾在文宗大和七年（833年）编集的。史载：

（大和）七年，迁左散骑常侍，充集贤殿学士。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上之。当时文士，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咸薄之。[46]

据此可知，《大和通选》是一部类似《昭明文选》的著作，是为续《昭明文选》而编集的。按通常的看法，这书本是文章汇编，并非历史著作。这个看法无疑是对的。但是，文章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历史文献，此即章学诚所谓“以词章存文献”[47]，亦即他在地方志中所创立的“文征”一门。这个道理，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大和通选》虽已佚，但我们今天读《文选》，读《唐文粹》《宋文鉴》，读《元文类》《明文衡》《清文汇》等著作，从中得到对于历代社会风貌的认识，亦可想见到《大和通选》的这种作用和意义。因此，章学诚把《大和通选》作为“通史家风”的一种表现形式来看待。我们把他提倡的这种表现形式称作“文征体”，而《大和通选》则可以看作是文征体通史。

五、几点认识

在对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做初步的考察之后，我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唐代史家，特别是唐中叶和唐晚期的一些史家，有不少人着意于通史的撰述，这是历史时代的要求，也是史学发展的趋势。

从历史时代的要求来看，隋唐统一的政治局面，尤其是唐皇朝的统一政治局面，带来了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这就赋予当时的史学家一种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气魄和胸怀，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视野投向遥远的古代和自古迄今的历史进程。李大师的“编年以备南北”的撰述思想，无疑是隋唐统一政治局面的要求和反映；而李延寿纂南朝四史为一史、北朝四史为一史的撰述成果，也只有在统一的局面下才能产生。杜佑著《通典》，采五经群史，上自远古，下至当世，分门别类，举其始终，历代典章制度及群士论议，条分缕析，一一备载。此种宏大气魄，不能不跟统一的唐皇朝的历史和现实有密切的关联。诚如白居易在他所起草的一道任命史官的诏书中说的那样：“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历代以来，甚难其选。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48]白居易的话，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历史时代对史学家的要求。这个要求的核心就是“通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时代的要求还表现在它向史学家提出了现实问题，需要史学家做出回答。唐代中叶以后，社会急剧动**，唐皇朝的“盛世”已经结束。怎样医治社会的疮痍？怎样复兴人们记忆中的“盛世”？于是，诗人在咏叹和呼号，思想家在思考和论证，政治家在谋求改革，而史学家也必须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总结和说明。正因为如此，杜佑撰《通典》是以“征诸人事，将施有政”[49]为其宗旨，以“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50]为撰述上的具体要求，以达到“经邦”“致用”[51]的目的。同样，马总撰《通历》，叙历代“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臣贤否”；姚康撰《统史》，“纂帝王美政、善事、诏令可利于时者”[52]，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从史学发展趋势来看，唐代中叶以后，有的史家深感纪传体通史的寥落，有的史家则又有慨于编年体史书的多有冗阙、缺乏条贯，反映了他们不满足于断代为史的心理和撰述通史的要求。如出身于史学世家的柳冕一方面激烈地批评司马迁，一方面又说：“迁之没已千载矣，迁之史未有继之者，谓之命世，不亦宜乎”[53]。刘轲的《与马植书》可以认为是关于《史》《汉》以来史学发展的一个论纲，并说：“常欲以《春秋》条贯、删补冗阙，掇拾众美，成一家之尽善”[54]，说明他亦有志于通史撰述。至于萧颖士的“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原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于《左氏》取其文，《穀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55]。萧颖士对纪传体史书有很深的偏见，但他探索和发展编年体通史的勇气却是可贵的。

第二，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史书体裁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这跟他们对史书的表现形式有比较豁达、开阔的见解有关。自魏晋以来，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一向很激烈，刘知幾反对“唯守一家”的论点，主张“班、荀二体，角力争先”，编年、纪传都应当存在下去。后来，中、晚唐之际的文学家皇甫湜写了一篇《编年纪传论》，是很精彩的辩难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

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56]

他认为体裁不是不变的，关键在于“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即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史家的才能而可以有所变化。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认为：一部史书要做到“包该事迹，参贯话语，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那就要求史家“必新制度而骋才力”，刻意于创新。皇甫湜关于史书体裁的这些论点是很重要的。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有纪传体、传记体、编年体、典制体、文征体等；运用多样的体裁撰述通史，这对于开拓历史研究领域，对于表现丰富的社会历史，都有重要意义。皇甫湜是文学家，但他说的这些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那个时期的史学家的思想和活动。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唐代史学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对唐代以后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现在，我们再回到刘知幾所提出的问题上来。如前所述，刘知幾在史书体裁上肯定了“班、荀二体”，并对它们做出了很好的总结；他没有提出对于新的史书体裁的设想，这是我们不应苛求于他的。但是，刘知幾在对待《史》《汉》二家（它们是属于同一体裁的二家）的态度上，却反映了他对“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思想的隔膜以及对“综一代之兴废”的著作宗旨的**。如果说，任何一个史学家（其他的“家”也是如此）都有其局限性的话，那么，我认为刘知幾对撰述通史的看法则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史识的局限性。其实，对于史学工作来说，通古今之变化和综一代之兴废，都是不可少的。对此，刘知幾也是矛盾的。他曾说：“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讫于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57]究竟如何“因其旧义，普加厘革”呢？他没有说。我看这里面也包含了一点作通史的意思，但他终究没有这样去做，而是转向了对于通史的严厉批评，并警告史学家们，说那是劳而无功之举，应深深地引为鉴戒。然而，唐中叶和唐晚期的史学家之通史撰述的成就，却使他的这些论点黯然失色。新的史书体裁出现了，运用各种体裁撰述的通史出现了。如果说，唐盛世的史家在总结或重修一些前朝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那么，唐中叶和唐晚期的史家则在通史撰述方面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第三，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对宋元及其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司马光对李延寿《南史》《北史》和高峻《小史》都给予很好的评价；而他撰的《资治通鉴》一书初名《通志》，这与唐代史家多以“通”名书，似亦不无联系。马端临对杜佑是非常钦慕的，他撰《文献通考》348卷，就是“效《通典》之成规”[58]。《通典》作为“十通”之首，对后来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宋元时期史家的通史撰述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是和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的影响分不开的。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上通史撰述的发展情况时，写道：

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大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59]

他的这段话，概括了四部通史在体裁上的渊源和内容上的特点，并确认“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如果章学诚的这个看法大体不错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通史撰述的这个“极盛”时期当是上起唐代而下至两宋。这说明，从通史的撰述来看，唐代无疑是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1]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 参见姚思廉：《陈书》卷三十《陆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98页；《南史》卷四十八《陆慧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02页。

[3] 魏收等：《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列传·常山王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0页。按：《科录》，《新唐书·艺文志二·杂传记类》作《秘录》，误。

[4] 关于《通史》，诸书所记不尽一致。《梁书·文学上·吴均传》：“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卒，时年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99页）《梁书·武帝纪下》记：“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页）《隋书·经籍志·正史类》著录：“《通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讫梁。”（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6页）《史通·六家》云：“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页）

[5] 魏收等：《魏书》卷八十四《儒林·平恒传》记：平恒撰《略注》百余篇，自周至魏，述“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5页）《周书·明帝纪》记：周明帝令文学之士“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0页）。《陈书·顾野王传》记：顾野王撰《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而卒。（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00页）这些，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也都可视为不同体裁的通史，但它们的影响均不如《科录》和《通史》。

[6] 以上所引，均见刘知幾：《史通·六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19页。按：据《魏书·昭成子孙列传·常山王遵传》记，《科录》一书在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以前已经撰成，“表上”；又据《梁书·文学上·吴均传》称，吴均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时《通史》尚未完成，其成书当在《科录》之后无疑。《史通》说《科录》“多依仿《通史》”，误。

[7]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2页。

[8] 刘知幾：《史通》卷一《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页。

[9]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页。

[10]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5、3344页。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见《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1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该卷第2页。

[13] 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二《韩思彦传》附《韩琬传》及《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职官类》与《杂传记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64～4167、1477、1485页。

[14] 参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别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8～109页。

[15] 高似孙：《史略》卷四“高峻小史”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0页。

[16] 高似孙：《史略》卷二“后魏书”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页。

[17]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884页。

[18]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5页。

[19] 鲁迅：《准风月谈·晨凉漫记》，《鲁迅全集》第5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5页。

[20]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7页。

[21]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四《元德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65页。

[22]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23] 许嵩：《建康实录》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按：《建康实录》书末记：“吴大帝黄武元年壬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五百三十五年”，这是说的《建康实录》的上限至成书之年的年代。今本无此说明。

[2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杂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3页。

[2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四《经籍考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361页。

[2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7页。

[2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47页。

[28]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建康实录”条，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该卷第18页。

[29]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马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34页。

[3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七《马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52页。

[31] 参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48页。

[32]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2页。

[33]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894页。

[34] 参见陶易：《唐代进士录》，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7页。

[35] 陈光崇：《记晚唐史家姚康和陈岳》，载《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36] 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页。按：《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学校部·撰集》所记，与此略同而稍详。《新唐书·艺文志二·正史类》于“集史”下著录：“姚康复《统史》三百卷。大中太子詹事。”所记姚康复，应是《旧唐书·宣宗纪》和《册府元龟》所说的姚康。《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书为“姚思廉《通史》”，误。

[37] 参见本书《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一文。

[3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2页。

[39] 参见陈光崇：《刘秩事迹考》，载《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

[4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3页。

[41]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90页。

[4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17页。

[43] 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4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1～32页。

[4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裴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49页。

[4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裴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49页。

[47]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见《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48] 白居易：《授沈传师左拾遗史馆修撰制》，见《白居易集》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38页。

[49] 杜佑：《通典》自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50] 杜佑：《进〈理道要诀〉表》，见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971页。

[51] 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52]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九十七《学校部·撰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88页。

[53] 柳冕：《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见姚铉：《唐文粹》卷八十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6页。

[54] 姚铉：《唐文粹》卷八十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6页。按：刘轲，两《唐书》无传。《新唐书·艺文志二·编年类》注曰：“字希仁，元和末进士第，洺州刺史。”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1页。据此，有人说他就是韩愈所作《答刘秀才论史书》中的那位刘秀才。

[55] 萧颖士：《赠韦司业书》，见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六百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494页。

[56]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页。

[57]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0页。

[58]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页。

[5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见《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6页。按文中所说荀、袁、孔、萧，系指荀悦、袁宏、孔逭、萧统。孔逭，南朝宋人，曾编集《文苑》100卷，《南史》卷七十二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