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史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唐代也是有成就的。被封建皇朝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1／3成书于唐初。“三通”之首的《通典》、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都是唐代著名的私人著述。此外，官修史书如历朝起居注、时政记、实录、国史，私人著述如各类专史、方志、野史、笔记、杂说，以及公私谱牒等，数量都很多。

恩格斯在论及17、18世纪欧洲的哲学和文学时指出：“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2]唐代史学的成就，也是唐代封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唐朝的最高统治集团，特别是唐初最高统治集团，都把史学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唐代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我国封建社会史学的发展中，是显著的。

唐代统治者是怎样看待史学的呢？

一、“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于武德五年（622年）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地提出了修史的目的：“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3]这个思想成了唐代统治集团对待史学的一个传统的思想。贞观十年（636年），房玄龄、魏徵等修成《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五部史书，“诣阙上之”。唐太宗很高兴。他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4]

这就是唐太宗在贞观三年（629年）命人修撰周、齐、梁、陈、隋五代史的目的[5]。所谓“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是其基本宗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句话，并非虚言饰词，而是唐初统治集团的实际想法。唐太宗还这样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6]“览前王之得失”，当然主要是吸取隋朝的教训。在唐初统治者看来，一个“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隋朝，怎么一下子就“率土分崩”“子孙殄灭”[7]了呢？唐皇朝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摧垮了隋皇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初统治者不能不认真地吸取这一历史教训，以作为巩固自身统治的借鉴，这就是“为在身之龟镜”了。例如，唐太宗批评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于合理”[8]。他指责隋炀帝“求采无已”“竭人财力”[9]。唐太宗还认为：“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嘲笑秦始皇、汉武帝信求仙事是“非分爱好”，以致或“沙丘而死”，或“便行诛戮”[10]，对地主阶级的统治都极为不利。

唐太宗的这些看法，无疑都贯彻于周、齐、梁、陈、隋五代史中。内中，尤为突出的是魏徵主编的《隋书》。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是《隋书》的重要主题之一。如《隋书·炀帝纪》后论称：

（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11]

这里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指出了隋炀帝的政策的错误。结论是：“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

在《隋书》卷七十后论中，魏徵还进而指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从而说明隋亡与秦亡的相似之处。

这种从不同的侧面来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的议论，在《隋书》中比比皆是。唐初统治集团这种“以史为镜”的思想，对唐代史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成为唐代史学一个显著特点。唐太宗本人曾亲撰《金镜》一文，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历史借鉴[12]。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而中书令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录》，上之”。深得玄宗嘉奖，赐书褒美[13]。

唐代的史学家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虽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但他们最终还是跳不出封建史家的窠臼。他们不能正确解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并用以说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同时，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劳动人民诬为“盗贼”和“乱民”。这正是由他们的地主阶级的本性决定的。

二、“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这是唐代史学的又一个特点。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就“赐李大亮、荀悦《汉纪》一部”，并下诏曰：

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14]

唐太宗这样推崇荀悦《汉纪》，认为它是探究政治方术、阐发君臣关系的典范，固然表明了他对《汉纪》的评品是极高的，但更重要的则是表明了他所提倡的史书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在房玄龄主编的《晋书》里，唐太宗曾经亲自写了几篇史论。尤其是《宣帝纪》和《武帝纪》这两篇史论，一则着重讲治乱得失，一则着重讲君臣关系，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唐初统治者对史学提出的政治要求。唐代史学也正是按照这个要求发展的，这在唐初所修的八史中，以及在历朝所修的实录、国史中，表现得极其鲜明。如《隋书》中的《高祖纪》《炀帝纪》的后论，把隋文帝时的政治与隋炀帝时的政治作了比较，一得一失，跃然纸上。而于《杨玄感传》，则提倡“君之失德，当竭股肱”，批评杨玄感“未议致身，先图问鼎，遂假伊、霍之事，将肆莽、卓之心”。于《诚节传》，则提倡“杀身以成仁”，“捐身而取义”，“临难忘身，见危授命”的忠君思想，目的是“冀将来君子有所庶几”。于《循吏传》，则标榜循吏的作用：“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然则易俗移风，服教从义，不资于明察，必藉于循良者也。”于《酷吏传》，又鼓吹：“御之良者，不在于烦策；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故虽宽猛相资，德刑互设，然不严而化，前哲所重。”这都是在借历史来阐发君臣关系，探究政治方术。其后，吴兢撰《贞观政要》，系统介绍唐太宗君臣论政；唐玄宗认为“肇有书契，是兴简册，所以彰平得失，示以惩劝”[15]；唐宪宗“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于六扇屏风”[16]；唐宣宗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17]。这些，都适合唐初统治集团为了使史学做到“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以适合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

三、“盛业鸿勋，咸使详备”

显庆四年（659年），唐高宗李治在浏览许敬宗所撰“国史”后，深为不满，因对史官刘仁轨等说：

先朝身擐甲胄，亲履兵锋，戎衣沾马汗，兜鍪生虮虱，削平区宇，康济生灵。数年之间，四海清宴，方始归功上帝，临驭下人。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征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18]

综上所述，唐代统治者是非常重视史学的，正如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所说：

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20]

由此不难看出，史学在唐代统治集团心目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正因为这样，唐代史学深深地打上了唐代政治的烙印；这是它获得高度成就的原因，也是它存在严重缺陷的根源。唐代的史学，包括大胆的创新，气魄宏大的修史工作，精心编撰的实录和国史，以及那些顾忌较少的臧否人物、褒贬成败的史论，都是唐代政治的需要和产物。

封建史学历来是为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唐代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可以使人们更清晰地窥见这二者的内在联系。

[1] 原载《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第5～6期合刊，《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1期转载，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4页。

[3]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6页。

[4]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1页。

[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0页。

[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页。

[9] 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页。

[10] 刘响等：《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页。

[11] 魏徵等：《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页。

[12] 参见董诰等：《全唐文》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6页。

[1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41页。

[14]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

[15]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选任》，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1页。

[16] 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8页。

[1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纪六十四》宣宗大中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54页。

[18]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2页。

[19]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6～6687页。

[20]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