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读史而促进和提高人生修养，这在中国历史上有久远的传统。春秋时期，楚庄王问他手下的大夫申叔时：应当用哪些书来教导太子？申叔时回答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5]

根据三国时期吴国人韦昭所做的注，这里说的《春秋》，是“以天时纪人事”的书，是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统称。《世》，是“先王之世系”。《令》，是“先王之官法、时令”。《语》，是“治国之善语”。故志，是“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是“五帝之书”。在申叔时所说的9种书当中，史书占了半数以上[6]；而用以教导太子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修身与立事。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同时也比较明确和具体的历史教育的记载。

司马迁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阐说了《春秋》同“治人”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对史学与人生修养关系的一种解释。他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他进一步解释说：“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故有国者不可以不通于《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7]前面已经讲到，司马迁的这些认识，是根据儒家思想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原则来阐述的，在今天看来其具体的论点多不可取。然而，其合理的内核，是阐述了史学跟人生修养的关系，君、臣、父、子，概莫能外。他的这个认识对后来的史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元代史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道：“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因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8]他这里说的“自治”“防乱”“事君”“治民”“谋身”“作事”等，也可以用修身和立事来概括，只是他对立事讲得更多一些；不过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所谓“事君”“治民”本是一种政治修养，同样也是人生修养的一个方面。清初史家王夫之在解释《资治通鉴》的“通”的含义时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王夫之这里说的，可以视为是比较全面的人生修养了；如果也要用修身、立事来概括它们的话，那么所谓“君道”“国是”“民情”“边防”当属于立事方面，而“臣谊”“臣节”“自淑”“诲人”等当属于修身方面。在王夫之看来，一部《资治通鉴》对于人生修养来说，确乎是非常重要的。他进而对“资”“治”“通”“鉴”四字做了如下简明而贯通的解释：“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9]所谓鉴之明，通之广，资之深，指的是《资治通鉴》这部书的内容和价值；所谓“人自取之”，是说读《通鉴》的人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撷取某些方面；所谓“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说的是不论是修身还是立事，都可以充分地应用而不会穷尽。这话说得满了一些，但王夫之讲的《通鉴》与“治身治世”的关系，是跟司马迁、胡三省所持见解一脉相承的。

总之，人们认为史学对于治身治世的重要，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传统。

如上节所说，刘知幾作为一个史学批评家，十分注重审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的“诫世”和“示后”作用，这是因为他深切地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功烈”“事迹”确有启迪人、教育人的地方。他在批评《尚书》《春秋》缺载一些他认为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之后指出：“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10]这是道出了杰出历史人物垂范作用的重要。所谓“师其德业”“慕其风范”，也就是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具体途径。范晔撰《后汉书》，于列传部分用力最多。他本人也深以为自得，曾在信中对人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11]范晔对他的史论如此自许，是因为他对自己所写的传有充分的自信。他写的“中兴二十八将”传很有代表性，如他写大司马广平侯吴汉的传记，其中有一段文字是：

〔吴〕汉性强力，每从征伐，帝未安，恒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陈（阵）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士吏。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装）之日。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及在朝廷，斤斤谨质，形于体貌。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

这里，写出了吴汉对待朝廷、军务、业产的态度，也写出了吴汉的器量和胆识。于是，范晔在传后评论说：

吴汉自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引者）世，常居上公之位，终始倚爱之亲，谅由质简而强力也。子曰：“刚毅木讷近仁”，斯岂汉之方乎！昔陈平智有余以见疑，周勃资朴忠而见信。夫仁义不足以相怀，则智者以有余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12]

陈平、周勃都是西汉初年名臣，刘邦死后，又是诛诸吕、安刘氏的主要人物。范晔的这段评论，肯定了吴汉的“质简而强力”，但又联想到陈平、周勃而生出一些感慨来。史家有此联想并不奇怪，因有了这种联想，史家的思想往往会更加丰富起来。例如，范哗在另一个“中兴”名将耿弇传记的附传中，写了耿恭孤军镇守疏勒城的壮举。他引用了皇帝的诏书：“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羞。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范晔本人在后论中说：“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13]范晔的联想，自然会给人们一种启发：吴汉是周勃式的人物，而耿恭似也可以与苏武相提并论。在这种比较中，就有“示后”的潜移默化作用。上文讲到史家写历史人物，既有批判的眼光，又往往倾注着自己的感情，就是这个道理。

陈寿在西晋时撰成《三国志》，时人评价它说：“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14]这是指出了《三国志》在当时的影响。所谓“有益风化”，是讲它对社会风气产生了好的影响。陈寿是提倡“名教”即君臣、父子伦理关系很突出的史家，这是“风化”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陈寿所写的三国人物，在治身治世方面，确给后人很多启示，自唐宋以下三国故事广泛流传而经久不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陈寿写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写荀攸、贾诩“算无遗策，经达权变”；[15]写周瑜、鲁肃是“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的“奇才”，写吕蒙的“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16]；写陆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是“社稷之臣”[17]，等等，都写得令人掩卷长思。陈寿出于蜀而后臣于晋，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蜀国的历史和人物，而于诸葛亮的传记写得尤为认真、精彩，他在传后评论诸葛亮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18]

结合他在传文中写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写诸葛亮的治政、治军、用人，写诸葛亮因出师不利而请自贬三等，写诸葛亮给后主的表文中说的“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的话，写诸葛亮“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的遗命，再来读一读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论，人们都会有这样的认识：诸葛亮不愧是一位治身的楷模，治世的良才。诸葛亮的一生可以留给后人思考的地方太多了。

在《二十四史》的列传中，《史记》的列传写得最精彩，也最能发人深思。明人茅坤说：“读太史传记，如与其人从游而深交之者，此等处须痛自理会，方能识得真景。”[19]又说：“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句字之激射者也。”[20]史学对于人生修养所起的积极作用，不能没有理性的阐述，也不能没有感性的叙述。茅坤所论，就个别论点来看，似不足取；但是，他生动地指出了人物传记对读史之人的感染作用，指出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贵在“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从而产生巨大的感染作用，都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我们用茅坤说的这些话，为刘知幾《史通·人物》篇做注解的话，或许会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从而对史学给予人生修养的积极影响有更全面的认识。

中国史学上的人物传记很丰富，不限于《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的范围。他如名臣、高士等名目的传记、事略、言行录等，其中之佼佼者，于人生修养同样有所裨益。关于这一点，前人论之甚多。南宋朱熹曾辑《八朝名臣言行录》一书，他在此书的序中说：“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见始终表里之全，而又汩于虚浮诡诞之说，予常病之。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尚恨书籍不备，多所遗阙，嗣有所得，当续书之。”[21]作为一位大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强调了“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并不惮烦碎，亲自编辑此书，说明了他对于史学影响到“世教”的重视。南宋另一位思想家陈亮辑有《忠臣传》《谋臣传》《英豪录》《高士传》等传。他在《忠臣传》序中认为：“信千古以兴颓俗，圣人惩劝之法也。”又在《谋臣传》序中说：“其奇可资以集事，其贼可以戒，不为无取云耳。”他在《高士传》序中表述他“历观诸史”时对于“高士”的“窃有慕焉”的心情。他在《英豪录》序中，采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他编辑此书的目的，他说：

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不得，则以五百金买其骨焉。不逾期，而千里马至者三。何则？趋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于生者，见其骨犹贵之，可谓诚好之矣，生者之思奋，固也。故余备录古之英豪之行事，以当千里马之骨，诚想其遗风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顾其诚好不耳。[22]

这是说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其“遗风”犹在，足以令今人“思奋”；而欲求千里马者，倘以“诚好”之心求之，则必有所得。朱熹和陈亮都是思想家，他们的这些认识对于说明史学与人生修养关系的重要，是有普遍的认识价值的。

中国史书的体裁很多，史学与人生修养有密切关系的史书并不限于人物传记一类的书，我们已经讲到的司马迁论《春秋》，胡三省、王夫之论《资治通鉴》，这是编年体史书。我们还讲到过杨万里论《通鉴纪事本末》，这是纪事本末体史书。它们都与人生修养有重要的关系。唐朝史家杜佑撰写了一部典制体历史巨著《通典》，时人李翰为之作序，认为“《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23]。这对于治身、治世来说，无疑是极重要的。朱熹根据《通典》评论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24]同时，杜佑也被史家称作是“持身有术”“始终言行，无所玷缺”的人[25]，可见杜佑本人在治身、治世方面，也堪称是一位楷模。诚如他在《通典》中所指出的：“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国之要道欤！”[26]这是极明确地说明了治身与治世之间的关系。

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确可起到积极的作用，人们为使这种作用发挥得更好，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博览，二是善择。刘知幾引用孔子的话并发挥说：“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27]他这话是对作史的人说的，推而广之，也可以看作是对读史的人说的。意思是说，多读才能博闻，善择才可得到真知。前人已有如此认识，今人更当有如此认识。

千百年来，史学也成了诗人们吟咏不尽的题材，寄寓了人们美好的精神追求，陶冶着人们的情操。北宋晁补之有《读〈蔺相如传〉》一首，诗云：“蚩蚩六国共忧秦，独有相如知（智）不群。完璧东归何足道，最贤能下怒将军。”这是歌颂蔺相如为国家安全计而屈己尊人，礼让廉颇的高尚品德。南宋杨万里的《读〈子房传〉》诗云：“笑睹乾坤看两龙，淮阴目动即雌雄。兴王大计无处寻，却在先生一蹑中。”“两龙”，指刘邦、项羽；“淮阴”，指后来被封为淮阴侯的韩信。这是称赞了张良的谋略过人，暗蹑汉王刘邦之足而定“兴王大计”。明代女诗人方维仪写有《读〈苏武传〉》五言绝句一首，她吟道：“从军老大还，白发生已久。但有汉忠臣，谁怜苏氏妇？”作为女性，诗人想到了苏武的妻子，但她还是认为只要苏武成为汉朝的忠臣，别的都可置之度外。唐末五代诗人李九龄高度评价诸葛亮和周瑜的治国、治军才能，他在《读〈三国志〉》诗中写道：“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28]这些，是否可以看作是诗化的史学与人生修养论呢！王安石《读史》诗中有“丹青难写是精神”[29]的佳句，正是道出了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意义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