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与人们讨论治国、做人的问题时，讲了这样一段话：“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56]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从内部看没有有法度的大臣和堪为辅弼的人才，从外部看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敌国和外患，一般说来容易遭到灭亡。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就懂得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个道理了。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就是从这里来的。千百年来，人们世世代代都传诵着、牢记着这句名言。

这句名言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和自警精神，经过长期的积淀，成了中国人忧患意识的一个突出方面。

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总不能脱离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而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思考问题，密切关注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和命运的人们，他们的忧患意识和社会实践，对于社会的进步往往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学，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孟子说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57]，其实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着。司马谈曾对司马迁说过这样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58]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然而，当司马迁进入到了具体的撰述之时，他的思想已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在上一节中，我们讲到，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种种新的问题，显示出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多么的深沉。司马迁当然要秉承父亲的遗志，着重写出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可是当他考察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社会历史时，他就不能只是赞扬和称颂了，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批判之笔也不能不时时要触到汉武帝本人。这同巴尔扎克所写的《人间喜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59]我们只要读一读《史记·封禅书》，就会感到司马迁的嘲笑和讽刺是何等的尖刻与辛辣。这种嘲笑和讽刺正是对于“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60]的时尚的深深忧虑的集中反映。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因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与此相类似的，是唐代史学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目睹了唐代的盛世即“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从玄宗时大臣源乾曜、张嘉贞任相职时“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的做法中得到启发，认为唐太宗时期的“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所以决心写一本反映唐太宗贞观年间政治统治面貌的专书。《贞观政要》10卷40篇，它的篇名是：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畋猎，灾祥，慎终。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有充分的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61]唐太宗时的“政化”是最切近、最光辉的榜样，无须再从尧、舜、文、武那里寻找根据和楷模。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王）、武（王），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本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这位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的史家的忧患意识。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这种忧患意识表述得更加明显了，他说：“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贞观政要》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宣宗是晚唐时期一位尚有作为的皇帝，史家对他有较好的评论。史载，唐宣宗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62]。辽、金、元三朝统治者，都曾把《贞观政要》译成本民族文字，作为政治教科书来读。这书不像《资治通鉴》那样宏伟，却有与后者大致相同的政治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南宋时期，史学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这三部书，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即袁枢）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65]杨万里的话，反映出历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明末史学家谈迁著《国榷》一书，作者对于明代社会前途的深深忧虑，积淀为对于明代历史的严肃的反省。明清之际的几位著名史学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批判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而忧患意识也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顾炎武在崇祯年间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二书，就是出于“感四国之多虑，耻经生之寡术”而作的[66]。《天下郡国利病书》备言地理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讲到朝廷、官府的赋税之重和民生的艰难，其忧心忡忡，渗透于字里行间。

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不是一时的**迸发和慷慨陈词，而是建立在对史事的严肃审视与深沉思考基础上为现实和未来提供的种种借鉴，是历史认识和现实判断的思想结晶。这种忧患意识深深地寓于对历史的描述和评论之中，是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统一。因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史学家所付出的是十几年、几十年以至毕生的心血。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李焘用40年时间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后人称赞他是“平生生死文字间”[67]。像这样的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有许多。由此可见，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深邃而辽远。

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从此中国社会开始经历一个极大的变化，中国史学也逐步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这个时期的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更加鲜明，这就是御侮自卫、救亡图强。关于边疆史地研究和关于外国史地研究，从两个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方面，突出地反映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史家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与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大致是同步发展的，这都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促成的。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翻译英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定名为《四洲志》。此书简略地介绍了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有开启风气的作用。此后，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王韬写出了《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写出了《日本国志》等外国史地著作。这些书，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在当时的日本，有重大的影响。它们标志着中国史家的外国史撰述开始走向世界的历程。魏源曾撰名为《道光洋艘征抚记》的长文，它同稍后夏燮所著《中西纪事》一书，都有广泛的流传和影响。他撰写的《海国图志》100卷，以《四洲志》为基础，博采中外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西人论著、图说，编撰成为一部系统的世界史地及现状的著作。魏源在叙中指出此书同以往“海图之书”的区别是：“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这是中国历史撰述上的一大变化。他还强调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的主旨在于“御侮”，故开卷就是“筹海”之议：议守、议战、议款。作者指出：“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这是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看待中国生存的环境，跟以往史书主要讲王朝的兴亡盛衰大相迥异，是史家具有了世界眼光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忧患意识。王韬长期旅居香港，并游历英、法、俄、日等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他晚年自谓“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70]。在清代末叶，他的确是一个罕见的“曾经沧海，遍览西学”的中国学人。他的这种经历，使他有可能写出《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多种著作。其中《法国志略》是最重要的。《法国志略》初为14卷，后重订增为24卷，它以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典制体相结合，记述了法国的历史、地理、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取得的进步，也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点和社会理想。王韬在重订本序言中写道：“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这些话，表明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他在游历英国伦敦时赋诗云：“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71]这也反映出他的忧患意识。黄遵宪曾在日本、美国等国担任清朝的外交使臣，他撰写的《日本国志》40卷，以史志的体例写成，分为12目：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作者的《自叙》说：“日本士大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他说他撰《日本国志》，初意在于“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及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72]。作者通过写日本国的历史，目的是对比中日的现实，一方面表明他对于国事的忧虑，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维新呐喊。

从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以前，大凡有识之士都具有一种忧患意识。在史学家中，这种有识之士是很多的，这里所讲到的张穆、何秋涛、姚莹和魏源、王韬、黄遵宪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古代史家与近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有很多共同之处，如对于国势的盛衰、社会的治乱、民生的忧乐等，都深寄关切之情。但由于历史的巨大变动，时代条件有了新的因素，他们的忧患意识也显示出时代的特点而有所不同：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其核心问题大致是关系到王朝的盛衰治乱；近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其核心问题主要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强弱存亡。前者是王朝意识占主导地位，后者是国家、民族意识占主导地位；前者主要是从中国历史来看待问题，后者则开始用世界眼光来看待问题。当然，两者之间也不是截然划分的，在王朝意识当中包含着对于社会的关注；而国家、民族意识的确立，也有一个逐步摆脱王朝意识的过程。同样，世界眼光的扩大，也有一个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过程。这种情况，都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都应当做历史主义地看待和评价，才能揭示其合理的内核和优良的传统。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著名的史论家、政论家、文章家和诗人龚自珍，深沉地感到社会的变动和读史的重要，因而有“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73]的宏论。他结合当时的世风大声地呼吁：“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74]在龚自珍看来，史学遗产，“良史之忧”，跟现实生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有极大的关系，是“智者"所必须重视的。他说的“智者”，是指那些有紧迫时代感的人，同时也是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历史见解的人。“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这反映了龚自珍的很高的精神境界和突出的时代意识，也说明了史学对于现实和未来的重要。

通观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总结出这样一个认识：史学家所起的社会作用之一，是架设了一座把过去、现在、未来连接起来的思想“桥梁”。史学家以其职业的责任与追求的执着，立足现实，回眸过去，瞻望未来，在总结历史上美好事物的同时，憧憬着灿烂的未来，因而对于现实总觉得肩负着某种神圣的义务和责任，于是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忧患意识。一般说来，“良史之忧”所忧之处，往往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紧要问题；倘若这种“良史之忧”能够引起社会的重视，促使人们在认识上和思想上的提高，并最终转化为社会实践的具体步骤，那么这种“良史之忧”就成了社会进步潮流中的一股浪潮了。

当然，这里说的“良史之忧”，关键在于“良史”。什么是“良史”？按照孔子的说法，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便是良史。孔子说的是对于历史记载的严肃态度。这里说的“良史之忧”，不止要有对于史事的严肃态度，还要有历史见识，要有对于现实的敏感和对于未来的关注。因此，所谓“良史”，应有更广泛的含义。按照刘知幾和章学诚的说法，“良史”自应具有德、才、学、识，才能名实相副。从这一点来看，龚自珍提出的“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认识，一方面是以独到的见解深刻地揭示了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史家因对于社会肩负着神圣的责任而必须永不懈怠地提高自身的素养。

[1] 见陶渊明：《陶渊明集》卷六《桃花源记并诗》，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5～166页。

[2]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7页。

[3]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古史钩沉论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页。

[4]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5]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七十三《商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77页。

[6]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7] 陆贾：《新语》第四《无为》，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7页。

[8]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7页。

[9] 司马迁：《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49页。

[10]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3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0页。

[12]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1页。

[13]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14] 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6页。

[15] 魏徵等：《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96页。

[16]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17]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页。吴兢：《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3～84页。

[18] 吴兢：《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5页。

[19] 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71页。

[20] 范祖禹：《唐鉴》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9～40页。

[21]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传》序及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73、1688页。

[22]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三《循吏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73页。

[23] 魏徵等：《隋书》卷六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67页。

[24] 以上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太宗贞观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9页。卷一百九十五“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45页。吴兢：《贞观政要》卷三《封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2～109页。

[25]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48页。

[26]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27] 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7页。

[28] 参见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太宗贞观七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04、6247页。

[29]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6～277页。

[30]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1～2542页。

[31]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1页。

[32]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8～283页。

[33]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331页。

[34]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4～339页。

[35]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62页。

[3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3页。

[37]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1～1404页。

[38]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0～1442页。

[3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4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十年”“臣光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8页。

[41]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武帝征和四年”“臣光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42页。

[42] 司马光：《稽古录》卷十五“臣光曰”，王亦令点校，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591～592页。

[43]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4页。

[44]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5页。

[4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页。

[4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晋愍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9页。

[47]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晋愍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9页。

[4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10页。

[49]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页。

[50] 以上均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晋怀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0页。

[5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2页。

[52]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2页。

[53] 以上均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隋文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7～638页。

[5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7页。

[55] 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56] 《孟子》卷十二《告子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98页。

[57]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58]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59] 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页。

[60]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0页。

[61] 以上所引均见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6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宣宗大中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32页。

[63] 范祖禹：《唐鉴》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64] 范祖禹：《唐鉴》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49页。

[65] 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见《通鉴纪事本末》书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页。

[66]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页。

[67]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八十八《李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19页。

[68]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十一《北徼形势考》，光绪七年（1881年）刻本，第1、27页。

[69] 姚莹：《康輶纪行》卷十二《外夷留心中国文字》，《康輶纪行、东槎纪略》，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356～358页。

[70] 见王韬：《扶桑游记下》，狩野良知赠诗，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02页。

[71] 王韬：《漫游随录》卷二《伦敦小憩》，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98页。

[72]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71页。

[73]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74]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