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从对于历史的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人们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以涉及政治上的得失成败最为史学家所关注，这也是政治家、思想家极为关注的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前人在治国安邦方面的得失成败以及国家的治乱盛衰之故，当是一个重要内容。前面说的史学影响到政治决策，反映出历史经验、历史见识运用于政治活动的突出价值；但是，历史经验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它有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表现。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两司马”即司马迁和司马光有重大的影响，这当然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两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对历史进程都有全面的描述和评论，是其他史书不能相比的。第二个原因，《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资治通鉴》首创了严谨的编年体通史，这也是其他史书无法比拟的。第三个原因，“两司马”文采飞扬，具有超出一般史家的精彩史笔，把历史表述得飞动起来，这是许多史家都赶不上的。第四个原因，也可以说是一个主要原因，是《史记》和《资治通鉴》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深刻而周详，是一般史书都难以达到的。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着重讲一讲《史记》和《资治通鉴》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及其价值所在。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从汉代社会来看，尤其如此），是一部关于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百科全书。从现代的学科分类来看，不论是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美学，还是天文学、地理学等，都可以选择一个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而且也都可以总结出司马迁在这些方面的成就，并对我们有所启发。这些研究，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都具有科学史研究的价值。但是，《史记》毕竟首先是一部史书，是一部通史著作。从史学的本来意义和主要目的来看，从《史记》的着力所在和精彩之笔来看，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他本身所意识到的肩负的历史责任来看，我认为《史记》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详尽地、深刻地而且也是生动地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这是司马迁奉献给当时的特别是后来的人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蕴含丰富的历史智慧。

司马迁对秦汉之际历史经验的总结，上起秦国的兴起，下迄武帝时的强盛，内容极为丰富。概言之，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

——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制定了什么样的国策？

——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战国中期以来至西汉前期大约二百七八十年间的重大历史问题，也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司马迁真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厉史学家，他非但没有回避这些重大问题，而是以严肃的态度、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和神奇的史笔回答了这些问题。

那么，司马迁是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又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关于上述第一个问题，司马迁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并没有以自己的口气作许多评论。他只是在《秦始皇本纪》的后论中简略而含蓄地写道：“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这两句话，既概括地写出了秦国发展、强大的过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的宏大的超越前人的政治抱负，也隐约地揭露了他蔑视历史、目空一切、专横自恣的政治品质。从根本上说，这两句话也就是对《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所记秦国历史的一个总结。接着，司马迁大段引用了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并说“善哉乎贾生推也之也”。显然，司马迁是同意贾谊《过秦论》所提出的看法的，他是要借用贾谊的看法来回答上述问题的。这是司马迁历史评论的一种独特的形式。

贾谊《过秦论》分析秦国自缪公以来不断强大、终于统一全国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有利的地理形势，即所谓“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这种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优胜之处是：六国攻秦，秦可以逸待劳，“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于是六国逐渐疲惫，而秦国则锐气养成，加上政治上的“远交近攻”方略，乃能逐一击败各国，完成统一事业。关中地区在地理上的这种优势，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曾经保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有论述。贾谊是较早总结这一历史经验的思想家，他的这一看法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司马迁就是最先接受这种看法的人之一。二是能用人，“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同时采取了“安土息民，以待其敝”的政策[29]。秦国国君善于广揽人才，用其所长，这有长久的历史，也是它逐步强大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贾谊之前，已有入作过评论，李斯的谏除逐客之令的上书是典型的概括。他指出：“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30]这是讲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善于用人的历史，也是讲秦国由弱变强的历史。司马迁作《李斯列传》，全文收录这篇上书，他是赞同李斯和贾谊的看法的。三是得力于商鞅变法和张仪之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横）而斗诸侯。”关于商鞅变法和张仪之谋，李斯已有评论。从秦国的历史来看，商鞅变法是许多重大事变中最重要的一件，所以司马迁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31]。把这个评价同上文引用李斯的评论结合起来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后来的富强确是起了关键的作用。以上三条，即地理形势、用人和改革，是秦国强大的主要原因。所以到了秦王嬴政时，“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成就了统一大业。

那么，从秦国发展成为秦王朝后，为什么反倒招致速亡呢？贾谊认为，这完全是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所致。第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认为，“兼并”时期与安定时期应有不同的政策，叫作“取与守不同术也”。可是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用对付六国诸侯的办法来对待民众，这是极大的错误。第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企图用愚民政策来巩固“万世之业”，却没有制定出如何进一步安定“黔首”的政策，这跟秦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安土息民”政策相比，同商鞅变法时实行的有关政策相比，自是一个历史的退步。第三，是“多忌讳之禁”，拒绝谏谋。贾谊指出，秦王朝在政治上的错误，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来，即“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是因为“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人们只好“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这种紧张的政治局面，同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广揽人才、认真听取各国富国强兵之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实有天壤之别，就是同后来一些英明的封建君主肯于纳谏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贾谊感叹地说：秦末，“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秦二世时，非但不知改弦更张，反而使这些错误的做法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陈胜等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32]，最后导致秦王朝的灭亡。

司马迁并没有用太多的话直接评论秦朝在政治上的种种失误，只是据事直书（如他写焚书坑儒事件等）。但他在这里借贾谊《过秦论》批评秦朝统治者的为政之失，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不仅贯穿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而且也增强了对于历史判断的说服力。

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司马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方法上与上面所讲的有所不同，他在《项羽本纪》中是直接而又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毋庸置疑，司马迁对于项羽这个失败的英雄是带有几分同情的。依我的浅见，这种同情主要是出于对项羽的英雄气概和直率性格的赞赏，并不含有更多的深意。而这种赞赏，在《项羽本纪》中随处可见。如：

（汉四年）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按指挑身独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项羽的直率（甚至略带几分天真）跃然纸上，这同刘邦的冷静和老谋深算比起来，相去何止千里！又如：刘邦父母、妻子为项羽所俘，置于军中。后刘邦派人同项羽讲和，“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项羽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33]项羽的诚意亦跃然纸上，但他的这种诚意却使他陷入了困境，因为刘邦已经部署了对项羽的袭击。

从垓下之战至项羽乌江自刎的一段记述，是司马迁对项羽深寄同情之心最突出之处，其中有一段文字是：

（汉五年）项王军壁垓下，兵少粮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大惊曰：“汉军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乃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到，这是一幅多么悲壮的历史画面！后人据此编写出“霸王别姬”的故事并搬上舞台，广为流传，当非偶然。接着，司马迁写了项羽不愿一人渡江，赐马给亭长，自刎于故人吕马童之前，等等。司马迁的史笔可谓写尽了其人的性格与气质，有很大的感人力量。

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他对项羽又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对项羽的刚愎自用，不懂得罗织人才和总结经验教训，以及过分相信自己的武力等，都予以否定。从中可以看出项羽为什么终于遭到失败的历史教训。如司马迁写其垓下之战失败后，仅存二十八骑，而汉军追者数千人：

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他甚至采用“快战”的战术，“必三胜之”，以“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到了此时，他还要用这种匹夫之勇来证明“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足见项羽刚愎自用几乎达到了愚蠢的地步！他对乌江亭长说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表明他始终认为，他的失败，其意在天，自己是毫无责任的。

正因为项羽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司马迁在《项羽本纪》后论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他“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不懂得战略，“放逐义帝而自立”；迷信武力，“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34]从轰轰烈烈走向失败，然不知何以失败，至死不悟，这真是英雄的双重悲剧。而与这个悲剧恰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刘邦的喜剧。

楚汉战争中，刘邦多次失败，以致父母、妻子都成了项羽的俘虏，为什么最后终于获得成功？司马迁虽然没有如同《项羽本纪》后论那样，集中地、明确地写出自己的看法，但通观《史记》全书，他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如《高祖本纪》后论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里说的“承敝易变”，指的是变秦苛法。关于这一点，《高祖本纪》有具体而生动的记载：

（汉元年十月，刘邦）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35]

这应当就是司马迁说的“承敝易变”的主要内容。项羽是“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而刘邦是懂得人心向背对于政治活动的得失起着重要作用的，因而是懂得政治大局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败，竟是如此泾渭分明。

这样的历史认识，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后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称赞萧何辅佐刘邦，“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这里，“顺流”一词用得很好，既形象，又深刻。这是顺民心之所向，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顺应历史潮流。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获得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承敝易变”，顺应民心，“顺流与之更始”，则是最根本的原因。善于用人，是刘邦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以往的许多论著讲得不少了，这里不再重复。

楚汉战争是秦汉之际的重大事件，其间得失成败当然不只是项羽、刘邦个人的事情，也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才能、品质、性格的较量。唯其如此，我们从司马迁所总结的这一出历史悲喜剧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而对于刘邦来说，楚汉战争中的胜利，也只是初步的成功；他更大的成功，是要在完成对于西汉政权的巩固之后才能获得。

关于汉初统治者制定国策的问题，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讲到，这里不重复了。

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是司马迁所亲身经历的历史变化。应当说，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最富庶、最强大的时期。正如他自己所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36]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而司马迁就诞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可谓生当其时。古往今来，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汉武帝统治时的盛世讴歌备至。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身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却没有陶醉于对盛世的歌颂。他以一个冷静的、负责任的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这个盛世表象后面的社会问题，并在《史记》中有所记载，从而显示出他的卓越的史识和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于盛世之中洞察到事物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当从《史记》的《今上本纪》《封禅书》《平准书》等篇中看得尤其突出。可惜《今上本纪》已佚，今《史记·孝武本纪》为后人以《封禅书》所补，所以我们只能以《封禅书》和《平准书》作为主要根据来考察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司马迁在《封禅书》后论中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十分清楚，他是要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揭露方士祠官的虚妄和笃信鬼神的帝王们的荒诞。《封禅书》除记述了历代的封禅活动外，主要落笔在对汉武帝笃信神仙、受方士愚弄的揭露和讽刺上。篇中说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先后为方士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的一再耍弄而执迷不悟，以至于“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达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篇末有几句带有结论性的话是：“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37]这无异是说，入海求仙，不过是一出出闹剧而已。汉武帝本人虽久求而不可得，未免感到厌恶，但还是抱着希望，能够见到神仙。由于皇帝的笃信不改，毒化了社会风气，相信神仙的人越来越多，那结果不是十分清楚吗。

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史学家。他不仅能够以冷静的态度看待历史，也能够以同样冷静的态度看待现实。他善于以历史的经验来揭示现实的问题，也善于以现实的问题去反衬历史的经验。他的思想上无疑还带着历史循环论的印记，但他确实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因为他对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变化从不感到惊奇和困惑。——他的历史哲学是：“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司马迁所总结的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中包含的历史智慧，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现在我们再来说《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思想价值主要在于：它以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统治的存在、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借鉴。换句话说，《资治通鉴》证明了史学对于政治的极其重要性。这个思想，集中表现在司马光进书表中说的“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39]这句话上。在中国史学上，知古察今、以史为鉴的思想由来已久，《资治通鉴》在这方面之所以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事实，以及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六代”的漫长历史过程，而涉及的王朝兴衰、得失则远远超出“十六代”。它所涵盖的历史跨度之大，包容的史事之多，可以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以往的任何一部史书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另一个原因是，司马光具有极为强烈的以史学“资治”的撰述热情和为此而确立的撰述宗旨，故在纷繁复杂的史事中“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而详加叙述，从而极其鲜明地反映出本书的社会目的。宋神宗赐以“资治通鉴”为名，正是中肯地把握了它的社会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司马光把自己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把读者摆到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环境里去思考，去抉择，使历史和现实得以呼应。他说的“前世之兴衰”，这是他在史书上可以写得出来的；他说的“监（鉴）”，有的可以通过史事直接概括出来；那些不可以直接概括出来的，则以史论“臣光曰”或援引前代史家的史论予以阐发，再通过读史的人去思考，去认识。至于“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是以历史问题作为参照系而着重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抉择，属于读史以后的认识和实践。确切地说，所谓“考”，所谓“嘉”“矜”“取”“舍”，主要是对读史的人提出来的。司马光根据这样的思想来撰写《资治通鉴》，使《资治通鉴》于博大精深之中蕴含着启迪人们认识历史、观察现实之智慧的魅力。

司马光在历史观上远远赶不上司马迁，但他在《资治通鉴》中反映出来的社会思想，有两点是很突出的。一是重为君之道，二是重生民休戚。他在“臣光曰”中反复阐述君主应当讲求仁义，克遵于礼，慎于抉择，善始慎终，反复强调君主在用人、刑赏、纳谏上应当格外认真。司马光以“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相对应，希望《资治通鉴》给统治者提供借鉴从而使“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反映出他的民本思想。他在《资治通鉴》和另一部史著《稽古录》中反复阐述这一思想：“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善为国者不欺其民。”[40]他是在称赞秦孝公、商鞅“不废徙木之赏”时说这番话的。他也称赞“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41]。他还称赞唐宣宗“尽心民事，精勤治道”，认为唐僖宗、昭宗时“民心已离”[42]，国亡无日了。《资治通鉴》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反复阐明的这两个方面的认识，对后世的封建统治有积极的影响。

《资治通鉴》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方面的价值，又因它在史学发展上的重要作用而更加扩大了影响。《资治通鉴》继承了《左传》《史记》在历史表述上的美学传统，而在写战争、写历史场面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它写的孙、刘联合抗曹的赤壁之战，东晋、前秦的淝水之战，北朝西魏韦孝宽之守玉壁，唐宪宗时李愬平蔡州之役，都写得十分精彩，把战事前的策划、战事中的防守和奇袭，把有关人物的智谋和心态，表述得淋漓尽致，包含了很多关于战争的谋略和经验。它写历史场面也有同样的效果，如记唐代宗时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写出了郭子仪的统帅风度和政治胆识，写出了唐与回纥相互和好的共同愿望。《资治通鉴》的广泛流传，同它在这方面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资治通鉴》引用之书多达322种，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四库全书总目》称它“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顾炎武誉为“后世不可无之书”[43]。《资治通鉴》问世后，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蔚为大观，自南宋迄于清代，有“《通鉴》学”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使《资治通鉴》所总结的历史经验的价值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通鉴》学”的发展中，元代胡三省的《新注资治通鉴》和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最为重要。胡三省注，主要是注其内容；王夫之论，主要是论其思想。《资治通鉴》有此二书相辅，司马光可以无憾。王夫之的论，范围虽广，但基本上是围绕着治乱兴亡而展开的。如他自己所说：“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44]当然，王夫之的论，有的已超出了《资治通鉴》本身所提供的思想资料，而具有独创的性质。《读通鉴论》之论历代兴亡治乱，有这样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是托国于谀臣则亡，国无谀臣则存。他指出：“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45]这是从秦、汉论到宋、明，阐述有无谀臣、君主是否“好谀”对于国之存亡的关系。他进而指出：“好谀者，大恶存躬而犹以为善，大辱加身而犹以为荣，大祸临前而犹以为福；君子以之丧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46]这是把是否有谀臣与国之存亡的关系，做更广泛的认识，认为：“天下之足以丧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与焉，而好谀为最。”[47]

第二，是指出了不重“积聚”“无总于货宝”与政治统治的关系。他举了一个人们很熟悉的事例：“汉王（刘邦）之入秦宫而有艳心……樊哙曰：‘将欲为富家翁邪？’英达之君而见不及哙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岂徒一时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训后嗣，而文、景之治，至于尽免天下田租而国不忧贫，数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于此矣。”[48]樊哙以幽默的口吻批评了刘邦，刘邦大度地接受了批评，此事涉及汉初的治国方略，文景之治、武帝之盛与此有关，实未可小看。王夫之由此通观历史，指出：“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必败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后世必饥寒以死。……后之王者，闻樊哙富翁之诮，尚知惩乎！”[49]他着重指出的，还是“积聚”与政治得失的关系：如西晋末年，刘聪攻占洛阳，执晋怀帝，百官无一死者。而当初有人提出暂避洛阳的建议，公卿们不同意，并以“效死以守社稷”为借口。王夫之辨析说，这一方面是公卿们担心失去“尊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久宦于洛，而治室庐，置田园、具器服、联姻戚，将欲往而徘徊四顾，弗能捐割”。他接着引《尚书·盘庚》篇中的话并发表感慨说：“故《盘庚》曰：‘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总其心于田庐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躯命，故曰若此之流，恶可责以仗节死义乎？”王夫之在鞭笞这类公卿的同时，也称赞了唐玄宗于危难之中“度越寻常”的见识。安史之乱起，玄宗将奔蜀，杨国忠建议焚毁府库。玄宗说：“留此以与贼，勿使掠夺百姓。”王夫之认为：“其轻视货贝之情，度越寻常远矣。是以唐终不亡也。”他对北宋时“汴京士庶拥李纲以欢呼者”，提出不同于一般看法的见解，认为其中不能排除“不忍捐其鸡豚瓮缶”之情，以至于“肝脑涂地，妻子为俘”[50]。在他看来，樊哙的富翁之诮对于政治的得失，实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故反复予以阐说。

第三，是指出了“风教之兴废”与王朝兴亡的关系。王夫之认为；“风教之兴废，天下有道，则上司之；天下无道，则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后风教永亡于天下。”[51]这里说的“风教”，主要是指人们在政治品质上的修养和原则。他结合东晋、南朝的历史论道：“大臣者，风教之去留所托也。晋、宋以降，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荣，以瓦全为善术，而视天位之去来，如浮云之过目。故晋之王谧，宋之褚渊，齐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托国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与人，恬不知耻，而希佐命之功。风教所移，递相师效，以为固然，而矜其‘通识’。”[52]这些话很深刻地反映出东晋、南朝门阀地主的特点，即他们把家族的存亡置于王朝的存亡之上，而他们当中又有一些人是所谓“世臣而托国者”，这实在是当时政治的悲剧。与此相联系的，王夫之还指出自汉迄于隋，有“伪德”“伪人”造成政治乱败的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什么是“伪德”？他说；“持德而以之化民，则以化民故而饰德，其德伪矣。”这种“伪德”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是：“挟一言一行之循乎道，而取偿于民，顽者侮之，黠者亦饰伪以应之，上下相率以伪，君子之所甚贱，乱败之及，一发而不可收也。”什么是“伪人”？王夫之认为：“夫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尽其在己者而已。”如果不能这样做，又“持此为券以取民之偿”者，便是“伪人”。他列举事实，自西汉便出现这种“伪人”，而至东汉之末，则“矫饰之士不绝于策”，至隋文帝更是“奖天下以伪”，以至于“上下相蒙以伪，奸险戕夺，若火伏油中，得水而焰不可扑，隋之亡也，非一旦一夕之致也。其所云‘德化’者，一廉耻**然之为也”。他反复揭示了“伪德”“伪人”对于政治的危害。他认为，德之于政，确乎是重要的，关键在于一个“诚”字。他说：“夫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尚政者，不足于德；尚德者，不废其政：行乎其不容已，而民之化也，俟其诚之至而动也。”[53]王夫之从“风教”论到“德化”的诚与伪，都是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的重要。《读通鉴论》对于历代治乱兴衰之故的辨析十分广泛，其中有些是对具体问题说的，有些则是具有普遍性的认识。

从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论，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资治通鉴》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的价值。这与南宋大思想家朱熹说的“〔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54]，明代名臣张居正以《资治通鉴》教授明神宗而其讲稿称《通鉴直解》一样，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资治通鉴》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的价值的。据说，毛泽东同志把《资治通鉴》读了17遍，可见用力之勤，亦可见此书在今天仍有它的参考价值。毛泽东同志评论此书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55]从毛泽东同志评论《资治通鉴》来看，史学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方面的功能和它所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价值，并不因其时代的久远而受到削弱、而减其光辉，它的生命力与历史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