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还有一个很突出的方面，这就是关于古今相通、相通之中存在变化的认识。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历史是过去的事情；它跟今天即现实究竟有什么关系，明了这种关系对人们有什么认识上和实践上的价值，这是很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通古今之变”是史学与认识历史的关系中最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

先秦时期，史家对于历史发展中的古今相通和相通之中的变化，已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孔子在说到夏、殷、周的制度时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9]在孔子看来，夏、殷、周三代在礼仪制度方面是相通的，而周代的礼仪制度在吸收了夏、殷二代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这是指出相通之中也有变化。晋国史官史墨针对鲁国国君和大夫季氏政治势力的消长时指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60]史墨认为，政权的转移和君臣关系的变化，是古今社会历史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他说的“三后”是指虞、夏、商；而按照他的认识，周也是不会例外的，只是没有明确地说出来罢了。孔子和史墨，一个是讲礼仪制度，一个是讲政权，虽然不是就整个历史说的，但它们毕竟是文明时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说是以“文献”为根据，史墨的话大多也是从历史记载中概括出来的。

先秦时期的人们，对“通”和“变”也有很广泛的认识。在这方面，《易·系辞》是最有代表性的。它认为，变化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刚”与“柔”的相互作用：“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它又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也存在变化，指出：“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在这个变化中，人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它常以“通”与“变”连用而表达变化的持久状态。那么什么是“变”，什么是“通”呢？它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犹如门的一开一闭而生变化，这种不穷的变化就是通。这种对“变”与“通”的认识与实践，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指出：“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这里说的“化而裁之”“推而行之”，更加突出了人的作用。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它关于“变”“通”的总的公式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历史上的人们称这个公式为“穷一变一通一久”，用以概括事物发展的法则。它还指出：“变通者，趣时者也”，“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61]这就是说：“变通”是一种适时，也是一种选择。

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目标，这跟认识客观事物中的“通”与“变”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有所不同，它是从历史编纂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从史学发展来看，这是史学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样的目标和要求。这个目标和要求对于推动史学的发展和人们的历史认识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关于“通古今之变”的撰述要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认识和撰述方法。第一，在观察历史的视野上，着眼于贯通古今和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即“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认为汉代的历史是“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这样来看历史，历史就不会被人为地割断了。这是“通古今之变”的最基本的要求。第二，是探究“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或者说是“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从治国安邦的兴衰得失上着眼的。第三，是考察“礼乐损益，律历改易”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承敝通变”，这是从典章制度、社会风气和物质生活的演变、发展着眼的，包含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诸多方面。第四，是要“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从对历史文献的搜求和处理上以及反映思想发展的历程上着眼的。第五，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即除王侯、皇帝、大臣、封君外，凡“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之人，也为之作传，载入史书，这是从社会各阶层的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着眼的。综合这几个方面，《史记》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结构恢宏、“历黄帝以来至于〔汉武帝〕太初而迄”的通史。[62]这是一部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巨著，在史学发展上是空前的，在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上也是空前的；它在这两个方面对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史记》的“通古今之变”，在历史编纂上是史学史上的丰碑，在历史认识上是思想史上的丰碑，它的史学价值和认识价值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东汉史学家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有激烈的批评，但他们还是肯定了《史记》“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63]说它“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64]。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讲到博览、通识的重要时指出：“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65]他讲的“博览”，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闻于古今。王充还很形象的比喻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66]司马迁、扬雄的书好像黄河、汉水那样浩瀚，其他人的书只能像是泾水和渭水了。上面这些话，班氏父子是从史学上说的，王充是从思想上说的。

在司马迁之后，“通古今之变”成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宋代史学家郑樵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这个优良传统的阐发，是最有代表性的。

中唐开始，通史撰述出现新的发展趋势，除纪传体外，又出现了用其他体裁撰写的通史。唐代史家杜佑撰写的典制体史书《通典》，宋代史家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袁枢撰写的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以及郑樵撰写的纪传体史书《通志》，还有元初史家马端临撰写的典制体史书《文献通考》等，是唐、宋、元时期几部著名的通史著作。通史著作的发展，使史学家们不仅对通史著作本身而且对“通古今之变”提出新的理论认识。郑樵《通志·总序》是一篇阐述“会通之义”的宏文。序文从“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的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现象，说到“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是深谙“会通之义”的大史家。孔子“总《诗》《书》《礼》《乐》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是以时间上亦即历史进程上着眼的。他论司马迁，也是强调了这两个方面，而尤其突出了“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通观《通志·总序》，郑樵所谓“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的基本思想，一是重古今“相因之义”，揭示历史的联系；二是重历代损益，揭示历史的变化。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又说：“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郑樵所谓“会通之义”的含义，从对司马迁的称道和对班固的批评中，可以归结为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句话。他还指出，史家倘若背离“会通之义”，在历史撰述上就会出现“烦文”“断绠”等弊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史记》中“会通之义”的历史影响，已达到了“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67]的崇高地位。“史官不能易其法”，主要是指它在史学上的价值；“学者不能舍其书”，主要是指它在历史认识上的价值，具有比前者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到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进而以“通史家风”这个新的概念总结了《史记》“通古今之变”所开创的优良传统。章学诚高度评价郑樵对“会通之义”的阐发及其所撰《通志》一书，他认为：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68]

这里有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章学诚强调了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为撰史的根据，核心自然还是在于贯通古今。第二，章学诚肯定了郑樵在史学上具有“别识心裁"即独创的自得之见。在章学诚看来，“通史家风”不仅仅是继承一个“通”字，同时也包含了创新的要求。《通志》是《史记》以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包含帝纪、年谱、略、世家、载记、列传6个部分。全书记事，起于三皇，迄于隋末，而诸略所记下及于唐。在它的各种体例中，略由书、志而来，年谱是年表的别称，世家继承《史记》，载记采自《晋书》。它是纪传体通史著作的新发展。《通志》的突出成就在于它的20篇略，通常称为《二十略》，其篇目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比起以往的志书，《二十略》的范围更扩大了，反映了史家在“通古今之变”方面视野的进一步开阔，其认识领域在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郑樵十分自信地说：“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69]章学诚对郑樵史学给予很高的评价，专作《申郑》篇予以阐发，以“运以别识心裁”“承通史家风”相许，绝不是偶然的。

作为一个严肃的史学批评家，章学诚对通史撰述的总结倾注了更多的心力。他在这方面的总结，一是关于代表性著作的概括，二是关于通史撰述之得失的理论性分析。

关于通史著作的代表性成果，章学诚总结了《史记》以后的发展情况，指出：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通志》），或正编年之的（《通鉴》），或以典故为纪纲（《通典》），或以词章存文献（《通选》），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70]

这里，文中所说《官礼》指《周官礼》（亦称《周官》或《周礼》）；所说荀、袁，分别指《汉纪》作者荀悦、《后汉纪》作者袁宏；所说孔、萧，分别指孔逭和萧统，他们各编有《文苑》和《文选》；所说裴潾，是唐文宗太和年间人，所编《通选》亦称《太和通选》，上承《文选》，下迄当时。章学诚从纪传、编年、典制、词章四种体裁总结了通史撰述的成就，并分别追溯了它们各自的渊源，以明“通史家风”的传统。这固然是对历史编纂的一种总结，同时也是从认识历史上更加丰富了“通古今之变”的内涵，即人们可以通过纪传体史书（这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体史书）去认识从历史到现实的“古今之变”，也可以从编年之史、典制之史、词章之史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去认识“古今之变”，更可以从更大的范围、更多的视角把它们综合起来以达到更高层次的“通古今之变”。任何历史编纂形式的发展都是人们认识历史之方法与途径发展的反映，而这种编纂形式的出现又必然反过来启发更多的人采用新的方法与视角去认识历史，以丰富自己的智慧。因此，章学诚说的“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等多种通史著作形式，不仅有历史编纂上的意义，也有历史认识上的价值。

章学诚对通史撰述之得失的理论性分析，其要点是：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

这里说的“六便”“二长”“三弊”，主要是从历史编纂上所做的理论性分析，但其中也有的跟历史认识有密切的关系，如“六便”中的“平是非”即属于这种情形。章学诚说：“何谓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司马氏的西晋王朝“受禅”于曹魏，所以写晋朝历史必然要以魏为正统。韩通是五代时后周大臣，与赵匡胤是同僚，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韩通在京城被杀。北宋建立后，其史官多是后周之臣，因避“国嫌”故不为韩通立传。韩通事迹，见于元人所撰《宋史·周三臣传》。章学诚举此二例以证“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的规律，而这正是通史撰述比较容易做到的。如此看来，“平是非”就不只是历史编纂的问题了，其中还包含了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评价问题。

章学诚还说：“《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又说：“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71]这里从“通”的本义讲到“通史人文”中的“义例所通”，既是通史撰述中的一个具体技术问题，又是历史认识中的一个具体方法问题。人们掌握了这个方法，对于古往今来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就会认识得更加清晰、更加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