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积淀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洋溢着自强不息、革新进取的精神，蕴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记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伟大历史。这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展现出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在漫长的年代里，我们的先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箴言和启示：

——《易经》告诉我们，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435]。

——司马迁告诉我们：“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436]；他写出了第一部翔实的通史，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37]，为了“述往事，思来者”[438]；他告诫后人，对于历史，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439]。

——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以深邃的史学思想指出一个真理：由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后人方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提醒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做一个贤者。他还写下了掷地有声的几句话：“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440]他把史学经世致用同人民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宏伟著作《资治通鉴》的主旨，概括起来，就是以“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441]的史事入史。这两句话，从“通”和“鉴”的意义上说，它可以超越时空而产生巨大的思想震撼，使后人沉思不已，并奋起而有所作为。

——清初史学家王夫之不仅读懂了《资治通鉴》，而且“读懂”了中国历史，在此基础上写了一部《读通鉴论》。在他看来，《资治通鉴》这部书包含着“国是”“民情”“边防”，以及士人行为准则、学人品格要求等，而历史上的经验则是“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442]，这部书给后人留下的启示可谓多矣。

——清代思想家、政治家和史论家龚自珍，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他还认为，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443]，他这里说的“大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可理解为治国安邦之道，社会变革之道，就像他的诗所表达的那样“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反映出要求社会变革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在1924年用李守常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名为《史学要论》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现代史学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他认为：“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是我们“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444]。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号召：“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史学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一部分，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就是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一、史学与历史文化认同

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如《尚书》《诗经》《春秋》《左传》中，记载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的历史。《尚书·牧誓》记周武王伐纣，就有许多古代民族或部族参与其役。《左传》一书以大量的文字记述了春秋时期诸华（亦称诸夏）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互冲突、交往、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以征伐、会盟、通婚的形式出现[445]。到了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国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历史条件下，在《史记》中清晰地描述了中原及周边各民族的历史，从而展现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盛大气象[446]。他经过认真考察、抉择历史文献，以《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揭开了以黄帝作为中华文明始祖的历史舞台的序幕，为后世历代史家不断续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撰写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为后人所认同，《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在不同程度上仿效《史记》的做法。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家和史学家不满意前人所撰的多种晋史，于是在新修《晋书》中专立“载记”，以记述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建立的“十六国”的历史。他们在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史部中，还列出“霸史”一类，著录“十六国”时期的史官们所修的“国史”，并在“霸史”类的小序中称赞说：“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447]与此同时，唐代政治家和史学家们认同魏收撰写的《魏书》（以东魏为“正统”）和魏澹的《魏书》（以西魏为“正统”）的“正史”地位，并撰写了《周书》和《北齐书》纳入正史范围。这可以看作是继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下出现《史记》《汉书》巨著之后，在隋唐大一统政治局面下出现的撰写“正史”的**和史学家们的宏大历史视野，而撰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乃是他们的重要宗旨之一。

元修宋、辽、金三史，承认宋、辽、金三朝“各与正统”，显示了蒙古族贵族为主的统治集团的政治气度，而这个气度正是建立在认同三朝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历代相传的修史传统的基础上。清修《明史》，其情形大致与此相近，只是满族贵族在历史认同即所谓“治统”和文化认同即所谓“道统”方面，有更高的自觉性和更广泛、更有效的积极措施，其中包含清朝诸帝对黄帝陵、炎帝陵的祭文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认同观念。

可见，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是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和基础。

二、史学与历史经验

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从对于历史的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人们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以涉及政治上的得失成败最为史学家所关注，这也是政治家、思想家极为关注的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前人在治国安邦方面的得失成败以及国家的治乱盛衰之故，当是一个重要内容。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中包含的历史经验影响到政治决策，反映出历史经验、历史见识运用于政治活动的重要价值。然而，历史经验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它有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表现。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两司马”即司马迁和司马光有重大的影响，无疑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两部规模宏大的通史，对历史进程都有全面的描述和评论，是其他史书不能相比的。第二个原因，《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资治通鉴》首创了严谨的编年体通史，这也是其他史书无法比拟的。第三个原因，“两司马”文采飞扬，具有超出一般史家的精彩史笔，把历史表述得“飞动”起来，这是许多史家都赶不上的。第四个原因，也可以说是一个主要原因，是《史记》和《资治通鉴》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深刻而周详，是一般史书难以达到的。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能够自觉地重视史学，并从中汲取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这在历代君主中也不乏其人，而唐太宗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唐太宗及相关历史人物，可以透视出史学对于政治家的重要性。

三、史学与历史智慧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无私的。历史无情，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阻挡历史潮流的前进；历史无私，是因为它总是一如既往地给一代代人留下宝贵的遗产和丰富的智慧。古往今来，许多有识之士都懂得这些遗产和智慧，对于人们从事现实的与未来的创造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智慧，即人们认识、辨析、判断、处理事情和发明创造的能力，亦可简称为人们的才智、智谋，则是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这些智慧，一方面可以通过大量的物质财富折射出来；另一方面又可以以精神产品的形式积累和传承。可以这样说：历史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学人，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十分自觉的认识。史官制度设立之早，就是很好的明证。而从《史记》《汉书》这两部较早出现的“正史”来看，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及蕴藏的智慧是极为丰富的。在唐初，人们对史官的规范性要求更为明确。这个要求就是：“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448]可见，史官要把前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创造活动，尤其是在这种创造活动中所积累的各方面的智慧总结出来，记载下来，是多么艰难而崇高的事业。如此看来，在历史运动和历史智慧积累之间，史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史官受到公众、社会和国家的重视，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历史智慧是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相对而言的。正如人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一样，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历史智慧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的联系。另一方面，历史智慧，作为前人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之一，它的生命力是永存的。如果说人们“多识”的途径最初是依靠口耳相传的话，那么在有了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以后，在史书中汲取前人的道德、智慧就成了主要的途径之一。

史学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地向人们提供历史智慧，正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四、史学与民族精神

中国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认识发展中，形成并总结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主要表现在：自强不息，革新进取，与时俱进，居安思危这几个方面。

古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49]这句话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一个民族只有“自强”，才能生生不息，繁衍壮大。当我们讲述夏禹治水的传说、重温《尚书·盘庚》篇殷朝迁都的艰难历程，吟诵《诗经·大雅·公刘》的诗句而知周部落经历的苦难和走向新生的时候，或许就会感受到“自强不息”这四个字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历史的发展又总是同革新进取相联系的。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450]，正是在不断的革新进取中实现的。我们从西周初年的诸多诰文中，可知周公进行了许多改革；春秋战国时期是改革的大时代，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商鞅变法等，都是改革史上的大事；此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都在进行改革，而人民则是推动这些改革的社会力量。正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创造了那个时期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革新进取带来社会的变化和进步，而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华民族从不安于现状，而是努力求变，所谓“通其变，使民不倦”[451]，说明“通变”是人民的要求。适应这种要求的人便被尊为“圣人”，而“圣人”本是与时俱进的人。对此，宋人苏轼曾做了这样的解释：“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452]“圣人”能把握“时”或“时势”，故可与时俱进。相比之下，还是太史公司马迁的眼界更开阔一些，他写七十列传的宗旨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453]。这就是说，“不令己失时”是许多人都能够做到的。当然，苏轼指出“时”是不可制造出来，人们只能去把握它，“抓住”它，与其一同前进，是很有意义的。

历史总是要进步的，在任何进步、任何成功的情况下，都应居安思危，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这同样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在与人们讨论治国、做人的问题时，讲了这样一段话：“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454]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从内部看没有有法度的大臣和堪为辅弼的人才，从外部看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敌国和外患，一般说来容易遭到灭亡。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就懂得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个道理了。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就是从这里来的。千百年来，人们世世代代都传诵着、牢记着这句名言。

这句名言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和自警精神，经过长期的积淀，成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一个突出方面。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总不能脱离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而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思考问题，密切关注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和命运的人们，他们的忧患意识和社会实践，对于社会的进步往往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孟子说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455]，其实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着。然而，当司马迁进入具体的撰述时，他的思想已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种种新的问题，显示出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多么的深沉。司马迁当然要秉承父亲的遗志，着重写出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可是当他考察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社会历史时，他就不能只是赞扬和称颂了，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批判之笔也不能不时时要触到汉武帝本人。这同巴尔扎克所写的《人间喜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456]我们只要读一读《史记·封禅书》，就会感到司马迁的嘲笑和讽刺是何等的尖锐与辛辣。这种嘲笑和讽刺正是对于“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457]的时尚之深深忧虑的集中反映。总之，从历史上看，居安思危确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质之一。

五、史学与爱国主义

史学既是民族教育的教科书，无疑它也是爱国主义的教科书。对此，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且是世界上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伟大国家。这一文明传统及其各方面的优秀遗产，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每一个中国人都因此而感到自豪。在当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中国正在以更大的步伐走向世界，世界也在从各个方面走向中国，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已成为全世界人们十分关注和钦佩的对象。每一个中国人自应引为自豪，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

第二，在世界历史进程上，中华文明曾在十多个世纪中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并极大地影响了、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这是许多外国学人的共识。今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重温这段辉煌历史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往的辉煌之中，而是从中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启示：中华民族曾经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在和未来也同样会为世界文明的进程做出现时代应有的贡献。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有的自信，都因此而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第三，近代以来至20世纪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落后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纷至沓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寸寸国土的丢失，瓜分中国、占领中国成了侵略者的目标和梦想，但是中国并没有灭亡，而是在奋斗中挺立着，在“义勇军进行曲”中走向胜利、走向新生。百余年苦难和抗争的历史警醒中华民族，警醒每一个中国人：只有奋起自强，才能保卫我们的祖国，才能更深切地热爱我们的祖国。

这就是一部中国历史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财富：自豪，自信，自强，是我们爱国主义思想境界中的三个巨大的精神支柱。

结语

历史教育在过去和现在是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问题。人们的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的增强和现代文明水准的提高，一方面包含着对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的否定，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于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的重新认识、评价、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如果可以这样来看待历史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关系的话，那么，历史传统给予现代社会的人们的启示当然是不应当被忽视的，而作为历史传统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史学之优秀遗产在历史教育中的作用，自亦有其不可忽视之处。

一个民族，总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这是因为，历史不仅可以说明一个民族的过往历程、现实状况，而且还可以指示它的未来方向。关于这一点，世界各国有不少史学家的看法是相同的或相近的。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人对于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很早就有了自觉的认识，而且始终受到重视，留下了许多嘉言懿行。春秋时期，楚国有位大夫叫申叔时，是中国历史上较早阐述以史书作为教育内容的贤者。他在楚庄王时论教导太子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458]按三国吴人韦昭注所说：“以天时记人事，谓之春秋。”“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这里，除“五帝之书”不可尽信外，其余各种多与史书有关，可以看作楚国早期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著作。由此可见，楚国君臣是较早地明确指出了史书的教育作用，并将这一认识付诸实践。其后，孔子整理“六经”以其传世，到了汉代立“五经”为官学，以《诗》《书》《礼》《易》《春秋》为教学内容，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教育，并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传统，直至明清。

近代以来，我们要特别提到李大钊对历史教育所做的极其深刻而又非常形象的阐述，他这样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459]这些话，已不只是一般的感召力量，还有一种深层的理性认识的力量：即由历史感和时代感相结合而产生的力量。历史教育，它是史学工作者和社会公众通过学习历史而获得启示、智慧、勇气和高尚情操的自我教育。历史教育在各种教育活动中具有最广泛的社会覆盖面，从普通公民到各级公务员，不分性别、年龄、民族、信仰，都可以而且应当是历史教育的对象，都能够从历史教育中得到许多教益。历史教育的这种广泛的社会覆盖面，是由历史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广泛性所决定的。

中国史学记录着我们伟大国家、民族、人民的历史，记录着我们所有先辈为推进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所进行的奋斗和遭受的苦难，记录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前贤在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活动中所积累的真知灼见和经验、智慧，记录着古代和近代以来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的交往，以及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贡献。在“振兴中华”成为十三亿中国各族人民伟大心声和坚定信念的今天，我们深深地感到，中国史学所记录的这幅宏伟的历史长卷，是这样的真切和激动人心，使我们感到历史和现实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哲人所说：中国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460]。尊重历史，重视史学，是我们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责任，也是所有国民建设和守护这一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光荣义务。在这个精神家园里，我们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精神动力。

[1]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2]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

[3]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4]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6] 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8页。

[7]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3～993页。

[8]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9]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10]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7～2388页。

[1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6页。

[1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70页。

[13] 吴兢：《贞观政要》卷七《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3～224页。

[14]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845页。

[15]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1页。

[16]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17]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282页。

[18]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19]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6页。

[20]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21]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22]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23] 《国语》卷十七《楚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页。

[24]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

[25] 萧子显：《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15页。

[26] 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98页。

[27]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史学”条，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8页。

[28]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5～304页。

[29]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30]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4页。

[31]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6页。

[3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33]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34]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3～284页。

[35]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页。

[36]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页。

[37] 毛泽东：《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人士的十五封信》，载《人民日报》，1982年5月23日。

[38] 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3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页。

[40]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41]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2页。

[4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7～1098页。

[43]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8～801页。

[44]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2～533页。

[45] 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46] 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47] 姜岩：《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载《深圳特区报》，1998年3月18日；韩庆祥：《知识经济与人的发展》，载《光明日报》，1998年8月7日；吴季松：《论“知识经济”》，载《光明日报》，1998年2月27日。

[48] 吴季松：《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162～163页。

[49] 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见俞可平、黄卫平主编：《文化的悖论——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3～24页。

[50] 高德步：《全球化还是民族化》，见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

[51]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东西方文化对话》，载《中国文化报》，1999年3月20日。

[52]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4～232页。

[53] 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54] 张岱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载《光明日报》，2000年10月17日。

[55] 本文原载《红旗杂志》1985年第11期。

[56]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0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59]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60] 王夫之：《宋论》卷七《哲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34页。

[61]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62]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63] 《诗经·大雅·**》，《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4页。

[64] 《尚书·召诰》，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8页。

[65]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66]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页。

[67] 参见《商君书·更法》，高亨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13页。

[68]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

[6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102页。

[70]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153页。

[71] 《周易·大畜》，《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

[72] 《论语》第七《述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2页。

[73]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5～446页。

[74]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7～798页。

[75]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0～801页。

[76]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3～284页。

[77]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78] 李大钊：《史学概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1页。

[79] 本文原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80] 《周易·大畜》，《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

[81]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1页。

[82]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后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83] 《国语》卷十八《楚语下》，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80页。

[84] 《国语》卷十七《楚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529页。

[85] 《论语·为政》，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22页。

[86]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26页。

[87]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88]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89]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3298页。

[90]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71页。

[91]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9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93]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页。

[94] 《诗经·大雅·**》，《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4页。

[95]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25页。

[9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83页。

[97]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8页。

[98] 范祖禹：《唐鉴》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2页。

[99] 苏轼：《东坡志林》卷五“秦废封建”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3页。

[100]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0页。

[101] 李肇：《唐国史补·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页。

[102]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1页。

[103]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五《至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8页。

[104]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孟子·离娄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1页。

[105]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106]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107]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108]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0页。

[109]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集全》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4～445页。

[110]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111]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11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113]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11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15]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116]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2～663页。

[117]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99页。

[118] 《礼记·玉藻》，《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73～1474页。

[119]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

[120] 韩婴：《韩诗外传》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0页。

[121]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122]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23] 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12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12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12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127]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128]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6页。

[129]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13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9608页。

[131] 参见瞿林东：《晚唐史学的特点与成就》《韩愈与〈顺宗实录〉》等文，出自《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132]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

[133]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3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135]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136]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137] 李翰：《通典序》，《通典》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页。

[138] 权德舆：《丞相杜公墓志铭并序》，《唐文粹》卷六十八，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2～713页。

[139] 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通典》卷末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13页。

[140]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141] 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142] 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8页。

[143]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5页。

[144] 《论语》第十五《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

[145] 《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146] 《春秋穀梁传·桓公五年》，《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4页。

[147] 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7页。

[148]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149] 《国语》卷十七《楚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页。

[150]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151]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152] 本文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153] 参见刘知幾：《史通》的《六家》《二体》《杂述》等篇，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54] 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155]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檀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91页。

[156]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