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某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主张带有明显的政治极端主义色彩，或包含着政治极端主义的内容。其一，对理想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认识不足，认为只要把理想社会的方案发明出来，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把它付诸实践。于是，空想家们忙于兜售自己的各种“万应灵药”，而革命家们则四处奔走，急于制造革命或输出革命。尽管每个人的具体主张千差万别，但每个人都在急急忙忙地奔向新天堂。正如恩格斯在批评闵采尔时所说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一种“武断的、空想的超越”，因而“在第一次付诸实践的尝试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中去”。结果，“对私有制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必然烟消云散”。[35]其二，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间往往互不相容，搞关门主义，唯我独革，垄断真理。这在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魏特林等人那里都有突出的表现。恩格斯在批评魏特林时曾非常形象地刻画了这一类人的特点：他自认为“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个药方”[36]。其三，实行或主张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自我孤立主义政策。如闵采尔主张对那些拒绝参加兄弟会、促进基督教的共同利益的人，不同他们来往，也不赞成任何人同他们来往，不同那些人一起吃、喝、做买卖、推磨、钓鱼、耕田、耙地，甚至不给他们携带什么，不给他们食物、资金、木柴、鲜肉以及任何其他的东西，不买他们的东西，也不卖给他们任何东西。让他们留在世界上，就如与世隔绝的死人一样。在他眼里，所有世俗的诸侯、贵族、骑士以及所有的僧侣、神甫、修女、主教都是敌人。其四，迷信暴力，冒险蛮干，把泄愤与破坏视为革命。如魏特林甚至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流氓无产者的身上，并扬言如果革命失败了的话，可以采取所谓最后的手段，即组织两万名勇敢机智的壮汉组成军队，翻倒和搜查钱柜、货橱，把里面的东西像垃圾一样抛在大街上，等等。

（9）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里还保留着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保留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甚至保留着某些特权。乌托邦的总督虽然是秘密投票产生的，但是终身任职。太阳城的四位最高领导人“太阳”“威力”“智慧”和“爱”都不是由选举产生，也不是由人民更换，而是只有在公民中出现了才智、道德等方面高于他们的人时才主动让贤。在摩莱里那里，未来社会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最高首脑领导下的家长民主制，家长由一家之父担任；若干家庭组成部族，族长由各家家长轮流担任，终身任职；若干家庭组成一个城市，市长由各族族长轮流担任；若干城市组成省，省长由各市市长轮流担任；全国的最高首脑国家元首则由各省省长轮流担任，终身任职。他还一再肯定君主制，认为由一位“仁慈”的、一心一意为民效劳的君主来管理国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在塞瓦兰，公职人员的地位比平民要高：他们不仅可以得到比普通平民更高的报酬，享有更好的宅第、饮食、服饰，拥有一定数量的奴隶，而且还可占有更多的妻子。像市长这样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拥有自己独占的狩猎区和别墅。即便到了19世纪的圣西门和傅立叶那里，他们的理想社会里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实业家、学者、艺术家与工人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关系。圣西门主张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把企业主、商人和银行家吸收到他的实业制度中来，要他们主持开凿运河、铺设道路、架设桥梁，允许他们保留剥削收入，过豪华生活。在傅立叶的未来社会中，还保存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富有的资本家可以凭个人的股份资本获得高额股息，享有比一般人更高的物质待遇和特权。

（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乌托邦社会主义历史局限性的分析和批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充分肯定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积极贡献的同时，对其历史局限性也有相当多的论述。综括起来，这些论述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乌托邦社会主义否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崇拜幸运的偶然性，宣扬天才论和英雄史观。在他们看来，“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联系中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37]。就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来看，不管其中包含多少积极的成分，但沿着他们的思维逻辑走到终点，几乎无一不是指向天才论和英雄史观。而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最后得出的答案也只能是“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38]。

（2）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看不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因而始终没能找到改造现代社会的物质力量。大多数乌托邦社会主义都把改造现实社会的历史责任赋予了某个天才人物。圣西门等人虽然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民群众的作用，但总体上看，他对广大无产者群众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时，圣西门认为，这次革命在百科全书派的错误思想指导和影响下“帮了倒忙”：在革命过程中，“下层群众象沉渣一样浮上来，愚昧无知的阶级掌握了整个政权，但是由于他们无能，在富裕中造成了饥荒”。他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法国人民能够顺应事物的发展趋势强烈地希望恢复秩序，但是他们只有依靠天才的人，才能重新组织起来而成为一股社会力量”[39]。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三大乌托邦思想家的学说时明确指出：“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不过，“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40]即便是那些革命的“实干家”们，如巴贝夫、布朗基等人，也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人的密谋上，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是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的。

（3）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离开阶级斗争去设计、谈论和实践社会主义，他们的设想便不能不是空话，他们的实践活动也不能不充满幼稚的幻想。即便有少数人如圣西门等一定程度上看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事实。但由于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甚至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持排斥和厌恶的态度，他们最终还是走上了鼓吹阶级合作的道路。例如，欧文是一个出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但他同圣西门和傅立叶一样，也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他断言，由现实社会向理想社会过渡只有用和平的方法，并依靠英明的远见才能完成，试图通过暴力来改革政府或社会的性质，都是不能容许的。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倾向还有一定影响。”[41]欧文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很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以很不公平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42]。无怪乎在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面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种种努力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他们始终只能在乌托邦的荒原上苦闷地徘徊。

（4）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理性原则，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从道德情感出发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对现实制度弊病的批判、消除这些弊病的手段的提出还是对未来理想方案的设计，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都不是从生产的现存物质事实中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发现出来”的，而只是凭着对人类理性的认识，凭着头脑的空想，凭着对现实制度的厌恶和愤怒，凭着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状况的同情和忧虑“发明出来”。他们不能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以及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做出科学解释，最多只能提出某些天才的猜测。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43]马克思也曾指出：“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44]

（5）乌托邦社会主义“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4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时，并不是简单地予以否定或谴责，而是对产生这种历史局限性的客观的社会基础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46]对此，恩格斯在分析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时说得更加明白：“不仅当时的运动，就连他所生活的整个世纪都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都不可能实现他自己刚刚开始隐约意识到的那些思想。他所代表的阶级刚刚处于形成阶段，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也远远没有具备征服和改造整个社会的能力。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还缺乏基础，这些物质条件甚至正在孕育产生一种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恰恰相反的社会制度。”[47]在分析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明确指出，“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48]。圣西门“忽视了资产阶级和法国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同傅立叶想把资本和劳动融合起来的观点是一致的”，这都“要由当时法国的经济政治情况来说明”。[49]他们还说过，“德国人没有英法两国人所有的那种发达的阶级关系。所以，德国共产主义者只能从他们出身的那个等级的生活条件中攫取自己的体系的基础。因此，唯一存在着的德国共产主义体系是法国思想在受小手工业关系限制的那种世界观范围内的复制，这是十分自然的事”[50]。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通过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清理，通过对乌托邦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通过对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总结，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完成了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扬弃与超越。这些基本原则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时期的《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得到了明确、深刻的阐发。

（一）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史的进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了整个人类社会从古代社会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他们把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考察社会变迁与进步的基本范畴，认为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以乡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其基本特征是保守、封闭和愚昧，主要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是手工劳动。这种社会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随着科学和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最终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这便是从奴隶社会到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变迁的秘密所在。随着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不断增加，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运输业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斥到后面去。“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51]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又开始尖锐化了。人们眼前又开始了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巨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52]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而且还造就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即现代的产业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3]

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的变革与更替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54]。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55]。“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6]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危机已经永远消除的种种观点的同时，也批判了革命队伍中那种无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企图人为地制造革命、输出革命的冒险主义、急于求成的倾向。

（二）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必须经过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自觉的、长期的斗争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纯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自觉斗争的成果。所谓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史的过程，只是说，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57]，一方面，“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8]。另一方面，虽然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59]。也就是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60]。但这里既不存在历史决定论，也没有无所作为的空间，其实质只在于探明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动机背后并构成历史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究竟为何。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目的，恰恰是要把握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积极地推动历史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时代，这个自觉地、积极地改变矛盾重重、弊端多多的资本主义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便是掌握着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工人阶级。

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只是把无产阶级视为一个受苦受难的社会群体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把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直接赋予了无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自发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不能够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会产生出社会主义学说，只能产生诸如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信念。自发的工人运动是工联主义的运动、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它促进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合流，既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物质载体，又为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工人阶级逐渐由自在的阶级变成了自为的阶级，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也逐渐由自发斗争转变成了自觉的斗争。所谓自觉的斗争，是指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再是单单为了改善生存条件和经济生活条件，而是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即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所谓自觉的斗争，还指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再是零星的、消极的、被动的个人的行动，而是有组织的、积极的、主动的阶级的行动。

工人阶级一旦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就会满怀信心和决心去完成这种使命。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本身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因素。但是，工人阶级并不期望历史会出现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认识到，“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61]。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不能靠工人阶级单独行动。工人阶级还要善于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资产阶级“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62]。“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63]这些中间等级都是可以争取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的。还要看到，旧社会的瓦解过程会“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64]。“历史活动是群众的运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5]工人阶级只有联合最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持久奋斗，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三）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须要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

恩格斯晚年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曾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66]。能否建立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政党来正确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为此，早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初，《共产党宣言》就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学说，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

首先，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只有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坚实基础，所有党员只有牢固掌握这个科学理论，才能成为先进战士。无产阶级政党还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结合本国实际，制定出奋斗纲领和行动路线，用以武装全体党员，这样才能使他们明确如何去发挥自己的先进作用。一个政党是不是掌握了科学的理论，还要看它能不能把科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保持理论的鲜活与生机。

其次，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由先进分子组成。共产党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既要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又要时刻牢记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在进行革命斗争时，要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条件采取灵活的办法，把斗争的长远目标和当前目标结合起来。

再次，无产阶级政党是民主性的政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民主性主要表现在党的自身组织原则是民主制。坚持民主制原则，必须做到党的纲领、章程和重大决策都要经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领导人必须民主选举产生，随时可以罢免；党代表大会必须实行年会制。为保证无产阶级政党有一个健全的队伍，就需要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及时清除各种蜕变分子。但绝不能以此为借口清洗党内持有不同政治观点和提出批评意见者。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都伴随着党内较温和的派别和较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这是正常现象。恩格斯把不分青红皂白开除反对派的现象称为“专横行为”，并指出，“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别，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发展”，因为“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67]事实证明，只要拥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政党就能及时纠正错误，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一个缺乏民主制度的党最终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它的生机和活力会逐渐枯竭，它的战斗力也会逐渐被销蚀掉。

最后，社会主义政党还要密切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政党要在社会上公开亮出自己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支持，这样才能在政治竞争中被群众首选，取得政权。在1847年第一个共产党的章程中就要求党员始终不渝地用语言和行动来传播共产主义的原则并促其实现。1850年的党章进而规定党“始终力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完全联合起来、组织起来”[68]。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制定切实为群众谋权益的方针政策，改进自己的工作，得到群众的拥护。

（四）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掌握政权

国家政权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对巩固、发展经济基础和推动整个社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发生的。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可以说是革命的目的与结束。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掌握政权本身并不是革命的目的和结束，而是革命的手段和开始。掌握政权是为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同时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奠基性建设。“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9]

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通常要在社会主义政党正确领导之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掌握政权。通往政权之路，依据时代和国情的不同特点，不外武装斗争或和平过渡，或两者互相配合。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如果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就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重新建立国家政权；如果是通过议会民主和平掌握政权，那只能对旧的国家政权进行逐步改革和改造。马克思指出：“民主制是国家制度的类。君主制则是国家制度的种，并且是坏的种。”[70]“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71]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只能采取民主制的共和国形式，而不能实行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工人共和国领导人应该实行权力制约制、职务任期制和民主选举制，不应该是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工人共和国的各级官员应该是社会公仆、人民公仆，不能享有特权，要完善立法，实行法治，杜绝人治，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通常要有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但并非一党垄断国家政权，而是要实行多党合作，实行充分的党际民主。党际民主是政党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联合其他工人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避免单枪匹马、孤军独战。《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共产党比起其他工人政党的特点应该是强调和坚持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和整个解放运动的长远利益，“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72]。为此，共产党在同其他工人政党合作中还要善于帮助他们、提高他们。《宣言》还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73]从《宣言》所表述的基本思想来看，共产党人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还是在掌握政权之后，都要善于团结各民主政党协力前进。关门主义和一党专政是同《宣言》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背道而驰的。

（五）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后，还要经历几个历史阶段才能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包含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将会经历若干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后来马克思进一步明确地把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的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即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通过对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总结以及大量经济事实的分析，马克思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时期的观点。继1850年明确提出“工人阶级专政”[74]的主张之后，1852年进而指出：在他之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已经分析过阶级和阶级斗争，“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75]1875年更进一步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76]。马克思一再讲到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工人国家的阶级本质，工人国家体现了工人阶级利益和意志，工人国家在工人和人民大众内部实现广泛的民主，只是对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个专政主要并非暴力镇压（只镇压叛乱分子），而是要全面改造旧社会，全面建设新社会。

马克思认为，经过过渡时期“长久阵痛”之后分娩出来的新社会，还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77]。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了；“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社会完全超出了“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在自己的旗帜上明确写上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78]这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它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79]，它“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80]。只是到这个时候，“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81]

即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也要经历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党宣言》指出：“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82]概括地说，就是逐步改变所有制关系，改变工农关系，改变城乡关系，改变税收制度、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培养一代新人，逐步建设新社会。落后国家过渡时期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任务也更艰巨。落后国家在过渡时期首先要彻底清除封建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专制主义、家族主义、等级制、家长制等，还要利用资本主义对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更不能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

（六）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

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部人类追求自身解放的历史，即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追求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人类自产生以来，世世代代都在努力从艰险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贫穷困苦中解放出来，从愚昧无知中解放出来，从自然灾害中解放出来，进入私有制阶级社会以来还要从社会奴役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但它仍未能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只有彻底扬弃私有制，人才能最终摆脱种种奴役性社会关系，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才能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用于增进全人类的福祉，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83]。

科学社会主义明确把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的目标：“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84]可见，共产主义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人类克服自身异化，实现由“异化人”向自由人转变，最终达到人的彻底解放。其次，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首先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进而达到全人类的解放。再次，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社会形式是“自由人联合体”。《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5]。后来，马克思进而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更简明地称为“自由人联合体”[86]。可见，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才是共产主义的真谛。最后，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科学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的奋斗目标，只是就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个历史阶段即阶级社会而言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7]。共产主义所终结的只是阶级社会的历史，即人类社会的奴役史、异化史，而共产主义本身则不过是人类自由发展史的起点。恩格斯曾反复强调：“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88]“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