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革命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发生、发展及其直接后果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确立过程中，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大革命，如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进入19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是此伏彼起，19世纪20年代有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俄罗斯的革命运动或民族独立战争，30年代有法国的七月革命和英国的国会政治改革运动以及波兰、比利时、意大利和德意志等国的革命运动，直至1848年，更是出现了席卷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革命风暴。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给欧洲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以毁灭性打击，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和巩固扫清了障碍。

进入18世纪中期以后，除了政治领域持续不断的动**与革命之外，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社会经济领域也开始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剧烈变革：科学领域的革命引发技术领域的创新，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则催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制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发轫于英国的这一连锁式的社会变革迅速波及欧洲大陆以及远离欧陆的北美，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或基本完成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

用复杂的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突破了人的生理界限，为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过去时代从未有过的大发展。“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1]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则为资本主义最终彻底战胜封建制度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迅速为以大机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所取代。大机器取代手工劳动，既是一次深刻的技术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工厂制度在西欧国家主要生产部门的普遍确立，使得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最终取代了封建的、宗法的社会生产方式。工业革命对巩固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发展并日益激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爆发了一系列生产过剩的危机，如1788年棉纺织工业生产过剩的危机和1793年、1797年、1810年、1815年、1819年等一系列局部性的经济危机。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此后几乎每隔1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1836年英国再次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及美国。1847年的经济危机则席卷了整个欧洲和美国，形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每当危机到来时，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行倒闭，信用凋敝，工厂关门，失业人数暴增，社会一片萧条景象，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困顿和灾难之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向人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事实，同时它也促使有识之士去深入探讨这一社会病态现象的根源并努力寻求消除这一社会病态现象的出路。

产业革命不仅创造了一个工业资本家阶级，而且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资本家阶级的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社会阶级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一方面是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是广大手工业者和农民日益沦为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贫困化也日益加剧。

近代的工业无产阶级与历史上的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都一无所有，生活没有任何的保障可言，只能终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地位比之过去的奴隶和农民的地位更悲惨，尤其在欧洲社会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更是如此。

但另一方面，近代工业无产阶级比之旧时代的奴隶和农民的社会地位又有其总体进步的一面。他们冲破了狭小的自然经济的束缚而直接与新科技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是社会化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置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是自由的雇佣劳动者，流动性大，视野宽广，拥有过去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所未有的先进性。他们被现代化大生产像军人一样地组织起来，一旦其自身的阶级觉悟被唤醒，便会爆发出过去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所从未有过的组织性和战斗性。他们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经受过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及近代民主自由观念的熏陶，对近代市民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已经不自觉地把自身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大机器的广泛采用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使得无产阶级生存状况恶化，工作毫无保障，大批工人失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不断加剧。为了生存，为了捍卫自身权益，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也随之日益高涨起来。

二、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近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这种斗争最初是以自发的形式出现的。工人主要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

随着近代无产阶级队伍的日益扩大及其所受资本家剥削程度的日益加重，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也不断朝着深广方向发展。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的工人运动已从产业革命初期破坏机器的自发斗争，发展成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1836年至1848年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欧洲近代工人运动进入新的独立的政治运动时期。

首先，无产阶级明确地、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把斗争的主要矛头直接对准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无产者先驱者的运动以及其后的早期工人运动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独立的工人阶级自己的运动，而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当然是其中最革命、最彻底的部分。资产阶级在其成长过程中进行了长期复杂的斗争，最初是反对封建贵族，后来是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矛盾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些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寻求无产阶级的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这个阶段上，工人还完全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自在的阶级，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如果说他们之间有团结，那也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是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暂时发动的结果。在这个阶段上，严格来讲，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而三大工人运动表明，工人运动开始进入独立发展阶段。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革命的民主主义，也不再仅仅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是有了自己明确的政治要求。如法国里昂工人在起义中提出了争取民主共和国、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英国工人在全国性的宪章运动中要求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普选，要求获得工人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德国西里西亚工人在起义中提出了反对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主张。这表明，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已经开始具有广泛的政治性质。

其次，无产阶级逐渐抛弃破坏机器等原始斗争手段，转而采取罢工、游行示威直至武装起义等形式反抗资产阶级，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新的更高的阶段。工人在反抗资本家的长期斗争中，认识到了针对大机器和单个资本家的斗争的局限性，他们开始尝试走向联合、走向团结，尽管这种联合和团结不断地为他们之间的自相竞争所破坏，但这种联合和团结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开始成熟起来，逐渐由一个自在的阶级成长为自为的阶级。在三大工人运动中，法国的里昂工人与德国的西里西亚工人都采取了公开的武装起义反抗资产阶级的方式，而英国的宪章运动则是针对资产阶级政权的“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2]。

最后，无产阶级开始建立起许多政治性组织。早期无产者反抗资产者的斗争，力量相当分散，而且反抗斗争也多带有突发性、短暂性。这种斗争水平当然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也谈不上多大的组织性，当时除少数密谋组织外，没有严密的政治组织。随着无产者反抗资产者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冲突的阶级性也越来越鲜明。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无产阶级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工会组织，并进而建立了许多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组织。如德国的流亡者同盟（1834年）、正义者同盟（1836年），法国的四季社（1837年），英国的宪章派全国协会（亦称“宪章党”，1840年）等。英国的宪章派全国协会一度拥有400多个地方组织。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出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团结战斗精神的明显提高，同时也表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政党。

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开始占据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要地位。为了更有成效地进行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它亟须在理论上弄清楚：无产阶级在现实社会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与阶级斗争的社会根源是什么？这种冲突与斗争是否可以调和？无产阶级是否应该以及是否能够改变社会现实？无产阶级自身有没有能力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才能更有效地进行社会变革？无产阶级是否应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如此等等。这样，为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指导，便成了摆在社会主义理论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那么，这时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又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它能够担当起历史赋予它的重任吗？

三、乌托邦社会主义无力担当指导工人运动的历史重任

进入19世纪，随着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以及与之伴随的大量社会问题的涌现，社会主义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在欧洲日渐成为一种流行话语，一种时尚。站在各种不同的立场上反对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纷纷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帜，自命为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把这一时期流行于欧洲各国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派别按其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划分为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中，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都属于反动的社会主义，他们企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代表的是没落的封建贵族或正在衰亡的小私有者的利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保守的社会主义。他们所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说穿了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上述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它们都属于冒牌的社会主义。

19世纪上半叶及其以前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是早期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思想的理论表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则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它总是以其所处时代最先进的思想为其理论武器，体现了它与时俱进的品格。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利用了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等社会新潮，随后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把当时最先进的社会观念即自然法和理性论引入了自己的学说，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则广泛利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积极成果。总体上看，乌托邦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公有”观念到抽象的自然法再到比较科学的历史观的过程。而它的每一进步往往都是把当时社会的最先进思想当作自己的理论武器，把资产阶级的革命引向深入，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做出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解释。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明确指出：“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3]巴贝夫“从1793年的民主思想中给平等做出了最进步的结论”[4]，提出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5]，而19世纪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学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则是“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6]。当着乌托邦社会主义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时候，它在300多年的历程中，终于从“刚刚萌生的共产主义思想”经由“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发展成为“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为代表的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7]。乌托邦社会主义曾经是早期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但到了19世纪中叶，当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亟须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其斗争实践的时候，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却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无力回答无产阶级所面临的迫切的理论问题，因而也便不再能够为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有效的理论武器。不仅如此，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甚至走向了反面：他们游离于工人运动之外，醉心于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为此，他们就不得不求助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他们日趋保守和反动，越来越狂热地迷信自己的那一套有着“奇功异效”的空想方案，并“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8]。当乌托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适时变革，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时候，它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当乌托邦社会主义丢掉了与时俱进的品质，不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自己的时候，它便不可避免地要为一种新的更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更有权利作为无产阶级理论武器的社会主义所取代。那些依然坚持着乌托邦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想家们，也逐渐堕落成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从无产阶级的立场退到了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而那些在无产阶级已经正式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之后仍继续坚持密谋革命的实践家们即便没有沦落为个人恐怖主义分子和极端无政府主义者，至多也只能算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9]。

这样，应时代的呼唤，抛弃陈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学说，适时地进行理论创新，为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指导，便成了摆在社会主义理论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批判地吸收前人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促成了社会主义由乌托邦向科学的转变，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