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萨米的生平和革命活动

泰奥多·德萨米（Théoddre Dézamy，1803—1850）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著名乌托邦共产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德萨米1803年出生于法国旺代省吕松城。青年时代学过医学、哲学和法律，当过教师。

德萨米生活在法国工业革命的时代，经历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31年、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给工人和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七月王朝”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在巴贝夫主义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了30年代初的民主运动，并加入了布朗基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四季社”。

1838年底，德萨米出版《各族人民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进展超过实用道德方面的进展。探讨这种差别的原因并提出对策》一书，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提出了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把无产者从资本主义的悲惨状况下解放出来，把社会从一切罪恶中拯救出来的观点，初步阐述了他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了达到把一切共产主义力量联合起来的目的，德萨米于1839年同刚刚亡命归来的卡贝接近，担任卡贝创办的《人民报》的编辑，并兼任卡贝的秘书，但不久便因坚决反对卡贝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张而同卡贝分道扬镳。

1840年，德萨米撰写小册子，抨击梯也尔内阁在巴黎周围修建碉堡的计划，指出这一计划的实质不过是以外部危险为借口来对付人民，并谴责了“七月王朝”的背叛行为。同年春，德萨米创办《平等主义者》杂志，并同时为《公有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等杂志撰稿，相继发表了《平等论》《平等主义者》《拉梅耐自己批驳自己》等文章，批判以拉梅耐为代表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揭露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妥协，反对圣西门主义者毕舍等人的资产阶级说教，同时宣传自己的平等观念和共产主义思想，对消除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平等主义倾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840年7月1日，德萨米与让·雅克·皮佑等人一起在巴黎别列维利发起举办法国第一次共产主义聚餐会，出席者达1200人之多。会上，德萨米做了关于平等问题的纲领性演说，公开表明自己是巴贝夫、邦纳罗蒂事业的继承者，发誓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演讲稿于同年在巴黎以《关于平等的演讲，第一次共产主义聚餐会》为题出版。

从19世纪40年代起，德萨米开始积极从事革命密谋活动。他曾经为革命派和唯物派密谋团体“平等主义工人协会”“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者协会”等制定纲领，同时也是这些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1842年，德萨米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公有法典》出版。这部用四年时间写成的著作在形式上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相似，以政论和立法的形式系统阐述其共产主义理论。

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加通俗化，德萨米于1843年又把《公有法典》缩写为通俗本的《公有文库》，以方便工人阅读，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公有文库》的出版触怒了当局，德萨米以渎神罪被判处徒刑和罚款，部分著作也被焚毁。但德萨米并没有屈服，1845—1846年，他又相继出版了《被社会主义战败和消灭了的耶稣会教义》以及《自由和普遍幸福的组织》两部政论性著作。

《公有法典》出版后，德萨米的声望日渐增高。1848年二月革命时，他已是法国共产主义运动极有威望的代表人之一。二月革命开始后，德萨米发行《人权·无产者论坛》报，创办并领导“新巴贝夫主义者”俱乐部，还加入了布朗基所领导的“中央共和社”。他积极组织和参加了1848年2月28日要求成立“劳动和进步内阁”的群众示威和同年3月17日的群众游行，大胆揭露反动报纸对布朗基的诬蔑，积极为布朗基辩护。他还对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卢森堡委员会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这个委员会实际上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开展，号召工人为消灭“工资制度”而斗争。

德萨米出色的革命活动赢得了无产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曾被提名为候选人。

巴黎六月起义失败后，德萨米回到故乡。

1850年，德萨米在故乡病逝。

二、德萨米对“现代工业制度”的批判

（一）私有制是一切祸害的根源

19世纪40年代，法国的工业革命接近尾声。大机器的广泛使用、商业的兴盛，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是，现代工业制度也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无产者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处境更加悲惨。德萨米认为，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整个世界都颠倒了：产品十分丰富而且供过于求，但社会上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工人农民不堪重负地劳动，使豪华的商店里挂满了精致的衣服，使仓库里、地窖中堆满了食品和美酒，但到头来还是要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美妙的东西中遭受贫穷的折磨，去啃浸满汗水和泪水的黑面包，甚至饥饿而死。而少数特权者却挥霍无度，不知道该把多余的东西往哪里藏为好。一边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教师、艺术家和学者在跳蚤和虱子上打滚；另一边是官僚、包买商、江湖骗子、高利贷者、投机商人等少数寄生虫在金条上睡觉。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贫富悬殊的反常现象，是什么导致了整个世界的颠倒呢？德萨米认为，是私有制，是财产的不平等。私有制是一切祸害的根源。私有制造成财富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引起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造成一切弊病、不幸和恶习。

（二）垄断和反抗使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

由于极端的个人利益，生产是在极端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到处是竞争和垄断，到处都在相互倾轧和吞并。整个工业成了血腥的竞技场。无数小工商业由于争夺私人财富而相倾轧，从而大工商业得以实行残暴的统治，小商业、小企业每天都在不断破产。德萨米指出，集中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在行会性的集中的情况下，它所造成的垄断、压制和对抗的精神，才是坏事。“垄断和对抗！……这两个泼妇是不知道她们的破坏行为有一个界限的。现在她们正在更大范围内放毒”，使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之中，垄断和自由竞争“这两个怪物必然会搞乱一切，破坏一切，最后直到他们之间相互吞噬为止”。工业大王、银行家和金融巨头为了攫取几百万利润，牺牲了数以千百万计的小工商业，造成破产、倒闭，引起危机、萧条、资金周转困难。

德萨米指出，贸易是私有制的孪生兄弟，是专门吸取一切精华的纯粹寄生虫。他认为，商人没有一点点人的诚实和良心。在残酷的竞争中，只有骗子们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商业贸易完全是以虚伪制度为基础的，它采用欺骗、重利盘剥、垄断、投机倒把和破坏等方式，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秃鹫一样不断啄食工农业重新生长起来的肝脏，使工农业凋敝。不仅如此，“投机形成国家中的第二政权。它通过利己的援助加重国债和公众的负担，把政府本身置于它直接影响之下”[41]。

（三）资本主义私有制把人变成了利己主义的奴隶

德萨米认为，现代工业制度把人全都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利己主义的奴隶，追逐金钱成了罪恶的根源。资本家们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比中世纪的炼金术士还要贪得无厌和残暴不仁，他们千方百计要利用一切东西变出钱来，“用饥和渴，用热和冷，用眼泪、忧虑和恐慌，用蒙昧和无耻，用垂死和残喘，总之，用无产者的尸体来造就黄金”[42]。金钱欲望使人们变得冷酷无情，妇女为了金钱可以使爱情屈服于冰冷、丑恶的灵魂，商人为了金钱可以出卖良心，投机者和冒险家为了金钱不惜把自己卑贱的肉体绑在命运女神的车轮上冲向贪婪的深渊。金钱欲望“使儿子反对老子、老子反对儿子，使哥哥反对弟弟、弟弟反对哥哥，使丈夫反对妻子、妻子反对丈夫”，使人“丧失了一切自然的情感，同时谋害父亲、祖国和人类”[43]。人类淳朴的心地、善良的美德，完全被可怕的利己主义的一切恶习、冷酷、粗暴、残忍、野蛮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需要设置许多不必要的职务——警卫、宪兵、狱吏和刽子手等。

（四）现代奴役制度是所有暴政中最残酷的一种

德萨米指出，所谓现代文明，实际上是比野蛮时代的奴隶制更为残酷的“现代奴隶制”。在这种制度下，无产者比奴隶还更缺乏生活保障，比野蛮人更加担忧未来，他们不过是资本家用贫困的铁项圈套在那里的无辜的囚徒，他们的所谓人身自由则不过是受饥饿所迫而不得不在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市场上去卖自己，就如同在鞭笞的威胁下移动的奴隶一样，他们是在饥饿的威胁下前进。在宏伟的手工工场和富有的工厂里，工人们把自己降到了驮兽的地位，他们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筋肉**地拼命劳动，只要两腿还能站得起来，就要工作再工作。假如他们试图摆脱这种状况，贫困即刻就会向他们袭来，掐住他们的脖子，强迫他们重新回到原来的状况。他们像机器一样被磨损，直到精力被过度的劳动和疾病完全耗尽，才会像垃圾一样被抛弃，最后像沙漠中枯萎的植物一样死去。古代的奴隶制对奴隶的奴役是公开的，是用铁链把奴隶锁起来，现代的雇佣制度对无产者的奴役则是隐蔽的，它“用黄金和鲜花把奴役关系掩饰起来，使其躲过人民的视线，从而把奴役锁链扣得更紧”[44]。因此，现代奴役制算得上“是所有暴政中最残酷的一种”[45]。

（五）披着人民政权外衣的暴政是最恶劣的暴政

德萨米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的现实是对资产者所宣扬的“平等”和“统一”的莫大讽刺。实际上，国家依然由有产者和无产者、雇主和雇佣工人、有表决权的公民和无表决权的公民所组成，这种国家制度把财富和知识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只是在口头上承认人民有政治权利，但是却拒绝他们有日常需要的粮食和教育。

德萨米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民主选举，完全是富人所做的可耻的买卖和金钱交易。政客们在选举之前可以千百次地去握无产者的手，向无产者滥许最诱人的诺言，一旦进入议会，便有上千种办法，把自己当初许下的诺言完全抛弃掉。在德萨米眼里，法官比大群蝗虫还更可怕，行政官员就像吸血鬼一样吸吮国库、吸吮无产者的血汗，军队执行的是像野兽一般屠杀人民的使命，警察是现行秩序的工具，捐税制度则是警察的小妹妹。总之，整个国家机器都是少数剥削者统治人民的工具。他引用卢梭的话说，这种披着人民政权外衣的暴政，是最恶劣的暴政。在没有社会平等的情况下，选举越扩大，被剥削者身上的锁链就越沉重，人们不是有一个主人，而是有成千个。所以，德萨米坚决反对无产者进行议会斗争。在他看来，在现存制度下，采用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的意义极其有限，争取社会平等才是真正目的。普选制只有在社会革命后才会有好的结果。

三、“共产主义大家庭”蓝图

德萨米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一切小市镇、城市和乡村都变成富丽堂皇的公社”[46]。公社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础。他结合巴贝夫的“大国民公社”和傅立叶的“法郎吉”的有关思想，提出了一个以公社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共产主义大家庭的设想。

（一）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政治制度

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基层组织是公社，各公社土地、人口尽可能相关并连在一起。一些小公社平等和谐地结合起来，组成联合社或公社系统，依照地理状况和地区性质，由一定数量的公社构成一个省，由一定数量的省构成一个共和国，最后所有各个不同的共和国联合起来构成一个伟大的人类共同体，即共产主义大家庭。共产主义大家庭没有首都和城市，没有城乡差别。

在共产主义大家庭里，平等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法律，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德萨米认为，平等是和谐和均衡的必要条件，是公社的基本原则。“平等主义的公社是社会统一的天然基础和典型；它也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和典型。在第一种情况下，是行动、生产、消费的统一，即目标的统一；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管理和分配的统一。”[47]公有制永远不能忽略的原则就是把人的心灵中谋求任何特殊权利的极细微的企图都铲除干净。

在共产主义大家庭里，国家是一个和谐和合理的结合体，旧制度下的法院、行政、军队、捐税等机构和教会都将被废除，法律和规章将为习惯和原则所代替，“社会的组织将十分简化，以致政治机器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在运转”[48]。警察的职能只限于维护交通秩序和公共卫生，保障人民的安全。

大家庭的管理机构是三级会议，即公社民众会议、民族代表大会和全人类代表大会，分别管理公社、民族和全球各种活动。这些会议具有立法、行政和业务管理等职能。以公社为例，每个公社都设有民众会议，负责管理属于本公社管理范围内的种种活动。民众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公社的所有公民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都可以参加，并可以用口头或书面形式发表意见，所提出的建议只要大家都表示同意，或者获得最低限度的普遍赞成时，就会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公布。

各级会议都有各门科学、艺术和各种工业部门的代表，大会把立法、行政和业务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担负着类似于现实社会中议会、研究所、科学院、学校等多重角色的功能。大家庭的法律只是一种“简单的规则”和“简单的建议”，任何公民都能够出色地履行立法职责，都不会被拒之于法律殿堂之外。在这里，各级大会的全部职能只是证实和公布一切成就和发现，以便确认、协调、批准、鼓励、活跃和促进工业、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二）共产主义大家庭的经济制度

共产主义大家庭实行公有制。德萨米认为，公有制是一种最自然、最简单和最完善的协作方式。他主张在未来社会把庞大的民族集团或社会集团划分成许多个公社，公社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基本经济单位。在公社里，除了个人消费的那部分，一切财产都归公有。这种公有制公社是自由、平等、博爱和统一的幸福社会。

共产主义大家庭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其生产活动主要分为农业和工业。他们使用机器，集体劳动，开展大协作大生产。德萨米设想，在共产主义大家庭内，将会组成一支有三四百万人参加的劳动大军，代替现代社会里破坏性的常备军，大搞遍及全世界的经济建设。到那时，人们可以改善气候、缚住飓风、战胜火山，轻而易举地创造各种奇迹，无比广阔和灼热的荒原，甚至撒哈拉沙漠，都将变成可耕的良田。

德萨米主张未来社会实行各尽所能的劳动制度。“根本法”第七条规定，每个强健的人（男子、妇女、儿童）都应邀担任某种职务，根据自己的嗜好、需要、个人才能，以自己的活动和知识，亦即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来协助公有社会。所有的劳动组织都必须遵循四项原则：在公有制下只存在劳动者；任何劳动都是同等光荣的社会职责；根据自然和科学确定开始劳动和退休的年龄；不得强迫儿童、病人和体质虚弱者从事他们力不胜任的劳动。

在公有制下，虽然有劳动分工，但不强制分配工作，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一至五种工作。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一天之内可以不断改变工种。由于每个人的劳动完全符合自己的爱好和意志，他们会自觉自愿地履行任何社会职能。在这里，劳动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竞争变成了竞赛。以旧的固定分工为基础的任何等级、行为、集团、甚至学者集团都完全消灭。一切公民都或多或少地成为实践家、理论家和教师。人们从事劳动不再是迫于饥饿的威胁和强迫，而是基于教育使他们养成的习惯，希望通过劳动使自然力越来越服从人的意志，对集体的留恋和对孤独的厌恶，希望博得社会公众的尊敬等。也就是说，在未来社会，劳动已由谋生的手段变成了人们生活的需要。

在共产主义大家庭里，依然存在繁重的不愉快的工作，存在脏活和累活。德萨米认为，首先可以通过缩短工作时间的办法鼓励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也可以用抽签的办法来补足还没有人自愿担任的空额。更重要的是，如果整个社会的人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么，这种劳累的、令人不快的工作就会变成一种轻松的差事。其次，机械和化学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将成为消除这些讨厌工作的手段。例如，机器将代替人们去做那些人们不愿意做的工作，人们只要对机器加以管理就行了。

由于有了合理的劳动组织，由于劳动成了愉快的工作，由于寄生现象的消灭，公社的生产效率将大大提高，开支可以节约十分之九，产量却至少增加五倍，劳动时间也将大大缩短，每天最长不超过五六个小时。

共产主义大家庭实行“按比例平等”或“相称的平等”的分配制度。各公社把自己生产的产品都交到共和国仓库，然后再进行普遍一律地在所有各公社之间实行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德萨米设想，在共产主义大家庭里，不需要财政部、贸易部等部门，只要设立一个中央产业管理局，由一位会计员负责管理报表和账册，对各公社的产品进行统计，并按各公社的需要加以平衡后进行调拨，就足以妥善调动全部的政治经济。共产主义大家庭的社会管理机构的职能主要是经常调节和进行社会产品的分配以及邀请人们参加共同劳动。在个人消费品问题上，德萨米主张本着自己的能力、知识、需要和特长参加共同劳动，并同时按照自己的全部需要来享用共同的产品、享受共同的快乐。他以公共餐桌为例指出，公共餐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都是属于大家的，既适合每个人的食欲和口味，又适合每个人的用量的多少。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尽量吃饱喝足，这就是按比例的平等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大家庭里，在物质财富能够使任何人“量饥而食，量渴而饮”的社会里，所有居民所得到的是一切必需的、实用的、称心的东西，过着丰衣足食、舒适美满的生活。

在分配问题上，德萨米明确反对圣西门主义者提出的“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分配原则，认为这一原则实质上是确认新型的不平等，承认新贵族。在他看来，这种制度“是以神权政治和才能贵族政治为其基本原则的，差不多导致和私有制同样的结果。归根结底这只不过是社会地位和特权的简单转移而已，只不过是‘滚开，让我来占据这个位置’而已”[49]。他认为，人的能力差别有先天和后天的原因，先天差别只能说明自然赋予某些人优越的能力，是为了使他们更多地为人类造福；后天的差别则是种种恶劣的社会条件造成的结果，“这种不平等与其说是社会不平等之母，毋宁说是她的女儿”[50]，更不能成为能力强的人可以获得特殊待遇的理由。人们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在实际上就应该是平等的。不过，德萨米也不同意巴贝夫主义的绝对平等。因为绝对平等必须假定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需要，但毫无疑义这不会是事实。对于需要较多的人来说，绝对平等会造成剥夺他们所必需的东西，而满足他们，又会使另一些人得到不必要的东西，从而造成大量浪费。如果实行他的“按比例平等”，这些现象就不会发生。人们将自觉地“做其所能，取其目前所需”[51]。

（三）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教育与科学

共产主义大家庭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德萨米信奉莱布尼茨“如果改造了教育，那就改造了世界”的观点，认为善恶、信仰、风俗、感情、习惯，一切都来自于教育。在他看来，最大的政治平等必须从教育平等中产生。在现实社会，知识为特权者专有，贫苦的人民往往因为愚昧而遭受剥削和压迫。公有制铲除了一切剥削和压迫的土壤，不会再有任何社会等级和学者集团，也不会再有受剥削的愚民和弱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将会消失。

德萨米赞同邦纳罗蒂的主张，提倡教育应该是国民的、社会的、平等的，认为国民教育应有三个目标：第一，体力和灵巧；第二，智力的发展；第三，心地善良和有毅力。也就是说，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三方面都得到发展，把所有的人都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

德萨米在强调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特别强调职业教育，认为教育以实践为直接目的，一切公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实践家和理论家，他们既是工匠、技师，又是专家、学者。每个公社都是一所相互学习的大学校，大家既是学生，又是教师。他认为，教育不应具有强制性。儿童从三四岁起就要参观工农业生产的劳动过程，进入学龄期后，应让儿童、少年自由选择自己爱好的学科，使每个学生都能通晓多种专业，以便将来从事多种职业。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发现每个人的天才和爱好，以便使其得到充分的发展。

德萨米主张共产主义大家庭大力发展科学和艺术。在他看来，卢梭关于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使人变坏、使社会灾难加深的观点是倒果为因。科学艺术本身以及由它造成的豪华并没有坏处，只是在剥削制度下受少数人所垄断才变成了罪恶的根源。在公有制下，就是要把科学和艺术从垄断者手里解放出来，把它的巨大成就变成公共财产，为一切人所共享，这样，所有的平等者都将既是企业家、艺术家、文学家，又是科学家。

在共产主义大家庭，科学技术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工农业生产中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不断改进旧机器，发明新机器，以减轻劳动强度，使之轻松、卫生和吸引人。同时，教育、科学、艺术也是消灭宗教、破除迷信和偏见的强有力工具。共产制度为人人从事科学、艺术活动提供了条件，教育、科学和艺术的大发展必将进一步促进文化和社会的繁荣昌盛。

（四）共产主义大家庭的社会生活

按照德萨米的设计，共产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以公社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公有制联合体。从便于管理和便于开展竞赛与科学艺术活动以满足人民的欲望出发，作为未来社会基本细胞的公社，应实行公有制，集体劳动，共同生活，共同消费。每个公社的人数以一万人为宜，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各公社土地、人口尽可能相同并连在一起。公社集中城乡的一切优点，既从事农业也从事工业。在不适宜经营农业的地方，公社就专门经营工业，所需农产品由邻近公社供应。公社不存在商品和货币。

公社的基本建设、建筑物、周围环境、生产劳动和生活安排，与傅立叶的法郎吉极其相似，有些主张几乎是一字不易地摘抄自傅立叶的著作。在每个公社中，布局整齐、环境优美、商店、餐厅、咖啡馆、剧场、图书馆、博物馆、学校等设施应有尽有，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工作、休息和娱乐的场所。公社取消了一切有害或不必要的行业，如夜酒馆、赌场、妓院等，从而消灭了一切寄生虫和无益的工作，避免劳动力的严重浪费。在这种公社制度下，人们过着幸福、自由、平等的生活。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改变，使得人的体力倍增、寿命延长、智力发达。

在共产主义大家庭里，没有具有经济职能的个体家庭。在德萨米看来，只要个体家庭仍然行使财产权和简单的事务管理，就会产生和滋长利己主义观念，导致私有制复活。同时，个体家庭也不能保证对儿童的全面教育。德萨米把个体家庭称为“最后的病毒”，明确提出：“不要分散的家庭！不要家庭教育！不要家庭关系！不要夫权！自由结合！两性完全平等！离婚自由！”[52]不过，他同时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希望消灭家庭感情和实行公妻制，“公有”一词，“只能适用于物，适用于产品”。他预言，家庭关系的这种重大变化将是一次极伟大的革命。

（五）通往共产主义大家庭之路

德萨米对从根本上改革现存社会结构的手段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尽管出于逃避“七月王朝”书报检查制度的考虑，《公有法典》在某些地方也声明共产主义没有使用暴力和强制的任何打算，不需要进行流血牺牲，并且劝说富人向穷人做一些让步。但总体来说，德萨米是主张使用革命手段的。正如同他过从甚密的卢格所说：“德萨米很少谈到我们要用起义的方法达到目的。但是德萨米所说的话，本身就是违反法国人的思想方式的一种起义。”[53]《公有法典》全书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革命的气息。他认为，要消除私有制和现代社会的一切罪恶，就必须消灭那种保证少数人享乐而把一切重担都加在其他人肩上的特权。他指出：“这次革命将是最后的一次革命，因为此后社会的组织将直接有利于进步。”[54]

德萨米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身上，不断向他们发出呼吁：“奴隶的儿子们，如果你们想成为自由人，冲击的时刻来到了！”“无产者们，各国人民谋求复兴的机会有时在一个世纪内只出现片刻！当这个时刻来到时，务请你们当心，不要因为争吵和分裂而错过了它！”[55]为了唤起无产者的革命觉悟，德萨米在《公有法典》哲学章题词中指出：“要往无产者的头脑里灌输真理：你有责任给无产者进行这一洗礼！”[56]因为无产者只有研究社会问题，才能抓住革命时机，才能在同旧制度的斗争中团结一致，取得斗争的胜利。德萨米不赞成布朗基式的密谋起义，主张积极组织革命力量，把革命工人团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民政党”。

德萨米也提出了革命之后必须经历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的思想。要破，就必须同时有能力去立。要消灭旧的东西，就必须善于用新的东西去代替它。但是，在革命胜利后即刻实行共产主义是有困难的，为此就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他不赞同卡贝在过渡时期保留私有制的观点，也反对卡贝用和平方式进入共产主义的主张，认为卡贝的非暴力思想无异于解除了敌人的武器之后又立刻把匕首交给他们。德萨米指出：“只要你们不消灭特权的最后残余，人民就永远会担心它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人民将永远不会给予你们充分而完全的信任。”[57]

德萨米指出，共产主义者在掌握政权之后的过渡时期里，首先必须实行革命专政，剥夺敌人的私有财产和货币，取消压迫人民的旧政府机关，改造或废除旧的军队和警察，禁止赌场和妓院等行业。他强调，只有在社会组织的压力下，才能迫使旧的特权者做出让步。其次，在社会革命成功后的翌日，新政府即通令所有各公共场所设立公共餐桌。同时把一切产品和财富集中到公社手中，然后在整个社会进行公正的分配。每个无产者都可以得到舒适而又卫生的住所。社会产品也十分丰富，社会成员不仅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就是衣服和家具也能供人们用十年之久。只要特权者不再坚持对财富的有害垄断，人民将心甘情愿地供给他们必要的、实用的甚至是惬意的东西，直到他们决定到兄弟般的宴会上去占得一席之地。如果他们一时想不开，那就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沉溺于自己的习惯，甚至游手好闲去吧！这不会有多大关系的”，“人民将给予他们必要的时间，让他们自愿地来参加共同劳动，促进共同祖国的富庶”[58]。最后，共产主义在一国的胜利只是一个开端，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使共产主义突破一国界限，那时，各国之间的屏障将被拆除，各个不同的共和国将联合起来构成一个“伟大的全人类共同体”[59]。

德萨米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充满信心。他认为当一国实现共产主义以后，就可通过宣传鼓动和典型示范以及加强国与国之间交往和协作的办法予以推广。他指出，各国可以派出代表来参加劳动大军，这既可以吸引广大青年，发挥他们的劳动热情，而且可以消除国与国之间的屏障，使科学艺术在全世界普及，引导落后、野蛮的民族走向文明，直到实现全人类大联合。他也估计到，一国建立公有制之后，必然引起专制国家的仇恨，它们必然会进行武装干涉，因此，为了防止侵略，暂时保留武装力量是必要的。公有制有着雄厚的实力，一定会战胜侵略者。德萨米还设想，必要时可以征集三四十万军队，以歼灭一切反共产主义的政府，至多用十多年的战争，就可以逐渐解放一切民族。德萨米推崇“博爱是没有祖国的”和“各族人民皆兄弟”的口号，主张“以同一利益和同一的爱把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60]，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

四、德萨米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基本评价

作为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的学说表达了当时寻找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在乌托邦共产主义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既不是纯粹莫尔式的乌托邦理论家，也不是纯粹闵采尔式的革命家，而是试图把傅立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与巴贝夫主义的革命传统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理想与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他不仅创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开展了锲而不舍的宣传活动。他组织共产主义聚餐会，积极投身于当时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试图把唯物主义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给工人运动提供理论上的论证，不仅对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贡献，而且也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且是未来革命的主要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不仅超出了同时代的卡贝，而且也超出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

但是，德萨米没有对共产主义进行真正科学的论证，在许多问题上没能冲破以往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樊篱，没能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平。德萨米是一个机械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者，他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由多个部件组成的合理机器，认为人类社会固有的规律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永恒不变的，现存社会之所以弊病百出、不协调，是因为各部件没有连接好。他还认为人具有脱离阶级性和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变人性，即以“自爱”为核心的、以追求幸福为目的的欲望，这种欲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剥削制度所以不能遵循社会固有的规律，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欲望被引到了邪路上，是由于人们的愚昧无知和错误立法造成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探索和公布固有的规律即根本法，用它来代替现行的人为法律，人们一旦认识和掌握这一固有规律，合乎人性的公有制就会实现。显然，德萨米建立在机械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学说，不能够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阐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此外，德萨米虽然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无产阶级是革命力量，但他并没有科学的阶级概念，往往把无产者同贫苦劳动群众等同起来，即使有时把社会革命称为无产阶级革命，但实质上仍没能超出巴贝夫主张的“人民革命”的范畴。总体上看，德萨米学说是刚刚登上政治舞台但在政治上仍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神圣的家族》中把德萨米称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