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朗基的生平与革命实践活动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1805—1881），19世纪法国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乌托邦共产主义者。

1805年2月1日，布朗基出生于滨海阿尔卑斯省的一座小县城普格德尼。1818—1824年，布朗基先后在巴黎的马桑中学和查理曼中学学习。其间，他亲眼目睹了白色恐怖下革命者被处死的情形，感情上受到巨大冲击。就在中学毕业那年，他加入了法国当时最大的密谋革命组织烧炭党。

1825年，布朗基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医学，同时在一些私立学校兼课。1827年，他积极参加反对查理十世的示威活动，身负重伤。1829年8月以后，布朗基在皮埃尔·勒鲁的《环球报》工作了几个月，其间开始接触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

1830年7月，七月革命爆发。布朗基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亲自参加了攻打杜依勒里宫和市政厅的战斗，又一次负伤。七月王朝建立后，布朗基对革命的结果大失所望，对圣西门主义一味主张非暴力的社会改革也深感失望，他决心摆脱圣西门主义，另辟蹊径，为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而斗争。

1830年底，布朗基加入青年共和党人团体“人民之友”，积极宣传共和思想，号召人民为推翻七月王朝、实现共和制度而斗争。其间他结识了巴贝夫主义者菲利浦·邦纳罗蒂、学者兼革命家弗朗索瓦·文森特·拉斯拜尔（Fran?ois-VincentRaspail，1794—1878）、密谋组织“家族社”领导人阿尔芒·巴尔贝斯（Armand Barbès，1809—1870）等人。

1831年7月，当局以危害国家罪逮捕了布朗基等十五名“人民之友”骨干分子。翌年1月受审时，布朗基在法庭上代表十五名受审者发表辩护词，声明自己是以无产者身份出庭发言。他揭露政府通过税收制度把钱从穷人的口袋掏出来装进富人的口袋，实质上不过是一小撮特权阶级和寄生阶级的工具。法院虽然最终宣布十五人无罪，但却以布朗基的辩护词“危害公共秩序”之名判处他一年监禁并罚款200法郎。布朗基的名字由此开始在巴黎工人中间流传。

1832年2月，尚处在缓刑两个月取保假释期间的布朗基又以“人民之友”副主席身份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受折磨、受剥削的群众联合起来，投入这场斗争。1834年初，服刑期满出狱的布朗基立即加入了巴尔贝斯领导的家族社，并担任副主席。该组织的成员多为工人和一些同情和接近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年3月，布朗基撰写了《谁做的汤应该由谁来喝》一文，明确主张消灭剥削，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土地、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公有，认为“只有用协作制代替私有制，才能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公平统治”[4]。这标志着布朗基已经从民主主义转向乌托邦共产主义。

1836年，布朗基等家族社成员被捕。10月，布朗基被作为首犯判处两年监禁，罚款2000法郎。1837年因大赦获释，但不准在巴黎居住，举家迁到离巴黎不远的西让镇。在这里，他又同巴尔贝斯、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rd，1808—1883）等人一起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四季社”。四季社的基层组织称“星期”，由六名社员和一名领导人组成；四个“星期”组成一个“月”，共28人；三个“月”组成一“季”，四个“季”组成一“年”。“年”的领导人称为“革命的代理人”。当时巴黎有一个“年”，分别由布朗基、巴尔贝斯和贝尔纳任社长，称“秘密三头政治”。四季社的成员主要是工人和手工业者，大约1200人左右。

1839年5月，布朗基领导了巴黎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布朗基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捕，于1840年被判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投入监牢。直到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才重获自由。

1848年2月，布朗基来到巴黎，联合一批秘密团体成员和年轻革命者成立中央共和社，担任主席。为阻止政权落入反动分子之手，布朗基于3月17日组织了1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号召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劳动者的彻底解放，为消灭最后一种奴隶制的残暴统治而斗争，迫使临时政府答应推迟选举。5月15日，对新政府组成强烈不满的工人冲进立宪会议会场，占领了市政厅，宣布自行成立新政府。起义很快遭到镇压。虽然布朗基不赞成也没有参加起义，仍以组织反对和冲散立宪会议的游行示威的罪名遭到逮捕，并被判10年徒刑。

狱中的布朗基一边坚持读书学习，思考社会问题，一边同狱外的同志和战友保持密切联系，指导他们的革命斗争。1852年和1853年，布朗基曾两次越狱未成。1857年被转移至科西嘉岛。1858年转押非洲的麦斯卡拉。1859年8月，法国大赦，布朗基再次回到巴黎。

抵达巴黎后，布朗基继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他又因重建秘密社团而被捕，1861年6月被判四年监禁。在狱中，他继续宣传其革命主张，一些狱友成为他的忠实信徒，为布朗基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64年，他借监外治病之机成功出逃，到达布鲁塞尔。其间经常同巴黎的战友通信，并多次潜回巴黎，建立密谋革命组织。1868年，布朗基出席了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这一时期，布朗基结识了沙利·龙格、古斯塔夫·特里东、保尔·拉法格、格朗日等革命者，还写了许多有关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阐述自己的见解。这些论文在他死后由格朗日收集整理成两卷本文集，以《社会批判》为名出版。也是在这一时期，法国成立了布朗基战斗队。战斗队到1870年发展到2500人左右。布朗基常秘密到巴黎待一段时间。1869年大赦以后，布朗基又一次回到巴黎。

1870年7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9月，帝国垮台，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布朗基创办报纸《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德国侵略者和国防政府的叛国行为，保卫祖国。10月31日，巴黎人民占领市政厅，扣押政府成员。布朗基被任命为新政府成员。国防政府组织反扑，大批起义者被捕。1871年3月17日，即巴黎公社起义爆发的前一天，布朗基被捕。第二年被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巴黎公社成立后，布朗基被两个区选举为委员。公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又缺席当选巴黎公社名誉主席。1878年1月，以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为首的《平等报》发动了释放布朗基运动。1879年4月选举中，他以巨大优势当选波尔多议员。虽然他的议员资格被取消，但政府迫于压力于6月特赦已经74岁的布朗基出狱。

出狱后的布朗基，不顾年老体弱，仍然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新的战斗。他先后到波尔多、马赛、土伦、里昂、尼斯等地，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呼吁释放被囚禁的巴黎公社战士。1880年11月，布朗基和他的战友在巴黎创办了《无上帝无主人报》，并亲自担任主编，宣传革命主张，受到工人群众和广大革命青年的拥戴。

1881年1月1日，布朗基与世长辞，终年76岁。巴黎工人和全国各进步团体代表20万人为其送葬。

二、布朗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一）资本主义是“金钱皇帝”统治的世界

布朗基把资本主义制度称为“金钱皇帝”“金钱王朝”的统治，认为伴随商品拜物教而来的是金钱至上的权威。虽然君主专制倒了，金钱王朝却仍然屹立不倒，不可摧毁。但是，如果“剥掉这个皇帝的金钱画皮，使他原形毕露，他原来只是一个扒手”[5]。

布朗基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掠夺国家财富、榨取人民血汗，建立“金钱王朝”的罪行。他指出，法国暴发户的财富是通过高利贷、背信弃义和巧取豪夺攫取的贪婪的大资本家几乎毕生从事残酷无情的剥削。在中小资产阶级破产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比旧贵族制度更巧妙、更可怕的金融、工业和商业三个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狡猾代替了暴力，扒手代替了拦路大盗，银行和大工业成了万能，资本则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布朗基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创造了一切，但仍像从前一样一贫如洗。资产阶级国家就像一台贪得无厌的抽压机，它压榨人民的血汗，榨取亿万法郎，使之不断流进游手好闲者的钱柜，它一个一个地压碎二千五百万农民和五百万工人，吸出他们最纯洁的鲜血，把它输送到特权分子的血管里去，这还不够，他们还要通过管理工商业的法律直接从群众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而只有特权阶级才拥有制订这些法律的权力。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名亡实存的奴隶制，在这一制度下，广大无产者既要遭受资本家的无情剥削，还要遭受资产阶级国家的掠夺和奴役，不过是一群身受奴役痛苦而表面上却有自由的奴隶。腰缠万贯的资本家逍遥自在，享尽荣华，只顾无情盘剥，根本不顾工人死活。资本家不同于庄园主的地方仅仅在于：他对穷人的命运更加漠不关心，因为工人并不是需要加以爱惜的资本，工人的死亡不会给资本家带来任何损失。

（二）资本的暴政比军事和宗教的暴政更加残酷

布朗基猛烈抨击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他指出，被资产阶级奉为神圣的代议制度，表面上把立法、司法和行政分立，实质上是把三权集中在一小撮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特权阶级手里。议会制定的宪法，只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占统治地位，它制定的税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也不过是为了使资产阶级达到掠夺的目的。它由十万个选民颁布法律，十万个法官运用法律，十万个国民军执行法律。所有这些选民、法官和国民军都是同一个集团里的人，他们掌握着全部政权。而三千万无产者则被排除在政权之外，除了缴税纳贡，享受不到任何权利。

布朗基指出，被资产阶级奉为圭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同宪法规定的“全体法兰西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样，都是众所周知的谎言。“资本的暴政比军事和宗教的暴政更加残酷。”[6]他指出，投票箱只会收到资产阶级的选票。在城市里，那些成年累月在压迫和贫困的枷锁下受折磨的劳动阶级不可能参加投票，或者是像盲目的牲口一样被他们的主人牵着去投票。在农村，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僧侣和贵族手里，沦为农奴地位的苦难农民不过是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敌人的垫脚石。广大劳动者更不可能有被选举权。即便在巴黎，也只有极少数工人的名字出现在选民单上。资产阶级所谓自由，无非是“奴役的自由，无情剥削的自由，豪华生活的自由”[7]。人民不愿意再用他们血肉来哺育这种自由。布朗基指出：“当人们缺少面包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当豪富并列在贫困旁边制造丑事的时候就没有平等。当女工领着自己的饥饿的孩子沿着豪华的宅第乞怜的时候，就没有博爱。”[8]

（三）一切新的宗教和旧的宗教一样永远是革命的敌人

布朗基是无神论者，他继承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传统，坚决反对一切宗教和迷信。在他看来，基督教和鸦片是作用相同的两种毒品，宗教是愚昧、剥削、贫困的根源，是暴政的最可靠的武器，是保守主义的天然同盟军，其实质是静止不前，摧残教徒的进取心，使他们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麻木不仁。宗教历来为统治阶级服务，为统治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大众披上神圣的外衣，提供精神武器，而统治者则会千方百计地维护宗教、神权的特殊地位。他还把宗教和资本比喻为两个狼狈为奸的杀人犯，认为正直的人们同上帝和资本这两个恶魔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既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老爷。

布朗基指出，以往历次革命都不是如人们天真地想象的那样推翻了神权，而是夺取权力的人重新同神权结盟，并使之永久化。而获得权力的人则由此得到了合法的权威。这是造成人民祖祖辈辈处于奴隶地位和革命不断流产的重要根源。一切新的宗教和旧的宗教一样永远是革命的敌人。宗教使人愚昧，教会让人无知，而愚昧无知则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取消教会，驱逐僧侣，破除一切和迷信。

三、布朗基的革命与专政思想

布朗基深受巴贝夫关于人民革命和人民专政思想的影响，结合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武装和革命专政的思想，主张通过密谋暴动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革命专政，以实现人民的解放。

（一）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革命

布朗基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它在各个不同时期，阶级结构是不尽相同的：在古代是贵族剥削奴隶，在中世纪是封建主剥削农奴，在现代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布朗基注意到了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法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认为七月革命的结果是上层阶级被打垮，中产阶级骗取了胜利果实，而“创造了一切”的人民却被赶下了舞台。从此，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便开始了。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中，甚至转而要求助于自己过去的敌人来助自己一臂之力，以便更有效地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

布朗基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担心被新制度代替的人维持正统原则，保持旧组织；而争取未来的人民群众则要求打破剥削和压迫的枷锁。在他看来，这是一场利润和工资之间、资本和劳动之间、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殊死决斗，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要完全消灭剥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场革命不仅是政治大革命，而且是社会大革命，它不仅要消灭王权，而且要消灭一切特权，消灭建立在不平等和剥削基础上的现存秩序，打倒压迫者，把人民从富人压迫下解放出来。

布朗基批判了那些自命为民主主义者的人，认为他们自我标榜既不是“资产者”也不是“无产者”，不过是企图用这种模糊的字眼掩饰自己，欺骗人民。他还尖锐地批判了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在革命问题上的观点，认为“这三个派别竞卖膏药，只在咒骂革命者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他们都“向革命宣战”，“谴责革命是不可救药的否定论”。在布朗基看来，圣西门主义者已经“成了帝国的支柱”，“傅立叶主义者十八年来骑在共和党人头上，对路易·菲利浦阿谀奉迎”，实证主义者则是“这一世纪的第三个乌托邦，以否定一切宗教开始，而以嫁接在天主教讽刺画上的等级制度告终”[9]。布朗基指出：“社会主义就是革命，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10]“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革命，不应该做出乌托邦的姿态。”[11]不过，布朗基所说的革命并不是阶级的革命，而是少数人的革命，“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恰当的时机试着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就能取得革命胜利”[12]。

（二）武装起义是使劳动者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

布朗基认为，武装起义是使劳动者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他依据1848年二月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武器和组织，这是进步的决定因素，消灭贫困的重要手段。法国有了武装的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就会来临。

在布朗基看来，被压迫人民是否掌握革命武装，将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在武装起来的无产者面前，一切障碍，一切顽抗，一切不可能的事，整个都将消失。他指出，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人民，这是挽救革命事业的第一需要，也是唯一保证。无产者如果不立即对统治者采取行动，普遍解除资产阶级保卫队的武装，把全体工人武装起来，就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布朗基积累了丰富的组织革命武装、举行起义的经验，其中特别强调了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人民是为理想而战，他们的忠诚、智力和勇敢远远超过敌人，但是，要战胜敌人，他们还缺少统一行动和整体观念。统一行动、整体观念能使他们在向同一目标前进时，充分发挥这些优良品质，而孤立作战却会使这些品质不起作用。要统一行动，就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没有组织纪律，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胜利。

（三）只有建立革命专政，才能摧毁旧堡垒

布朗基指出，共产社会只有在摧毁了旧堡垒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而只有建立革命专政，才能摧毁旧堡垒。在革命胜利后，应该刻不容缓地建立起革命政权，以帮助人民直接行使他们的权利，使国家成为穷人对付富人的宪兵。1848年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和坚持革命专政。在他看来，如果在1848年革命中巴黎实行一年的革命专政，至少可以使法国的历史少走25年的弯路。即使专政需要搞十年，那也不应当动摇。他反对给敌人任何自由，主张毫不犹豫地、不顾一切地把敌人从土地上一扫而光。

布朗基认为，革命胜利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如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急忙举行选举，结果将是致命的。不是“用武力强夺选票”，就是“导致复辟”。在革命专政时期，革命政权在政治方面的任务主要有：解散旧军队，撤换旧法官和中高级旧官吏，驱逐贵族和僧侣，建立国家常备军，不给敌人任何自由，并对严重危害国家的敌人进行审判。革命政权在经济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把一切教会的、公共的、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一律并入国家财产，对大工商企业进行监督，勒令它们照常营业，不得解雇工人，不得减少工资；由国家派人管理不接受监督的企业；尊重并保护中小业主的权益；废除旧债券；用直接税、累进税、遗产税和所得税代替原来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捐税。

需要指出的是，布朗基的专政并不是阶级的专政，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起来，服从一个或某几个人的专政。”[13]

四、共产主义平等共和国

布朗基指出，“革命政权”只具有临时的政府的性质，它将为一个“平等的政府”，即具有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和国所代替。

（一）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布朗基认为，人类历史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这种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这些不同的阶段把人类历史划分成了幼年时期和成年时期，而劳动分工则是区分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主要标准。在劳动分工以前，基本上是个体分散劳动，各个家庭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在这种经济原则占支配地位的整个时期内，人类先后经历了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石器时代土地共有，尚没有剥削现象。只是在铜器时代初期才出现教阶制度和酋长政权。到了铁器时代，出现了土地私有制，产生了君王和贵族、等级制度和附庸关系。

在劳动分工之后，即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代替个体分散劳动，这是人类生活的一大变革。但也因而出现了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货币。由于不平等交换，又产生了高利贷和资本主义剥削，以及这种剥削所导致的可怕后果——不平等和贫困。然而，由于劳动分工制度彻底否定了个人的独立性，资本主义便“用自己的手给自己带来了致命的创伤。为资本服务的协作就这样变成了使资本不能长期经受下去的祸害”[14]，从而使人类更接近全面协作的共产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朗基认为，“任何进步都是共产主义的一次胜利，任何倒退都是共产主义的一次失败。共产主义的发展和文明的发展是并列不悖的”[15]。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是由一只有两只脚、没有羽毛、没有翅膀的鸟，在人类社会的一个角落里产生和孵化的鸟蛋”[16]。

虽然布朗基对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不科学的，对各个社会形态的性质、特征的认识也相当模糊，但他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得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的结论，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共产主义是以全面协作制为基础的“平等共和国”

布朗基深受巴贝夫平等观的影响，并把它同圣西门、傅立叶的协作制思想结合起来，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将是一个以全面协作制为基础的平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消灭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现象而代之以公有制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协作。全面协作是由部分协作逐步形成的，部分协作又是随着联合组织的不断扩大而成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长、社会的繁荣、文化的进步和各个团体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人类社会最终会形成一个没有专制，没有束缚，没有任何压迫的全面协作。全面协作是“时代的宠儿”“全世界的万应药”[17]。

平等是“平等共和国”的基本原则。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协作的关系，但平等不是平均，协作制并不等于平均主义。如果试图通过平均的办法来实现平等，到头来还是会出现新的不平等。他以地产为例指出，普遍协作是克服时弊的唯一良药，只有实行协作才能解决产生贫困、混乱和内战的各种社会问题。如果试图用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来实现平等，那么这种平等是靠不住的，最终只会使贫困和痛苦更加普遍化，因为它并没有改变私有制，生产工具的私人占有和剥削的存在还会重新造成大地产，从而重新出现不平等。

布朗基还提到，在未来的平等共和国里，已经没有了令人憎恶的、自称为政府的东西。这说明布朗基所主张的“平等共和国”已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在他所设想的未来社会里将不再存在政治意义上的国家。

（三）全面普及教育与共产主义是相互平等的两条大道

布朗基认为，共产主义的发展和文明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这两个观念是统一的，文明的最高峰必然是共产社会。要发展人类文明，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普及教育，因为解放人的工具不是手臂，而是脑袋，而脑袋只有经过教育才能有活力。在他看来，只要绝大多数人还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就绝不能说共产主义已经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知识是共产社会不可缺少的因素。教育是共产社会的空气和工具，要求建立没有教育的共产社会，就如同要求我们在真空中进行轻松的呼吸一样困难。

布朗基指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大障碍是愚昧无知。虽然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法庭、基督教和政府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障碍，但相比之下，它们不过是普通的篱笆，而愚昧无知才是最可怕的堡垒。铲除篱笆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够了，而摧毁城堡则可能需要二十年。布朗基设想，在革命胜利后，应开辟两条平等的道路，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向全面普及教育，另一条道路相应地一步一步走向共产社会。二者同步并行。共产主义是普及教育的必然结果。

（四）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

布朗基与历史上的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同，没有对未来理想社会制度进行“乌托邦式”的详细描绘。他认为，详细地描写未来社会的一切细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共产主义不是一个乌托邦。它是正常的发展，和五花八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18]

在布朗基看来，一切想描绘未来共产主义制度的尝试都是徒劳无益的。他嘲笑共产主义的敌人说，这些人硬要别人马上告诉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谁将替他们倒尿盆。他同样嘲笑各派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理想社会方案，批评他们彼此之间为把各自的方案奉为唯一正确的东西而争吵不休：他们站在河岸上，激烈地争论着对岸到底是玉米田还是裸麦田，固执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却又不去克服他们面前的障碍。他把这种种方案称为“革命的经院哲学”。布朗基指出，现在的社会制度就像是遮住未来的屏障，它的影响使未来隐没在浓雾之中。只有革命才能摧毁这道屏障，只有旧世界的灭亡才能把创立新世界的因素解放出来。无论怎样思索，也不能预见到这种只有到一定时刻才能完成的解放。

布朗基指出，未来社会的一代新人，都是精明能干的人，他们样样精通，是任何人都欺骗和奴役不了的人。既然如此，难道他们为了组织起来还需要我们的建议，需要我们来解决问题，需要我们的监督吗？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还是管今天的事吧。明天不属于我们，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为明天的组织工作准备良好的物质条件。其它一切都不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19]

五、布朗基的主要贡献与历史局限

布朗基是法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出色的工人革命家。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法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革命政权，实现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据莫里斯·多芒热统计，布朗基一生在狱中度过了33年7个月零16天，遭软禁2年8个月零14天，流亡国外或受警察监视居住6年10个月零24天。但他未曾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革命信念。坚定的信念、坚毅的性格、无私的精神使他不仅在法国工人阶级中深孚众望，而且在整个欧洲工人运动中也广受尊敬。

布朗基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把一部分先进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培养了骨干人才。例如，早期他曾建立秘密组织“家族社”和“四季社”，在1848年革命中创立“中央共和主义社”，到19世纪60年代，又把一批法国革命家联合起来，使之成为一支政治素质较高的队伍，为后来的巴黎公社培养了特里东、埃德、里果、瓦扬等优秀战士。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他为“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20]、“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21]。他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不仅组织了武装暴动，也参加和组织了工人的罢工和游行活动，积极引导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斗争，直到晚年仍经常参加群众集会，发表演说，为捍卫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而奔走呼号。

在理论方面，布朗基虽然不是一个理论家，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理论认知。布朗基在乌托邦社会主义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继承巴贝夫关于人民革命和人民专政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对法国1830年和1848年两次革命的经验总结，发展了阶级斗争学说，并明确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武装和实行革命专政的论断。

布朗基的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完成于1848年革命，但他始终停留在这一时期的水平上。虽然他本人并不赞成乌托邦，但其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在总体上始终未能超出乌托邦共产主义的范围。这既折射了19世纪30年代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刚刚从自发阶段走向自觉阶段这一客观历史现实，也与布朗基本人的经历有关。他从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斗争，成年累月忙于革命活动，又长期遭到监禁，这使得他虽有革命的本能，却没有系统的革命理论。正如恩格斯所说，“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