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地球北端的一个神奇的国家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这段日子里的种种经历和体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之中。这个国家就是挪威。

挪威就像一条卧在地球北端、大西洋东岸的巨鲸，鲸头伸向南方，而鲸尾甩在北冰洋，北极圈横贯它的腰部。它的国名挪威语中意为“北方之路”。

1.黑昼、午夜之日与“拜日狂”。

挪威人很少上教堂，他们却拥有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雅号：“拜日狂”。

只要是天气晴朗的日子，就可以看到挪威人在露天的椅子、台阶、路面、草地、海滩甚至山顶上如饥似渴地吮吸阳光。连续几天晴朗之后，或一个晴朗的周末之后，每个人都好像变了一个人种似的。在挪威，没有人会恭维一个姑娘“皮肤洁白”——那还不如不恭维。

挪威人对于太阳的感情，是一个生活在北回归线附近的人难以想象的。挪威中部的北极圈以北，每年冬至前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暗无天日。这时的白天被人们称为“黑昼”。即使我住的地处西南部的城市卑尔根，冬天也很少直接见到阳光。在日照最短的时期，每天早晨9点多钟天才蒙蒙亮，下午3点左右，夜幕就已降临。且不说冬天的雨雪奇多；即使天晴，由于太阳离地平线很近，而卑尔根又是一座七山环抱之中的沿海城市，所以城里人在冬天很难与太阳照面，除非登上山顶。有一段时期我几乎连续一个多月没见到太阳，有时看到高层楼房的墙上反射的阳光，也会一阵欢喜。

度过这样一个漫长、黑暗的冬天之后，可以想象人们对太阳的重新驾临是多么欢喜，多么感激，又是多么珍惜。挪威人复活节（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的放假天数比圣诞节放假天数长好几天，为的是让人们有充分的时间去享受久违了的太阳所带来的光明和温暖。“拜日狂”们带着滑雪板，走向了高山之巅，走向了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复活节以后好像为了补偿他们在冬天所受的冷遇，太阳渐渐明显地延长每天照耀的时间，而到了夏至前后，卑尔根城的午夜就如同上海的早晨一样，成了“白夜”，而在北极圈以北的地区，人们在这段时间则可以看到一种最令人向往的北极奇观——午夜之日。在挪威北部最“大”的城市（人口仅5万）特隆姆瑟，可以见到午夜之日的时间是每年5月下旬至6月的一段时间。我在该城讲课的日子恰逢其时，但天公不作美，只让我看见了“午夜彩云”，而没有看见午夜之日。

对这些“拜日狂”来说，太阳在天际的位置最高、日照时间最长的那天，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按照挪威旧历，这一天是6月24日，叫做“仲夏节”，又叫“圣汉斯节”。在挪威西部，庆祝这个节日的主要形式是在仲夏节前夕举行篝火晚会。6月23日傍晚，我们开车驶向卑尔根郊外。好多性急的“拜日狂”早早地把篝火点燃了。从盘山公路朝下望，青烟四起，蔚为壮观。当我们抵达住在郊外的朋友家里时，发现主人已经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去参加她们村庄的篝火晚会了。我们靠嗅觉循着烟味找到了他们。小村庄的人几乎都来了。一些小孩在卖饮料和烤香肠。篝火旁站着一个拉手风琴的小伙子和一个拉小提琴的大姑娘，还有一位正兴致勃勃地领大家唱歌的中年妇女。起先响应的人不多，大多都忙着同邻居、朋友聊天、打招呼。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唱挪威民间歌曲和通俗歌曲的队伍，最后干脆在篝火旁边唱边跳起舞来了。一些被烟熏得又黑又脏的小男孩忙着拾柴，给篝火添料。但很快他们就“失业”了——几个男子汉扛来一艘旧木船，按老传统把船放在篝火上烧，燃起熊熊大火，火光似乎使此时仍不倦地发出光热的山顶上的太阳，也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2.喜气洋洋的五月。

五月的挪威，到处洋溢着喜洋洋的气氛。漫长的冬天终于离去，山坡上虽不像中国的五月那样山花烂漫，却也郁郁葱葱，春意盎然。我居住的卑尔根是一个出了名的雨都，这时也常常现出一派风和日丽的清新气象。这个月的节假日特别多，几乎占去了一半时间。最重要的节日是五一劳动节和“五·一七”国家独立节。在这两个节日里全民放假，并举行游行活动——多半是庆祝游行，但也有示威游行。于是，五月的挪威人有了借口和机会，去欢呼跳跃、载歌载舞，或者去呐喊呼吁，发泄不满。

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集会虽很热闹，但“五·一七”的国庆游行的规模要大得多，气氛也更为热烈。那天上午9点半，我在卑尔根大学内一个广场观看了主要由大学教师参加的游行队伍的出发仪式。仪式完毕后，由一队身穿黑色博士制服的教授带领，来到市中心广场集中。这时，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聚集在市中心广场和附近的各主要街道上。10点过后，城北山上礼炮轰鸣，游行队伍和观众群中随即鼓乐齐鸣，欢声雷动。游行开始了。

游行队伍的第一部分是用实物模型和人物造型表现各个历史阶段上挪威人民生活、劳动和斗争的场面。我在队伍中看到了简陋的家具、笨重的工具、粗糙的服装、浑身污垢的劳工等属于过去历史时代的人和物。挪威朋友们曾多次对我说，挪威的富裕繁荣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直到20世纪上半叶，挪威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挪威妇女曾告诉我，她小时候家里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牛肉。的确，挪威人民今天的富裕和平生活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别人恩赐的。节日的游行以形象的方式把这个简单但重要的道理告诉了挪威的下一代。

由于历史的原因，挪威的国庆没有阅兵式、也很少有士兵参加。游行队伍的主角是成千上万天真烂漫、兴高采烈的少年儿童。卑尔根的孩子们穿着色彩绚丽的服装，手挥气球、国旗、或托着小足球，骑着小自行车，或手持滑雪棒、棒球棍，有的孩子甚至还抱着平时最心爱的大狗熊和洋娃娃，一路跳着、笑着、唱着、叫着，把发自内心的喜悦通过动作、色彩和音响撒向节日的卑尔根的每一个角落……

大人们这一天的高兴劲儿也不比孩子们逊色。最吸引人的是挪威妇女，她们几乎都穿上了她们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们穿过的一种叫做“布纳德”的传统服装，一般是羊毛衫袍外面罩着用银丝金线绣着花边图案的色彩鲜艳的紧身背心和宽大裙袍。穿上这种服装的挪威妇女少了平日的精干洒脱，却多了婚礼上新娘的那种文静羞涩，显得格外妩媚动人。几十年后，如果有谁问我在挪威哪些东西给我留下最深、最美好的印象，我也将告诉他：峡湾、冰川和穿着“布纳德”的挪威姑娘……

挪威人民为自己取得的进步与发展而自豪，但并不因此而减少对自己的历史与传统的热爱。我相信，美丽的布纳德将永远装点喜气洋洋的挪威五月。

3.小木屋的魅力。

挪威有不少有名的建筑，但在我看来，最具有挪威民族特色、最体现挪威人对于大自然所具有的艺术家般的趣味和宗教徒般的感情的建筑，却是一种遍布全国、外形平凡的木结构小屋，挪威语叫“hytte”，姑且译做“小木屋”。

一位挪威朋友邀请我同他一起到离卑尔根200公里远的地方去滑雪，并在他拥有的一间小木屋里过夜。沿着峡湾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之后，由于车的防滑措施不全，我们只好弃车而行。在雪地里半走路半滑雪大约1小时后，才穿越一个湖泊，爬上一个山坡，到了那间小木屋跟前。雪几乎掩埋了窗台以下的半间屋子。费力地把门口的积雪清除之后，进入了寒气逼人的室内。这屋子大约有50平方米大小，分隔成两间小卧室，一间较大的客厅兼餐厅。客厅的家具显然都有些年头了，其中包括壁炉旁一张主人的祖母坐过的大木椅和墙上挂的一些乡下亲戚送的民间工艺品。这间房的右侧置有一只液化煤气炉和一个碗柜，算是厨房。另外还有一间很小的盥洗室。进小木屋后的第一件事自然是点燃屋内的壁炉。然后，打开窗口取雪——这雪加热溶化后可用来饮用与洗漱。靠太阳能装置供电的照明灯光度与烛光相差无几。我们就在远离现代都市、位于冰雪世界的山中小屋里度过了这一夜。

在挪威全国，像这样的“别墅”（许多比它更原始、更简陋）有30多万个。有的在山上，有的在海边，通常都要从家里开车经过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根据1986年的一项统计，51%的被调查者说他们拥有、或可以无偿使用一间小屋，24%的人说他们是在小木屋中度过暑假的。事实上，“到小木屋去”，已成了挪威人打发闲暇时间的主要方式之一。

由于经济发展和福利国家政策，挪威人现在拥有比过去多得多的闲暇时间。法律规定每周5天工作制；所有挪威雇员每年享受4星期全薪休假的权利。政府还提供补贴使个体经营者也能每年至少享受3星期的假期，甚至还设法提供度假基金让农民雇帮工（在暑期，往往是以打工赚取旅费的大中学生），从而使农民也能享受假期而无经济顾虑。除了上述假期之外，每个挪威雇员在圣诞节、复活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等宗教节日与世俗节日，也享受全薪假期。

挪威人之所以愿意在简陋偏僻的小木屋里度过大量闲暇时间，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像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一样，想松弛一下现代社会高节奏生活所造成的神经紧张，更主要的是，在那里他们能过一种他们的祖先们所过的，而仍为他们所珍视的生活。这是一种简朴、宁静、与自然合一的挪威农家生活。在节假日里，当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人们纷纷涌向舒适豪华的旅馆、餐厅的时候，挪威人则喜欢双肩背着登山包，包里带着食物饮料和包括呼救信号弹在内的一切必要的物品，坚定地、并常常是孤独地攀登在怪石嶙峋、或荆棘丛生、甚至冰雪覆盖的山上。那些没有太高的测向本领和冒险勇气的人，可以照着挪威登山旅行协会为你沿登山路线标着的红色“T”字前进。我曾经和挪威朋友们一起享受过那种在方向迷茫之中突然发现一块岩石上已经褪色的红“T”标记的极大乐趣。挪威大部分人住在一家一幢、全部以条状木料进行外装饰、小巧美观、舒适的两层楼房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迫不及待地在假期中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奔向他们可爱的小木屋。这是一种在特定生活条件下铸就的民族性格的体现。挪威人的先辈们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情感——对自然力的敬畏、经历了考验之后的自豪、以及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时感受到的愉悦。

小木屋的魅力也许就在这里：它是挪威人朝拜大自然的神殿。

4.他们出生时脚上就长着滑雪板。

每年冬天，挪威政府都要组织一个“滑雪周”活动，使通过政府间协定在挪威留学和工作的外国学生与学者能亲身体验这个高寒国家的冬季生活。滑雪地点在奥斯陆以北的一个叫“文斯特勒”的地方。从旅馆宽畅的玻璃窗往外眺望是几座白雪覆盖的山岳和一个同样身披银装的大湖。旅馆本身则拥有一个大滑雪教练场。滑雪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一群孩子，最小可能仅三四岁，身着鲜艳的滑雪衫，脚蹬滑雪板，手持滑雪竿，轻快自如地上坡、下坡、转弯、急停……看到这情景，我真是又羡慕又惭愧：我们这些成年人虽经专业教练再三指点，“嘴啃雪”仍然是家常便饭。后来别人告诉我：挪威孩子生下来时脚上就长着滑雪板。

同他们的长辈们一样，挪威的孩子从小就喜欢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大自然的环抱中。他们常常被大人们放任在田野里、岩石上、花园内、森林中、小溪旁、海滩边，甚至在像公路和山坡这样危险的地方，自由自在地玩耍、游戏。父母们常常给幼儿们全身穿上橡胶套装，任他们在泥里水里乱滚乱爬。稍大些的孩子，则可以在圣诞节得到一大批像小自行车、足球、滑雪板、旱地溜冰船之类的礼物。在挪威人家里做客时，我常常被主人家孩子那副肮脏模样逗笑；当其中一个不到两周岁的小男孩一个人兴高采烈地在楼梯上爬上爬下时，我不由得为他担心。可对挪威人来说：小孩似乎就该那么脏、那么大胆。当然，这种育儿方式的代价是，在儿童事故发生率的统计表上，挪威总是名列前茅。

在挪威儿童身上看到的是挪威民族的体育精神。这个才40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10452个体育俱乐部，其会员大约有100万，占人口的28%。这许多俱乐部包括46个运动项目，其中以足球与滑雪最为普遍。足球方面挪威只偶尔挤入世界强队之列（但女子足球挪威则曾当过冠军），而在滑雪、速度滑冰等冬运项目上，挪威总是名列前茅。每届冬季奥运会上，挪威得奖牌数总是世界第一。国际奥委会已确定，挪威将主办1994年的冬季奥运会。

挪威的体育运动经费很大部分由俱乐部成员交纳的会费支付。政府则主要通过一项叫做“行情预测”的带有赌博性质的猜奖活动的收入予以资助。全国有一半成年人口参加这项由政府监督的每周一次的猜足球比赛结果的活动。花10克朗（相当于1个半美元）买一张彩票，等于买一个免费（而且免税）得到新汽车、小木屋和去南部阳光充足的海岸旅游的希望。每周得到的收入的三分之一作为奖金还给参加者；其余部分扣除管理费用之后，一半用于资助科学研究，另一半则用于发展体育事业。每年大约有10亿克朗给挪威体育协会下属俱乐部，大约12亿克朗用于建造运动场、游泳池等体育设施。近年来，挪威体育界还越来越多地得到实业界的资助。

挪威民族的体育精神使挪威当代哲学家阿恩·奈斯成为一位苏格拉底式的人物：既有哲人的智慧，又有体育家的体魄、勇气和技能。他对挪威民族在世界哲学界之地位的确立作过重要贡献。同时，他又是一名世界级的登山运动员——曾经两次在蒂里奇米尔峰顶留下他的足迹。在挪威时曾听别人说起有关奈斯的一些趣闻。一次他的一群朋友去远足爬山，每人都背一个塞满野营所需物品的大登山包。奈斯也不例外，背着他的鼓鼓囊囊的大登山包上山了。半天之后上了山顶，当要打开背包准备野餐时，他才发现，包中塞满的并不是食物和用品，而是一块块沉甸甸的石头。奈斯对朋友们的这个恶作剧感到非常开心。又有一次他出门后发现忘记带他那十层楼上寓所的房门钥匙。于是他只好拿出登山家的本领，爬到十楼，从窗口进入房间。有一名杂志记者闻讯赶来采访，表示如果奈斯愿意再爬一次十楼，让他进行图片报道的话，他肯出一大笔钱。奈斯不解地问：“为什么我要再爬一次十楼，我现在并没有忘记带钥匙呀！”

5.最无顾虑的教会和最有顾虑的牧师。

挪威宪法是仿效美国宪法而制定的，但是，它与美国宪法的重大区别除了保留君主制之外，还在于它明确规定国家对宗教的责任，把福音派路德教定为挪威国教。虽然宪法中原有的一些对其他教派的歧视的规定已被废除，但挪威政府并不如大部分西方国家那样在宗教事务上持中立态度；相反，它积极支持挪威国教。

这对于福音派路德教来说，自然是一大“福音”。首先，它可以得到政府的大量财政资助。教堂的建造与维持、神职人员的薪水，都由政府支付。政府还出钱资助经注册的教友会等宗教团体。政府用于教会的钱来自于公民税收。挪威国教不但不担心教会的经费来源，而且不担心教会成员的来源。据挪威宪法，所有路德派居民都有义务根据路德派信仰教育后代，因此他们的后代通常在出生时就接受洗礼，在14岁以后都参加“坚信礼”，亦即成为挪威国教的正式成员。1950年和1960年，国教成员占总人口的96%，1970年这个比例为94%，1980年虽降为92%，但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另外，法律还规定，小学要对所有儿童进行以福音派路德教为基础的宗教教育，除非学童的家长特地要求不受这种教育而改受别的伦理教育。

但是，这个教会地位最有保障的国家，却又是牧师们最忧心忡忡的国家。教会的许多活动不取决于神职人员和非神教会活动分子，而取决于政府和政治家。在挪威，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教会通常是比较保守的，而挪威政府及其公民却不那么保守，最终，通常是政府占上风。前些年有一场关于妇女堕胎权的争论很能说明问题。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只要妇女自己要求，可以在怀孕三个月内进行堕胎。这项法律受到了教会的强烈反对，一位主教还以辞职表示抗议。当然，政府在一些基本社会问题以外的方面，对教会的干涉并非很多。

最严重的危机可能不是来自政府的干预，而是来自占人口大多数的“教会成员”对宗教的漠不关心。大部分人只有在洗礼、坚信礼、婚礼和葬礼时才同教会有关。据一项近年的统计，在一般的星期天，只有2%的人去教堂，10%的人每月去一次教堂。据说在这个90%以上人口为教会成员的国家，定期上教堂的人数比任何其他有这方面统计数据的国家要少。我在挪威时曾注意过上教堂的人数。有时一个可容纳上千人的教堂中只有寥寥数十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在平时与年轻人的接触中，发现很少有人把宗教当做一件重要事情。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是一个世俗化过程，而且在于战后连续四十年西欧大陆没有战争、饥馑和其他灾难性社会事件，因而与宗教有关的危机意识在普通百姓中可以说已经相当淡薄。确实对当代西方社会充满危机意识的往往是一些知识分子，而他们的精神需要则很难通过宗教来加以满足，即使求助于宗教，也不一定要上教堂；对于路德派教徒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阅读《圣经》与上帝进行交往。专就挪威的情况来看，民众对于宗教的淡漠的另一个原因是由教会的国教地位造成的。教会的成员知道即使没有他们的个人支持，教会也仍然会继续生存——反正有国家这个大靠山。

6.今天的娜拉还要不要出走？

娜拉是挪威作家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她因为不满自己被束缚于家务之中，处于得不到丈夫尊重的“玩偶”地位而愤然出走。

今天的娜拉们，已不再生活在“玩偶之家”了；她们不用出走了。据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被询问的600名挪威男子中，80%的人认为他们应当与妇女完全平等地分担所有家务，40%的人表示愿意从事保育员的工作，50%以上的人赞成缩短幼儿父母的工作时间。在24至39岁的男子中，70%的人表示如果离婚的话，愿意他们的孩子与自己一起生活，80%的人认为孩子同父亲的联系与同母亲的联系同样重要。

今天的娜拉们之所以不用出走了，是因为她们都已经“出走了”——已经走出家庭的狭小圈子，走向了社会，争得了与男子一样的社会地位。根据前几年的一项统计，挪威劳动力的42%是妇女，60%的已婚妇女拥有领取薪水的工作。根据今年的一项统计，挪威每一所大学的女生比例已经超过男生，平均为54%以上。在政治上，挪威是世界上第一个妇女享有普选权的国家（1913年）。随后，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议会和政府部门。现任挪威首相格罗·哈伦·布伦特兰就是妇女的突出例子。

挪威的一些福利政策也对妇女比较有利。每个挪威雇员如果家里有未满10岁的孩子的话，每年可享受10天全薪事假用以在孩子生病时回家照顾。单身的父亲和母亲每年可有30天全薪事假用于同样目的。职业妇女分娩前后可享受18个星期的分娩津贴，相当于休假期间的全部工资。即使妇女分娩后仍然上班或不亲自照看孩子，分娩津贴也照发。如果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是父亲，分娩津贴则归父亲。不参加工作的妇女在分娩时也可以从国民保险基金中得到一笔相当于500多美元的资助。未婚的母亲则可以得到大约1000美元的资助，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较已婚母亲差。

或许是妇女地位较高的缘故，在挪威，商业性的色情文化几乎没有，至少远不像别的西方国家那么泛滥。挪威青年的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现象已被社会接受，婚后离异现象也较为普遍。女青年很少有浓妆艳抹的，平时大多连化妆的痕迹也很难看到。她们的衣着也大都相当随便，但显得健康自然、活泼可爱。一个使我刚到挪威时大为吃惊的现象是：这里妇女（尤其是年轻的姑娘）抽烟的人数大大超过男子。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在海边游泳，其中一位烟瘾上来，可“有烟没有火”，问了周围几个挪威男青年，都回答没有。我建议他问一下海滩上的女孩子。结果，他问到第一个姑娘时就解决了问题。

当然，挪威男女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往往仍以很微妙的方式存在着。虽然妇女和男子有同样的政治权利，但妇女参加政党、入选议会的要比男子少，在内阁中所掌管的也不外乎社会事务、家庭及消费者事务、司法、环境保护这样的政府部门。虽然妇女与男子有同样受教育的权利，但她们往往集中在秘书、教师和其他服务性行业。在关于余暇时间的调查中，妇女自诉的每周余暇时间要少于男子，而在统计表上排列最末的是那些带有学龄前孩子的就业妇女。在小学里，教科书都已重新编写，以确保女孩与男孩具有同等重要的角色，但男孩子仍然认为他们比女孩优越。甚至连女教师们自己也常常对男孩子持以不同的态度。这些问题要完全解决是需要时间的，但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已经被认为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