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一八”已经过两年多了。我同东北作了最后的诀别，已经快到三年了。而在这同故乡作了诀别的长时间之后，我把我过去的诗作，集拢起来，编成了这部《流亡者之歌》。我，在这时，心里真是有无限的悲哀，无限的酸痛在萦绕着呢。这三两年来，我的故乡的情形，是怎么样了？

倒也从东北来了些朋友，告诉了我一些那边的消息。有的说：“满洲国”的基础已经巩固了，义勇军不久快要被“肃清”了。有的人说：在东北大野中，正流着“铁之洪流”，农村的毁灭已到极点，新的生活在到处展开着，动乱是要一天比一天多，随着压迫苦难之一天一天的增加，而反抗也是一天一天地愈趋猛烈的。虽然说法不同，但我心中总像是有几条利刃在挖扎着似的。有时甚至把我刺激得麻木，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东北的民众，是天天在那里遭屠杀。飞机天天掷炸弹在他们头上，大炮天天向着他们轰击。像“一·二八”那样的大屠杀，在东北是整整地干了两三年了。那么，我的诗人的心又该怎样了？

自从《旅心》之后，外界的各种条件，使我没有唱歌的余裕。但，自从同东北作了永诀之后，唱哀歌以吊故国的情绪是时时地涌上我的心头。也许是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形式的缘故，也许是东北的现实的样子，变幻得太出人意料的缘故，我时时压住我的悲哀使他不发泄出来。我总觉着“流亡者”是不应当哭丧脸似的。能想办法就想办法，不能也应当有一点stoiquo[1]的精神。何必哀歌地作“亡国之音”呢？因之，把好多诗情压制住了。

然而，在压制之中，情感终会跳溅出来。所以，偶尔，也制作了一两首诗。然而，因为管理加严的缘故，所以最近的这少量生产之中，到比较客观性多了一些。也不像《旅心》时代那样容易地哭丧脸似的了。我总是热望着，像杜甫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似的，把东北这几年来的民间的艰难困苦的情形，在诗里，高唱出来。由现在起自己勉励起来。所以从要离开故乡以至于现在的虽止于十首的诗作，也想集起来问世了。或有人依据着这几篇东西给我一个好的指示。

近三年来作的这几首诗，是反映着我的“流亡者”的心情的，因名之为《去国集》。旧日的《旅心》则仍名之为《旅心集》。同时，把未收入该集中的同时代的诗作也集入其内。《旅心集》虽没有同现在不同的情绪，但是那种地主阶级的没落的悲哀，亦是隐含着亡国之泪。如果用透视的显微镜去看，那里是不是也暗伏着“流亡者”之心情？在那种农村没落之凭吊里，是不是也暗伏着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呢？虽然是代表着两个时期，有他们的不同点在，但，因为反映着一种有机的持续，而且，都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血泪的产物，所以，总名之为《流亡者之歌》。

二

虽然在1923年就跃跃欲动地想作诗，而我能多量地产生诗歌，则在1925年。1925年，乃超从京都转学东京，使我在学校里，多了一位作诗的朋友。于是到咖啡店里去的次数似乎比较地多了。关于创作的兴趣也一点一点地浓厚了。《旅心》中的大部分的作品，是1925年作的。

虽然，诗的大部分是1925年写成的，而，其中的诗感则是1924年暑假期间在伊东的那两个月的生活所培养成了的。那两个月的海滨的生活，给了我不少的兴奋和刺激，而那种兴奋和刺激直造成了我的那些诗歌。那一个近于原始的农村，那一道海湾，那些山，那些水，那些人家，而特别地是那一个肥胖的少女，直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尖锐的刺激，而使我永远地不能忘怀的哟。我追求她，她不理我。以后到了我发现我的旅伴S君和那位少女成为知己，天天出去漫步的时候，我真是忍无可忍了。我没有别的，我只有沉痛地唱吟我的哀歌。那一次失恋，使我认真地感到了自己的没落和身世凄凉了。

本来，我到伊东海岸去避暑，是S君拉我去的。1923和1924年，是我一生最不幸的年头。封建势力极其巧妙地来包围我，节节地向我进攻。我向来所抱的理想幻灭了，感到了人生之无出路。有时，甚至想自杀以解脱自己。S君是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那是我至死都不能否认的哟，叫我到伊东海岸上休息一下，转换转换精神。可是，伊东的数月生活，更是使我苦上加苦，愁上加愁，而至于直感到自己的必然的无出路，决定的没落来了。

S君，薄暮中，总是同那位少女慢慢地散步的。在林中，在其间的道上，在河边，在桥头，在山谷中，在田地里，他们慢慢地走着。那位肥胖的少女是特别地具有着一副清脆的声音。在暮色朦胧中，她是轻快地，断断续续地，唱着她的歌曲。晚风，软软地，不绝如缕地，把她的歌声吹送到各处。她那种歌声，则是我所憧憬的对象，我的心向的所在了。每天晚上，我是一个人独自地追逐着她的歌声。我不愿意离得它太远，也不愿意离得它太近。我更不愿意同他们俩一同散步。我就是愿意一个人不即不离地追逐着她的歌声。有时，就是她没有在唱歌，我也觉得像在什么地方有她的声音在**动着似的。那里寄托着我的悲哀。同时，那种追逐成了我的每日的享乐了。

然而，也终有忍不住的一天的。是什么原因，我记不得了。那天，在夜里，我在楼下温泉里洗了一个澡。时间，大概还不过一二点钟。随后穿上我的那件大学生制服，我就跑出去了，跑到海滨，望着远远的渔火，听着微风吹来的声动，顺着平滑的沙路，顺着太阳要出来的那方向走了下去。爬山越岭，经过了网代到了曾经游过的热海。然而，到了热海，旅途上的疲倦，以及别无它处可去的直感，使我不得不转回头来。于是乘着晚班的火轮船又折回了伊东。到了寓所，房东的老太婆和那位肥胖的小姐以及S诸人告诉我说日间找了我好久，山巅水涯都找遍了，以为我是自杀了。我只是笑了一笑。《我愿……》那首诗，就是那天海滨上所得到的印象。

伊东之两个多月，使我感到没落，感到深的悲哀，使我感受了哀歌的素材。同时，在伊东，我读了诗人维尼（Alfred de Vigny）的诗集。那两月间，好像是决定了我的作诗人的运命了似的。

三

我为什么怀到了很多的理想，为什么感到那么深的悲哀呢？伊东的两月间，只是一个引子，只是使我痛感到我的没落罢了。原因，自然是要从我的全部生活去说明的。我是没落的地主的儿子哟。

在我的祖父的时代，我的家庭是我们的县里的数一数二的人家，良田百顷，还开着好多的店铺，是素以“占山户”自豪的。然而，生意破产了，因之，家也析居开了。据祖母说：“是因为开烧锅烧坏了”。在我的父亲的那一代人，除了我的父亲之外，是没有一个不抽大烟，不赌大钱的。我们这一支，我父亲是一个独生子，破产的时候，尚年幼，幸赖着祖母的经营和亲友的助力，所以还余得几顷祖遗的田产，得以温饱。但是，没落的家庭总是希望中兴的，总是不忘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我是长孙，于是，祖母就把一切的希望放在我的身上了。她老人家常指着我说：“这个孩子天分还不坏，人说我们家里坟上有贵人牵马，主出一个翰林，大概就该是在这个孩子身上了。”接着，她又叹息着说：“就怕他的祖宗无德，他的×伯父中了府案就得了病，死了。”家里请先生叫我读书，我，虽小，也是自命非凡似的。一个人就着塾师读着书。但是，眼睛每天所看见的，就是我们所住的久不修理的破烂烂的大房子，和满园蓬蒿的大院子。我只知道安分读书，就是莫名其妙地知道读书好。可是我是没看到什么有生命的东西。

我的没落的家庭突然间像是起了变化似的。那是在光绪三十二年之后。那是我上学读书的第二年，日俄战争之后，大家都到大连湾去作豆商，于是，我的父亲也被拉着到大连湾去作“老客”去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之发达，大连湾之繁荣，也使我们的家庭获得了不少的利益，沾到了不少的光荣。于是，久年闭锁的油房也重开了。院墙也重新修理了。许多的房子也翻新了。好多铺房也租给人住了。昔日荒芜满目的大院子也天天有好多人运粮运草，有好多车辆出入了。家中生活好像是宽裕了好多。而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入了中学。

由吉林中学转入了南开，那是我的16岁的时候。在南开快卒业时，国文先生叫我升学入文科，而理科先生叫我入理工科。在“五四”的前夜，胡适也曾在南开作过“新国家与新文学”的讲演，《新青年》也在我们的学校内相当地流行，可是文学终未有给我过度的引力。实在，我是把文学看做雕虫小技了。我对于理科是具有相当的才能的，而特别地是对于数学我具有天才。高小的数学，是我在私塾自己悟会的。在南开时，在数学的领域上，我确是出过风头，使同学们为之骇异。在那“五四”的前夜，中国，借着欧战方酣，帝国主义无暇光顾次殖民地，而风起云涌地，发达起了自己的资本主义。于是，产生出来新兴的工业布尔乔亚汜，同封建的集团作起了决死的斗争。在这种新文化的潮流中，大部分头脑好的青年都狂风怒涛般地要投身于工业界里。新的青年，大部分地，不是要作实业家，就是想作工程师。于是，自然地，我也要作这个资产阶级的幻梦了。我就是抱着这种幻梦到了日本。

十个月的准备，容容易易地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我的志望，是不学化学，即学数学。但是，不幸地，我的眼睛使我不能制机械图。这怎么办呢？我的眼睛不许可发展我的天才了！于是，只得改行换业了。学商呢？我当时又憎恶商人，说那是“奸商利徒”。学政治法律呢？我又最憎恶做官。而正在这时，“五四”的文学运动的怒潮袭到我的心头上来了。当时更认识一位名物：田寿昌。那或者给了我一点影响都不定。因之，觉得干文学也是一条出路，虽非己之所长，也就不得不转入这一途了。

当时，对于新的自由诗虽表示拥护，但是，最关心的，则是布尔乔亚的新样式（Genre）：小说。记得有一次我发过誓，此生只写小说，不写别的。但终没有写过一篇布尔乔亚的小说。“创造社”成立，我虽被加入为发起人之一，可是，在《季刊》上，只写了一篇散文诗：《复活日》。那是模仿王尔德（Oscar Wilde）的。1920年遭了父丧，家境渐趋零乱。同时，日本资本主义在欧战后已到熟烂期。在这个时期，我也没有了1918年前后那样的斗争情绪了。于是从阳气变成忧郁的。由冲击的变成回顾的。京都的三年生活，只是看到伽蓝。这时，在我的意识中，布尔乔亚的成分渐渐变为小布尔乔亚的成分了。一方面回顾着崩溃的农村，一方面追求着刹那的官感的享乐，蔷薇美酒的陶醉。于是就到在我久已憧憬着的东京了。

四

东京，在我进大学的那年夏天，发生了大地震。在十月间，由故乡吉林回到了东京，东京只剩下一片灰烬了。残垣破瓦，触目凄凄。可是，在当时我的眼睛中，反觉得那是千载不遇的美景。就是从那种颓废破烂的遗骸中出去，到了伊东。而从伊东归来后，也是在那种零乱的废墟中，攻读着我的诗歌。我记得那时候，我耽读古尔孟（Re-my de Gourmont），莎曼（Samain），鲁丹巴哈（Rodenbach），万·列尔贝尔克（Charles Van Lerberghe），魏尔林（Paul Verlaine），莫里亚斯（Moreas），梅特林（M.Maeterl-inck ），魏尔哈林（Verhaeren），路易（Pienre Louys），波多莱尔（Baudelaire）诸家的诗作。我热烈地爱好着那些象征派，颓废派的诗人。当时最不欢喜布尔乔亚的革命诗人雨果（Hugo）的诗歌的。特别地令我喜欢的则是莎曼和鲁丹巴哈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我那种颓废的情绪吧。我寻找着我的表现的形式。在飞鸟山公园里，暮色迷茫之下，俯瞰着王子驿，不由地，我想起来那首诗，一首是：《我愿作一点小小的微光》，一首是《泪滴》。然而，终不能把我的感情尽量地表现出来。

1924年冬，因事，又去回到吉林住了几天。故乡的冬景，特别地，引起我的憧憬。而那年，雪是特别地大。大雪之后，山上，路上，人家的房上，封了冰的松花江上，特别的皑白，令人爱赏，令人凭吊。这种风景，特别地，在江岸上的天主堂里钟声一响时，直是引起人的感慨无量了。在那种氛围气中，我作了《江雪》。翌年春正月，到了北京一次，凤举，启明诸兄把《泪滴》和《我愿作一点小小的微光》两篇，在《语丝》上给发表出来。他们更给我吹进了好多勇气。于是，在我折回了东京之后，诗就陆续不绝地产生出来了。不忍池畔，上野驿前，神田的夜市中，赤门的并木道上，井头公园中，武藏野的道上，都是时时有我的彷徨的脚印。而在那种封建色彩的空气中，我默默地低吟出我那些诗歌。

在细雨中，在薄雾中，在夕暮的钟声中，在暗夜的灯光中，寂寞地，孤独地，吐出来我的悲哀。昼间，则去茶店喝咖啡，吸纸烟。每天，更读二十分钟的诗歌，找一两篇心爱的作品，细细玩赏。在这种印象的，唯美的空气中，我直住到1925年的冬季，而以后我则住不下去了。

为小资产阶级化了的没落地主的我，一边追求印象的唯美的陶醉，而他方，则在心中对于祖国的过去有了深切的怀恋。同伯奇论过“国民文学”，想要复活起来祖国的过去，可是启明一再地予我以打击，于是，在无有同情者援助之条件下，默默地，把自己的主张放弃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绪，则是传统主义的了。这种传统主义的情绪，最初的表现是《江雪》。其后，如《野庙》《北山坡上》《苏武》《薄暮的乡村》《心响》《薄光》等作，都是多少具有这种传统主义的气氛的。而就是在《不要看十字街头象牙的殿堂》那首诗中，也是深深地残留着传统主义的成分的。

东京的生活，实在，令我再忍受不下去了。我，那时，略略地，读着拉佛尔格（Jules Laforgue）希图得着安慰，得着归宿。可是，怎么样呢？我成为德娄尔莫（Jorephe Delorme）一流的人物了。我失眠，我看见什么东西都是黄的。我非常地爱读圣伯符（Sainte Beuve）的诗歌。他的《黄光》（Ie Rayon jaune）影响出来我的《薄光》。那年之末，印象主义被发展到极端，成为了“苍白的钟声”和“朝之埠头”。而同时我的悲哀，我的失眠，以致于使带三分狂气，在《鸡鸣声》那首诗（形式，当然是独清的《从咖啡店出来》那首诗暗示给我的）中，是反映出来我是如何地狂乱了。在《猩红的灰黯里》，我不是既歌唱出来那“吮不尽了，猩红境中，干泪的酒杯，尝不出了，灰黯里，无言的悲哀”了么？《鸡鸣声》之后是再也写不出什么诗来了。东京的生活是叫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到了广州，到了北平，一切都是空虚的。以后，再不能多量地生产了。广州只产生《弦上》等三首。北京只产生了《薄暮小曲》等两首。而其中似相当地有硬作的成分。好像那一个园地已被我耕种完了。不是不可再生产东西，然而不会生产再好的东西了。

以后接着就是数年的沉默，直到重回到吉林之后，知道东北的农村破产，日本帝国的铁蹄是一天比一天逼紧地向我们头上践踏，我是守着沉默的。我自己掘了自己的坟墓了。虽然诗中隐伏着无限的血泪，但是，我只是回顾，没有向前看去，没有想从现实中去求生活。

五

从北平飘泊到墙子河畔，从墙子河畔又回到北平。在那个短的期间所接触的印象中，使我感到有什么危机快临在头上了。1929年夏，回到故乡的新设的大学里教书。那时，我越发地深感到世界变样了。故乡的情形，已不复旧观了。有些地方，似有些进步，而有些地方，确是大可令人担忧的。

吉敦铁路修成了，蜿蜒地，在奔驰着的松花江上，架上了一道大铁桥了。汽车也似乎是多起来了。从得胜门到北山已修上了柏油的马路了。在北山上，已高高地耸起一座自来水塔了。江桥和水塔，在那座古城中，呈出来近代的伟大。听说吉海铁路不久完成。听说那年乡村得庆丰收。冷眼一看，吉林社会似乎是进步了的。然而，过了不久，我又看出来另一方面的现象了。

好些亲友们，在吉敦铁路局里作事，因之，一边为得玩景，一边为得访友，我到了蛟河，去过敦化。我瞻仰了老爷岭的崇山峻岭，我瞻仰了黄松甸上的一望无边满目青葱的黄松树。我看见了奶子山的黑油油的煤块，我看见了长白山的直径有五六尺的木材。东北的宝藏，真是“名不虚传”。“耳闻不如眼见”了。可是在我对着这些宝藏叹美之际，我的朋友们告诉了我吉敦路的各种纠纷，帝国主义者如何地占有了吉长路，吉敦、吉长是如何地成为了南满铁路的培养线，中国的木材业是如何地渐归完全破产，吉敦路的收入如何地连借款利息都不够。我们就不禁浩叹起来了。接着，我们谈到农村都市之各种破产情形。而，那种情形，在我的眼睛里，越发地，暴露出来了。有人从乡下来，告诉我农村大不如昔了。并不是“米珠薪桂”，而是，粮食卖不钱来。丰收确是丰收，可是农村越发地贫穷了。卖地的多了，可是受主没有。钱利高了，可是没有放债的。种地的人家也走不起车了。只是雇工人，还好，每年钱挣得多了。一个雇工人，是比一个小学校教员挣得还多得多。那年冬，因为，日金是一日千里地往上长，好多商店就不得不关门了。

转过年，就是1930年了。1930年，吉林社会里，更越发地呈出紧张的现象。吉海与吉敦的接轨问题，引起社会中的很大的注意。南满铁路屡屡地开会议。帝国主义者，更变本加厉地来干涉压迫我们。东北遍地是日本的药房，当铺，卖的是枪械子弹，是鸦片，吗啡。所以东北在那时是遍地土匪。在那时，打吗啡的，是不可胜计，有的人甚至把骸骨抵押给药房，换得吗啡以陶醉自己。而日本人贩卖吗啡的消息，东北的报上是一向不准登载的。以先，只干涉我们的日报，现在又干涉起我们的学校刊物来了。吉林大学春蕾社几个人所筹划的《鲜民研究专号》，不知道为什么也叫帝国主义知道，于是他们就提出抗议叫我们的教育厅预防地禁止了。满铁，在1930年，因为吉海路的通行，“赤字”一天一天地增加。在1930年的下半年，东北已呈现出来“弓在弦上”的情势，一般人谁都似预感出战乱有一触即发之势了。

而且，在另一方面，奉系军阀的铁蹄更践踏在吉林民众的头上。虽然，大部分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可是，每一个压迫是播了一个种子了。“醉鲜饭店”、“倶乐部”、“大老徐”……在各个的印象上，都令我们感到有白刃对着我们。我们都感到快要亡国了。而“亡省之苦痛”是也令我们忍受不住的，因为太久了。我们想办一所小学校都不可能，而他们呢，则是尽量的刮地皮，养了好些通匪而且公开绑票的保卫团。往事真是不堪回首！想起来是如何地痛心啊。“国语文”都在违禁之例。因为学生看《白屋文话》，一个中学校都被查封了。这一类的事情，真是数不胜数。于是，安分教书的我亦忍不住了。秋天，“永吉影戏院”遭了火，一夕烧死了百数十人。警察消防立视不救。这该是如何地痛心的一件事呀。学校学生叫我作了一副挽联。我挤出来如下的一副东西来：

警察说人头真好看，消防说快救财政厅，一晚间竟牺牲那些人命，处此封建社会，谁说非势所必至？

报纸里无丝毫哀掉，官府里只记过塞责，满城中笑谈着这场惨剧，在彼野蛮人群，原来是理有固然！

这一副挽联是使吉林的好些朋友叫快的。然而，仅仅地叫快，又能怎样呢？那些奉系军阀现在大部分是作了“满洲国”的高官了。

到了冬季，吉林的农村越发地破产了。“九·一八”的前兆越发地显露了。吉林的生活，再忍不下去了。于是，在年末，向着故乡致了永别的敬礼，我一个人就走上了我的长长的旅途了。因为想离开教员生活，转到卖文的生活的方面来，所以就飘泊到南方来了。到了上海，不到数月，就听到“万宝山事件”。不久就是“九·一八”了。

六

虽然处在都市中心，不能亲睹东北的惨状了，但是，或从报纸上，或从朋友的口中，是总得彼方的一点消息的。我心中时时酸痛。乘着我还有声音，叫我时时地唱《流亡者之歌》吧。可是，现在的东北究竟是怎么样了？

1933年11月18日

（原载《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1曰）

[1] 法文，此处可译作“克制”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