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公爵在结婚之前并没有死,无论在醒着的时候,或是“在睡觉的时候”,像他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所预言的那样。他也许的确睡得不好,做些噩梦,但白天和人们在一起时,他显得很善良,甚至很满意,只是有时很沉闷,不过,他在独处的时候才会这样。大家忙着办喜事,婚期就定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造访后一星期左右。事情非常匆促,就是公爵最好的朋友(如果有这样的人),想“拯救”不幸的疯子,也会对于自己的努力感到失望。有人造谣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造访与伊万·费道洛维奇将军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有些瓜葛。但是,如果他们两个人由于心地无限善良,也想把这可怜悯的疯子从深渊中拯救出来,他们自然就只好做一番微小的努力了;不论他们的地位,或是他们的心情,当然都不会使他们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我们已经提到过,连公爵周围的人们,也有一部分反对他。薇拉·列别杰娃只是暗自流泪,她多半坐在自己家里,不像以前那样常到公爵那里去。科利亚这个时候正在办理父亲的丧事。老将军在第一次中风后八天,又昏厥了一次,就死去了。公爵非常同情这个家庭所遭到的哀痛,最初几天,每天在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留几小时;他还去送殡,上教堂里去。许多人注意到,教堂内的群众不由得发出低语,迎送着公爵,在街上和花园里也是如此;在他步行或坐车经过的时候,总会传出一些声音,总有人指着他提起他的名字,还提到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名字。还有人在送殡的时候寻找她,但她没有去送殡。上尉夫人没有去送殡,是列别杰夫劝阻住的。葬礼时的诵经给予公爵极强烈的、病态的印象,他在教堂内回答列别杰夫什么问题的时候,就对列别杰夫小声说,他第一次参加正教举行葬礼诵经的仪式,只记得在儿童时代,在一个乡村教堂中有过一次诵经的仪式。
“是的,好像躺在棺材里的并不是那个人,我们最近还在一块儿,推他当主席呢,您记得吗?”列别杰夫对公爵小声说,“您找谁呀?”
“没有什么,我觉得……”
“不是罗果仁吧?”
“难道他在这里吗?”
“在教堂里呢。”
“怪不得我好像看到他的眼睛,”公爵很不好意思地喃喃着说,“怎么样?……他在这里做什么?他是应邀而来的吗?”
“不见得吧。他跟死人是完全不认识的,这里什么人都有,这里有许多人。您为什么这样惊讶?我现在经常遇见他,最近的一星期内,我在这里,在帕夫洛夫斯克遇到他四次。”
“我一次也没有看见他……从那天起。”公爵喃喃地说。
因为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也一次没有告诉他,“从那天起”曾经遇见过罗果仁,所以公爵现在断定罗果仁故意为了什么原因不露面。这一整天,他都陷入深深的沉思状态;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却在这天和这天晚上显得特别快乐。
科利亚在父亲去世之前,就和公爵重归于好了。他劝公爵请凯勒和布尔多夫斯基做傧相(因为事情是迫切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他向公爵担保说,凯勒一定会做得很体面,也许“还有用处”,至于布尔多夫斯基,那更不必说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列别杰夫对公爵说,如果已经决定结婚,何必一定要在帕夫洛夫斯克举行,而且要在时髦的避暑季节里,这样公开地举行呢?到彼得堡去,或者到家里去举行不更好吗?公爵十分明白,所有这些担心是什么意思;但他简单而且自然地回答说,这是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主意,而且一定要这样做。
当人家通知凯勒,请他做伴郎之后,他第二天就来见公爵了。他走进屋里之前,站在门口,一见到公爵,就把右手朝上举起,露出弯曲的食指,像起誓似的喊道:
“我不喝酒!”
然后,他走到公爵面前,紧紧地握住公爵的两只手,摇晃了一下,宣布他起初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表示反对,而且在打台球的时候宣布过这件事。他之所以反对,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带着替友人着急的心情,每天期望着公爵能娶一位像德·罗昂[90]那样的女子;但是,现在他自己看到,公爵的思想至少要比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还要高尚十二倍!因为他所需要的不是荣耀,不是财富,甚至不是名誉,而只是真理!高尚人物的同情心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公爵的学问太高了,所以一般来说,他不可能成为一位贵人!“但是,那些混账东西和庸俗人士的判断是两样的;在城市里,家庭中,集会上,别墅里,音乐会上,小酒店里,弹子房内,大家谈论和呼喊的,只是即将发生的那个事件。我听说,在所谓‘**’,他们甚至打算到窗下来演奏滑稽的音乐!公爵,如果您需要一位可靠的保镖,那么,在您新婚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我将不惜像一位高尚的人那样射出半打子弹来换取这份差事。”他因为害怕从教堂内出来时看的人太多,又提议在院内准备好消防管。但是,列别杰夫大为反对。他说:“如果要动用消防管,房屋都会给拆成碎片。”
“这个列别杰夫在那里对您搞阴谋,公爵,真是的!您想也想不到,他们想把您交给官厅监护起来,完全剥夺您的自由和财产(就是使人和禽兽有别的两种东西)!我听说的,听得非常真切!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公爵记得,他自己也好像听见过这类话,但是,他当然没有加以注意,只是一笑置之,马上就忘记了。过去有些时候,列别杰夫张罗过一阵;这个人的主意一向是从灵感中产生的,由于他过分热心把事情复杂化,多生枝节,结果离原来的出发点就很远了。他之所以一生碌碌无为,就是这个原因。后来,在结婚的头一天,当他到公爵那里忏悔的时候(他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就是永远要向他阴谋反对的那个人表示忏悔,尤其在他的阴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对公爵说,他生来就是塔列兰[91],但不知为什么竟会成为列别杰夫。后来,他在公爵面前透露了全部的计划,使公爵感到极大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刚开始时,他先找高官显贵获取庇护,以便在必要时有所依靠。他先去见伊万·费道洛维奇将军。伊万·费道洛维奇将军犹豫不决,他对“年轻人”倒是一片好心,但是将军说:“我虽然极愿意拯救他,只是在这件事上不便有所行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既不愿意听他的话,也不想见他;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施公爵只是摆摆手。但是列别杰夫并不灰心,他和一位精明的法学家——一位可敬的老人,他的好朋友,而且几乎是恩人——商量了一下。法学家表示,这件事是完全办得到的,不过必须具有相应的证明书,以证明当事人精神失常并完全地疯了,当然主要的还是要有高官显贵的保护。列别杰夫当下并不发愁,有一次甚至领了一个医生来见公爵。这医生也是一位可尊敬的老人,一个避暑客,佩戴着安娜勋章。他到公爵那里去,只是为了观赏当地风景,和公爵结识,借此非正式地,用所谓朋友的身份,对他下一个结论。公爵记得那次医生前来拜访的情形。他记得列别杰夫头一天就缠住他,硬说他身体不健康,而在他严词拒绝诊治之后,列别杰夫忽然偕医生同来,借口说他们俩刚才在捷连季耶夫先生那里,他病情很坏,所以医生想和公爵谈谈病人的情况。公爵夸奖了列别杰夫几句,异常客气地款待医生。他们立刻谈起病人伊波利特的事情。医生请公爵详细讲述当时那幕自杀的情景,公爵所讲的故事和他对这个事件的解释,使医生感到非常有趣。他们又讲起彼得堡的气候,公爵本人的疾病,瑞士,什奈德尔。公爵又讲述什奈德尔的治疗方法,此外还讲了一些故事,使医生听得十分入迷,竟坐了两小时之久。他吸着公爵的上等雪茄,列别杰夫也取出一瓶非常有滋味的甜酒,由薇拉端来。那个医生本来已经是娶妻生子的人,竟在薇拉面前大献殷勤,使她非常气愤。他们离别时,竟成为极要好的朋友。医生从公爵那里出来时,对列别杰夫说,如果把这种人完全加以监护,那么,应该派谁做监护人呢?列别杰夫把即将发生的事件进行了悲剧性的叙述之后,医生狡猾地、谲诈地摇了摇头,最后说,不要说“男人要娶女人”这点无可厚非,而且“那位绝世佳人,至少据他所听到的,除了倾城之貌以外(这一点已足使有钱人为之颠倒),她还拥有一笔财产,是从托茨基和罗果仁那里得来的,此外还有珍珠和钻石、围巾和木器,因此这段婚姻不但不会显得尊贵的公爵多么愚蠢,反而可以说明他的头脑的精细和计算的巧妙,而使人取得相反的、对公爵完全有利的判断”……这个结论使列别杰夫极为震惊,并就此罢手。所以,现在他对公爵补充说:“现在除了忠心和流血之外,您不会从我这里看到什么了;我就是带着这种想法到这里来的。”
最近几天内,伊波利特也使公爵常常分心;他时常打发人来请公爵。他们住在不远的一所小房里;小孩子们——伊波利特的弟妹们——很喜欢别墅区,至少是为了可以到花园去,以躲开病人。可怜的上尉夫人还受他的支配,完全成为他的牺牲品。公爵必须每天替他们调解,为他们讲和。病人仍旧称他为“保姆”,同时由于他当和事佬,又不能不轻视他。他很不满意科利亚,因为科利亚起初陪伴垂死的父亲,后来又和守寡的母亲在一起,几乎完全不到他那里去。后来,他决定把公爵和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最近的婚事作为嘲笑的对象,结果他侮辱了公爵,使公爵非常生气,不再来看望他了。过了两天,一大清早,上尉夫人就跑到公爵家里去,含着眼泪哀求公爵光临她家,否则那家伙会把她吞噬了的。她补充说,他打算揭破一个很大的秘密。公爵去了之后,伊波利特表示愿意重归于好,还哭了一顿,在流泪之后自然更加愤怒,但是不敢表现出来。他的病情很坏,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他除了由于激动(也许是假装的)而喘不过气来,热情提醒公爵“留心罗果仁”之外,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他说:“这个人是不肯让步的;公爵,他和你我不同;这个人想做什么事情,就会做得出来,连眼睛也不眨一下……”诸如此类的一套话。公爵详细询问起来,希望能够掌握一些事实;但是,除了伊波利特个人的感觉和印象之外,并没有任何的事实。伊波利特由于把公爵给吓坏,心里觉得特别痛快。公爵起初不愿意回答他的一些特别的问题,只是微笑着,对他提出建议说:“哪怕逃到国外去也没什么;俄国的神父到处都有,在外国也可以结婚。”最后,伊波利特说出了这样的想法:“我担心的只是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罗果仁知道您是如何爱她;您夺人之爱,人亦夺您之爱;您从他手里抢走了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他会把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杀死;虽然她现在不是您的人,但到底会使您感到痛苦的。不对吗?”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因为公爵从他那里出去时,显出反常的样子。
公爵得到关于罗果仁的这番警告,是在结婚前一天。这天晚上,公爵和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婚前最后一次会面;但是,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并不能使他得到安慰,甚至正好相反,使他更加不安起来。在这之前,也就是在数天之前,她和他见面时,都想尽办法使他快乐起来,因为她很害怕看到他忧愁的样子,为此她甚至还试着给他唱歌,并时常给他讲一切认为可笑的东西。公爵在她面前,也几乎一直保持笑容可掬的样子,当然有时也的确是为了她的聪明才智和崇高的情感而笑的;当她冲动的时候(她时常冲动),就会用优美的语言来讲述。她听到公爵的笑声,看到自己给他留下的印象,便感到欢喜,开始骄傲起来了。然而,她现在的忧愁和沮丧,却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强烈。他对于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已经有明确的看法,否则,他现在对于她的一切行为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和难以理解。但是,他深信她还能恢复过来。他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他完全真诚地爱她,这话是很正确的;在他对她的爱情里,的确包含着一种好像对于一个可怜的、生病的婴儿的柔情,这婴儿是很难割舍的,甚至就不可能把她扔下而不管。他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自己对她的感情,即使不能避免谈话时,他也不喜欢谈到这一点。他和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坐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讨论“情感”,好像两人已经约好了似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他们的家常的、快乐的、活泼的谈话。达里亚·阿莱克谢夫娜后来曾说,她这些日子一直欣赏他们,只要看着他们就会觉得开心和满足。
但是,他对于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的这种看法,却使他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其他许多疑虑。现在,她已经变成和他在三个月以前所知道的完全不同的女人。譬如说,他对于她当初不愿意和他结婚,带着眼泪、咒骂和责备逃走,而现在则竭力主张赶快结婚这一点,已经不多加思索了。公爵想:“如此说来,她并不像当初那样,害怕因为和我结婚而使我遭到不幸。”据他的观察,她的自信心恢复得这样快,绝不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自信心也绝不会只是由于憎恨阿格拉娅而产生的,当然也不会是由于害怕她和罗果仁同居将会遭到不幸而产生的,而是应该来自一种比较深刻的感情。总而言之,既有这些原因,又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凑在一起构成的。但是,对于他来说,最明显的就是他早就怀疑到的一点,也就是那颗可怜的、痛苦的心灵受不住了。这一切虽然使他巧妙地避开疑惑,但是,在这个时候,都不能使他得到安宁,也没有使他得到休息。有时他似乎努力什么也不去想,他大概把婚姻当成是一种不重要的形式,对于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太放在心上。至于那些辩驳和谈话,例如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谈话,他根本一点也不能回答,他觉得自己对这一类东西完全不能胜任,因此也就避免做诸如此类的谈话。
他觉察到,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非常明白和了解阿格拉娅对于他有什么意义。她并没有说出来,但是当他有时准备上叶潘钦家里去的时候,他看到了她的“脸色”。叶潘钦家一搬走,她就好像容光焕发了。不管他多么不在意,多么不会猜疑,但有一个念头使他感到不安,那就是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决定要闹出什么乱子来,想办法把阿格拉娅从帕夫洛夫斯克撵走。别墅区内的所有人都纷纷议论公爵举行婚礼的事情,一部分原因自然是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鼓动起来,故意激怒她的情敌。因为很难遇到叶潘钦一家人,于是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有一次竟把公爵拉到马车上,然后吩咐车夫一直从叶潘钦家别墅的窗前疾驰而过。这对于公爵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他照例等到事情已无从挽回,马车已经驰过窗前的时候才明白过来。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后来便病了两天;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不再重复这种试验了。在婚前的最后几天,她开始闷闷不乐;结果是她终于战胜了自己的忧愁,又快乐起来,但是这一次似乎稳当些,不再像以前那样高声谈笑、欢天喜地了。公爵只得加倍留神。让他觉得有趣的是,她从来不和他谈起罗果仁。只有一次,在他们结婚五天前,达里亚·阿莱克谢夫娜忽然打发人来,请公爵立刻就去,因为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病得很厉害。他发现她好像完全疯狂了:她呼喊着,哆嗦着,吵闹着说罗果仁就藏在她家的花园里,她刚才看见他,他夜里一定会杀死她……宰了她!她整天不能安静下来。但是那天晚上,当公爵到伊波利特家里去的时候,上尉夫人刚从城里回来(她有事进城去了),讲起今天罗果仁到她的彼得堡寓所里去,打听帕夫洛夫斯克的情形。公爵问罗果仁什么时候上她那里去的,上尉夫人说出的时间,恰好就是今天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说的在花园里见到他的那个时间。这事情总算弄清楚了,原来只是一种想象。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自己到上尉夫人那里去详细查明了一下,这才完全放下心来。
在结婚前一天,当公爵离开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时候,她正处于极兴奋的状态:时装店的人从彼得堡送来了明天要用的服装,有结婚礼服、帽子等等。公爵没有想到她见到这些服装时,竟会如此兴奋。他于是把每件服装都夸奖一番,由于他的夸奖,她显得更加快乐了。但是,她说漏了嘴:她已经听说城里群情激愤,听说确有一些坏蛋在那里组织滑稽音乐队,还特地编了几首歪诗,而这一切,好像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默许。现在她一定要在他们面前高高地抬起头来,用她那时髦而又豪华的服装遮掩一切——“让他们去呼啸,只要他们敢。”她一想到这里,眼睛里就闪耀着光芒。她心里还隐藏着一个幻想,但是她没有说出来:她幻想阿格拉娅,或者至少是她打发来的什么人,偷偷地杂在人群里,在教堂中,望着,看着,她自己在准备着。她在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和公爵分手的时候,脑子里正萦绕着这些念头;但是还没有过午夜,达里亚·阿莱克谢夫娜就跑来见公爵:“请您快去,因为她病得很厉害。”公爵赶到后,发现他的未婚妻把自己锁在卧室里,痛哭流涕,犯着歇斯底里病;她许久都没有听到有人在门外跟她说些什么,后来才开了门,只让公爵一个人进去,又把门锁上,然后跪在他的面前。(至少达里亚·阿莱克谢夫娜后来是这样讲的,她偷看到了一点。)
“我做的是什么事,我做的是什么事!我把你弄成这样子!”她喊着,**地抱着他的脚。
公爵和她坐了整整一小时,也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达里亚·阿莱克谢夫娜讲,他们在一小时后分手时,已经快快乐乐地重归于好了。这天夜里,公爵又打发人去打听了一下,但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在她睡醒以前,公爵又打发两个人到达里亚·阿莱克谢夫娜那里去。等到打发第三个人去的时候,她吩咐这样转达公爵:“现在有一大群从彼得堡来的时装设计师和理发师在,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她现在正忙于打扮,正像一个绝世佳人在结婚前那样地忙碌。眼下,就在此刻,正开着紧急会议,研究一下究竟应该戴哪一种钻石,以及怎么个戴法!”公爵听到这些,也就完全放心了。
后来,这场婚事所发生的笑话,一些知情的人做了如下的叙述,大概是很可信的:
婚礼定于晚上八点钟举行。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七点钟的时候就准备好了。从六点钟起,就有一群闲人在列别杰夫别墅周围,尤其是在达里亚·阿莱克谢夫娜房子附近,断断续续地聚拢到一起。从七点钟起,教堂里开始聚满了人。薇拉·列别杰娃和科利亚很替公爵担心;但是,他们在家里有许多事情要做,要在公爵的几间屋内布置关于招待宾客和喜宴的事情。不过在婚礼以后,并没有打算安排任何聚会。除了举行婚礼时必要的人员之外,由列别杰夫邀请了普季岑夫妇、加尼亚、佩戴安娜勋章的医生、达里亚·阿莱克谢夫娜。公爵向列别杰夫询问,他为什么突然想请医生,因为他觉得自己“跟他简直等于不认识”,列别杰夫扬扬得意地回答说:“他佩戴安娜勋章,是一个可尊敬的人,可以用他来装装门面哪。”他说完后,公爵笑起来了。凯勒和布尔多夫斯基穿着燕尾服,戴着手套,看起来很体面;只是凯勒有点掩饰不住他那好斗的习气,这使得公爵和委托凯勒办事的那些人多少感到不安,他还充满敌意地盯着在房屋附近的闲人们。七点半钟,公爵终于坐着马车到教堂去了。我们应该顺便提出的是,他自己特意不放弃任何一个共通的风俗习惯;一切都做得清清楚楚,光明正大,而且“尽善尽美”。公爵到了教堂,在群众不断的低语和呼喊之下,由不时向左右扫射威严目光的凯勒带路,好容易才穿过人群,走了进去,暂时躲在圣堂内。接着,凯勒便动身去接新娘,他在达里亚·阿莱克谢夫娜房屋的台阶旁发现了一群人,不但人数要比在公爵那里的多出两三倍,甚至放肆的程度也要多出三倍。他拾级而上时,听到了使他不能忍受的那种呼喊,他于是转过身去,面对人群,想要发表合乎时宜的演说,但是,幸而被布尔多夫斯基和从台阶上跑下来的达里亚·阿莱克谢夫娜给阻止住了;他们把他拉住,用力把他拖到屋里去。这使得凯勒又急又气。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站起身来,又朝镜子里瞧了一下,撇嘴笑了笑(据凯勒后来说),她发现“自己的脸白得像死人一般”;她虔敬地朝圣像鞠了一躬,就走出门去。雷鸣般的欢呼声迎接她的出现。诚然,在最初的一刹那,可以听见笑声和掌声,也许还有哨声;但是过了一会儿,就传来了另一些声音。
“真是美人儿!”有人在人群里喊道。
“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一切全被结婚礼服给掩盖住了,傻瓜!”
“不,你们去找出这样的美人来吧!乌拉!”站在她身旁的人们喊。
“公爵夫人!我愿意把灵魂出卖,换这样的公爵夫人!”一个办事员模样的人喊道,“我要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一夜春宵!……”
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出来的时候,脸色的确惨白得像一块手帕。但是,她那一双巨大的、乌黑的眼睛,却好像两团红炭向人群闪耀着光芒。这个眼神让人们受不了,于是人们由激愤变为欢欣地呼喊。马车的门已经开了,凯勒已经把手递给新娘,她却突然呼喊了一声,从台阶上一直奔到人群里去。那些陪着她的人全都惊讶得呆住了,人群在她面前散开来,罗果仁忽然在离开台阶五六步远的地方出现了。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人群里看到了他的眼神。她好像疯子似的跑到他的面前,两手抓住他。
“救救我吧!带我走吧!随你到哪里去都行,立刻就走!”
罗果仁几乎把她抱了起来,几乎把她抱到马车那里去。接着,他在转眼间便从皮夹里取出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递给马车夫。
“到火车站去,如果赶得上车,再给你一百卢布!”
他说罢便随着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跳进马车里去,把车门关上了。马车夫一分钟也没有迟疑,就鞭打起马来。后来,凯勒抱怨事情的转变太快了,他说:“如果再等一秒钟,我就会反应过来,我绝不会答应的!”他在讲述这件奇闻的时候,这样解释着。恰巧身旁还有一辆马车,他本想和布尔多夫斯基坐上去追赶,但是刚一动身,他就改变了主意:“反正已经晚了!硬拉是拉不回来的!”
“而且公爵也不愿意这么干!”布尔多夫斯基在受到震惊之后,这样断言道。
罗果仁和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跑到车站时,火车恰巧即将开动。罗果仁从马车里走出来,当他正要踏上火车时,突然把一个从身旁走过的姑娘叫住,那个姑娘穿着半旧的却还很像样的深色斗篷,头上围着一块绸巾。
“我出五十卢布买您的斗篷,好不好?”他忽然把钱递给姑娘。当她还在惊讶着,努力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已经把一张五十卢布的钞票塞到她手里,拉下姑娘的斗篷和围巾,披在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肩上和头上了。她那套过于漂亮的服装太刺眼了,在火车上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姑娘后来才明白人家为什么花那么大的价钱,买下她那不值钱的旧衣服。
这桩奇闻很快就传到教堂里去。当凯勒走到公爵那里去的时候,有许多和他完全不相识的人跑过来盘问他。教堂里顿时一片喧哗,有些人摇头,有些人甚至发笑;谁也不离开教堂,大家等候着看新郎对于这件奇闻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脸色惨白,但是静静地接受这件新闻,发出十分细小的声音说:“我担心这样,但我到底没有想到竟会这样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不过……从她的心情看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这样的评论,凯勒后来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哲学”。公爵从教堂内出来,显得十分平静,而且精神饱满。至少有许多人注意到这一点,事后也是这样说的。他似乎很想回家,想尽快独自待在家里,但是人家不让他这样做。在被邀请的客人中,有几个人随他走进屋内,其中有普季岑、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有那个医生,他也不想走。此外,整所房子简直被闲人给包围住了。公爵来到凉台上,就听见凯勒和列别杰夫跟几个完全不相识的人发生激烈的争论——几个官僚模样的人,无论如何要走进凉台来。公爵走到争论的人们面前,问明是怎么回事,他客客气气地把列别杰夫和凯勒推开,很有礼貌地朝一位头发已经斑白、身躯非常强壮的先生打招呼——那位先生站在门口的梯级上,在另外几个想进来的人们的前面——请他赏光,进到里面去坐。那位先生感觉不好意思,但还是走了进去;随后又进去一两个。人群里只有七八个人走了进去,努力装出十分潇洒的样子。此外再也没有人愿意进去了,不一会儿,人群里就有人开始责备那几个好出风头的家伙。公爵请走进去的人们坐下,开始谈话,还上了茶。这一切做得十分体面,而且十分谦虚,使那些走进来的人觉得有点惊异。当然,他们也有几次尝试把谈话弄得活泼一些,引到“正题”上去,提出了几个不客气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别有用心”的看法。公爵用自然和乐观的态度回答他们,同时不卑不亢,而且深信自己的客人都很正派,这就使那些刁难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偃旗息鼓了。谈话也渐渐地严肃起来。有一位先生抓住一个话头,忽然用异常愤激的态度起誓,说他无论出什么事情,也不愿意变卖田产;相反,他要等待,而且会等得到的,因为“家业总比金钱好”;“先生,这就是我的经济学说,您应该知道。”由于他是对公爵说的,所以公爵热心地恭维他一番,虽然列别杰夫附耳告诉他,这位先生“家徒四壁”,从来没有置过什么田产。过了差不多一小时,茶喝完了。喝完茶之后,客人们不好意思再坐下去了。医生和那位斑白头发的先生恳切地和公爵道别;大家也都吵吵嚷嚷地,很恳切地道了别。他们说出一些希望和意见,例如“用不着忧愁,也许这样更好些”之类的话。诚然,也有人想要香槟酒喝,但是在客人中,年长的阻止了年轻的。大家散去之后,凯勒俯首对列别杰夫说:“如果是你我处理这个问题,一定会呼喊起来,打个不亦乐乎,弄得声名狼藉,结果招来警察;但是,他竟交到了新朋友,而且交的是那些人;我是知道他们的!”列别杰夫醉醺醺地叹了一口气说:“他对智慧的、精明的人们隐瞒,而向婴孩们公开,我以前就这样讲过他;但是,现在我要补充一句:上帝保护了婴孩,他和他所有的圣徒,把婴孩从深渊中救了出来。”
十点半左右,终于只剩公爵一个人在家里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科利亚帮他换去结婚的礼服,穿上家常衣裳,所以走得最晚。他们很诚恳地分手了。科利亚没有再提今天的事情,但是答应明天早点来。后来他证明说,公爵在最后离别时没有预先告诉他任何事情,也就是说,公爵把他的计划给瞒住了,不让科利亚知道。不久,整个屋内几乎一个人也不剩了;布尔多夫斯基到伊波利特那里去了,凯勒和列别杰夫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薇拉·列别杰娃一个人还在屋内留了一会儿,匆匆地把这些准备办婚事的屋子收拾成平常的模样。临走时,她到公爵那里窥望了一下。他坐在桌旁,把两肘支在桌上,用手捂住头。她轻轻地走上前来,触碰他的肩膀。公爵疑惑地望了她一眼,差不多有一分钟左右在那里回忆。但是通过回忆,了解了一切以后,他突然露出特别惊慌的样子。后来,他非常急切地请求薇拉明天早晨七点钟敲他的房门,好让他赶上第一班火车。薇拉答应下来了,公爵坚请她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她也答应下来了。末了,当她已经把门完全打开,准备出去的时候,公爵第三次叫住了她,拉住她的手吻了吻,然后又吻她的额头,用一种“异样”的神情对她说:“明天见!”至少,后来薇拉是这样对别人说的。她走出去之后,很是替他担心。第二天早晨,她的精神稍为振作了一点,七点多钟的时候,她如约敲开公爵的房门,通知他火车在一刻钟以后就要开到彼得堡去了。她觉得他开门时精神很好,甚至露出微笑。他夜里几乎没有脱去衣裳,不过倒是睡了一觉。据他说,他今天就可以回来。由此可见,他认为在这个时候,可以而且只能把进城去的消息告诉她一个人。
[90]德·罗昂(1600—1679),法国女政治家。
[91]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