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埋怨，我国没有实用型的人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政治家，也有很多将军；至于各种管理员，不管需要多少，都能够随时找到；然而，实用型的人才却没有，至少大家都说没有。据说在几条铁路上，连正规的服务员都没有。又说，在轮船公司里组织一个稍为像样的管理部门都不可能。你可以听到有人说，在某条新铁路线上发生撞车事故，或者火车在桥上倾覆。也有人记载说，一列火车几乎在雪地里过冬，它刚开了几小时，在雪地里停了五天。又有人说，有好几千普特[50]的货物放在一个地方两三个月，等候发运，结果却腐烂了。也有人说（不过这很难让人相信），有一个商店伙计追着问一位管理员（好像是监察员之类），要求发运货物，结果竟挨了管理员几个耳光。事后，那位管理员解释这种官僚主义的行为时，竟说自己是“一时冲动”。官爵多如牛毛，令人一想就不寒而栗；以前大家全去做官，现在还是做官，将来还想做官。因此，人们不禁纳闷，既然有这么多的人才，怎么就不能组成一个像样的轮船公司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时会得到十分简单的答案，简单到连所说明的理由都令人难以置信。不错，人家都说我国的人以前做官，现在还做官，这是依照德国最好的范例，这是二百年来从曾祖到曾孙的传统。但是，做官的人也就是最无用的废物，结果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在做官的人们中间，一直到最近，竟认为空谈理论和缺乏实际知识是最高的美德和荣誉。然而，我们无须来讲那些做官的人，我们要讲的倒是那些实用型的人才。毫无疑问，我们常常认为畏首畏尾和缺乏己见是实用型人才最主要和最明显的特征，不但过去如此，现在还认为如此。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意见是一种责备的话，那我们又何必责备自己呢？自开天辟地以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永远认为缺乏创见是精明强干的实用型人物的最高美德和无上荣誉，在一百个人中，至少有九十九个（这是最少的估计），永远抱着这种看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具有不同的看法。

发明家和天才，在他们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也常有在终结之时），被社会认为是傻子——这已经是极陈腐的、尽人皆知的事情了。譬如说，在几十年中，大家全把自己的钱送到钱庄里存放，按四厘利息，存放几十个亿，那么当钱庄不存在的时候，大家就只好自己管理了。当然啦，这些金钱中一定要有大部分丧失在股票交易的狂潮或骗子们的手里——甚至体面和礼节就需要如此。是的，这正是礼节的需要；如果有礼节的畏首畏尾和有体面的缺乏创见，按照一般的见解，至今还是能干而规矩的人物必不可少的品质的话，那么，突然加以改变就太不正当，甚至太不体面了。譬如说，凡是热爱自己儿女的母亲，在她的儿子或女儿稍有越轨行动的时候，哪一个不会感到惊慌，甚至吓出毛病来呢？“不，但愿他得到幸福，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不要标新立异。”——每个母亲在给她的孩子推摇篮时，总是这样想的。自古以来，我们的保姆们哄孩子睡觉时，总要在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但愿你穿金戴银，当上一品大将军！”这样看来，连我们的保姆都认为将军头衔是俄国人无上的幸福，也成为民众向往的安居乐业的美好理想。但实际上，一个人庸庸碌碌地通过考试，当上三十五年差事以后，最后谁能不成为将军，不在钱庄里存下一笔丰厚的款子呢？因此，俄国人几乎用不着做任何努力，就会获得一个能干和实用人物的头衔。实际上，在我们国家里，只有标新立异的人，换一句话，也就是不安分的人，才会当不上将军。在这方面，也许会有一些误会；但是一般来讲，这大概是对的，我们社会在为实用型人才下定义时，也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废话说得太多了。作者本来只是想略微解释一下我们所熟识的叶潘钦的家庭。这一家人，至少说这个家庭中最有觉悟的分子，时常为一种普遍的家庭性格所苦恼——这种性格恰恰和上述的那种美德相反。他们并不充分了解事实（因为事实很难了解），但有时产生疑惑，总觉得他家的一切与其他的家庭大不相同。其他的家庭里一帆风顺，他的家里却坎坷难行；其他的家庭里一切步入正轨，他的家里却经常脱离轨道。别人永远谨小慎微，他们却不是这样。没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有点过分担心，但这毕竟不是他们所向往的上流社会的循规蹈矩。也许只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一个人惶悚不安。小姐们虽然都很聪明，爱嘲讽，但毕竟还很年轻。将军虽然也很聪明（不过并非毫不迟钝），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只会说：“嗯！”结果完全把希望寄托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身上。也就是把责任推到她的身上。这个家庭并不以标新立异、自有一套规矩而著称，也并不有意识地喜好独出心裁、脱离轨道，如果这样，当然是完全不体面的。哦，不对！实际上，绝对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任何有意识规定的目的，但结果却发生这样的情况：叶潘钦一家虽然十分可敬，但人们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和其他的一般世家不同。近来，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常常自怨自艾，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倒霉”性格造成的，因而更增加了她内心的苦痛。她经常自称为“愚蠢的、不体面的老怪物”，因多疑而苦恼，不断地惶惑不安，不能在某种比较普通的事物冲突中找到出路，并且时常把不幸夸大。

我们在本书开卷时就已经提到过，叶潘钦一家是受大家发自内心地尊敬的。伊万·费道洛维奇将军虽然出身状况不详，但是到处都殷勤款待他。他之所以值得尊敬，第一是因为他有钱有势，第二是因为他这人虽然智力不高，却十分正经。不过，有点迟钝的头脑，即使不是一切社会名流必备的品质，至少也是所有正经的赚钱人不可或缺的素质。再加上将军举止大方，温文有礼，知道什么时候该默不作声，同时还不让别人占自己的便宜。当然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将军，更是因为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有实力雄厚的后台老板。至于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前面已经说过，她出身望族，虽说我们并不重视门第，因为如果没有相当的关系，出身再好也是枉然。但是，她也有一些高贵的朋友，而且为那些人所敬爱。结果，大家自然也就尊敬她，欢迎她了。毫无疑问，她因家庭所感到的痛苦是没有根据的，其原因真是微不足道，只是夸大到可笑的程度罢了。这正如一个人的鼻子上或额上生了一个瘤子，就觉得全世界的人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观看他的瘤子，嘲笑他；为了这个瘤子而责备他，哪怕他发现了美洲大陆也是如此。毫无疑问，社会上的确认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是一个“怪物”，但在同时，又无可争辩地在尊敬她。不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并不相信大家都尊敬她——一切的不幸全在这里。每当她看着女儿们的时候，她就怀疑自己不断妨害她们的前途，怀疑自己的性格可笑，不体面，令人不能忍耐——为此，她当然也不断地责备女儿们和伊万·费道洛维奇，整天和他们争吵。但同时，她又忘我地热爱他们，热爱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

最使她苦恼的是：她怀疑女儿们会成为和她一样的“怪物”，怀疑上流社会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像她女儿那样的姑娘。“她们会成为虚无派，只能如此！”她时常自言自语。这一年来，特别是在最近的时期，这种忧郁的念头一天天在她的心里根深蒂固起来。“第一，她们为什么不出嫁呢？”她时时刻刻询问自己，“为了折磨母亲——她们认为这是她们的生活目标，这自然是对的，因为这全是新的观念，全是可恶的妇女问题在那里作怪！在半年前，阿格拉娅不是想剪去她那漂亮的头发吗？（天哪，我当年都没有这样的好头发！）她已经把剪刀握在手里，我简直要跪下来央求她别剪！……她在气愤中这样做，一定是为了折磨母亲，因为她是一个坏透了的、任性的、娇生惯养的姑娘，主要是坏透了的、坏透了的、坏透了的！那个亚历山德拉不也是要模仿她，想剪去自己的秀发，不过她不是因为气愤，不是由于任性，而是像傻瓜一样出于至诚。阿格拉娅竟会说服她，使她相信没有头发可以睡得更舒适一些，不会头痛。在这五年里，有多少人追求她们，真不知道有多少啦！的确有些很好的人，甚至是精品的男人！她们究竟等待什么？为什么还不出嫁呢？也只是为了使母亲伤心罢了。没有其他任何的原因，什么原因也没有！什么原因也没有！”

最后，她的慈母之心到底升起了太阳。总算有一个女儿——阿杰莱达的亲事办妥了。“总算有一个女儿脱手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在必须出声表示的时候，总这样说（她在心里却讲得特别温柔）。这件事情办得真漂亮、真体面，交际场上大家全带着尊敬的口吻来谈这件事情。丈夫是一个有名的人，一个公爵，又有财产，人品也好，最主要的是合姑娘的心意，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姻缘吗？不过，她以前对阿杰莱达并没有像对另外两个女儿那样担心，虽然阿杰莱达那种艺术家的气质，常常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多疑的心感到不安。“然而，这个姑娘性格开朗，坚强理智，她总不会倒霉的。”母亲终于这样自我安慰地说。她最担心的是阿格拉娅。我们顺便提一句，关于长女亚历山德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要替她担忧。她不时觉得这个姑娘“完全完了”，她已经二十五岁，一定会成为老处女。“她又是那样美！……”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甚至在夜里为她流泪。而在同一个夜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却睡得很香。“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虚无派呢，还是傻瓜？”她绝不是傻瓜，在这一点上，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也不会有任何怀疑，因为她很尊重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的见解，喜欢和她商量事情。至于说她是“可怜虫”，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安静到无法把她推醒的程度！不过‘可怜虫’是不会安分的。咦！她们竟把我弄糊涂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对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怀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哀怜和同情，甚至比对她所崇拜的阿格拉娅还厉害。但是，那些急躁的举动（她的母性和同情主要在这里表现出来），吵闹的话语，“可怜虫”的称呼，等等，只是使亚历山德拉觉得可笑。有时候，甚至一些极不相干的事情也会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生很大的气，甚至狂怒起来。譬如说，亚历山德拉贪睡，经常做许多梦。她的梦一向特别空幻而且天真——那是七岁孩子应该做的梦。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些天真的梦，竟会触怒了母亲。有一次，亚历山德拉梦见九只鸡，为了这，她和母亲竟大吵了一顿。为什么呢？这很难解释。有一次，只有一次，她做了一个可以算作古怪的梦——她梦见一个修道士单独坐在黑屋子里，她不敢走进去。两个妹妹听到她说的这个梦，哈哈大笑起来，立刻郑重其事地报告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听。但是母亲一听，又生起气来，骂她们三个都是傻瓜。“哼！她安静得像个傻瓜，她完全是一只‘可怜虫’，怎么也推不醒她，可是她也会发愁，有的时候完全露出忧愁的样子！她愁什么？她愁什么呢？”她有时也对伊万·费道洛维奇提出这个问题，照例是歇斯底里地、威严地等着他马上回答。伊万·费道洛维奇只是“嗯嗯”地答应，皱紧眉头，耸起肩膀，最后摊开两手，肯定地说道：“她需要一个丈夫！”

“但愿上帝赐给她一个和你不一样的丈夫，伊万·费道洛维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终于像炸弹似的爆发了，“在思想和判断上不像你，也不像你那样是一个野蛮的大老粗，伊万·费道洛维奇……”

伊万·费道洛维奇立刻溜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在“爆发”以后也就安静下来了。当然，到了那一天晚上，她免不了对伊万·费道洛维奇，对那“野蛮的大老粗”伊万·费道洛维奇，对那和善而可爱的、受崇拜的伊万·费道洛维奇特别温存、平静、和蔼和恭敬，因为她一辈子喜欢，甚至热爱伊万·费道洛维奇。伊万·费道洛维奇也很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也无限地敬重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

然而，经常使她感觉烦恼，放不下心的，主要还是阿格拉娅。

“完全像我一样，完全像我一样，在各方面都跟我一模一样，”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自言自语，“一个任性的、讨厌的淘气鬼！虚无派，怪物，疯子，坏透了的、坏透了的、坏透了的家伙！天哪，她将会如何不幸！”

但是，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初升的太阳立刻使一切变得柔和，而且普照一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有生以来，第一次毫无牵挂地休养了一个来月。由于阿杰莱达的婚期将近，社交圈里也开始提到阿格拉娅，而阿格拉娅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美好，那么平和，那么聪明，那么得意；她甚至有点骄傲的神情，但这种骄傲和她是多么相称啊！她在整个月里，对母亲是多么温和、多么殷勤啊！（“当然，对这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还须好好考察，好好研究，况且，阿格拉娅也不见得把他看得比别人重！”）无论怎么说，她忽然变成一个那么漂亮的姑娘了——她是多么美呀，天哪，她是多么美呀，一天比一天好看！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这位讨厌的公爵，这位可恶的白痴刚一出现，立刻就引起一阵骚乱，把家里的一切都弄得天翻地覆！

可是，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呢？

在别人看来，一定没有出什么事情。然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她能够从一些平常事物的错综组合中，凭借着她与生俱来的不安性格，看出一些有时会把她吓出病来的东西——那是一种十分可疑，又难以解释，因而显得十分沉重的恐怖。现在，她忽然从乱糟糟的、可笑的、荒唐无稽的不安状态中，发现一种似乎极为重要的，似乎确实值得惊慌、怀疑和猜测的东西，她的心情当然可想而知了。

“他们怎么敢，怎么敢给我写这封可恶的匿名信，上面说起那个烂货，说起她和阿格拉娅互相通信？”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在拉公爵到她家里去时，一路上这样想；到家以后，她让公爵坐在全家围聚的圆桌旁边时，也这样想。

“他们怎么竟敢这样做？如果我有一点点相信，或者把这封信给阿格拉娅看，我是要羞死的！这真是对我们，对叶潘钦一家开玩笑！这全是，这全是伊万·费道洛维奇的过错，这全是您伊万·费道洛维奇的过错！唉，我为什么没到叶拉金岛上去避暑呢？我不是说过要到叶拉金岛去吗？这信也许是瓦里娅写的，我知道，或者也许……一切，一切都是伊万·费道洛维奇的过错！这是那个烂货开他的玩笑，纪念他们以前的关系；她要使他露出丑相给大家看，她正像以前那样耻笑他、愚弄他，把他当傻子看待，那时候，他还买珍珠送给她呢……不过，我们到底都被牵涉进去了，伊万·费道洛维奇，您的女儿们，千金小姐，上流社会的姑娘，待嫁的姑娘，到底全都被牵涉进去了。她们都在场，站在那里，听到了一切；她们和那些男孩子一同被牵涉进去了。您高兴一下吧，她们也在那里，而且听到了一切！我决不饶恕，决不饶恕这个小公爵，永远也不饶恕！阿格拉娅为什么歇斯底里了三天？为什么几次三番地和两个姐姐吵起来，甚至和亚历山德拉也要吵翻了？——阿格拉娅一向像吻母亲的手似的吻她的手，一向那样地尊敬她！为什么她在这三天的时间里让大家猜不透她的哑谜？加夫里拉·伊伏尔金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她在昨天和今天竟夸奖起加夫里拉·伊伏尔金，还大哭了一场呢？为什么匿名信里提到那个可恶的‘贫穷的骑士’，而她没有把公爵的来信给姐姐们看一下呢？为什么……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像一只醉猫似的跑到他那里去，现在还亲自把他拖到家里来？天哪，我发了疯，我现在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和一个年轻男人谈论女儿的秘密，而且……而且是几乎和他本人有关的一些秘密！天哪，幸而他是一个白痴，而且……而且……还是通家之好！不过，阿格拉娅果然看上那个丑八怪了吗？天哪，我在胡扯些什么！哼！我们都是些怪物……应该把我们大家都放在玻璃罩下展览，供大家参观，首先要展览我，门票十个戈比一张。我不能饶恕您这一点，伊万·费道洛维奇，永远不能饶恕！为什么她现在不嘲弄他？她说要嘲弄的，可是并没有嘲弄！你瞧，她睁着大眼睛看他，一声也不响，站在那里，并不走开；她原先是亲自阻止他上门的……他坐在那里，脸色惨白。可恶的，这个可恶的饶舌鬼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一个人把全部谈话都垄断了。你瞧他竟打开了话匣子，喋喋不休，连一句话也不让人插进去。只要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我现在就可以把一切调查清楚……”

公爵坐在圆桌旁边，脸色的确有点惨白，他好像非常惊恐，但在同时，又时时产生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满腔的喜悦心情。啊，他真是怕朝那边看，怕朝那个角落里看，在那里，有一双熟悉的黑眼睛正盯着他看；同时，在她给他写信以后，他又能来到这里，坐在他们中间，倾听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心里感到多么幸福。“天哪，她现在要说什么话呢？”他自己连一句话还没有说出，只是注意倾听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滔滔不绝的谈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很少像今天晚上这样兴高采烈。公爵虽然听他讲，但有许多时候，几乎连一句话也没有明白。除了伊万·费道洛维奇还没有从彼得堡回来之外，其他的全都在家。施公爵也在这里。他们好像要等一会儿，在喝茶以前，一块儿出去听音乐。现在的谈话显然在公爵来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会儿，科利亚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溜到凉台上来了。“这样看来，他在这里还是受到招待的。”公爵自己想着。

叶潘钦的别墅是一所豪华的别墅，具有瑞士农舍的风味，到处都是花草，收拾得十分雅致。它的周围是一座美丽的小花园。大家都坐在凉台上，和在公爵那里一样；不过这里的凉台比较宽敞，设备也更漂亮一些。

多数人都好像不喜欢现在的话题。可以看出，这个谈话是由一种不耐烦的争论而起的，大家自然都想改变话题。但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好像越来越执拗，他不理睬别人的反应；公爵来到之后，他似乎更兴奋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皱紧眉头，虽然她并没有完全了解情况。阿格拉娅坐在旁边的角落里，没有走，她倾听着，始终保持沉默。

“对不起，”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热烈地辩驳着，“我一点也不反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并不是罪过，它是整体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它，整体就会解体或者僵死；自由主义具有存在的权利，正如最贤明的保守主义一样；但是我反对俄国的自由主义，我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反对它，是因为俄国的自由派并不是俄国的自由派，而是非俄国的自由派。你们把俄国的自由派拿出来，我可以立刻当着你们的面吻他。”

“要看他愿不愿意吻您。”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异常兴奋地说。她的两颊早已通红了。

“你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心里想，“她有时混吃闷睡，推也推不醒，有时忽然站起，每年一次，说出一些令人无可奈何的话来。”

公爵偶然发觉，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大概很不喜欢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得过于兴高采烈；他在谈论一个正经的题目，有时十分激昂，有时又似乎在开玩笑。

“公爵，我刚才，就是在您到来以前，曾经发表一个意见，”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继续说，“就是说，直到现在，我国的自由派只由两个阶层的人组成，一个是以前的地主阶层（现在已经废除），一个是宗教界。因为这两个阶层已经完全形成等级，形成和民族完全不同的东西，代代相袭，越来越甚，所以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完全不是民族的……”

“怎么？这么说来，他们所做的一切全不是俄罗斯的吗？”施公爵反驳说。

“不是民族的，虽然是俄国式的，但并不是民族的。我国的自由派不是俄罗斯的，保守派也不是俄罗斯的，他们全不是……你们要相信，凡是地主和教会所做的一切，民族绝不承认，现在不，以后也不……”

“这真是妙论！如果您不是开玩笑的话，您怎么会发出这种妙论来呢？我不容忍这种攻击俄罗斯地主的怪话。您自己也是俄国的地主。”公爵热烈地反驳说。

“但是，我关于俄国地主的言论并不像您所体会的那样。只是从我属于这个阶层的这一点来看，这也是一个可尊敬的阶层；尤其是现在，当它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

“难道文学里也毫无民族的东西吗？”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插口说。

“我对于文学完全是外行，但是俄国文学，据我看，除去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果戈理之外，其他的根本就不是俄罗斯的。”

“第一，这已经不算少啦；第二，他们之中有一个来自民间，另外两个是地主出身。”阿杰莱达笑着说。

“对是对的，但是您不要得意。因为在所有的俄国作家里，自古至今，只有他们三个人还能够各自说出一些的确是自己的、本人的，不是从别人那里抄袭来的话，因此，这三个人也就立刻成为民族的了。在俄罗斯人中间，只要有人说出、写出或做出一点自己的、完全是自己的、不是抄袭来的东西，那么，他一定会成为民族的，即使他不大会说俄语也不要紧。这对于我是一个公理。但是，我们开始并没有谈论文学，我们讲到社会主义派，我们是从社会主义派开始谈起的；我认为，我们国内并没有一个俄国社会主义派；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因为我们所有的社会主义派也全是地主或宗教界出身。所有那些坏透了的、大肆宣传的社会主义派，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只不过是农奴制度时代地主出身的自由主义派。你们笑什么？把他们的著作拿出来，把他们的学说和他们的回忆录拿出来，我虽然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但是可以给你们写出一篇极可靠的文学批评论文，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那些书籍、小册子和回忆录的每一页，首先是属于旧俄国地主的手笔。他们的怨恨、愤怒和机智，全是地主式的（甚至是法穆索夫[51]以前的地主）；他们的喜悦，他们的眼泪，也许是真正的、诚恳的眼泪，却是地主式的！如果不是地主式的，便是教会式的……你们又笑了，您也笑了吗，公爵？您也不赞成吗？”

果然大家都笑了，连公爵也笑了。

“我还不能直说，我赞成或不赞成，”公爵说，忽然停止了笑，哆嗦一下，露出小学生犯错误而被捉住时的神情，“但是，我对您说，我特别愉快地听您的言论……”

他说话时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的额角还出了一些冷汗。这是他坐下来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他要向四周环顾，但又不敢；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看到他的动作，微微笑了。

“诸位，我要向你们讲一桩事实，”他用之前的口气继续说，也就是一方面似乎异常热情和激切，一方面几乎在那里发笑，也许是在笑自己所讲的话，“这个事实的观察和发现我应该归功于自己，甚至要归功于自己一个人，至少说，任何地方都没有讲过或写过这个事实。我所说的那类俄国自由主义的实质，就完全表现在这个事实里。第一，一般讲来，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不就是攻击现存的事物秩序吗？（这攻击是合理的或是错误的，那是另一个问题。）不就是这样吗？现在，我的事实就在于俄国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对现存事物秩序的攻击，而是攻击我们事物的本质，攻击事物本身；它不仅攻击秩序，不仅攻击俄国的秩序，而且攻击俄国本身。我国的自由派竟达到否认俄罗斯本身的地步，也就等于仇恨和殴打自己的母亲。俄国的每一件不幸和失败的事实，都会使他们欢欣若狂。他们仇恨人民的风俗、俄国的历史。他们仇恨一切。如果有可以为他们辩解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把自己对俄国的仇恨当作最美好的自由主义。（噢，你们时常会在我们中间遇到一个自由派，众人对他鼓掌欢迎，而其实呢，他也许是个最可笑、最愚蠢和最危险的保守派，自己却还不知道这一点！）不久以前，我国还有一些自由派几乎把这种对俄国的仇恨当作真正的爱国心。他们自我夸赞，认为自己对爱国心应该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看法高过别人。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更加露骨了，甚至看见‘爱国’这两个字就感到羞耻，甚至认为这个概念有害，毫无价值，所以排斥它、消灭它。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我敢担保，而且……将来总有一天，必须把真理充分地、简单地、公开地说明；但是，这种事实又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自古以来，无论在哪一个民族里都不会有和不会发生的，所以我认为这种事实是偶然的，是不能持久的。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仇恨祖国的自由派。我们对这一切应该怎样去解释呢？我觉得还要用以前的话来解释，那就是：迄今为止，俄国的自由派还不是俄国的自由派；据我看，不可能再有其他的解释了。”

“我认为您所说的一切只是开玩笑而已，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施公爵正经地反驳说。

“我没有见过所有的自由派，所以不能加以判断，”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说，“但是，我对您的意见感到很愤慨；您把个别的现象当成普遍的规律，这也就等于诬蔑。”

“个别现象吗？啊！竟说出这样的话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抢上去说，“公爵，您以为怎样？这是不是个别现象呢？”

“我也应该声明，我不大和自由派见面，不大和他们来往。”公爵说，“但是，我以为您的话也许有点道理，您所说的那种俄国自由派，的确有一部分是仇恨俄罗斯本身，而不只仇恨它的社会秩序。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当然，对全体绝不能这样说……”

他觉得难以措辞，不再说下去了。他的内心虽然非常激动，但是对于谈话却露出极大的兴趣。公爵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当他听有趣的谈话时永远十分专注，当人家询问他时，他的回答也会非常率直。他的脸上，甚至他的身体动作上，都反映出他那种率直和信任的样子，甚至对于嘲笑和幽默也并不怀疑。虽然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朝他发问时总是带着特别的嘲笑神情，但是听了他的回答，竟很正经地望着他，似乎没有料到他会有这样的回答。

“啊……不过，您的话语有点奇怪，”他说，“您果真是正正经经地回答我吗，公爵？”

“您难道不是正正经经地问我吗？”公爵很惊异地反驳说。

大家笑起来了。

“您相信他吧，”阿杰莱达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总是愚弄人家！您要知道，他有时是很正经地讲什么事情的！”

“据我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本来不应该来谈它，”亚历山德拉很严厉地说，“我们想出去散散步……”

“我们走吧，今天晚上很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喊道，“但是，为了向你们证明我这一次说得十分正经，主要是为了向公爵证明这一点（公爵，您使我产生极大的兴趣，我可以向您发誓，我完全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那种空虚的人——虽然在实际上我是一个空虚的人！），而且……如果你们允许，诸位，我还要对公爵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这是我由于好奇而提出的，谈完我们就可以走了。这个问题在两小时以前好像特地钻进我的脑海里来（你瞧，公爵，我有时也思索正经的问题）；我已经把它解决了，但是我们要看看公爵怎么说。刚才谈到‘个别事件’的问题，这几个字在我国有很重大的意义，时常可以听到人们谈到它。最近大家口头上谈论，报纸上也刊载某青年害死六个人的凶杀案，在审判时，辩护的律师发出奇怪的言论，据他说，凶手在贫困的情况下，自然会想到杀死这六个人。他的原话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意思的确是这样，或者近似这样。据我个人的意见，那位律师在表示这种奇怪的意见时，他深信自己所说的就是当代可能说出的最自由、最人道、最进步的话。但是您的看法怎样呢？这种对概念和信仰的曲解，对此案采取歪曲和奇怪的看法，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呢？”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个别的，当然是个别的！”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也笑起来了。

“还要容我提醒您一下，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施公爵说，“你的玩笑已经过于陈旧了。”

“您以为怎样，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没有听完就说下去了，但他已经发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向他投出好奇和严肃的眼光，“您觉得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呢？说实话，我是为了您才想出这个问题来的。”

“不，这不是个别现象。”公爵轻声地，但是坚定地说。

“得了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施公爵多少带点恼恨的神情喊道，“您不知道他想要为难您吗？他根本是在取笑您，想拿您开心。”

“我觉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得很正经。”公爵脸红了，垂下眼睛。

“亲爱的公爵，”施公爵继续说，“您记不记得，三个月以前，我和您谈论过一次；我们曾经说，在我们新设立的法院里，可以指出许多非常卓越而有天才的律师来！陪审员们有多少极其巧妙的裁决呀！您当时是多么喜悦，我当时又如何为您的喜悦而高兴啊……我们说，我们可以自豪……这种拙笨的辩护，这种奇怪的论据，自然只是偶然的，只是千分之一而已。”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想了想，然后轻声地，甚至似乎很畏葸地，但带着十分自信的神情说：“我只是想说，对观念和概念的曲解（如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所说），是经常可以遇见的。不幸的是，普遍现象比个别现象多得多。如果这种曲解并不是普遍现象，那么，也许不会发生这类不可能的犯罪……”

“不可能的犯罪？但是，我可以告诉您，像这样的犯罪，甚至更重大的犯罪，从前就有，而且永远都有，不仅在我国有，而且到处都有，据我看，以后还会长久地重演下去。区别只在于：我国过去不大公开，现在才开始公开谈论它，甚至写文章讨论它，因此人们觉得这类犯罪是如今刚出现的。您的错误就在这里，这真是一个极天真的错误，公爵，请您相信。”施公爵带着讥讽的神情微笑了一下。

“我知道过去也有犯罪，而且是极大的罪行；我最近到监狱去过，认识了几个罪犯和被告。在罪犯中还有比这个人更可怕的，他杀过十个人，至今完全不认罪。不过，我看出这样一点：即使是最怙恶不悛的、不肯认罪的凶手，也都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也就是从良心上承认他有过不良的行为，虽然并没有丝毫悔罪的意思。他们全是如此。但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所说的那种人竟不愿承认自己是罪犯，认为自己有权利……甚至认为这种行为还很好——情形就是这样。据我看，重大的区别就在这里。还要注意的是，他们全都是年轻人，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年龄段是最容易受到歪曲观念影响的。”

施公爵已经不再发笑，带着怀疑的神情倾听公爵说话。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早就想说什么话，但是她没有出声，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念头在阻止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十分惊异地看着公爵，这一次没有丝毫讪笑的样子。

“我的先生，您为什么这样惊异地看着他呢？”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突然干涉起来，“难道他比您傻，不能和您一样判断事情吗？”

“不是的，我说的不是这个。”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不过，公爵（对不起，我要问您一下），如果您看到，观察到这一点，那么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我还要向您道一声歉），在那件奇怪的事情里……就是最近发生的……就是布尔多夫斯基的那桩公案里……您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观念和道德信念的那种歪曲呢？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我当时觉得，您完全没有注意到呢。”

“是这样的，先生，”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很激动地说，“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了。我们坐在这里，在他的面前自吹自擂。但是，他今天接到他们中间一个人的信，就是那个最主要的，脸上长小疙瘩的，你记得吗，亚历山德拉？他来信向公爵道歉（虽然用的是自己的方式），还说，他和当时挑唆他的那个伙伴分手了——你记得吗，亚历山德拉？现在他最相信的就是公爵。我们虽然懂得怎样嘲笑他，却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

“伊波利特刚才也搬到我们别墅里了！”科利亚喊道。

“怎么？已经来了吗？”公爵显得惊慌起来。

“您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刚走，他就来了，我带他来的！”

“我可以打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忽然发火道，她完全忘记自己刚才还夸奖过公爵，“我敢打赌，他昨天一定到那个家伙住的阁楼上去，下跪求饶，恳求那个恶毒的家伙搬到这里来。你昨天去了吧？你刚才还承认过的，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下跪来着？”

“他根本没有下跪，”科利亚喊道，“事实正好相反：昨天是伊波利特拉住公爵的手吻了两次，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们两人的谈话就是这样结束的。此外，公爵只说，伊波利特如果能住在别墅里，病势会减轻一些。伊波利特立刻答应等病势稍微减轻，便搬过来。”

“您这是何必呢，科利亚……”公爵喃喃地说，站起来取帽子，“您何必讲这个，我……”

“您这是要去哪里呢？”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阻止他说。

“您不必担心，公爵，”科利亚兴奋地继续说，“您不必去，不要惊扰他，他一路上累了，现在已经睡着了。他很高兴。您可知道，公爵，据我看，您今天最好不要见他，等明天再说吧，否则他又要觉得难为情了。他今天早上说，他已经有半年没有感到这样爽快、这样强壮，甚至咳嗽也减少了大半。”

公爵看见阿格拉娅忽然离开座位，走到桌旁。他不敢望她，但是，他的整个身体都感到她在这一瞬间正看着他，也许很威严地看着他。她那双乌黑的眼睛里一定露出愤恨的神情，她的脸一定红了起来。

“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我觉得您不应该把他带到这里来，如果他就是那个小痨病鬼，那天他哭泣着，请我们参加他的葬礼。”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他当时那么娓娓动听地谈起邻家的墙，他一定会思念那面墙的，您要相信这一点。”

“你说得很对，他会跟你吵嘴或打架，随后当然就会走啦。”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很威严地把针钱盒挪到自己的身边，她忘记大家已经站起身来准备出去散步了。

“我记得他对于那面墙曾经大大赞扬，”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又抢上去说，“没有这面墙，他不能在夸夸其谈中死去，而他是很想在夸夸其谈中死去的。”

“那有什么？”公爵喃喃地说，“如果您不想饶恕他，您不饶恕，他也会死去的……他现在是为了树木搬来的。”

“哦，从我这一方面，我可以饶恕他的一切；您可以把这话转告给他。”

“您不应该这样理解，”公爵轻声地、似乎不高兴地回答，他没有抬起眼睛，继续朝地板上的一个点看，“您也应该准备接受他的饶恕。”

“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对他有什么过错呢？”

“如果您不明白，那么……不过您是明白的。他当时打算……祝福你们大家，并且接受你们的祝福，就是这样……”

“亲爱的公爵，”施公爵似乎小心翼翼地赶紧抢上去说，和在座的一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地上的天堂很不容易得到哇；但是，您还是想找到它；天堂是很难到达的地方，公爵，比您那颗善良的心中所想象的还要困难。我们最好不要再谈下去，否则，我们大家也许又要惭愧起来，那时候……”

“我们出去听音乐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不客气地说，然后很生气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大家也跟着她站了起来。

[50]普特，俄国沙皇时期的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相当于16.38千克。

[51]格利鲍耶陀夫名剧《聪明误》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