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学术，是以经学为中心的。经学当清时，分为两派：一派是汉人之说，这是旧有的，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都是替汉人的注做解释；一派是宋人之说，这是新兴的，元、明以来的学者，大都信奉它。清儒不满意于宋人的武断，乃返而求之于汉。汉朝离清朝，年代较远，汉人的经说，又有缺夫，非经考据，不能明白。所以清儒考据的方法最精。人家遂称它为考据之学，和尊奉宋儒的义理之学、研究文艺的辞章之学相对待，成为学术界的三大派。又因其尊信汉人，对于宋学，而称之为“汉学”。

汉学和宋学，固然显分界限，即汉学之中，亦自有派别。当汉学初兴时，治经的人，还是就汉、宋之说，择善而从，并不专主于汉。此派，后人称为“汉、宋兼采”。乾、嘉两代，为清朝学术极盛之时。其时的人治经，专以区别汉、宋，搜辑、阐发汉人之说为主。其意不重于求是，而重于求真。这才可称为纯汉学。咸、同以后，汉、宋的区别业已就绪，则又专就汉人经说，而区别其孰为今文，孰为古文。于是汉学中又分出今、古文两派。汉朝的今文之学，本来是讲究经世的。清学到这时候，明末经世的精神，也就有些复活了。然而考据的精密，也就渐渐不如前人。

清学的可贵，不在于其主义，而在于其方法。[1]他们因为研究古书，先要懂得古人的语言，所以对于训诂特别注意，古代的名物、制度，考据得亦很精。古书亡佚的，经他们搜辑而复见；讹误的，经他们校勘而正确；作伪的，经他们辨别而发觉的很多。推治经之学以治子，也有同样的功劳。更推其法以治史，前代的史籍，被其订正的也不少。总而言之，教我们以一种精密的方法，给我们以许多正确的材料，是清学最大的贡献。

义理和辞章之学，比之考据，是显有逊色的。义理之学，宗程、朱，宗陆、王的，各有其人。都不过沿袭前说，并无发明。只有颜元，他反对学者的空虚无用，不但在其不读书，而并在于其专读书，主张注重于实务，颇有一种特色。但其学未能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