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虽兴起于北，然自宋朝南渡以后，反而盛行于南。北人不大知道。元兵下湖北时，得到中国的儒者赵复，北人都奉以为师。自此理学在北方，才渐渐盛行。此时所行的，南北都是程、朱一派。到十五世纪末年，王守仁出，而风气才一变。王守仁之说，是远绍陆九渊的。他以人心的灵明为“知”。这种知，是人人所固有，不待学而成的，所以谓之“良知”。良知自能知是知非，我们只要遵照着它行就够了。所怕的，是人为物欲所蔽，良知不能做主。然而良知只有昏蔽，绝不会丧失的。一朝把它提醒来，又是完全具足。我们做人的工夫，只要时时刻刻，提醒这良知，不要给它昏蔽就是了。这个便唤作“致良知”。这是何等简易直截的方法？

一种学问，发达到极盛时，就要生出流弊来。理学家注重于检点身心，对于学问，自然要空疏些；对于应事，也就不免迂阔。程、朱之学盛行时，已是如此，王学专注重一心，自然其弊更甚了。而且还有不拘形迹、猖狂妄行的。所以到十七世纪初年，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辈出，而风气又一变。顾、黄等大儒，对于理学，是并不反对的。但他们读书都极博，考据都极精，所以能救理学末流，空疏浅陋之弊。他们又都是想做事的。当明清兴亡之际，都抱着百折不回的志气，要想图谋恢复。实在事无可为，才专发之于著述。他们的著述，也是极有精义的。如顾先生在他所著的《日知录》里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国之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所谓“国”，就是现在所谓王朝；所谓“天下”，就是现在所谓国家。这是给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何等的一个刺激？黄先生的《明夷待访录》，对于君主专制政体痛加攻击，尤其是从前的人所不能说、不敢说的。此外他们对于国家社会，涉及根本问题的地方还很多。清朝人专讲考据，只算承受得明末学风的末节。其真正价值，倒是革命思想兴起以后，才渐渐有人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