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所行的新法，是有利有弊的。其中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是利多弊少的，第一要推雇役。青苗有打倒高利贷的好处，也有抑配、追呼、放失等弊病。[15]方田均税，则并没有认真推行。学校和科举，在实际上是无甚关系的。因为不论是诗赋，是策论、经义，总不过借此进身，而和实用也都不甚切。其无实际而且不免于骚扰的，怕要算民兵制度为最甚了。[16]但是不论什么事，要是肯平心静气，从实际上研究其利弊，逐渐加以改良，总可以去其弊而存其利的。而当时反对新法的，不肯平心商榷。于是旧党得政之时，把新法废掉，新党得政之时，又把它回复过来。就不论新旧，都不见其益，而只见纷扰之苦了。

王安石为相，前后共七年。当神宗在位时，始终守其法没有变。公元一○八五年，神宗死了，儿子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为宰相，把新法一切废掉。太皇太后死后，哲宗起用新党，复行新法，谓之“绍述”，旧党多遭贬斥。哲宗死后，徽宗即位，初时颇想调和新旧，后来也倾向新法。用蔡京为宰相，旧党重遭贬斥。徽宗和蔡京，都不是有什么政治主意的人。徽宗是很骄奢**逸的，蔡京则一味窥时俯仰，搜刮了天下的钱，来供给他用。在神宗时，便已对西夏用兵，不很得利。哲宗、徽宗时，也还是如此。又适值辽亡金兴，自己没有实力，反想靠人家的力量去恢复失地，就要引起大祸了。

[1]除节度使自驻的地方外，其余所属的州，都称为支郡。

[2]州的长官，本来是刺史；县的长官，则是县令。此时都不除人，而派朝臣出去管理，实在也是以差遣治事。

[3]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都有都指挥使。

[4]其原因，（一）由外州的兵，升做禁军的多。（二）由募兵都是无身家的，难于裁遣。（三）宋朝到饥荒时，又往往以招兵为救荒之策。

[5]唐宋时的“番”字，实在就是现在“分班”的“班”字。

[6]如宋时所行的商税，就是其中的一种。唐、五代藩镇所行的苛税，宋朝虽把它裁减，亦只是去其大甚，像商税等勉强可行的，并没有裁尽。

[7]在河北宛平县西。

[8]今河北濮阳县。

[9]北宋末年，进兵伐辽，事在公元一一二二年，上距澶州和议，共一百十九年。

[10]真宗的托言天书下降，照旧史说，是王钦若借此陷害寇准的。因为辽兵入寇时，王钦若主张迁都，寇准主张亲征，后来亲征成功了，王钦若觉得惭愧，乃向真宗进谗，说：“这是城下之盟。”真宗以为耻辱。请问他有何雪耻的方法，王钦若说：“非恢复燕、云不可。”真宗说：“这事吾不能行。”王钦若说：“其次唯有封禅。”然封禅要有祥瑞的，王钦若乃又教真宗，说：“祥瑞不妨假造。”于是天书之事起。这话不近情理，大约是不满意于王钦若的人假造的，不足凭信。《宋史·真宗本纪论赞》，说天书之事，系因辽人信天，想借此恐吓他，以固和议。这话虽出推测，和当时的情形相近，该是事实。

[11]公元一○二三至一○六三年。

[12]枢密使在唐朝，本是宦官所做的官，主宣传诏命。后因宦官跋扈，参与机密，到宋朝，遂变作主兵的官。三司是户部、度支、盐铁，各有使和副使。其上又有三司使、副。度支、盐铁两使，都是唐朝中叶以后，管理财政的官。因为其时政治失却常轨，所以财政不尽属户部。以行政系统论，本该废此二使，将职权还给户部，宋朝却没有如此做。就把当时管理财政的三个机关，合而为一，而称之为“三司”。

[13]进士以外，其余的科目，总称为诸科。因为只有进士一科受人看重，所以王安石把它废掉。然而前此设科甚多，各种人才，都可以进取，此时并做一科，强天下的人都走一条路，在理论上就未免欠妥了。

[14]墨义见第十一章，只需背诵前人的注。大义是要自出心裁，发挥经文的意义的。

[15]抑配，谓人民不愿意借而强迫他借。因为官吏承办公事，说要散青苗钱而散不出去，怕的要担处分，所以不得不如此。然到后来，放了出去，而人民不能还，又要用官力追缴了。甚至有强人作保，借的人逃走，而勒令邻保均赔的。

[16]当时司马光等反对的话，都载在《宋史·兵志》上。这些话，大约不尽虚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