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何兹全教授去世后，北京师范大学于2011年2月21日举办“何兹全教授追思会”，校党委副书记王炳林主持，资深教授刘家和，历史学院分党委书记耿向东、院长杨共乐、部分教师，何兹全先生弟子、生前好友等30余人出席了追思会。

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同何先生交往达58年之多，何先生对我一直非常关怀。当时他刚从美国回来，把带回的新书借给我看，并且关心我的研究选题，为我提供资料，对我的成长十分照顾。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何先生是我的引路人。

何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1950年毅然归国，此后即使遭受不公正待遇，最委屈的时候也没有动摇，从未置疑自己的这一选择。

何先生对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九十多岁高龄时还在教学，曾说“要教到我不能教的一天为止”，这种宝贵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张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我是1961年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是何先生的学生，50年以来，一直在北京，所以与何先生时时接触，不管我工作有什么变化，始终与何先生保持联系。今天长话短说，我想讲讲两度听先生讲课和两次跟先生谈话的事。

第一次听老师讲课是1958年年初，也就是我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当时“大跃进”刚开始，师大那个时候所谓的“教育革命”已经开始，开始批判老师、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在史学界，当时有五朵所谓的金花，里边有一个历史分期问题，当时主张魏晋封建说承受很大的学术压力。第一次课何先生不去谈这些问题，只是讲述豪族的发展、大土地制的发展以及自由民的依附化。第二次讲课是20年以后了，1978年年底，当时我是研究生。这次讲课讲了两个半天，就讲他那两篇著名的文章，给我的影响很大，我就把寺院经济的研究定为自己的一个课题。何先生影响了我做这个课题，我搞了30年。

两次谈话，一次是1961年的五、六月份，将要毕业分配的时候，何先生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找我个别谈话。他说现在中央要搞一个调查研究，了解一下学生读书多少，他给我一张纸，上面大概有100部书的名字，让我如实地来讲一下。我一看，非常汗颜，没有看过的书多，看过的很少，这是时代的原因，之前的经历都是劳动。何先生就安慰我说，不要紧，你们来日方长。第二次个别谈话是在1982年年初。那个时候是在历史所，唐长孺先生写信来，让我们去拜访何先生，说何先生要招博士生了。何先生问我能不能报考他的博士生，我当时因为在历史所里边已经有任务，而且那个时候已经44岁了，所以我对何老师说，您永远是我的老师，而这次我这个博士生不好考了。那一次何先生和我聊得非常愉快，让我感受到他的治学思想。

这54年的接触使我感到何老师一贯很重视宏观的视角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我想这和北大的学术传统是有血脉承继关系的。回忆就到这儿，我念一念给老师的挽词：“周汉方封魏晋方封淡对风评仪范在，律乘也史僧籍也史欣张数业器局新。”

陈琳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上本科的时候何先生就给我们上过课，之后我成了何先生的硕士生，后来又是何先生的博士生，何先生晚年的时候我回到师大帮他带博士生，可以说是“三世因缘”，跟随何先生左右。今天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来怀念何先生。我们怀念何先生，作为何先生的弟子，就是要继承何先生的遗志，发扬何先生的学术精神，多做何先生所希望的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学术工作，光大先生的师门。

什么是何先生的学术精神呢？我体会就是何先生对学术事业的无限热爱。这一点恐怕是今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不具备的，或者是差得很多的。何先生可以说是把学术事业当成自己的生命，把做学术研究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理想、最大的目标。因为大家所知道的种种原因，何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在“四人帮”倒台以前没有能够很好地进行学术研究。我到师大来读研究生以后，先生在学术上的确又重新焕发了青春。据我的不完全的统计，先生在1991年时已经是八十一岁的高龄，他在从1991年到2001年10年的时间里，1991年出版了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1993年出版了专著《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1994年出版了《三国史》，1995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的第五卷（这是由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其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由何先生编写），1997年出版了《中国文化六讲》和《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2001年出版了《三论一谈》，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著作问世。而且由于何先生执笔非常严谨，所以先生的著作都是具有开创性和突破性的成果。2001年以后，何先生主要在编他的文集，这就是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六卷本《何兹全文集》。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比较零散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何先生从八十一岁到九十来岁，始终孜孜不倦地为学术事业奋斗，进行学术研究，做出了这么多杰出的贡献。

何先生在2000年以后编辑出版他的文集的时候，不幸先生和师母的独子、前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病逝，这对于何先生和师母都是很沉痛的打击，师母因为思子心切不能自拔，在一年多以后，随着芳川兄也走了。这两件事给高龄耄耋之年的何先生身心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和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学界，关注着历史学院的发展，仍然在指导着自己的博士生，并且主编历史学院的两套丛书《中国上古政治和社会丛书》及《中国中古政治和社会丛书》，现在《中国中古政治和社会丛书》在庆祝何先生百岁华诞时已举行了首发式，遗憾的是即将在今年出版的《中国上古政治和社会丛书》，先生看不见了。我们作为何先生的学生，作为何先生的弟子，一定要学习何先生这种对学术无限热爱的精神，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在学术上做出我们的贡献，以告慰先生的英灵。

谢重光（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我是先生1984年招的首批博士生，但是我受教于先生的时间比1984年还要早。我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时候，慢慢对寺院经济发生了兴趣，然后也就读到了先生早年的著作，受到很大的启发。那时我是一个很年轻的研究生，就贸然给先生写信请教。原以为这样会打扰先生，没想到先生很仔细地给我回信，给我很多指导，我因之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硕士毕业后就考入何师门下。有关先生的道德文章大家都讲了很多，我就不多说了。想讲的一点就是先生对真理的坚持。在当时那么大的政治压力下，先生能够坚持魏晋封建说，从容面对，从不改变自己的学术立场，这一点对我们的教育非常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做学问做久了，有时候会有一点厌倦感，特别是目前这个社会很功利，别人都忙忙碌碌去做别的，有人很清闲，我们很辛苦，埋头在书斋里，有时会想也偷闲一下，但一想到先生那么大年龄了还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格言自勉就非常愧疚。自己想要偷懒和放松的时候，就感到很对不起先生。刚才也说到先生的学术领域非常广阔，其中一个学术领域就是汉唐的寺院经济，我在先生的指导之下也做这方面的研究，但距离先生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现在我们缅怀先生，就是要把先生未竟的事业做下去，这样才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薛军力（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教授）：

刚才几位老师和我的师兄都对先生的学术成就谈了自己的体会，我这里对先生做人方面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记得我们刚跟先生读书不久的时候，有次先生跟师母谈起来，说他那一天写了500字，刚好何芳川大哥到家，何先生就跟他念叨说，你看我一天只写了500字，芳川大哥说，你想你一天500字，一年要多少字？十年要多少字？何先生听了觉得有道理。何先生给我们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是说应该对学问孜孜以求。另外何先生平易近人，你为先生做一点事，他就很感激。正如两句西方谚语所说，跟伟人接触多了以后，会感觉这个伟人就是一位平常人。

吴怀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很有幸在我求学期间得到白寿彝先生、何兹全先生的指导，何先生对我的指导往往就在一句话、两句话之中。那时我们入学以后，北京到处都有讲座，我们到处去听课。何先生告诫我们：“学问是做出来的，不是听出来的。”讲座应该听，开阔视野，但是光听是不行的。先生给我一生的治学一个很大的警示。

回顾一下何先生的治学，我总结为这样两方面：求新的思维，爱国的学人。我在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再版序言”找到这段话：“就历史理论说，辩证法没有过时，它仍是历史理论的先进理论。使它失势的是学术以外的因素。我估计：不久之后，在正常情况下，辩证法会在史学领域重整雄风，再领**！”先生讲到中国文化的未来，说“我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能够存在而且发扬光大，是有信心的。信心来自中国文化的精神符合人类未来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总是一步步走向一体化，一步步走向和平，一步步走向世界大同，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精髓所在。中国文化和未来世界的文化思想的精神需要合拍。中国文化会受到重视。中国文化的前途是光辉的。”

所以，我对先生总的感受就是，“求新的思维”和“爱国的学人”。

马亮宽（聊城大学教授）：

各位领导，我受聊城大学校长的委托，参加何先生的追思会，缅怀何兹全先生。在与何先生的接触中，感到有两点对我们的教育很大。一点是何先生尊师重道。我们在聊城大学成立了傅斯年研究所，当时找到了何先生。何先生说：“傅先生是我的恩师，过去对他有很多不公正的评价。如果你们对傅斯年先生进行研究，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会对你们提供帮助。”

其次，先生对后人非常关心。先生95岁高龄时完成《民族与中国古代史》，得到9000余元的稿费，何先生凑够一万元让我带回，在聊城大学设立了奖学金。我也是菏泽人，后来对傅斯年和何思源先生进行研究，何先生说：“何思源是我的族兄，一直支持我读书，我一直想给他写个传记和年谱，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苦于没有资料。你们如果研究，需要我做什么，我会努力为你们铺垫。”后来先生担任聊城大学的名誉教授，每隔一两年就到聊城大学讲学，坚持不要报酬，不接受馈赠，拒绝任何形式的招待。

先生仙逝，聊城大学全体师生感到很悲痛，对先生深切缅怀。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敬爱的何兹全先生离开了他热爱的教学事业，离开了他为之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园地，何先生的不幸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更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巨大损失。

第一点，何先生的学术精神、学术思想，对我们最有教育意义的就是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寺院经济，那时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一片空白，到50年代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的历史，创立自己的历史分期学说，再到91岁高龄拿出自己的代表作，始终贯穿的就是开拓创新的精神。第二点，是他非常重视理论的思考、理论的创新。何先生始终坚信，虽然在当前阶段辩证法不被学术界重视，但是过一段时间，辩证法终会成为学术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正像各位先生所讲，我也坚信，何兹全先生的学术事业是永存的！他的思想风范是永存的！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今天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参加何先生的追思会。说到何兹全先生的学术研究，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我是学世界史的，学法国史的。但是何兹全这个名字对我而言还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从上大学开始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这不仅因为他是我们大学何芳川老师的父亲，同时也因为他是魏晋南北朝史赫赫有名的权威。

何先生的辞世是史学界一个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刚才听了各位讲述的何先生做学问的精神、待学生的热情，不禁产生一种忧虑：在现代史学界能像何先生那样做学问的，能像何先生那样待学生的，究竟还有多少？

我会在回去之后，在我们系的大会、小会上，抓住一切机会宣传何兹全先生，让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生都以何兹全先生为榜样，来做学问，来培养人才，来发展历史学科，为我们的历史学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是1981年到历史学院工作的，为此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在北师大工作的近30年内，能够遇到这么好的、品格高尚、非常智慧的一代老学者们。何先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何先生的辞世可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感到，何先生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他经常用非常有趣的故事来比喻历史学的价值。意思是说，交通警察无论怎么颐指气使，但最终总是要接受火葬场工人的审判。他用这一暗喻来说明历史学。何先生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每年都要给贫困学生一些捐助，这是不公开的。在何先生和师母精力还比较充沛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就会邀请在北师大历史系工作的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青年老师们到他家里、到实习餐厅吃饭，畅谈人生。

那么，如何继承他们优秀的品德和传统，然后再传给我们的学生？这是我们特别是院里的主政者，在追思何先生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16日上午接到宁欣教授关于何先生逝世的消息，就立即赶到先生家中。之后就到外地开会，刚刚回来。没能送先生最后一程，感到非常遗憾。

何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引起我的思考，他说，他如果是十几年前出生，就不会那么激进了。正如刚才郭小凌先生讲的，何先生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这一代人是民国初年出生，和他的前辈不一样，陈寅恪、傅斯年都是19世纪末出生的，那一代人大概是五四前后进入学术界的，除了少数的一些激进派，大多数搞学问的人还是怀着用东学来抵抗西学的追求，或者是用融入东学的西学进行研究，比如陈寅恪。当然，像何先生，包括我的导师这样的人，30年代在大学念书，那时候国民党打内战（1927—1937年），接着是抗战，他们这些人在学术上的追求可以说是在当时中国占主流地位的了。当时西方的史学研究思想在中国也很盛行，就看你选择谁，何先生选择了唯物史观，用辩证法研究社会经济史。现在看来何先生一直沿着这条路线在走，50年代他回到中国大陆，真的是爱国一书生。何先生不但功底扎实，还认真研究理论问题，在那代学者中，像何先生这样注意理论问题、宏观问题的很少，而且他在总的方向上把握很准确。我想这是我们应当好好向先生学习的。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代表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对学界泰斗何兹全先生的逝世表示痛心和哀悼！同时，也请何兹全先生的家人、弟子以及北师大历史学院的同人们、领导们节哀顺变，共同努力推进学科建设，完成何兹全先生未竟的事业。

何兹全先生在学术上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景仰、学习，有一件更是应该说是令我永生不忘。我在《光明日报》上偶然看到何兹全先生的文章，大概两三千字，讲现在看来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一时很难取得学界的共识，所以与其再在大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讨论，倒不如回过头来，集中到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之中。作为一派学说的宗师级人物，能够这样看问题，何先生开明的心态值得我们学习。

说到对我个人的帮助，我仅仅说一件事情。2005年，人民大学筹建国学院。在筹建过程中，我们想聘请五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做国学院的特聘教授，我建议应该请何兹全先生做史学的特聘教授。当时我心里非常忐忑，因为我深知人民大学国学院是刚刚建立的一个教学科研机构，并且社会上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有非常尖刻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之下，何先生没有片刻的犹豫，当场就慨然允诺。想想何先生以往的事迹，值得我们尊敬、缅怀的真是太多了。特别希望以后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和北师大历史学院加强学术合作，在我们前一代学者奠定的基础之上，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接到了何先生仙逝的消息，首都师大历史学院也发来了唁函。今天上午，我也和我的老师宁可先生一起到八宝山去送别何先生。何先生也是我论文答辩时的座主。所以我想，何先生教书育人的范围，看来是不限于北京师范大学，还覆盖了我们北京的其他学校，还有聊城大学。好多位先生都提到了，何先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何先生他不仅是很多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开荒者，他的学术成就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能吸引很多人到他那里，跟着他一起开荒。举一个例子，就是佛教社会史，张弓先生和谢重光先生都提到了，他们直接受何先生影响。其实像佛教社会史这样一个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可参考的成果很少，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何先生的成果，一个是法国谢和耐的成果。当时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从事这个课题，甚至于整个社会史都受到了何先生的影响。似乎说何先生是既开风气又为师，带动了很多的年轻人和不同的研究领域的发展。

刘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我是历史所的刘驰，代表我个人及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来参加何先生的追思会。何先生从1984年开始，就担任起我们学会顾问。刚才有两位先生都讲了何先生是他们的硕士论文答辩组委会的学术委员。我也一样，我1982年毕业的时候，何先生是硕士答辩委员会主任。我今天主要讲两件小事，是何先生个人方面的。第一件，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我当时的一个同事听说我报考了这个专业以后，她就说她的一个姨夫（即何先生）也是学这个专业。我就说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何先生，我想请教点问题，虽然我不记得当时跟何先生请教的是什么问题，但我想那些问题应该比较幼稚、比较混乱，但是何先生很耐心地跟我讲了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认识、怎么理解。令我很受鼓舞的是，当时何先生跟郭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孩子，从提的问题上来说，可以做个研究生。”这是当时这个领域的专家给我的第一句鼓励的话。从中能看出何先生对于后辈的提携。那个时候其实正是何先生多产的时候，但是他却能拿出时间给予一个素不相识的后辈很多的帮助。第二件事，可能陈琳国先生还记得，是1986年我们学会到外地开会。一天早晨，我到何先生的房间，何先生和郭老师都在，可能说的时间比较长了，之后突然想起来我们今天得走，我们三个人就出去到停车场，发现其他人已经出发了。王仲荦先生的学生傅克辉坚持要派小车，何先生拒绝了。坐上长途汽车去了蓬莱。到了那里以后赶上大队人马都已经逛完了，所有的人都觉得很不好意思，都说留下来等何先生。何先生说：不不不，我不能耽误大家的时间。最后我记得当时是两辆车走了，一辆车稍微等一等。我们就往山上走，其实没走多远，照了张相，何先生就说：走走走，咱下去吧。我从这里边就感受到两点：一个是何先生怎么宽以待人，再一个就是严于律己。老一辈的风范不仅仅体现在学术上，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

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何先生还谈到做学问要重视理论，他讲他小时候对理论比较感兴趣，特别谈到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建议我看一下，后来我去找来看了，那是个大厚本。但是非常惭愧，我没有好好把它看完。我想何先生不仅对我一家很关心，对很多人也都很关心，除此之外，他对学校、对系里也很关心。他常常跟我谈系里的工作，对系里年轻人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现在年轻人主政，有干劲，有思路，会干。所以，他不仅关心年轻人在业务上的进展，还关心我们年轻干部，特别是管理干部，认为他们能推动系里学科更好地发展。我觉得何先生这方面很令我感动。最近我特别翻了一下何先生的一些文章，感触很深的是“择善而固执之”，这句话确实反映了何先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一种品格，这种坚持在政治上、学术上、理论上都能体现。政治上，老先生在海外多年，早年参加国民党，最后决定跟着共产党走，回国。当时他跟老师胡适关系密切，胡适对当时要回国的学生的建议是“不回去，晚回去”，不回去最好，这个意思是说能不回去就不回去。但是何先生回来了，说明他很自主。我看他书里还讲到90年代他北大的同学吴先生从台湾到大陆。在北大，接待他的是何芳川，所以吴先生就调侃何先生说：“你是无产阶级的老太爷。”因为他是何芳川的父亲。当时，何先生也跟他开玩笑说：“你是资产阶级老太爷。”这个好像是开玩笑，但在后来的著作中他提到这个问题，就是21世纪初，他到台湾讲学，希望吴先生在台湾获得资助。他特别提到，通过这本书，我希望同海外的华侨、同人谈谈国家大事。何先生说吴先生长时间没有回应我这本书，但是他回应了后边的那句话“和海外的华侨、同人谈谈国家大事”。他说，你自己都投降了，还要到海外来招降纳叛吗？这句话就能反证，原来吴先生说“无产阶级老太爷”，不完全是简单调侃，他就认为你是，但是何先生就认为他不对，他讲：“你可以不赞成我和海外华侨怎样谈话对不对，但你不能否认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裔。我怎么就不可以谈呢？”他说：“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纽约的华文的《世界日报》的民主栏，但民主栏不给我登，他们不给我民主。”从这里我可以看出来，何先生的思想脉路，从国外回到国内，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他对政治上的进步追求是很固执的。学术上大家了解比较多了，魏晋封建说他从30年代坚持到了90年代，不管外界有什么压力，他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还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即使他的老师跟他观点不一样，他依然坚持真理，这在学术上是可贵的。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在理论上的执着，也就是坚持唯物史观。何先生在书中提到一个观点，他讲五四以后，中国历史学界思想的发展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以五四时期的同人，胡适、傅斯年这些为代表；再一个就是参与30年代社会史论战那一部分人形成的另一个系统。五四学人后来在高校里担任教授，基本上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发挥影响；而30年代社会史论战里面很多人是用马克思主义、用唯物史观讨论问题，但这部分人后来都没有进入高校，因此，这部分人的影响逐渐缩小了。按这个观点认识近代思潮的发展、史学的发展，我认为是重要的。何先生说他是出于后面的这个系统，也就是说他是从参加社会史论战，关注理论，关注唯物史观走到现在的。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经济学院建院十周年的大会上有段讲话明确提出，现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是多数还是少数呢？何先生说，我认为是少数。过了二三十年，我们来回味一下，今天是多数还是少数呢？恐怕是更少数。但是何先生的文章里一直在讲：“我始终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到现在还没有被超越。”而且他分析了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盛行的三个原因：第一点，改革开放以后有许多西方新的理论传进来，有新鲜感，有人吸收是对的；第二点，我们的教条主义害死了唯物史观；第三点，我们党内干部的作风也拖累了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这三点真的讲得非常实事求是。他认为，辩证法、唯物史观还应该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还应该被许多人关注。在学术界许多人都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何先生坚持了一生，这不是执着吗？和这相联系的是他对于大问题的关注，他在文章里讲：“我一生治学，都是贴近国计民生。你看，我研究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汉代兵制、佛教寺院经济都是关乎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他认为现在的研究面虽然扩充了，但主干不能丢。现在我们很时髦，反对宏大叙事，走向细化。一些过去不被注意的领域和问题被提出来都是需要的，但是宏大叙事有它存在的必要。我记得刘家和先生在上次的史学理论会上特别强调，说史学从来都要抓大问题，因为具体的细枝末节的事太多了。所以我认为何先生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史学研究要关注重大的问题，这个思想是很执着的。何先生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何先生是传统教育出身的，留过学，回国又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做出这么大的成就，他在学界里年龄最大，他的离去，意味着这个时代真的很清晰地离去了。何先生是北师大的资深教授，是我们学科的一棵大树、一座可依靠的山。现在，他隐入历史，远去了。当陈垣先生、白先生、何先生都隐入历史的时候，我们北师大怎么发展？当然，何先生的精神、学术我们要继承，但是更应该考虑怎样做。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父亲和何先生是北大同届同系的同学，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们也曾经有一个短暂的交集。因此何先生其实是我的父辈。这个春节前我去看望，何先生躺在病**，我说：何先生，今年是三个百年，辛亥百年，清华百年，第三个呢？当时何先生吸着氧笑着说：我！

何先生对他的一生是非常满意的，我想大概出于这么三点：第一，就是他活到这个岁数成了人瑞，先生调侃自己是清朝人，他是辛亥革命一个月前出生的。

第二个就是何先生的学术，我感觉何先生对他的学术人生也是很满足的。特别是，到晚年受到各方面的肯定，前几年北京市评奖时给何先生评了一个特等奖，那次李文海先生是评委，这代表了整个史学界对何先生的一种承认。后来北大还聘何先生为特聘教授。

第三个方面，就是何先生的那本书《爱国一书生》，何先生不是一个书斋内的书生。我去看何先生时，何先生问我：我用《爱国一书生》这个书名是不是太狂妄了？我说不狂妄，这恰恰正是您的心路的表达。

何先生晚年最大的伤痛就是丧妻、丧子，现在他走了，他和他的爱妻、爱子，和他那一代的人相聚去了，所以我想祝福他们，祝福何先生。

大川俊隆（日本大阪产业大学教授）：

16年前，我作为访问学者，留学北京师范大学，那时候指导我的就是何先生。何先生指导我比较热心，对我很好。可是我头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语言完全不通，我在日本学过普通话，他的话完全听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像有山东口音。所以第一次他说什么我完全没有听懂。可是经过后来大概两个星期一次的访问，到他房间聊天，就慢慢习惯了。何先生讲学问的事，还问到我家庭的事情。我留学三四年前有离婚的经历，师母一直劝我与离婚的妻子再婚。我那时候用了一个《后汉书》的故事拿出来反论，何先生听到我的反论，很高兴，因为他欣喜我知道《后汉书》的故事。

最近有一件好事，我的女儿在上大学、日本的二年级，最近向我表明：爸爸，我到四年级，想要到中国北京留学，学中文。我觉得很开心。这个事情就在一个月前，那时候我想，下次来中国的时候一定要向何先生报告这个事情，现在不能报告了，很可惜呀。

文镛盛（韩国昌原大学教师）：

大家好，我是何先生收的一个韩国博士。1994年入学，1997年毕业回国了。现在在韩国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我是1992年韩国和中国建交以后，比较早到中国来留学的韩国人，所以我一个人在新松公寓里面住。何师母几乎每个星期都到我那儿去，那么高年龄煮饭给我吃。我入学的时候，何先生向我要求两件事情：第一是跟他好好读书，第二是要跟他学长寿办法。他的人品、宽容、笑容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人生中最荣幸的事情就是我是何门的弟子、何先生的学生。我也想做像他这样的学者，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要在韩国发扬何先生的学术精神、学术思想、学术业绩，还有何先生的人品、人格，我会做到。

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各位先生面前，我算是晚辈。何先生与我之间，包括我家里人之间，关系也非常密切，相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虽然有些东西我还不大明白，但他教给我的东西确实很深刻，意义很大，使我很受启发。其他方面我就不讲了，我觉得何先生在见识和选择方面确实是有他自身的特色，举两个例子。第一，在选择方面，20世纪30年代，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何先生选择的是辩证唯物史观。我们接触的大多数是1949年之后的唯物史观，但何先生接触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史观，而且自从接触后一直坚持到现在。虽然何先生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不如师辈，但是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师辈，何先生也就将成就归功于对辩证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对历史的解释上面所取得的成绩。第二，在民族的大义上，我自己认为何先生比他的老师辈要高明。当陶希圣往汪伪政权走的时候，四个学生都跟着他走，唯有何兹全先生写信劝陶先生不要走这条路，唯有何先生在民族大义的选择上坚定不移，坚定不移！何先生在美国的时候，他的老师傅斯年到台湾去了，胡适当时在美国，最后也选择到台湾去了。何先生可以到台湾去，也可以在美国留下来，也可以回中国大陆来，他最后选择回到中国大陆，后来又选择了共产党，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是“向共产党投降”。所以这个选择从长时段的角度来讲，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何先生已经超越了他的师辈，因为一个人的成就不仅仅是某一点上的，恐怕是综合性的。第三，在学术方面，不论是从中国的传统来讲，还是按照何先生自己的话说，学术就是研究大问题，历史学就是研究大问题，如果近时间段大量地看中国的史学的话，中国的史家有高的追求，也确实付出了实践，这一点和西方的史学家是不一样的，何先生自己是这样做的，同时他要求我们也这样做，他始终认为学问是铸成的，不是吹成的，实在的东西是经得起检验的，是做出来的，所以何先生的地位是靠这样积淀出来的，这就是何先生的选择。当然，在这些方面何先生对我们也有要求，他认为学术方向必须要明确，历史学学术方向细化的话，就没有生命了，好像是轰轰烈烈，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以致会进入死胡同，这一点对我们影响很大。另外，我自己认为有很多需要向何先生还有其他先生学习的，就是视学术为生命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何先生对学术是无怨无悔终身追求的。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时候，选择的课程有大量世界古代史课程，他的书也多是世界古代史，他告诉我，因为他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中、西比较，如果不学世界古代史这门课，就意味着中、西很多可以比较的大问题看不清，所以何先生的目标非常明晰，都是关注大问题，到某一时段攻不下来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退下来继续准备，继续补课，继续解决大问题，未来的目标还是解决大问题。即使遇到很多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何先生还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学术，他是30年的副教授，他对我讲，共乐啊，哪有30年的副教授还能坚持住啊。尽管是30年的副教授，何先生还是很知足，何先生还是有很多其他机会的，当时的二十四史点校大工程最后剩下的就只有他了，其他人早已经走了，我再举个例子，先生走的前一天、大前一天我还去了，尽管已经插了管子，先生依然还在看报纸，说话依然清晰。何先生一直在写中国中古社会，因为中国上古社会已经写好了，下一步是中国中古社会，已经写了十几万字，先生生前我们料想这部书完成的可能性不大了，所以宁老师帮了很大的忙，先生说，上古社会写出来了，中古社会怎么能写不出来呢？虽然后来还是没有写完，但十几万字还是写好了。先生一辈子都在不懈追求，我也扪心自问，我能不能做到，我打问号。他这种精神对我影响很大。齐世荣先生见到陈垣老先生的作品，说了一句话：“每个人在陈垣老面前只能说努力。”在何先生面前我们也只能说努力，也应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