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洪升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教授走过了百年的人生历程，先生不仅在学术研究的领域勤耕不辍，学术成果硕果累累；而且，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先生尽管遭遇了种种磨难，依然未改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他提携后生，用真诚和关爱滋润着年轻，甚至是更年轻的一代代学子。先生的努力，换来了桃李满天下的丰厚回报。我有幸忝列先生门墙，在先生百年华诞之际，回首在逝去的时光里，曾经聆听先生的谆谆教诲，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不禁为自己能遇到先生而庆幸……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人和事注定了一生的情缘。人生，有时候充满了戏剧性。当初看似毫不相干的人和事，却会在未来的岁月里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定格在生命中，成为永恒的印记。而在自己求学的路途中，如果能遇到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且慈祥宽容、充满爱心的导师，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来说，他以后的人生道路都会深受影响，导师的治学方法、思想观念会深深感染着他；导师的高尚人格、道德情操，会潜移默化地滋润着他。我一直暗自庆幸，虽然自己出生于“**”后期的山东农村，但在我以后的日子里，在追求学术事业的过程中，却颇得命运之神的垂青，让我有机会领略大师的风范……而何先生，就是对我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位恩师。其实，我在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就在课堂上听我的老师介绍过何先生的学术思想。那时候，我还只是历史系的一名本科学生，对社会、对人生都充满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自己的专业也没有多少更深刻、更丰富的认识，对学术思想之类的还有些懵懵懂懂，对枯燥的历史理论也缺乏透彻的理解。我每天就是和自己的同学一起去大课堂上课，也就是在课堂上，我知道了何兹全先生这个名字，知道了他提出了魏晋封建说，至于什么是封建社会、为什么何先生主张魏晋是封建社会，则并未深入思索，甚至连老师课堂上是怎么讲述的，都忘记了。但，何兹全先生以及他提出的魏晋封建说却从那时起就印进了我的脑海中。那时的我，总觉着何先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魏晋封建说太抽象了。而且，作为一个历史系20岁出头的青年学生来说，何先生在我心中是很了不起的学术大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作为普通师范院校的学生，我甚至不敢仰视。但谁能想到，9年之后，我却幸运地成为先生的学生呢。

我读本科的时候，恰逢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时期，脑体倒挂现象严重，引发知识分子不满。社会上流行着“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民谣。而中小学教师更是被人看不起。我的高中同学，有的高考成绩分数很高，甚至远远超过了本科录取线，宁愿降格到财经类高校读专科，也不愿意读师范本科。我高考成绩比山东省的本科线高了15分，却未能被第一志愿录取，只好被调剂到了山东聊城师范学院，进了历史系。来学校后，同学们戏称进入师范学院是进错了大门；而进入历史系，则又是进错了小门。我们掉进了“史（屎）坑”，成为坑底下的石头。我的很多同学都像我这样，是被调剂到学校的，所以很多同学心理失衡，有的甚至自暴自弃，彻底放弃了向上努力的动力，有的同学还中途选择了退学回家。我们是1989年入学的，那年中国刚刚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波”，之后我们便入学，首先就是接受严格的“军训”，这大约也是因为风波的缘故吧。我们学校在鲁西北的聊城，当时尚未有铁路，经济也比较落后。尽管是一个地级市，但感觉不如胶东的县城，来自胶东的同学戏称聊城是“山东的小西藏”，有时候当着聊城本地的同学的面这样说，实在是有些不应该。聊城不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有许多可以玩的地方。这也倒是学习的好地方，没有很多**，可以清静下来潜心读书。因为毕业回乡后要成为中小学教师，很多同学便感觉前途暗淡，而聊城亦无可以玩耍之处，有志者遂埋头苦读，要考研究生。我出身农家，当年高考目标虽未能实现，但好在我要求不高，甚至能读个师专学校亦足以改变农民的身份，现在还读了个本科，尚可接受，故无更多抱怨，亦无心理失衡。当年我的高中班主任张振军老师一直教育我们要“随遇而安”，我也就真的随遇而安，每日认真上课，认真读书。后来，也加入了考研的队伍。到1993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顺利地考入了云南大学历史系，先是在武建国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后在著名经济史学家李埏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李埏先生专治经济史，在唐宋经济史领域造诣颇深，我便在李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中国经济史，重点是唐宋时期的经济史。李先生是云南路南县人，青年时期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后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辗转返滇，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完成研究生学业，之后任教于云南大学。在李埏先生的课堂上，先生饶有趣味地给我们讲经济史理论，也会深情地回顾他年轻时候在北京度过的美好岁月，而更多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讲诸如钱穆、吴晗、侯外庐、刘文典等他的师友的学术成就和他们的趣事以及先生与他们之间的交往。当然，李先生也讲到了何兹全先生的情况，让我在研究生阶段再次更多地了解了何先生的情况。

1998年，我博士毕业，面临人生的选择。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希望我回家乡工作；李埏先生和我朝夕相处，我们师徒感情日笃，他希望我能留在云大，继续从事经济史的研究。我一时举棋不定，不知道路在何方。正在此时，山东大学乔幼梅教授推荐我到山东师范大学任教；我青岛的好友建议我到青岛工作。我遂利用寒假的时间，先到青岛，后到济南，然后返回昆明。已经在昆明生活了五年了，对这片红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直以来关心我的李埏先生和师母，实在是割舍不下。我决定还是留在云大。然而，命运之神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再次眷顾于我，让我最终也离开了昆明。原来，我在之前找工作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写了做博士后研究的申请信。开始的时候，我并未给北京师范大学去信，后来友人提醒，才给北京师范大学去信联系。寒假的时候，我得到的情况并不乐观，据说竞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站的人有20多人。历史系的负责老师问我能否接受自筹经费的博士后，我则表示无法接受。故我一直没有对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站抱有希望，尽管到北京工作也许是更好的选择。正当我决定留在云大的时候，我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录取通知书，遂将情况告诉了李先生。李先生知道我要去北京工作，很为我高兴。李先生说：“你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一定要去拜访何兹全先生，要多向他请教，他的学问做得很好，他的书和文章也写得很好。你见了他，代我问他好！”李先生还告诉我，他到香港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恰逢何先生也来参会，两位青年时期即相识的老朋友遂有机会畅谈。

1998年，我在昆明度过了研究生期间的最后一个暑假，期间与好友游历了丽江、中甸、保山等云南名胜，遂于8月底飞抵北京。离开昆明之前，李埏先生与师母赵毓兰女士亲自到云大研究生楼为我送行，李先生修书一封，嘱我到北京之后交给何先生。我到北京之后，早已在京的大学同学陈冬村、李怀义等给予了很大帮助，遂被学校安排在京北西三旗育新花园，开始了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后生活。刚到北京的时候，我懵懵懂懂的，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导师是何兹全先生。故给何先生打电话的时候，说是受导师李埏先生之托，想去何先生家拜访云云。何先生就告诉了我他所在的位置，说是在幼儿园后面，有两栋小红楼，他居住在第二栋小红楼。后来遇到了历史系主任晁福林教授，他告诉我何先生问系里是什么意思，我才知道是因为我而引起的误会。到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导师就是何先生，因此，我去何先生家就应该是拜访导师，而绝不仅仅是受李埏先生之托前去看望先生。我按照何先生告诉我的地址，很快就找到了何先生家，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有幸拜在了何先生门下，成为何先生指导的博士后。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真想再回到12年前的那个下午。就是那一天，我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迈着轻盈的步伐，遇到师大的幼儿园里欢蹦乱跳的孩子们，朝何先生家走去。到了何先生家门口的时候，我甚至有些怯意，毕竟是第一次见到一位著名的学者！我按了门铃，郭师母给我开了门，我进去坐好。郭师母便给我拿来了一杯露露饮料，还有水果，让我喝、吃。此后，每次去先生家，郭师母必热情地让我又是吃橘子，又是喝饮料。第一次见到何先生，便感觉其实他老人家是那么的亲切。何先生盈头银发，虽已是高龄的老人，却依然精神矍铄，说话的时候声音洪亮，脸上的笑容让人温暖。郭师母亦是鹤发童颜，身体硬朗。她性格直爽，快人快语，疾恶如仇。在何先生和师母都在的时候，郭师母说的话比较多，她滔滔不绝地说着，而何先生就在一旁看着，有时候何先生会打断师母的谈话，让师母少说两句。初次见面，何先生和郭师母并未把我当外人，他们的热情接待，让我有点胆怯的心也放松了下来。何先生和师母告诉我，有需要帮忙的就和他们说，我答应了。我向何先生转交了李埏先生给他的信，并转达了李先生对他的问候；何先生也问了一些李先生的情况，并嘱我日后代他问李先生好。在离开何先生家回去的路上，我颇为感慨：李埏先生家很是“清贫”，何先生家亦十分简朴，除了书就是书，与普通市民家的装饰奢华相比，他们老一辈知识分子确是有些清贫，清贫得近乎寒酸。也许，这就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他们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富有。对于物质生活，他们并不在意。

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以来，我在何先生的指导下，继续在社会经济史领域中耕耘。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不仅仅是学术研究上视野的开拓，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何先生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让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知道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治学。与何先生、郭师母相处的点点滴滴，都是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值得我珍惜。与其他学者相比，我除了可以拜读何先生的著作外，还能有机会面对面地与先生交流，这样的机会十分宝贵。而日常生活中的交谈，以及先生对我的指导，常常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先生著作中的观点；而读了先生的文字，尤其是先生写的自传，也让我更多地认识了生活中的先生。俗话说，文如其人。但现实生活中，有些文人写的东西往往和他们自己的实际大相径庭，表里并不如一。但在何先生这里，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文如其人。因为，先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甚至是有些过于诚实了。先生常常和我说，他是一个天赋并不高的人，之所以取得了一些成就，是自己一直努力的缘故。有的学者有点成就就恃才傲物，让人不可接近；而何先生则一直是一个真诚的人、和蔼可亲的人，哪怕是对身边的普通百姓，他都热情相待。先生是一个有长者风范的学者，对于年轻的学子，他不仅大力提携，给予关爱，而且能够宽容他们的不足。我在师大做博士后的时候，先生还给他指导的博士生授课，这本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亦想前来听课，得到了先生的同意。但后来，因为诸多不便，加之我住在西三旗，距离师大较远，故未能听先生的课。先生也并未怪我，假如换了别人，也许会对我有不好的看法。还有一件事，我做得也不妥。我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完成后，本应该交先生审阅，这也是我的分内之事。但当时我考虑问题不周，想当然地认为先生年事已高，让先生亲自阅读我的稿子，会影响到先生的身体健康，就没有让先生审阅，直接就打印出来了。现在想来，这是对先生多大的不尊重啊！后来我自己做了研究生导师，就更加感到自己当年是多么的不妥了。我知道这是我的不足，我有的时候省略了和自己的导师或者是其他人的沟通，容易造成误会。好在何先生并没有因此而对我有意见，他的宽容让我感动。而且，如师母所言，何先生对自己的学生因为爱而“护犊子”，先生不以学生的稚嫩而否定学生的努力。先生知道，近乎苛刻的严格，也许会更不利于幼苗的成长。先生的自传题为“爱国一书生”，对于同样爱国的后来的书生们，先生的心与后生的心是相通的。故关键时刻，先生能够挺身而出，不顾自己之安危，为后生们的前途而奔波，即使被小人暗中攻讦亦在所不辞。我曾经看到有留美的学生在回忆往事的文章中云，自己之所以能在困难时期得以赴美留学，多亏了何兹全先生的鼎力相助，而他却并不认识何先生。

先生和师母一生生活简朴，却将深沉的爱毫无保留地给予了需要帮助的人。记得有一次在先生家闲聊，师母慨叹他们一辈子在清贫中度日，没有几天能够吃得好点：他们年轻时候正逢抗日战争，先生和师母辗转四川，在敌机轰炸中幸运地活下来已经实属不易；抗战胜利后，国内战争又起；而等战争消停之后，1949年之后，则又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尽管先生和师母工资尚可，但市场上却无物可买；而历次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让先生和师母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在提心吊胆中度过了“反右”、“**”等动**岁月；等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但先生和师母却已经是耄耋之年，也吃不动了。我听了唏嘘不已。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先生和师母依然有一颗饱满的爱心，对需要帮助的人慷慨解囊。先生和师母曾经应邀到河南大学讲学，他们谢绝了学校准备好的宴会，而到学生食堂和学生一起就餐；将学校发的讲课费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资助他们完成学业。校方不忍就这样让何先生和师母离开，遂给先生做了一身衣服。先生坚辞不受，将衣服亦捐给贫困学生。每有地震等天灾人祸发生，先生往往慷慨捐款，用实际行动表达他对需要帮助的人们的爱。然而，对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先生和师母却深恶痛绝，无法容忍。曾经有考生携金条拜访先生，希望能读先生的博士生。但先生不为所动，对来人说：如果收了你的金条，就不能接受你了。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曾经对此质疑，人的道德境界能有如此高尚吗？然而，在认识了先生之后，我开始相信，范仲淹此言不虚。

我在师大做博士后，除了做科研之外，还要承担本科生的教学任务。尽管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有过教学实习的经历，后来在云大读博士期间也曾经有教学实习，给本科学生上过几次课，但给本科生上一个学期的课，则还是首次。何先生得知我要给本科生上课，慈祥地朝我笑笑，鼓励我不要胆怯，要自信。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需要不断地锻炼，也需要不断地进行知识和教学经验的积累。何先生回忆他青年时期第一次登讲台的情形，那一次他准备了一上午四节的课，结果一节课就讲完了！此后，随着先生的努力，讲课经验日渐丰富，讲课技巧日渐娴熟，先生的课堂教学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准备一节课的内容，有时候甚至两节课还讲不完。如果先生不说，我还真难以想象，当年的先生也会遇到初登讲台的紧张与尴尬。先生是想用他过去的经验教训，用他年轻时候的紧张与尴尬，给我做个提醒，避免我初登讲台也出现紧张与尴尬的情况。师母也是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她长期在中小学的课堂上教书育人，也给我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甚至包括一些小小的细节。现在，师母已经驾鹤归去，她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的面前，让我不禁潸然泪下。师母说，她有一次上课点名，有一个学生的名字是“乐乐乐”，因为乐是一个多音字，师母拿不准该怎么读，就故意点名时跳过去了。等点完名，师母问，还有谁的名字没有点到？这个时候，学生就会站起来说他的名字没有点到，老师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也就知道了这个名字的正确读音。我听了师母讲她之前教学中的故事，感觉很是有趣，也深深地被先生和师母感动了。我想，他们二老把我要给学生上课的事情看得这么重要，不仅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更重要的是，先生和师母希望我能在课堂上给年轻的学生们带去新的知识和思想，不是用刻板的方式，而且要尽量少走弯路。有了先生和师母的指点和鼓励，我的课堂教学很顺利。尽管是初登讲台，教学经验亦不多，但当年的我尚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尚有年轻人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经验的不足。当然，师大本科的同学素质还是很高的，他们学习态度比较端正，我能顺利完成教学任务，也要感谢他们的支持与配合，他们在课堂上出色的表现，积极回答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同学在毕业后甚至和我保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友谊。

何先生是治学严谨的学者，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事业，毕生都在思索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甚至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依然笔耕不辍，依然没有停止思考，是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先生丰厚的学术积淀、曲折的人生阅历，都让他的观点深刻、独到，我有幸成为先生的门生，有近水楼台之便，聆听先生的治学心得与学术思想，其真知灼见，令我受益匪浅。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的启发与诱导，往往引发我进一步的思索，对许多问题的认识，经先生点拨之后，有别有洞天、豁然开朗的感觉。作为一名著名历史学家，何先生对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的观察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先生学术研究的领域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制史，而先生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来进行思考的。中国社会史是先生的学术之根。他常常说：“任何历史现象和问题，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和社会全面中的一点。因此，研究任何一个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都要从它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点、社会全面中的一点来认识它。这一点可以说是我读史、学史、写史中的一点心得。”若非是史家的眼光，则往往忽视了这点，也容易犯错。

而先生的治学态度则深深地影响了我。先生曾经说过：“在治学态度上，我常常说我服膺两句话：‘择善而固执之’（《中庸》）、‘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荀子》）。这是一对矛盾的统一。”在学术研究中，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何先生说：“白公（寿彝）在世时，我们两人常常相互批评，他说我太顽固，我说他太活，今天一个主意，明天又一个想法。就我的学术论点说，30年代的论点，今天多仍在固执。如历史分期问题，30年代的‘魏晋之际封建说’（后常用‘汉魏之际封建说’），90年代还在执着。这是否顽固，未能‘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我一方面警惕，不要真是顽固了；一方面仍是顽固，固执己见。”先生的“顽固”，正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真理的热爱和坚持，而这不仅需要对自己学术研究的自信，更需要坚持真理的勇气。何先生说：“‘**’以前，史学界居领导地位的是范老（文澜）和他的西周封建说。‘**’后，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起而代替了范说。他们两家之说，都能和毛泽东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挂起钩来，汉魏之际封建说挂不上钩。汉魏之际封建说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压制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尚钺同志的遭遇，就是我的榜样，我是看在眼里，惊在魂里的。”尽管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里，先生的学术观点受到压制，甚至稍一不慎就引火烧身，先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并未在强权面前低头，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在那个知识分子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时代里，先生依然保持“顽固”，实属不易啊。当然，先生并非真的顽固，他坚持真理，也有勇气修正自己的不足。例如，关于战国秦汉社会，何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大体仍是沿着30年代的思维逻辑写的，“但思想深处有两大变化。一是我废弃了‘奴隶社会’的提法。50年代我使用了‘古代社会’，但仍说战国秦汉是奴隶社会。90年代就废弃了‘奴隶社会’，专用‘古代社会’。二是我完全摆脱了斯大林这面自我保护旗帜，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上来。当然，还有考茨基的影响。对于《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论述的是古代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我废弃了‘奴隶社会’，不再用这词，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就变为‘古代到中世纪’”。由此可见，30年来，先生依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但30年之后，先生依然在丰富、深化、调整自己的认识，真正做到了“择善而固执之”与“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的统一。

作为一名硕果累累的历史学家，何先生堪称学界巨擘。但难能可贵的是，何先生并不因此故步自封，也不因此而自傲，他总是用海纳百川的心胸，虚心接受同侪甚至是后学的不同意见。先生50年代曾经撰写《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的论文，文章发表后不久，一天先生和穆木天教授坐车一块出去开会。在车上穆木天对何先生说：“拜读了你的文章，是不是太公式化了，史是给论作注脚。好像和填词一样，先有格式，再往里填词。”对此，何先生的反应是：“木天教授的话，给我极大震动，也给我极大教育。我本不是教条主义者，环境、气氛使我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了。以后我特别注意，写中国史的问题，主要由中国史料说话。”多年之后，何先生依然坦承自己的文章存在问题，他自己一针见血、毫不隐瞒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从文字表达形式和思维逻辑方面说，这节文章写得很有毛病。文章先写前期古代社会的模式，说这样是前期古代社会的标准。再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证明模式的经典根据，马、恩都是这样认识的。然后说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就是这样的，所以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就是前期古代社会。”世间不乏优秀学者，但能诚心诚意接受批评意见，择善而从之者，以我的孤陋寡闻，似乎并不多见。何先生自己说：“20世纪30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70年。回头看看自己的成就，虽然自己也曾有时‘骄傲’有时‘委屈’过，但基本上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先生的虚心，是真的虚心。而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对教条主义的警惕，即使在今天都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已经过去的客观历史实际，不会改变；会改变的是人们对客观历史实际的认识。认识会由浅到深、由片面到全面，不断变化。事实改变认识，认识不能改变事实。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给我们方法，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深入地去认识历史客观实际。但马克思不教我们迷信。他教我们不要顽守章句。理论要根据事实不断发展，不断提高。”

先生曾经被下放农村劳动，在实际农业生产中并未停止思索，而是将劳动体验和治学理念结合起来，在农业生产中感悟治学的方法。先生曾经在农村和同伴拉车，由此得到启发：作为一名好的学者，应该和拉车的人一样，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天。只低头拉车，可能拘泥于视野之狭窄，容易迷失方向；而只是抬头看天，不努力拉车，则事功难成。作为学者，既要在本领域中努力耕耘，深入探究；又要有开阔的视野，有理论的修养，这样研究的成果才更有价值。故研究中国史，亦应了解外国史。先生在1947年到1950年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工作了三年多，学的主要是欧洲古代、中世纪史，阅读了一些有关古代、中世纪的英语史书，这对先生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颇有帮助。先生说：“我是学中国史的，能知道些欧洲史的发展轮廓和主要问题，和中国史做些比较，也就满意了。读了几年欧洲史和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历史理论著作对我是有益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先生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我来北京之前，曾潜心于唐宋经济史的学习，可谓是一直在“低头拉车”；来北京后，经先生的点拨，开始注意“抬头看天”，对西方的经济学、经济史理论的学习，让我多了一个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参照系，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比过去深刻多了。

先生在学术上是严格的导师，在生活中是慈祥的长者。我每次去先生家，先生和师母都会将正在进行的读书、写作等手头的事情停下来，亲切地和我交谈，问我工作是否顺利，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情等；而我也会将当前社会中发生的事情、社会中的热点告诉先生和师母，先生或沉默，或插话，即使在他的沉默里，我也能感受到他对中国前途的殷切期望。师母在的时候，必定给我拿来好吃的香蕉、橘子等水果，我不吃都不行；有的时候，临走时师母还非给我带走一点其他的礼品，她总是说：“乖乖，给你你就拿着，不许不听话！”而我也不敢不听师母的话，先生就在旁笑着说：“洪升，给你，你就拿着！”先生和师母每有新的作品问世，也总是赠送给我。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师大历史学院要求本科学生尽量不要前往先生家打扰先生休息。但只要有学生来先生家里，或采访先生，或求先生赐教，先生都热情相待，即使是严寒的冬日，到了先生家里，来访者也会感受到融融的温暖！有一次，两位学生采访先生，我正好在场。当时先生刚住院回来，身体虚弱，听说学生采访，先生十分兴奋，不仅认真回答学生的提问，还提出了对学生们的殷切期望。因为时间较长，负责照顾先生的大姐都忍不住几次提示，不能占用先生的时间太多了，该让先生休息了。可先生一直都没有停下来，几次拒绝了大姐的要求，努力配合学生完成了他们的采访。离开先生家的时候，两位学生很是感动，他们说学生们都很仰慕先生，很想向先生请教，但学院要求不要随便打扰先生休息，今日得以与先生相见，得到先生的教诲，让他们感到很是幸运；而先生对他们的鼓励，也激励着他们今后要在历史学的领域中努力学习。

时光流逝的真快啊！12年前的夏天，我初次与先生和师母相识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而2007年的时候，师母仙逝，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未能亲自为师母送行，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有的时候，我也会到先生家看望先生，或者打电话问候先生。记得去年有一次，正是初春季节，我先给先生打了电话想去拜访他，先生同意了。等我到先生家的时候，大姐告诉我，先生已经出来几次了，迎接我。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而我离开的时候，先生执意要送我出门，他坐在轮椅上，一直目送着我离开，远去……

先生出生于1911年，其时辛亥革命的枪声至今已有百年的时光。而先生也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光阴，经历了百年的风雨与沧桑，迎来了晚年的从容与淡定。先生自己说：“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的一生，有五字可用：‘贫乏’、‘不浅薄’。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先生这样评价自己，让我感觉沉甸甸的，亦让我感到辛酸与无奈。我们迎来的时代，会比老一辈学者的时代好吗？但愿年轻一辈的学子，能够珍惜当下！

我是幸运的，在求学的道路上，先生的谆谆教导，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和先生之间真挚的师生情谊，亦如美酒般愈发芬芳！以我之才疏学浅，无力对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进行评介，我只是将与先生日常生活中相处的点滴呈现给读者诸君，将先生对我的学术影响与关心爱护之情加以记录。先生高尚的品德、宽广的胸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热爱之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平易近人的品格，都是值得我认真学习的。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兹全先生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