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是男子血缘系统的延伸，一般很少涉及女儿的来龙去脉。因此，要从家谱系统中查找女儿的关系有一定困难，这也就成了谱谍学上的一个难点。

一、史良——史官家族的后人

史良是我国妇女运动的一个领袖，史氏家族认为：“天下无野史”，史良在史氏家谱中可能没有记载，但是可以肯定史良确实是史官家族的后代。理由有三：

其一，从其生活的地区看：

只要生活在内地，在江浙一带宗谱涉及范围内的史姓，肯定是与这一家族有关。史良，字存初，1900年3月27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城内观子巷（现为常州市和平南路143号史良故居）。常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气候温和，特产丰富，人杰地灵，兼有城市与乡间相结合的特点。常州又是一个古老而历史悠久的地方，春秋时期即为吴王封地。秦统一后设县，隋朝开始称为毗陵郡，唐朝改称为常州，宋时称常州毗陵郡，始终归属于江苏省管辖。它的故治就在今江苏武进县。武进县是由三国时丹徒改名而称，故城在今江苏武进县西北七十里。清朝时成为常州府治。其实，常州与武进和溧阳是不可分的。溧阳因在溧水之阳而得名，它的故城在今江苏溧阳县西北四十五里处。清朝时归属于江苏镇江府，民国初属江苏金陵道。金陵道，民国时设置，属江苏省，管辖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丹徒、丹阳、金坛、溧阳、扬中等十一县。常州原归属武进，1983年实行市管县后，在新体制下，常州市管辖武进、金坛和溧阳三个县。金坛县，唐朝时得名，清朝时属江苏镇江府，今属江苏金陵道。由此可见，从籍贯上说，常州、武进、金坛和溧阳可以互换。史良因其出生在常州，所以籍贯常填写为江苏常州。1927年，史良在上海法科大学读书时曾填写籍贯为江苏武进，从地域上与溧阳非常接近。

史官家族的先祖从东汉光武之后就被封到溧阳，成为溧阳侯，开创了溧阳侯世系的族谱历史。史良的祖先是这一世系的成员无疑。

其二，从家谱系统说：

家谱可以起到分世系、别亲疏的作用，是维系家族体系的重要依据。史氏族谱告诉人们，从东汉的壮侯到溧阳侯，史氏家族在当地都很有名望。在史良家族这一支中，第十三世史宪就是当时的一位名人。史宪，字景法，“蚤具公辅之望，晋主征召，辞召不应，制书青让”。之后，起为尚书左民郎，即在吏部尚书总隶下管辖一些具体事务，后转任建安太守。在位期间，他能恩威并举，劝农治民，举善黜恶，兴利除害，深得民众称赞和朝廷嘉奖，后受封为山阴县侯，享年72岁，先葬于会稽郡，后归葬溧阳土山之原，他的从孙常州刺史仲谟为其立碑，以示纪念。史氏家族成员有多人在常州任职。

从族谱的修撰情况看，常州与溧阳分支都很重视。从常州史氏说，至少有史圆华等修的《常州史氏族谱》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木活字本，十册；有史景祐等修（江苏常州）《史氏宗谱》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福堂活字本，十二册。从这两部家谱中应该能找到史良祖辈的相关记载：

史良的曾祖父史致泽，字燮甫，或锡甫，清道光年间举人。有两子：亮悠、逸琴。

长子史亮悠，字子贞，或紫珍，清同治年间举人，无子。次子史逸琴，有子名为史刚，后嗣于兄史紫珍。所以，亮悠、逸琴两兄弟都是史良的祖父。

史刚，字子游，1869年生，他就是史良的父亲。若史良是个男孩，或她有一个兄长，这两个家谱中可能会出现他的名字。但现有的1893年木活字本家谱中不会出现，一是因为史刚是在19岁时（1888年）过继给史紫珍的，二是史刚22岁时（1891年）结婚的，离修谱、刻版时间太近。“史良在姊妹中排行第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周天度、孙彩霞《史良》，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8页）据此，他的弟弟史公载的名字在1908年九福堂活字本中也不可能出现。

根据明州史氏家族发展的历史，唐末宋初，因为战乱的原因，溧阳侯家族开始外迁、南逃避难，遂将溧阳史氏家族一分为三，之后就形成溧阳、吴中、四明三大宗。其中史彦虬一支仍留居溧阳，常州这支就是溧阳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比较靠后修撰的家谱中有可能找到常州史氏包括史良祖辈的情况。

其三，从其性格秉性分析：

“史良或许遗传了她父亲反叛性格的基因，也或许是受父亲讲述的民族英雄人物的影响，从小就富有反抗精神。”“她的这种倔强性格，在后来进入学校和社会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周天度、孙彩霞《史良》，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10页）这不仅表现在她七岁时抗婚，五四时成为当地青年学生运动的一个领导者，还表现在她顽强机智、敢说、敢干、敢闯的斗争精神。

史良的性格更表现在她坚持真理、富有正义感，立誓“做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在律师任上，她曾奋不顾身地营救过左翼作家艾芜、中共党员熊瑾玎和邓中夏、任白戈等人，展示了“永远不能忘记在法庭上为党的辩护人形象”。[1]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史良成为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君子的过程。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慑于日本的压力，以“纠集赤色群众，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在上海法租界逮捕了史良、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和沙千里，这就是“七君子”事件。后因证据不足，于同日释放。之后又传他们到案，沈钧儒等六人再次被捕。史良因有公事在身躲过一劫，当局就悬赏捉拿她。为了与沈钧儒等人一致行动，12月30日，史良决定结束隐居生活，在家人与友人的陪同下，主动前往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投案，坚持在狱中与大家一起继续斗争，直至最后获释。

从史良的性格和在七君子事件中的表现看，这与史官的秉笔直书、敢于直谏、不容恶行等正直品质相一致，隐含着家族血缘的烙印。

所以，人们评价“当时她所表现出来的与我们党患难与共，密切合作，息息相关，英勇斗争的高尚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习仲勋：《沉痛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史良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9月16日）

联系她的一生，始终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不管是在司法部长任上，还是在妇女运动的领导岗位，或是担任民盟中央主席，或是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史良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了一生，她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周天度、孙彩霞《史良》，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序》，第4页）从史良身上不仅可以学习到祖先圣德的做人道理，也应从中体会到光宗耀祖的自豪，史良理所当然地成为史官家族的光荣。

二、王应麟——良师益友外祖父

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王应麟是《三字经》的作者，但对于他与史氏家族的关系就不甚了了。王应麟与史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

一是比邻。

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一号厚斋，生于明州。王应麟原籍是河南浚仪，浚仪曾是北宋的都城。后来，宋室南渡，由其先祖率众告别家乡，跟随宋高宗赵构开始漂泊，最后定居在明州（今浙江鄞县）月湖与县衙附近。1223年（宋宁宗嘉定十六年）癸未七月二十九日，王家夫人生下一对双胞胎，父亲王以麟、凤象征吉祥如意，意味着能成杰出人物，于是为两个儿子起名王应麟与王应凤，寄予儿子们以很大希望。

史氏家族与王氏有一个相似的地方，都是外来户。自溧阳迁居明州后，史氏最终分成五房。长房一直住在祖屋月湖地区，史浩与史弥远家，包括之后的丞相府、丞相花园都在月湖，与王应麟家邻近。其他各房开始都住在东钱湖乡下，最先搬到城中的是三房史渐，从下水村迁至城东张斌桥畔，即贤良巷一带；至后，二房史才迁到张斌桥桥南；四房史禾搬到彩虹坊南的卖席桥；五房史光迁居到卖席桥西的华严巷。随后虽有变化，大致定居方向无太大变化。这些住处又与王应麟的后人们住处很近。史、王两家从祖辈开始始终是近邻。

二是近亲。

王应麟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养成了方直正派的品格和勤奋好学的习惯，王应麟受陆九渊“心学”的影响最深，后又学习朱熹学说，成为吕、陆、朱学的集大成者。18岁之后，王应麟完成了两件终生大事，一是考中淳祐进士，成为这批科考中最年轻的进士。他的第一项任职就是西安（今浙江衢州）主簿，具体处理县中的一些日常事务，经管收纳赋税。由于他深入群众，办事认真，深得大家赞赏。二是与郑清之的孙女儿完婚，而郑清之的儿子郑士昌娶的又是史浩的孙女史倩。换言之，郑士昌与史倩就是王应麟的岳父母。由此，王应麟与郑家和史家发生了更加密切的关系。从王应麟的子女论说，郑清之是他们的老外公。而从王应麟夫人郑氏的角度论说，史浩也是孩子们的老外公。

三是良师。

1247年（淳祐七年）郑清之接替史嵩之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为了避亲，王应麟只得辞去官职，回家赋闲。他开始有意识地教育儿子学习。王应麟把“学问勤中得”作为至理名言，从小就接受了刻苦、细读、背诵好方法的训练。这期间他还从小孩子的认知规律出发，以三字为一句，四句为一组，并在夫人郑氏的帮助下尝试着编成“三字经”的初稿，以利于儿子的学习，以至为他撰写和创作儿童读物奠定基础。后经修改，《三字经》就在明州与杭州等地以至全国广泛流传，历久不衰，“凡是与学良一起玩的小朋友，都能背《三字经》”。（郑传杰、郑昕《宋儒王应麟》，宁波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111页）

1256年（宝祐四年），34岁的王应麟应试博学宏词科中第，实现了自己承诺，得到朝廷的褒奖。与此同时，他把备考博学宏词科中所见材料统编归类，完成了《玉海》一书的辑纂工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之后，王应麟得到重用，不管是参与皇帝的殿试工作，或是主管三省、枢密院、或进武学博士，他都认真负责，尽力而为。正直敢言是王应麟的风格，为国举贤成了他的责任。这也是史、王两家接近的重要原因。王应麟针对南宋后期的各种弊端，如用人不当等，多有批评与建议。而且王应麟敢于碰硬，由他触及的权臣先后有丁大全、贾似道、留梦炎等。如1258年（宝祐六年）六月，蒙哥率四万人马调动三路大军攻宋，号称十万，准备在鄂州会师，南宋各地守将相继投降。统治集团内部却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此时，江苏籍进士丁大全为左相。他原本是个萧山小吏，后靠拍马、巴结“期以他日必大用”，才得以提升。（《宋史·丁大全传》卷四七四，第13778页）此人一贯诌害于人，为此有人题写“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八字于朝堂门上（《宋季三朝政要》卷二），以示忿恨。（注：阎指阎妃，恃宠骄横；马指佞臣马天骥，胡作非为；丁指丁大全，广植私党，弄权擅政，打击排挤良相董槐；当是“董”的谐音，是指宦官董宋臣居中用事。）王应麟认为丁大全无德无能，是个十足的无赖。针对1258年（宝祐六年）蒙古的进攻，丁大全不派发援兵，致使蒙古军队渡过长江，各地告急，王应麟就敢直面对他进行指责。1259年（开庆元年）十月，丁大全终以隐匿军情被罢相。第二年在移送途中，被挤落水中淹死。

宋理宗接着任用以吴潜、贾似道为相主持政务、军务，来取代丁大全。吴潜，安徽人，是嘉定十年进士第一，他也敢于上书反对丁大全等误国。贾似道是靠父亲的“恩阴”得的一个小官。1259年（开庆元年），因其姐成为宋理宗宠妃，就得了金紫光禄大夫、枢密使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入朝为相。这时，边防紧急，朝野震**，贾似道不敢与蒙古交兵，准备议和。贾似道还隐匿军情，私向忽必烈称臣纳币，诈称大捷，等待论功行赏。1264年十月，理宗死后，贾似道更是变本加厉，成为南宋的一个大祸害，王应麟也敢于与之斗争。

1269年（咸淳五年），王应麟当了徽州太守，他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轻徭薄赋，救灾省刑，徽州政绩卓著，得以大治，深得吏民敬爱。最后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但是，他却屡遭贾似道、留梦炎等人的罢斥。王应麟辞官之后回到明州县前街的老家，专事著述学术著作，如《困学纪闻》等考订与评定经史百家的著作。王应麟一生从未到过故乡浚仪，对于鄞县却充满着感情。在他离职后的二十年间，王应麟就在鄞县从事着教书育人工作。他的学生中有胡三省、袁桷，还有史氏家族的史蒙卿和史晏卿。胡三省的为人与《资治通鉴音注》一书受王应麟影响很深；袁桷前后十年向王应麟学习；史蒙卿是史肯之的三子，史弥巩的孙子，与王应麟明州旧宅相近，史王二家本有亲姻关系，向祖辈学习也属顺理成章。

南宋灭亡后，王应麟怀着对朝廷不变的忠心，誓不出山仕元，保持了士大夫的高贵气质，隐居于明州。他告诫儿孙和学子们要把仁至义尽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四是亲上加亲。

史氏家谱中记载着一桩特殊婚姻：史必贽入赘王家，与宋尚书王应麟之后王氏联姻。

1296年，王应麟辞世，享年74岁。他有两个儿子，长子王良学曾任两浙运干，负责军需和民用的运输工作，早逝。二子王昌世，字昭甫，号静学，从小好学。入元后，专心致志研究学问，编订其父的著作，有《静学稿》一书传世。他也育有二子，长子王厚孙，二子王宁孙，都以教书育人为本职。随着家人的增多，王应麟的后人从原址搬迁到城东古藤桥旁的另一居所。这是一所清静的小园，门前小桥流水，四周有肥沃的农田，古藤桥的周围，藤矢虬如龙，覆荫行道，枝叶稍敛，根盘古墙，犹大如斗，极其美丽，路过此地的人都知道这是数百年前的物种，古色古香。据说，此情此景此宅正好符合王应麟生前的审美心态。后人兴建此宅也算是在追思故人，纪念先祖。此居所正好与史氏家族的史弥巩藤下故居和书斋“独善堂”是一墙之隔。史王两家本就认识，时有来往，此时联系更多，以致最后结为亲家。史必贽是史才的孙子，是明州史氏的第十三代孙。他又是其叔史恂祖的嗣子，住在与古藤桥一水之隔的贤良巷。此时，王氏无子，经人说合，史必贽就娶了王应麟的六世孙女王氏为妻。史必贽只得入赘于王家。有人认为入赘的男子在家的地位一般不高，然而史必贽却得到厚爱，王氏家族将其当成义子对待。为了这个小家庭有个安静的修养之所，王氏还把原王应麟后人的古藤故居赠给了史必贽。由此“史氏遂以古藤为名”，很多近支宗族也开始聚居其旁，方圆有几里之多，并在附近贤良巷修建了新祠堂，即史氏家族常用的张斌桥祠堂，以便家族聚集和祭祀之用，藤下史氏之称自此开始。史必贽在此受到了很好的照顾，终老于古藤故居，享年79岁，也是个长寿者。

据此算来，王应麟也是明州史氏家族中的一个老外公。

[1] 陈卓坤：《中央盟讯》，32页，19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