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3年五月，以张浚为都督，由李显忠、邵宏渊所率十三万大军开始北伐，先后攻取了灵璧（今属安徽）、虹县（今属安徽泗县），又入宿州（今安徽宿县）。这时临安捷报频传，宋孝宗大喜，李显忠与邵宏渊等将官都得以升官进爵。然而，宋军内部却助长了自满与轻敌的情绪，将领之间严重不和，无法统一调动、指挥。而金兵却从惊慌中调整过来，纥石烈志宁率金军反攻，他们扼守宿州东南，准备断绝宋军的归路。

这时，宋军集结在宿州城下，李显忠既不谋进取，又不作防守，终日只知饮酒作乐，在犒劳军队上又有失公平，无法调动士兵的积极性。金军也有十万步骑。五月二十二日，金军发起进攻，双方对阵于宿州城下。

不出史浩所料，南宋军队虽经过多年作战，但不做训练与教育，素质早已败坏，战斗力大大削减，时值盛夏季节，烈日中难于苦战。宋军将领李显忠与邵宏渊之间又相互猜忌，矛盾重重，弄得人无斗志，军心不稳，无法一致对敌。李显忠率军渡过淮河，攻克宿州，通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还说风凉话，从中暗里起哄，涣散军心。李显忠只得独自出战，结果大败于符离集，使宿州得而复失。当天晚上，邵宏渊之子邵世雄所部就开始违令逃跑。李显忠虽率部抵抗，也无济于事，接着，他的部下也开始逃跑。第二天，更多宋军弃城逃遁。金兵乘虚而入，一直追到符离集，宋军大溃，再也无力抵抗。据《金史》记载，金军斩杀宋军骑兵一万，步兵三万，各兵种无数，连同随军民夫一起，全军覆灭。李显忠、邵宏渊二位将领为了保住性命，在乱中脱逃。这时，张浚却坐镇在盱眙（属今江苏）指挥作战，两地相距四百里之遥，鞭长莫及，无法控制局面。当他听到宋军溃败的消息，面对**的金兵，只得退到扬州。

历时20天的北伐终于以宋军的溃败而告终。这一败绩证明主守派的估计、史浩的预言是实在的、正确的。经此一战，宋孝宗不仅冷落了他的老师史浩等人，也动摇了他恢复故土的决心，于是决定重新起用秦桧的余党汤思退为相，以更为保守的政策来解决宋与金的关系。

当时，金朝的军事实力也尚未完全恢复，不可能乘机南下，扩大战果。宋孝宗也意识到短期内要实现中兴计划已不可能。于是，双方决定以原有的“绍兴和议”为基础维持关系。

1163年（隆兴元年）九月，议和活动开始。宋孝宗先派卢仲贤出使金朝，事先告知他不能答应金人割让四州之地的要求，而宰相汤思退却授意他可割四州。汤思退曾依附于秦桧，官至签书枢密院兼参知政事。1157年入相，1160年十二月，被劾罢相。1163年十二月复相，接替陈康伯。他力主和议，允许割地、撤除战备。结果，在金人的威胁下，卢仲贤表示可以答应这些要求。对此，宋孝宗非常愤怒，将卢仲贤革职查办，和谈陷入僵局。这时，由太上皇宋高宗出面敦促宋孝宗全力支持议和，希望他能答应金人条件，尽快达成协议。宋孝宗只得下诏：“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1]

1164年（隆兴二年）八月，宋孝宗又派魏杞赴金议和。魏杞，原籍安徽寿春，以通金使名义前往金朝议和。临行前，孝宗面谕魏杞：此次使金，一要正名，二让退师，三要减少岁币，四是不让发归附人。魏杞心领神会，表示“宁死不辱君国”之命。魏杞到达金朝之后，不卑不亢，以“大宋”国使臣身份，拒不下跪称臣。在接受国书仪式上，他对金主说：天子神圣，才杰奋起，人人有敌忾意。他问金人：你们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和则两国享其福，战则将士蒙其利，这是大家都通晓的道理。金朝扣留了魏杞，要求再割商、秦二州，并发动了战事。这一变故引起太学生的不满，他们上书孝宗，痛斥汤思退奸邪误国，要求将其斩杀，1164年十一月，朝廷再次罢去汤思退的相位，汤思退最后“忧悸而死”。经过与金多次反复的较量，金朝皇帝金世宗也做出了让步，提出“南北讲好，与民休息”的意见。为此，减少了纳贡数，将原有的银绢各减五万两、匹；改变称呼，由原来金宋君臣之国改为叔侄之国，改原来的诏表为国书；还规定双方各自遣返俘虏，自愿逃往对方的人不予遣返。宋、金双方谈判达到了预期目标，谈判获得成功，也得到了宋孝宗的首肯。

符离败后，张浚降为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节制沿江军马，让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1164年四月，张浚失去兵权，又一次罢相，出判福州。八月，在赴任途中得病故去。王十朋被逐出朝廷，至饶、湖等郡任职。

1166年（乾道二年）魏杞因不辱使命，自参知政事除左正议大夫、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入相。1167年11月，谏议官以“贪墨”将其夺职、罢相。[2]魏杞年老返回浙江鄞县住地，与史浩结为知己，成为社会名士。

这次所订的《隆兴和约》与上次的《绍兴和议》相距23年。金世宗从和约中所得仍然不少，其政治地位依然高于宋朝。此后，金世宗转为改革内政，把精力放在内政与建设上。宋朝虽然不甘于受屈辱，但无望立即改变，由此，南宋与金朝取得了休养生息四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南北宴然无事。和约签订后，宋与金都恢复了原有的榷场，重开了和平贸易、共同发展的道路。

史张之辩究竟谁是谁非？史浩与张浚有关战争的论争谁对谁错？符离兵败已经用事实做了结论，但是，把主守派作为投降派的言论来指责还是不断出现，直到后世仍有人持这种态度，众说纷纭。

明代有个叫文徵明的人不同意人们对主守派的指责，他对于这场争论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有过明确的答案。文徵明是与唐寅等并称的“吴中四才子”和“明四家”之一。他在54岁那年，以岁贡生荐试吏部，任翰林院待诏。1526年（嘉靖五年）八月，他以翰林院待诏将仕佐郎兼修国史长洲的身份，写了一篇辩文。他认为，读史必须辨明是非，不能“凭一己之爱憎为毁誉，苟他人之声影为苟同，曲直混淆，是非倒置”，这样，不仅一时之公案难明，而且，将使千古之诗书不足信，弄得人们无所适从。他举例以为：宋孝宗初年，张浚与史浩同时共事一帝，只是张浚较史浩先入朝一时。宋孝宗锐志恢复北方故土，帝以此问史浩，“浩对以未可”等语，由此而遭到王十朋的批判。后人也因此赞誉张浚而诋毁史浩。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他从六个方面来叙述辨别其中的是非标准。

第一，要识时务。他认为这是“不识时务”的一种表现。比如，岳飞是“用兵如神，百战百胜，千古一人”，这是当时形势决定的。而“孝宗时，金主贤明，无可乘之衅。南北和好，愿休息之期”，也是当时形势的表现。虽有神武之人出来应战，也必须乘敌国之衅隙而后动，而不是盲动。所以，识时务为俊杰，人们需要认清形势，这是评定功过是非的第一个要素。

第二，应重德政。文徵明以为恢复故土大计“唯增修德政，求贤审官，安民和众，用将养兵，次第以举”才能完成。但张浚却以轻易发动、妄图侥幸，这是不能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张浚的第二个方面不足。

第三，深知用人。文徵明认为将相之贤，首先在于知人、用人。若重用刚愎自用的人，“有不覆亡者，鲜矣！”比如，张浚曾依附于黄潜善而疏远李纲、对于岳飞也未曾听到张浚有关如何解救的言论、又有关于他“违史浩而败于符离”等实例，都可检测到张浚是个是非观念不清、不足以重用的人。

第四，出于公心。文徵明认为，当时人们有一种错误观点，以为：“必以战为忠谋”。于是，主战的人聚集在一起，“党同伐异”、师友间互相附和，而且，“纠劾之道，弹击善类”，遂以为奸。这种处事不是出于公心的做法是错误的。若以此作为明辨是非标准类推，以此为借口，王十朋等徒“以恢复为美名”就成了抗战派，韩侂胄与贾似道岂不都成为“英雄”了。

第五，名实应相符。文徵明还认为辨识事物的正确与否，应当“因名以责实”。如张浚的名望甚重而实不副，过失非小而知遇不衰。在集中议论“和金”得失时，张浚等人力争不可和，而汤思退反而以大言主和而误国。之后，人们就认为主和者乃“桧党”，必然以奸邪误国，并将此成为套话。而对于史浩支持抗战派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则视而不见，甚至被歪曲成是“深文巧诋之说”。说史浩的这些做法动机是“慰人望，要人心”，这样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就应该好好总结其教训。

第六，律定于一。文徵明认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应该是一个，不能因人而异。比如史浩与张浚在皇帝面前辩论，人们一般会同意“先为备守，是为良规”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当有人听从了小人的意见后，就会认为“兴不教之师，乃尝试以图侥幸”，甚至还可强词夺理地说：“此举一失，不得复望中原”了，这样就否定了上面的说法。同样一种说法不被同一种人所接受，说明根据不同对象来说不同的话，这样的标准是有失公正的。[3]

文徵明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所提的：要识时务、听其言观其行、纠劾之道、务在公忠、因名而责实、评判标准要公正一致六项主张，却是很有见地的。这一文章既肯定了张浚有其坚持抗战的一面，又对他“志大才疏”提出批评。认为“浚之直谅忠愤，至死不变，虽志大才疏，要亦宋相中上流者也”。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夸大其辞，恕其过。又不可以不辨是非地说张浚在史张之辩中是正确的，应以历史事实加以明辨。文徵明的这种分析方法也是客观的、正确的。对此，《南宋史稿》也持公正态度，认为：“像史浩那样知己知彼，以议和为策略，以抗战和收复失地为长期奋斗目标的所谓主守派，实际上与真正的抗战派并无两样。他们的主和或主守只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明天的抗战胜利，这与以前秦桧的一味屈膝投降、苟且偷安有着根本的区别。张浚北伐的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

史浩作为明州史氏家族的关键人物，历经高宗、孝宗、光宗三朝，他的地位是不断上升而发展的，由于他的正确战略思维也使他得到了再相的机会。但是，南宋社会所面临的战与非战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来愈激烈。不久，在史弥远当政时期达到更高的境地。

[1]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

[2] 《宋史·魏杞传》

[3] 文徵明嘉靖五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