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走势和中美俄关系特点
本书的正式出版,距离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已经过去大约1/4世纪。简单梳理这一历史时期世界的大事和大势,人们不能不惊叹于国际风云变化之剧烈,其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
美国和西方自认为是冷战胜利者。想当年,他们弹冠相庆,忘乎所以。美国前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布热津斯基誓言,要在2017年举办纪念世界共产主义灭亡大展览;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急不可耐地抛出历史终结论,断言世界历史将永远定格在资本主义。美国许多政客认定,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他们千方百计要在俄罗斯土地上扼杀一切可能复活苏联“共产主义”的因素,并使俄罗斯从此一蹶不振。他们肆意发动侵略战争,1999年美国领导北约对南联盟持续78天的狂轰滥炸;2003年3月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疯狂侵略的行径,造成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中国被美国视为“最后一个眼中钉”。美国推出“接触加遏制”政策,用软硬两手对付中国,竭力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从1990年开始,美国每年发布年度国别人权报告,肆意攻击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累计11次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更将中国人权状况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企图从经济上压垮中国。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向中国社会、特别是向中国青年灌输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试图动摇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制造动乱和“颜色革命”。
美国在两极格局解体后的所作所为,再次向世人揭示了资本主义帝国的本质特征。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美国官员就说过:“资本主义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行动不开,就要彻底崩溃的。”[1]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把这点说得十分明白。他说:“全世界都应当采用美国的制度”,因为“美国的制度只有成为全球制度之时,才可能在美国生存下去”。[2] 为了美国垄断资本的世界经济利益,“美国对外战略被要求尽可能多地寻求权势的积累”,“在这方面,隐藏于美国战略背后的理论基础就像一个在市场供应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商号,它要去除他的商业上的敌手而不是拿他的利润在竞争的环境中冒险。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能够建立并保持自己唯一的大国地位,那它就会变得绝对安全”。[3]无需多加一字,美国相关人士的直白让我们对美国为什么顽固推行全球霸权主义政策有了清楚认识。
然而,今日之世界已不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可以横行霸道的时代。今天的世界已进入信息革命时代,21世纪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正风起云涌。在这一背景下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经济全球化大大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当今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情况下发生的,资本寻求增值,追求投机暴利,不可抑制地向全球扩展,从而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并带来环境污染全球化、移民全球化、犯罪活动全球化、传染疾病全球化、毒品买卖全球化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呼啸而来,至今仍留下满目疮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局不是负责地参与全球治理,反而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挥舞关税大棒,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不能不使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认清美国真面目。针对美国当局在国际上一系列极其自私而顽固的表现,连美国的西欧盟友都以讽刺口吻说:“有了美国这样的‘朋友’,你难道还要找敌人吗?”(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语)
回过头来再看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处心积虑要予以压服乃至彻底铲除的俄罗斯和中国,已被美国当权者一再宣称为主要的敌手。
苏联在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诱压下于1991年底自行解体。其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尝尽解体和私有化带来的苦果。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8月一篇文章指出,“以西方国家为首的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改变苏联阵营国家经济模式的努力已经使1亿多人陷入赤贫并使数以百万的人完全失去了经济的保障”“而实行大规模私有化正是西方大学、国际机构和政府职业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1989年,苏联阵营中有1400万人的生活费每天不足4美元,在共产党统治崩溃后的第一个5年里,这个人口数字达到了1.47亿左右”。[4]这中间,俄罗斯人当然是最大的受害者。
即使这样,西方国家仍不甘心,他们不断向俄罗斯施压,以图“大大削弱俄罗斯的军事潜力及其经济能力”。
这些年来,吃尽苦头的俄罗斯人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强烈。他们把美国定为“头号假想敌”。写过《古拉格群岛》、全盘否定过斯大林的索尔仁尼琴在反思时也说:“我害了俄罗斯祖国。”曾经亲自参与签署协议将苏联解体的三巨头之一、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后来说:“如果说在1991年,我知道国家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手,也不会签署(导致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
普京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2014年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俄罗斯对国际战略环境和自身处境的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当年3月18日,普京在接受克里米亚“入俄”讲话中,火山喷发般地道出了俄罗斯人长期积累的愤懑与不满。他说:“1991年,大国已不复存在,当时俄罗斯感到自己不是被偷光了,而是被抢光了。”他以北约东扩和美国加紧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为例,指出尽管“俄真心希望与西方对话,希望相互关系是平等、开放且诚实的。但没有看到西方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相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别人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做决定,留给我们的都是既成事实”。他表示“无法容忍这种令人发指的历史的不公正”,要求西方“必须承认俄国是国际事务中自主且积极的参与者”。[5]普京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西方国家不是口口声声尊重民意吗?!为什么他们对1991年3月在覆盖苏联93%居民的俄罗斯和其他8个加盟共和国举行的史无前例的全民公决中,76.4%的参加者投票赞成保持联盟这一事实闭口不提?为什么北约对他们在苏联解体前向苏联做出的承诺:北约绝不东扩?千方百计地回避和否认,反而口口声声指责俄罗斯扩张。其手段之卑劣,令任何正常人都难以容忍。
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终结,中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处变不惊,泰然自若的态度,令许多国际人士大为惊叹。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2000年撰文认为,中国是全球化中真正自主的国家,“中国是唯一在采取决定方面有着重大意义的自主行事的国家,也是在当前这个单极和不平衡的全球化世界上唯一有条件这样做的国家”。[6]
中国的“真正自主”,首先来自我们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当年,邓小平即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7]
早在苏联解体前的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8]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9]他还全面而多角度地总结了中国的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强调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10]
中国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坚守人民立场推广到国际关系领域,同各国人民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此而身体力行。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等,惠及欧亚广大居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在2017年11月底至12月初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参加,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共同体,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我们欣喜地看到,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俄友谊不断升温。2018年6月8日,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的会谈中高度评价两国关系。中俄一致同意,秉持世代友好理念和战略协作精神,拓展和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实现更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俄始终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核心利益,深入开展各领域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普京表示:“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目前,“双方关系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成为当今世界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1]
正如一些西方报刊所指出,当今世界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是全球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的主要参与者”。“欧盟尽管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却不是一个统一的角色。”[12]而中美俄三大国发展趋势,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及世界影响,仍然是当今国际关系的重中之重。中俄两国关系战略合作不断升级的同时,中国也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依托世界发展大势来处理好中美关系,化解挑战。习近平总书记近来反复强调要抓住历史机遇,顺势而为,以此推动中美关系向好发展。其实,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有多条道路可供选择。美国的谋士们应当懂得,基辛格博士关于中美两国“共同进化”的主张,可能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因为这种主张符合当今世界发展规律和符合中美人民利益,乃至世界人民利益。值得美国当政者深思。
总体而言,今日之世界恰如英国上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戴维·豪厄尔所言,美国主宰世界的时代、西方主宰全球体制的时代即将终结,新的全球机制应当在亚洲参与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建立起来,这种参与至少与西方秩序平行。他最后提醒说,上合组织给西方战略家提供了一个促进各种联系的网络和宝贵的机会,可以在全球最危险的威胁面前控制敌对,建立国际共同主场。西方应该抓住这个机会。[13]这段话,值得深思。
张宏毅
2018年6月14日
[1]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1992)》(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9页,纽约,1993。
[2] 维森特·戴维斯和莫里斯·A.伊斯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洛克自由主义范例》(Vincent Davis and Maurice A.Enst,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Paradigm of Lockian Liberalism),54页,纽约,1973。
[3] 本杰明·塞尔沃克和克里斯托弗·莱恩:《一个新的大战略》(Benjamin Sehwarx and Christopher Layne,A New Grand Strategy),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2002(1)。
[4] 《经济学的至理名言?也许,但对老百姓是真正的灾难》,载美国《先驱论坛报》,1999-08-26。
[5] 冯玉军:《俄罗斯展现大国战略雄心》,载《人民日报》,2014-05-26。
[6] 冈萨雷斯:《中国:全球化中的自主国家》,载西班牙《国家报》,2000-05-15。
[7]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4383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
[9]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8-04-11。
[10]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8-04-11。
[11] 见《人民日报》,2018-06-09,第一版。
[12] 见德国《联邦边防军》月刊,2018年2月号文章,题,大国的角色,作者:柏林联邦安全政策学院院长卡尔——海固茨·坎普。
[13] 载于《日本时报》网络2018年6月7日文章,题,认真对待上合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