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些西方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的富裕和强盛，中国人的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会随之增长并成为“西化”中国的一种潜在腐蚀因素。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富裕起来的一代中国人包括那些在优裕环境中成长的独生子女一代，竟然一次又一次在民族巨大灾难面前表现出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面对2008年5月四川汶川遭遇的特大地震灾害，西班牙《世界报》2008年5月19日以“一个摧不垮的民族”为题，高度赞扬“这个国家在30年来经历的巨大转变，而它的人民也许正是因为那些失去的时光而走得更快，工作得更加勤奋，而且看得更远。大地震只不过是这个国家在朝着新兴大国迈进道路上遇到的一点点挫折”。文章说，“当国家处于危难时刻，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为人民做出了榜样。应该承认他们在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出了高效率和真诚的同情心”。一位曾参与汶川救灾的美国志愿者恩格尔深情地谈了他的感受。恩格尔是纽约一家设计公司的老板，汶川发生地震前他原打算去中国旅游。但“地震改变了我的计划，我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亲自看看中国人民是如何战胜如此大规模的天灾的，重要的是，我有救灾经验，因此特别想为中国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进入灾区后，惨烈的灾后场面令他感到“极度震惊”。他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有些国家也许是一件非常难以应对的场面。但中国政府对灾难的反应速度和救灾效率，人民军队舍己忘我的救灾行动，中共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民众在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大度、乐观与自信完全颠覆了他过去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持有的偏见。他感慨地说：“汶川地震灾区的所见所闻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中国曾经是一个我原来只能远距离观察的国家，然而这场毁灭性的地震同时也摧毁了几十年我对中国的许多成见。”[81]

一位冷战中成长的美国人，一位美国公司老板，能有如此发自内心的感慨，恰好说明了60年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精神不仅没有泯灭，反而在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是一种鼓舞人们永远奋发向前的“软实力”。一般而言，综合国力是一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核心标志，其中包括科技、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软实力。但西方政界从不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当作软实力中正面的积极因素，反而贬斥为消极的破坏性因素。这反映了他们极大的政治偏见。然而，从上述反应中，我们却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中国共产党，我们理解中国的关键词。”确实，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60年的辉煌成就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国际社会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看到并承认这点，这是一个可喜的进展，代表了一种理性的声音。尽管，由于西方社会舆论的不断歪曲，使这种声音目前还相对微弱，但它必将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而成为国际社会上一种时代的强音。

在庆贺新中国60年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始终保持“不骄不躁”的清醒头脑。对来自国际社会的评价，不管是真诚赞扬与严肃批评，还是故意吹捧与恶毒攻击，一概采取冷静的分析态度。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充满着矛盾和问题，对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还不熟悉。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往开来，夺取共和国发展与建设的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原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10期）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311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354～356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354页。

[6] 《向超级大国挑战》，载《真理报》，1994-03-06。

[7] 基辛格：《在人权问题上不要强加于人》，载《读卖新闻》，1994-04-18。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344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195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242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220页。

[12]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260页。

[13]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211页。

[14] 菲力普·赖利等：《全球经历——1500年以来世界历史读物》，第2卷，265页，新泽西，1978。

[15] 《具有中国特色》，载《真理报》，1994-03-23。

[16] 依·帕·巴萨诺夫：《苏中关系：以往的教训与现时代》，载《近现代史》，1989（2）。

[17] 刘洪潮、蔡光荣主编：《外国要人名人看中国（1989—1992）》，17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8] 《集中抓国内，为时尚不晚》，载《俄罗斯文学报》，1991（5）。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331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332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329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346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359页。

[24] 《集中抓国内，为时尚不晚》，载《俄罗斯文学报》，1991（5）。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63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64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65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90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162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1卷，283页。

[31] 《人民日报》，1993-04-02。

[32] 参见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战争或和平》，北京编译社译，19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33]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12页。

[34] 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211～21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36] 《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载《红旗》，1967（9）。

[37] 《真理报》，1990-11-30。

[38] 《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2、1495～1496页。

[39] 《人民日报》，1990-12-20。

[40] 《美国的目标是使中国解体，从而除去最后一个眼中钉》，载《选择》，1991-11。

[41] 钱其琛在美国亚洲协会发表的演说，载《人民日报》，1993-09-30。

[42] 《纽约时报》，1991-09-10。

[43] 《毛泽东选集》，第4卷，1495～1496页。

[44] 《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

[45] 米尔斯海默：《中国的非和平崛起》（Uearsheimer J.China's Unpeaceful Rise），载《当代史》（Current History），2006（4）。

[46] 杜尔特：《现代中国：50年和平共处外交政策》（Jose Nanuel Duarte de Jesus，Modern China：Fifty Years of a Non-Confrontational Foreign Policy），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论文，2006。

[47] 拉斐尔·波奇：《“中国威胁”的历史》，载《先锋报》，2006-02-14，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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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何高济、王道仲、李申译，58～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50] 温家宝总理在为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演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载《人民日报》，2006-04-04。

[51] 张宏毅：《近代以来中美俄日关系的特点》，见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155～15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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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42、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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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中国给世界带来机遇》，载《人民日报》，200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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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泰勒·马歇尔：《东南亚的新的好朋友》，载《洛杉矶报》网站，2006-06-17，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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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曾参与救灾的美国志愿者：“地震摧毁了我对中国的成见”》，载《参考消息》，2009-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