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而绝不走“非和平崛起”道路，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定下的国策。中国政府认为，保持国家的独立生存，要靠自己的建设和发展，而不能靠对外掠夺。20世纪50年代，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民族国家争得独立的新情况，中国在1953年提出了处理国际问题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于1955年万隆会议上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一起推动会议达成了万隆十项原则，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深入人心，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一些外国朋友至今仍盛赞“万隆会议可以被认为是迈向新的全球世界的重要一步”，中国“通过周恩来，阐述了其对未来对外政策的路线图”[46]。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奉行和平政策。外国舆论公正地指出“事实是，中国历史上曾饱受外来列强的野蛮侵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47]。

今天，中国提出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受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是在新形势下做出的科学的战略决策，是由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决定的。

第一，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西方大国有很大不同。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世界早期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源地。法国人阿兰·佩雷菲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连续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中断。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发现：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里，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是一个民族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真正独特文明的国家。美国人奈斯比特发现：中国文明提倡努力工作，勤俭为本，讲商业道德等。许多外国友人提出，中国文明不仅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连续性、凝聚性和自我修复性，而且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平性和世界性[48]。与西方工业文明那种对外扩张型的文明相比，中国历史上很少对外穷兵黩武，侵略他人。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撰写的《中国札记》中说过，虽然中国当时各种物产“极为丰富”，“有着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49]。确实，历史地看，“和为贵”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信条。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中华民族历来讲信修睦、崇尚和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反映出中华民族‘天下情怀与道德理性’的品格”[50]。

到了近代，由于中国封建统治造成社会的停滞和腐朽，中国遭受了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长期侵略，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中国人民强烈地渴望自由与和平，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这已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在所有大国中是少有的，也是那些靠扩张崛起的国家所难以体会到的[51]。一位美国学者表达了他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相反看法。他说：“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军事一直是防御的或者是惩罚性的，很少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由已故总理周恩来设计的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基于不干涉内政和不在外国领土派驻军队的思想。这样，从中国的视角看，军事力量仅仅用于保持国内稳定或国防。”[52]由此可以看出，多少懂得些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人，他们对中国的评论会客观得多。

第二，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理念所决定。

提起社会主义外交政策，有人会以苏联为例来做评论。事实上，苏联历史上的对外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和平、平等的对外政策与民族利己主义政策并存。苏联刚建国时颁布的《和平法令》以及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发表的《告俄罗斯及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1919年和1920年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都突出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新型外交的特色，与帝国主义掠夺、压迫他国政策形成鲜明对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外交领域中传统影响立刻就可以涤**得无影无踪。沙俄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传统，如不注意随时清除，就会在后来的对外政策中产生恶劣影响，苏联后期恰恰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而是不断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这竟成为它最后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对苏联的错误做法早就采取坚决抵制与批判的态度，并多次公开宣布自己不搞霸权主义，永远不做超级大国。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庄严宣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53]中国认为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管以何种理由和借口去压迫别国，就说明它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背叛了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一贯宗旨，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大国敢于像中国那样以如此明白无误的语言，把自己反对霸权主义的决心昭告于世。这些年来，我国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继续遵循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等原则，都是我国内政外交的一贯方针，是完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前不久，在温家宝总理访问非洲前夕，一些西方国家挑衅性地指责中国是非洲的“新殖民者”，南非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南非斯坦伦布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戴维斯博士愤怒地斥之为“一派胡言”。他指出，多年来中国从未停止过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很多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医疗、教育、住房等诸多领域都受益于中国。中国没有在非洲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殖民活动，双方没有历史恩怨。马丁博士强调说：“人们对于突然的变化总是感到不适应。欧洲人看到他们与非洲传统的联系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当然会不舒服，从战略上也认为是一种挑战。对此，我认为中国应该拍案而起，进行理直气壮的反击：中国在非洲从来都不是殖民者，中国没有占领任何一块非洲的土地，更没有侵略过哪个非洲国家。欧洲人占领非洲大陆几个世纪，但中国从来也没有控制过哪个非洲国家。”[54]

第三，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正如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2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排在世界100名之后，中国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不少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需要继续持之以恒地艰苦奋斗”[55]。为了加快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国家，中国需要有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各国相互信任，和睦相处。中国政府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鲜明立场，得到世界上有识之士的理解和赞扬。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他访问中国期间接触到的中国官员都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他说，中国给他的印象是，和平发展是战略需要，即使中国变得富强了，和平发展这一立场依然不会改变。他说，中国的开放和发展是“历史上难得一遇的契机”，他敦促新加坡人不要错失在中国工作和学习的各种机会，要把在中国的初步立足点变为稳固的立足点[56]。香港《明报》2005年11月11日一篇文章以“胡锦涛以‘和’安天下”为题，指出，“近年来，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不时泛起，其中固然有对中国不了解的疑虑，但更多的是背后有人在操弄，以此作为钳制中国的借口，并浑水摸鱼捞到好处。如果国际社会对中国心存疑虑，没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显然十分不利”。中国提出“对内‘和谐发展’，对外‘和平发展’，将以一个‘和’字治国安天下”是大得人心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确实“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57]。

第四，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

今天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条件与过去西方大国崛起时的国际环境有很大不同。过去几百年，资本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曾主导了整个国际关系进程，占世界人口80%的居民被殖民主义者踩在脚下，弱小国家根本没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今天的世界已与过去有着根本的不同。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迅猛发展，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推动世界前进的巨大力量日益崛起。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企求。在这种形势下再要追求地区和世界霸权只能是一种历史倒退，归根到底是行不通的。即使像美国这样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不断推行全球霸权主义，到处树敌，结果，战线太长，不仅造成严重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而且加剧了全世界的反美主义，因而处于非常不利的被动地位。曾几何时，过去长期被认为最具优势的美国，“软实力”渐渐丧失，而且至今也找不出摆脱困境的良策。

我们中国百多年来始终是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曾亲眼看到那些搞霸权的国家一个个地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走向衰落。在今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下，中国为什么还要去做那种损人而又害己的蠢事！中国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就一定要顺应天下大势，与各国共同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和实践已在世界产生极大反响。英国一家报纸说：“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被绝大多数人视为西化。在中国崛起后，这种傲慢观念已逐渐消失。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是建立一个西式国家。恰恰相反，人们都心照不宣：中国将是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都非常独特的国家。”[58]也许，由于立场不同，视角不同，西方某些人士尚无法理解中国的“独特性”，所以才有对中国“崛起”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