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要充分估计到今后人权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前已说明，美国等西方国家恃其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优势使人权斗争处于“西攻东守”的形势。这是目前的一个基本特点，也将是今后长期存在的一个特点。这种情况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中也反映出来。西方国家尽管内部存在矛盾，但他们具有大体相同的价值观，有维护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共同利益，因此，在涉及清除他们认为是扩张资本主义势力的共同障碍或是打击那些不接受他们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国家时，他们，至少是其中一些主要国家，表现出了一致性。美英就是如此。而且，这些国家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人道主义干预论”“新干涉主义”“为价值而战”等这样一类力图使它们霸权行径“合法化”的谬论，还有相当的市场。美英等国还可以利用他们占优势的机构，如联合国审判前南斯拉夫战争罪行法庭，颠倒黑白，以战争罪起诉受害国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而他们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却成了正人君子。在他们那里，哪里还有公理可言？！我们还不能不看到对“人道主义”和“人权”的“解释”的垄断权已被资产阶级窃居了几百年之久。他们会利用这种传统的文化上和心理上的优势，配之以经济政治军事手段，软硬兼施，推行霸权主义。第三世界国家中一些领导人由于从政前是在西方国家接受教育，也容易受到蒙蔽而一时分辨不清方向，只有不断地在实践中擦亮眼睛，提高觉悟。也有的国家可能慑于美国等国的经济军事强力，即使存在不满与愤恨，也不敢正面对抗。这些都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并且不能不是一场长期的斗争。对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至于一些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敌意是根本不会消除的。他们散布说“尽管经过了20年的市场改革，中国人的政治体系不仅保持着压制和不民主性质，而且成为对世界民主制度的威胁”[174]。显然，他们痛恨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把这看成是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因此，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1999年5月26日一篇题为《另一个威胁正在逼近》的文章所指出的，“把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在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这是美国为了在美苏冷战结束后称霸世界必然要推行的外交政策。对于这一斗争形势，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并准备进行长期的韧性斗争。

2.站在时代的高度，坚定必胜的信念

早在1958年12月，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面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人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175]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我们也应这样看。一方面，他们对南斯拉夫的侵略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残本性；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虚弱的本质。他们在南斯拉夫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正在擦亮世界人民的眼睛，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反对。北约内部也正在分化。至于从长远来看，美国赖以向外侵略的“为价值观而战”等欺骗口号是不可能长久蒙蔽人们的。这是因为美国所要向世界推销的价值观本身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我们知道，以商业精神立国的美国，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强调的是“不受束缚的自我”和“享乐主义”。按照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其恶性发展已威胁着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使“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并“构成了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将作为关系到社会存亡的最重大的分歧长期存在下去”[176]。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指出了美国面临的十分严重的20个难题，诸如债台高筑，贸易赤字，贪婪的富有阶级，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大规模吸毒现象的蔓延，过度的性自由，视觉媒体大规模传播道德败坏之风以及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等。他发问道：“一个不受一系列全球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指导的大国，究竟能不能长时间地发挥其优势？”他认为“由于纵欲无度而产生的种种弱点，集中地体现了目前美国文化可能界定的趋向”[177]。事实上，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对世界产生巨大破坏作用的力量。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的作者莱斯特·瑟罗指出，资本主义除了贪婪和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并无其他指导思想。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缺乏一整套能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与价值观，“最终，有一代人将无法在变化了的地球环境中生存。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想采取任何措施防止自身的灭绝也为时太晚了。每一代人都做出了正当的、资本主义式的决定，然而最后的效应则是集体的社会自杀”[178]。事实上，我们从美国疯狂地挥霍人类资源，肆无忌惮地剥削第三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南斯拉夫所干的罪恶勾当，所造成的大批平民伤亡、难民逃亡和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中，不是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的卑鄙、无耻和野蛮吗？！

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觉醒。针对今日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的弊病，包括西方有识之士在内的世界进步人士都大声疾呼，应抛弃一切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而构建起新的价值观。有人明确提出，“展望21世纪，我们应当以‘公共时代’而不是‘市场时代’作为新世纪的口号”。总之，21世纪人类要生存要进步要发展，必须坚决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这必将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至于美国所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尽管它是那么伪善，但当他们一经撕破“人权”那一层薄薄的面纱，而粗暴干涉别国主权，践踏别国人权时，也就立刻把它们的真面目暴露无遗。这将更有利于从反面教育人民，对其群起而攻之。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总之，我们坚信世界人民的觉悟，坚信美国等国的倒行逆施终究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最后归于可耻的失败。

3.努力学习，提高觉悟，增长才干，为增强祖国的综合国力而奋斗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疯狂推行霸权主义完全是为着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为着这种需要甚至可以不惜发动战争。这就再次证明了列宁关于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产生的”[179]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这次与美国一道发动侵略的几个主要国家如英国，这些年来宣传走“第三条道路”，有人认为从此帝国主义本性改变了，或即将改变了。事实说明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的。什么是资本主义？人们正在进一步地冷静思考。事实上，我们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帝国主义有本质的全面的认识。

纵观今日之世界，所发生的许多乱子都有美国的插手，或者有美国的背景，它到处捣乱，肆意侵略，想打就打，想制裁就制裁。美国主要是依仗其科技经济实力。为了从根本上对付美国的霸权主义，最重要的是要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而学好本领，做好本职工作，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就是我们为增强综合国力所应尽的责任。

我国与美国“人权外交”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谁优谁劣，谁胜谁负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发展，人民的团结，以及世界人民的觉醒。真理和正义在我们一边，不管斗争多么复杂，道路多么曲折，我们对前途充满信心。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生前曾多次说要用人权等手段“演变”中国。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在1994年遗著《超越和平》一书中说道：“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道德和人权的说教显得十分无礼。10年后，中国将使它们显得苍白无力。20年后，中国将使它们显得荒唐可笑。到那时，中国人可能会威胁说，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改善底特律、哈勒姆和洛杉矶中南部的生活条件，就取消美国的最惠国待遇。”[180]看来，历史正朝着这一方向前进。

（以上内容系作者应教育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首都大学生形势报告会组织者邀请，于1999年5月17日向首都高校2000余名大学生所做报告的全文。1999年5月18日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发表内容摘要。《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6、7两期全文刊载。）

[1]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中国的兴起》，载《外交》，1993（11/12）。

[2] 《中国时报》刊登的布什于1993年11月16日在香港发表的演讲，1993-11-17。

[3] 法新社巴黎电，1996-01-10。

[4] 法新社巴黎电，1996-01-10。

[5]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同中国人发生更大麻烦的危险》，载《纽约时报》，1995-08-15。

[6] 冯启人：《美国对华企图之演变——兼评〈东亚战略调整报告〉对中国的新围堵》，载《海峡评论》，1995（58）。

[7]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30页。

[8]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10页。

[9] 《美国改变对外政策方针》，载《纽约时报》，1993-09-22。

[10]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结束冷战》，载《外交》，1989（4）。

[1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334～335页。

[12] 伊格纳西奥·卡斯蒂略·梅纳：《中国将进入经济强国之列》，载《至上报》，1995-07-30。

[13]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政策》，载《海峡评论》，1995（60）。

[14] 连曾任美国驻华大使、前参议员詹姆斯·萨瑟都承认，随着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成为重要的国际力量，美中之间将出现更多的紧张因素。见法新社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电，1996-01-15。

[15] 《不情愿的“治安长官”》，载《经济学家》，1993-06-19。

[16] 斯特罗坎：《当睡狮醒来时》，载《莫斯科新闻周刊》，1994-02-06。

[17] 《贸易对人权》，载《纽约时报》，1994-02-06。

[18] 《周恩来总理在亚非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1955年4月19日），载《新华月报》，1955-04。

[19] 《列宁选集》，第4卷，362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3卷，860页。

[21]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22]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谈“解放政策”》（1953年1月15日），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114页，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

[23] 《中美月刊》，1982（27）。

[24] 《中国时报》，1982-10-20。

[25] 托·马格施塔特：《马克思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共产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见凯托研究所：《政策分析》，1987。

[26] 克劳迪·朱里安：《美利坚帝国》，24页。

[27] A.W.德波特：《欧洲与超级大国》，97页。

[28] 《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哈里·杜鲁门》，547页。

[29] 斯蒂芬·安布鲁斯：《走向全球主义——1938—1980年美国外交政策》，105页。

[30] 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15页。

[31] 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35～36页。

[32]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276、282～283页。

[33] S.亨廷顿：《美国的制度与美国的幻想》，转引自《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7-02。

[34] 赫尔格·哈夫坦顿：《里根政府：美国力量得到重建了吗？》，4～5页，纽约，1988。

[35] 《哈佛大学研究侧记——“美国病”需要东方的药？》，载《天下杂志》，1986-03-01。

[36] 《目光短浅的美国人》，载《新闻周刊》，1989-01-09。

[37] 《纽约时报》，1991-04-14。

[38] 《人民日报》，1991-09-09。

[39] 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亚太事务分会顾问卜睿哲先生1990年12月来华访问期间的讲话。见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外交政策背景资料，1991-01-07。

[40] 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34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41]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19页。

[42] Э．Я．巴塔洛夫等著：《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意识形态战略》，3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5。

[43] 彼得·科林斯：《共产主义失败后的意识形态》（Peter Collins，Ideology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6页，纽约，1993。

[44] 马克斯·拉纳：《美国文明》，转引自克劳迪·朱里安：《美利坚帝国》，3页。

[45] 朱利叶斯·W.普拉特：《美国对外扩张的思想意识》，见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史译丛》，1982（2）。

[46] 克劳迪·朱里安：《美利坚帝国》，7页。

[47] 乔治·F.凯南：《1917年至1976年间的美苏关系》，载《世界历史译丛》，1979-02。

[48]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130页。

[49]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225页。

[50]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246页。

[51]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225页。

[52]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175页。

[53] 苏联科学院美加研究所：《现代美国对外政策》，103～104页，莫斯科，1984。

[54] 转引自《中流》杂志社编：《中流百期文萃》，622页，北京，金城出版社，1998。

[55] R.M.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朱佳穗等译，134、139页，北京，长征出版社，1988。

[56] R.M.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134、139页。

[57] 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76页。

[58] 拉铁摩尔：《亚洲的决策》，5～6页。

[59]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103页。

[60] 美国新闻处华盛顿电，1953-01-20。

[61] 杜勒斯1957年6月28日在旧金山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大会上的演说《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杜勒斯言论选辑》，314～31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62] 《1958年8月11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不承认中国的备忘录》，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杜勒斯言论选辑》，403页。

[63] 《中美月刊》，1982（27）。

[64] 《中国时报》，1982-10-20。

[65] 托·马格施塔特：《马克思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共产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见凯托研究所：《政策分析》，1987。

[66] 时任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1979-08-29。

[67]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107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

[68] N.B.塔克：《中国和美国：1941—1991》（Nancy B.Tucker，China and America：1941—1991），载《外交》，1991/1992（冬季号）。

[69]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226页。

[70]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226页。

[71] 路透社成都电，1985-10-16。

[72]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美国政策资料》，1983（3）。

[73] 《邓小平文选》，第3卷，324页。

[74] 《邓小平文选》，第3卷，380页。

[75] 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正在到来的与美国的冲突》（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Munro，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载《外交》，1997（3/4）。

[76] 以上内容详见戚方编：《“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生及其发展》，27～2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

[77] 戚方编：《“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生及其发展》，32页。

[78] 《意义重大的美中关系——乔治·布什总统答中国电视台记者（1989年2月26日，北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美国政策资料》，1989（2）。

[79] 转引自牛羊：《北京动乱暴乱背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载《当代思潮》，1990（3）。

[80] 转引自牛羊：《北京动乱暴乱背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载《当代思潮》，1990（3）。

[81] 《当代思潮》，1990（6）。

[82] 《当代思潮》，1990（6）。

[83] 《邓小平文选》，第3卷，302页。

[84] 《当代思潮》，1990（6）。

[85] 马克·佩里：《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黯然失色》，汪有芬等译，29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86] 路透社华盛顿电，1990-02-05。

[87] 美新署华盛顿电，1993-01-13。

[88] 美新署华盛顿电，1993-09-02。

[89] 美新署华盛顿电，1993-09-02。

[90]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同中国人发生更大麻烦的危险》，载《纽约时报》，1995-08-15。

[91] 李希光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92] 《读卖新闻》，1996-08-22。

[93] 克林顿总统发表国情咨文，载《人民日报》，1997-02-07。

[94] 《金融时报》，1997-10-21。

[95] 马丁·西夫：《克林顿若受到邀请也不会到中国去》，载《华盛顿时报》，1997-10-06。

[96] 克林顿：《我为什么去北京》，载《新闻周刊》，1998-06-29。

[97] 《威廉姆·杰斐逊·克林顿对北京大学师生的讲话》，见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外交政策背景资料，1998-07-02。

[98] 《邓小平文选》，第3卷，344页。

[99] 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常铮译，21～2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100] 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21～24页，

[101] 理查德·尼克松：《现实的和平》，92～94页。

[102] 瑟奇·谢曼：《现在谁会为俄罗斯说话？竟然是尼克松！》，载《纽约时报》，1993-02-19。

[103] 《世界日报》，1991-12-06。

[104] 《美国的目标是使中国解体，从而除去最后一个眼中钉》，载《选择》，1991-11。

[105] 《纽约时报》，1991-09-10。

[106]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30页。

[107]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10页。

[108] 维森特·戴维斯、莫里斯·A.伊斯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洛克自由主义范例》，54页，纽约，1973。

[109] 杰弗里·E.加滕：《商业与外交政策》，载《外交》，1997（5/6）。

[110] 艾尔弗雷德·G.迈耶：《共产主义》，3页，纽约，1967。

[111] 克劳迪·朱里安：《美利坚帝国》，7页。

[112]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结束冷战》，载《外交》，1989（4）。

[113]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334～335页。

[114] 伊格纳西奥·卡斯蒂略·梅纳：《中国将进入经济强国之列》，载《至上报》，1995-07-30。

[115] 苤明新：《中国正在民主化吗？》，载《外交》，1998（1/2）。

[116]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第1卷，1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7]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32页。

[118]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等译，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19]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5页。

[120]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周晓钟译，29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260页。

[122] 参见《站起来的东方巨人》，载《人民日报》，1998-08-30。

[123] 苤明新：《中国正在民主化吗？》，载《外交》，1998（1/2）。

[124] B.B.拉达也夫、A.B.布兹加利编：《过渡时期的经济》，412、414页，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95。

[125] 《侨报》，1993-06-22。

[126] 《人民日报》，1998-12-14。

[127] 《世界银行的一位异端分子——采访世界银行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载《解放报》，1999-06-25。

[128]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森同记者谈话纪要，载《世界报》，1999-02-02。

[1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306页。

[1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305页。

[131]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19页。

[132] 理查德·尼克松：《现实的和平》，92～94页。

[133] 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303页。

[134] 《列宁选集》，第4卷，303页。

[135] 《邓小平文选》，第2卷，364页。

[1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9页。

[137] 《集中抓国内，为时尚不晚》，载《俄罗斯文学报》，1991（5）。

[138]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欧洲人权会议各国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塔斯社莫斯科电，1991-09-10。

[139] 《世界日报》，1991-11-07。

[140] 《人民日报》，1993-06-18。

[141] 《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1995年4月19日），载《新华月报》，1955-04。

[142] 《列宁选集》，第4卷，299页。

[14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08页。

[144] 理查德·尼克松：《超越和平》，范建民等译，10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笔者依据原文对译文稍作修改。

[145] 《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1997-05-12。

[146] 2006年3月1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设立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

[147] 《欧洲必须为东方化作好准备》，载《独立报》，1995-08-21。

[148] 《美国不再支持每年一度的谴责中国的提案》，载《纽约时报》，1998-03-14。

[149] 《邓小平文选》，第3卷，125页。

[150] 《邓小平文选》，第3卷，348页。

[151] 《人民日报》，1999-05-22。

[152]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30页。

[153]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10页。

[154] 《美国改变对外方针》，载《纽约时报》，1993-09-22。

[155]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结束冷战》，载《外交》，1989（4）。

[156]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334～335页。

[157] 伊格纳西奥·卡斯蒂略·梅纳：《中国将进入经济强国之列》，载《至上报》，1995-07-30。

[158]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政策》，载《海峡评论》，1995（60）。

[159] 法新社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电，1996-01-15。

[160] 托马斯·G.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上册，序言2页。

[161] 劳伦斯·肖普：《卡特总统和美国政坛内幕——八十年代的权力和政治》，154～155页。

[162] 路透社华盛顿电，1992-02-05。

[163] 美国新闻署华盛顿电，1994-03-28。

[164] 《世界时报》，1991-11-07。

[165] 《人民日报》，1991-02-06。

[166]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载《外交》，1993（夏季号）。

[167] 约翰·格雷：《拒不接受东方有希望的前景》，载《卫报》，1994-04-04。

[168] 内容详见《威廉姆·杰斐逊·克林顿对北京大学师生的讲话》，见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外交政策背景资料，1998-07-02。

[169] 《邓小平文选》，第3卷，331页。

[170] 《人民日报》，1990-05-04。

[171] 《人民日报》，1999-02-15。

[172]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73] 《人民日报》，1998-12-11。

[174] 《中国正在民主化吗？》，载《外交》，1998（1/2）。

[175] 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见《毛泽东外交文选》，362～36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76]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32页。

[177]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5页。

[178]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297页。

[179] 《列宁全集》，第29卷，186页。

[180] 理查德·尼克松：《超越和平》，106页。笔者依据英文原文对译文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