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美国的价值观？什么又是美国的政治价值观？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考察其历史渊源和社会制度。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归根到底是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生活的产物。

美国价值观源于在殖民地土壤上滋生发展起来的商业资本。由于封建因素薄弱，加上对英国重商主义的继承，使美利坚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比其他民族更具商业精神。商业被视为最重要的谋生手段，营利赚钱成为实现自身价值和道德理想的最高尺度。这种商业精神又为当时盛行的“清教主义”所加强。清教主义既是一种教义，又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生活方式。它想方设法证明，努力工作就能取悦于上帝，发奋经商就会得到升华，从而使之与资产阶级经济观融为一体。从商业精神衍生出来的藐视封建传统与革新冒险精神，开拓欲望、个人独立性及自由、民主、平等精神等，加上当时人们面对陌生的北美大陆为争取生存发展而造就出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和求实精神，都逐渐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念，并且成为当时北美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至今对其他国家、民族仍具重要借鉴意义。但是，作为一个以商业精神立国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则是个人主义。这是美国政界人士所公开承认的，也是他们所一再强调的。早在美国独立后不久，作为开国元勋和著名政治家的汉密尔顿就说，美利坚人“占优势的**是雄心和私欲”。1929年大危机时期担任总统的胡佛曾经说过，“三个世纪来个人主义是美国文明的基本动力”。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新兴民族不畏艰险、求生图存的思想动力。但是，早自殖民地时期开始，就暴露出个人主义动力的另一个方面，即扩张和种族主义。其突出表现之一便是由“雄心和私欲”引发的对印第安人的恩将仇报和对黑人的奴役。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产和生活社会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个人主义越来越走向自身的反面。许多美国有识之士正重新审视美国的价值观念问题。

但是，对存在于美国公众中的价值观念，无论是优良传统或消极因素，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我调节而加以提升或逐步克服。而且人们注意到，美国社会一开始就存在与个人主义相对的价值观念。作为构成移民多数的劳动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使他们自发倾向于互助合作。直到今日我们还会看到“志愿者”在从事某种义务工作。在美国这样一个金钱社会，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绝不能把美国当局今天竭力向外推销的价值观看成是美国公众价值观的简单延伸。事实上，正像美国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外交决策者利用了美国公众对国际政治的漠不关心和主要关注国内问题的特点，而向外推销一种变了味的价值观——美国政治价值观。学者们指出，“当大多数人淡然处之的时候，他们把外交政策的战场交给了拥有特殊利益的人”。这些特殊利益者“虽然他们只是少数人，但他们的呼声才是美国国会倾听以决定美国利益的声音”[77]。亨利·基辛格博士指出，“外国评论家提出美国谋求统治地位问题，而美国这样做常常是对国内施压集团所做出的反应”。由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长期的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单边政策和霸道行为”[78]。也正是这些人，他们热衷于意识形态，宣传极端保守主义，高喊“民主”“自由”，而把美国价值观中的利己主义推向极端。在实际做法上，他们以在全世界推广“民主”“自由”为名，公然破坏传统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否定主权国家的主权。针对这种做法，一位德国教授指出，他们正在借助武力而使“世界观的冲突……军国主义化”[79]。这样，美国公众的价值观在这里已蜕变为服务于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价值观。尽管这种政治价值观表面看来具有美国一般价值观的面貌和某些特征。然而，是完全变了味的美国价值观。

从根本上讲，这种政治价值观反映了美国大财团资本家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又是与向全球扩张资本主义紧密相连的。早在50多年前一位美国官员就说过，“资本主义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行动不开，就要彻底崩溃的”[80]。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把这点说得十分明白。他说：“全世界都应当采用美国的制度”，因为“美国的制度只有成为全球制度之时，才可能在美国生存下去”。[81]1997年《外交》双月刊上一篇题为《商业和外交政策》的署名文章指出，“在大多数美国史上，商业利益一直处于外交政策的中心，反之亦然。而在今后几十年里，它们之间相互合作将变得更加紧密，更加重要，更加难以驾驭和更加难以为美国公众所理解”。“健康的美国经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外国市场相联系。美国已不再能够仅依靠国内资源来保证足够的增长，提供足够的工作，获得足够的利润和储蓄。现在美国有超过1/3的经济增长来自出口。到世纪之交，超过1600万个工作岗位依靠向海外出口来维持”。文章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正确的思路是要求从政府和商业的最高层之间有坚定的合作的领导。美国外交政策和经济的成功都基于此”[82]。

为了垄断资本的世界经济利益，美国的对外战略被要求“尽可能多地寻求权势的积累”，“在这方面，隐藏于美国战略背后的理论基础就像一个在市场供应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商号，它要去除他的商业上的敌手而不是拿他的利润在竞争的环境中冒险。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能够建立并保持自己唯一的大国地位，那它就会变得绝对安全”。[83]为此，“美国争辩说，它必须继续保持在国际体系中的统治地位并‘打消’那些先进工业国家挑战我们领导地位的念头……即使是渴望在一个较大地区或全球角色上对我们提出挑战”。为此“美国必须在军事上比其余9 国包括俄罗斯、日本、中国、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国总的军事支出还多”。它要分化欧洲，制服第三世界。而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在使用“硬实力”的同时，运用“软实力”来达到目的。“像在19世纪末某些乐观的不列颠人那样，许多美国战略家今天主张，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应是一个‘仁慈的’霸权主义者，通过它所说的‘软实力’”，即通过它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它的开放的、多元的文化，避免引起对其优势地位的强烈反应[84]，而“把自己真正意图埋藏在对民主的议论之下”[85]。由此可见，美国政治价值观代表了一种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价值观，它植根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巧妙地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实在是美国当局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