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在考察美国兴盛的原因时，不能不把注意力首先放到美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29]
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可以说获得了发展经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疆域辽阔，面积约达欧洲的3/4，地处北温带，不但土地肥沃，而且可耕地占了国土面积90%。其中约占美国全部土地面积1/2的中部大平原，不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农业区。美国拥有广大的森林面积。矿产和水力等自然资源均十分丰富。横跨中央低地北部绵延近1600公里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共有的五大湖泊，其所积蓄的淡水大约占到全世界淡水总量的一半。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俄亥俄河和密苏里河等由北向南流去，注入墨西哥湾，给农业以灌溉之利。而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纵横交错的河道更使这一地区后来成为工业区。恩格斯曾盛赞美国自然资源之富饶。他说：“美国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有巨量的煤铁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30]。
对于美国自然条件的优越，一般美国学者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他们说：“我们相信，我们生活的这片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一直是形成美利坚民族和他的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因素。”[31]
美国地理环境的优越还在于它有利的地理位置。斯大林在和美国共和党一位活动家谈话时说：“美国的情况不坏。美国有两个大洋保护。北与弱国加拿大为邻，南与弱国墨西哥为邻。美国用不着怕它们。”[32]正是由于有两洋之隔，美国本土不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未受任何损伤，反而可以利用战争的机会聚敛财富。自美国独立战争和1812—1814年第二次美英战争之后，美国本土从未经受过外国军队的入侵。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享有如此优越的条件。
基于以上情况，新加坡资政、世界著名政治家李光耀在2013年接受美国学者专访时，在肯定“美国的创造力、弹力以及创造精神”的同时，强调指出，“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理念具有普世价值，比如，个体至上的理论、无拘无束的言论自由。其实并非如此，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实际上，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维持繁荣，并不是这些理念和原则的功劳，而是因为某种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运气、充足的资源、大批移民注入的能量、来自欧洲的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以及两大洋使美国免受世界冲突的影响”[33]。李先生这种判断为不少美国学者和其他学者的观点所印证。他们甚至进一步揭示出优越自然条件对美国人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及政体的影响。
一位美国学者说：“美国是人类世界上唯一的南边和北边没有掠夺性的邻居，东边和西边又有鱼的国家。”“美国的地理位置如此独特，这导致了一种充满矛盾而且常常不现实的世界观。”诸如，“常常使美国人按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按实际情况看待世界”，充满着“美式傲慢”和自以为是。[34]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托克维尔于1831—1832年在美国游历9个多月回到法国之后，在其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福的地理环境”，使“美国人生而有幸和生得其所——美国地广人稀”。这种“地理环境”极大地帮助了“美国民主共和国制度”，而“英裔美国人占有新大陆上的荒野的贪欲又对美国人的政治观点产生了影响”。[35]
值得肯定的是，美国并非消极地依靠地理条件的优势，而是积极地利用这种优势。美国人自己说：“我们虽然认真看待本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但兴趣所在并不是地形、气候、土壤或植被，而是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印记。”[36]
在实践上，美国人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历时大约一个世纪的西进运动，是美利坚民族形成过程中对美国优越自然地理条件的一次空前的开拓和利用。从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到西部的太平洋沿岸，在大约相当于美国国土3/4的广大地区，通过艰苦的劳动和创业，变荒原和丛林为沃土，使一系列城市拔地而起，交通运输业得到迅速发展，而交通运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西进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完成了工业化，并在世界各国中，最早实现农业机械化。正是西进运动成为美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成为了解美国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美国在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方面，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的作用。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八成能源得以实现自给这一事实。美国是世界上能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也是能源消耗大国，长期依靠进口石油。但是，自21世纪初特别是2008年以来，主要依靠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使得地下页岩气得以大规模开发，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天然气革命”的能源产业变革。201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天然气第一大资源国和生产国。一些专家预计，美国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头号能源生产国。
当然，不可否认，美国对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的运用上，始终存在两重性特点：既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又剥夺了弱小民族的生存条件并成为对外扩张的一种手段。在西进运动中，西部原有土地的主人——印第安人遭到残暴的掠夺和杀戮，成了美国历史上一大污点。
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美国就掀起了一股向太平洋拓进的浪潮。那些“海洋边疆”的鼓吹者，把海洋扩张视为大陆扩张的必然延伸，他们在成功地推进到大陆边疆之时，立即主张建立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性商业帝国。19世纪90年代，艾尔弗雷·马汉，一个海洋扩张的理论家，提出了“海上实力论”。主张利用美国的两洋优势，大规模建立现代海军，以加强对外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着敏锐海洋观念的美国加快了利用海洋的步伐。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政府出资组织近千名科学家对海洋问题进行研究，把能否充分地利用海洋，提升到“将会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地位”的高度。
2004年11月，美国提出了21世纪海洋战略。核心内容有4点：加强对海洋和沿岸环境的保护；维护海洋经济利益；确立海洋探查国家战略；提高海洋研究和教育水平。美国上述战略措施显然是具有前瞻性眼光的。然而，美国实际的海洋发展战略远不止于此。它们在追求一种全球海洋战略。美国过去曾试图把大西洋作为自己的“内海”，试图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大西洋严加控制。如今，又把重点转向西太平洋。美国正把越来越多的战舰开进南海并与南海周边国家频频进行有明显针对中国内容的联合军演，企图借此构筑军事联盟，作为它实施“重返亚洲”战略的第一步。
2.变动性、创新性特点及其内在矛盾
“变动性是我们的生命”，美国人常常这样讲。不少美国学者则用“流动、变化”和“活力”等作为美利坚民族的特性加以颂扬。[37]一位长期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的俄罗斯学者指出，“美国思想体系的传统任何时候都不会转变为僵死的教条，而是在每一新的历史阶段为回答时代的呼唤而获得新生”[38]。这段话大体反映了美国历史的实际。这里所指的“变动性”，不仅指人口的流动性[39]，更主要涉及美利坚民族的创新精神和自我调整能力，包括革命、革新、改良和务实的精神等。在教育与科学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我们分别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说明。
（1）求实创新的民族精神
美国历来被称为多民族国家。目前被美国公民列为自己出生地的国家和地区有156个之多。
北美殖民地居民在独立战争前基本上由三部分人构成：印第安人、来自欧洲的白人和从非洲贩来的黑人。美国学者指出，是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和非洲人，“三个旧世界创造了一个新世界”（Three Old Worlds Create A New）。
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移民特别是英格兰移民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主体，并在它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许多特点。当年来自欧洲的移民中，绝大部分是受生活逼迫和宗教迫害的劳动者。他们历尽艰辛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在这片广袤而陌生的土地上，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而披荆斩棘，从而养成了自强图存、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民主自治的意识。例如，1620年，清教徒们在新英格兰上岸前在“五月花号”上达成的契约中就宣称，他们“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将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和宪章”，并“全体保证遵守和服从”之。这是前所未有的民主自觉意识。[40]由于要和陌生的土地和人打交道，对移民而言，任何现成的公式和理论都变得黯然失色。由此而培养了求实精神，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邻里间相互照顾，彼此携手战胜困难的习惯。而且，移居北美的居民在18世纪与英王室和封建主争夺西部土地的斗争，以及在美国建国后百余年内从东向西、横跨北美大陆的拓殖运动，这两次西进运动，不仅体现了北美殖民者的反抗精神，同时，也造就了他们习惯于不断变动的民族性格。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传统的束缚，由于美国是由世界各地移民在一块新大陆上创建起来的，所以美国人最富于创新精神。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我没有看错美国人”，那么，他们“在实践上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在理论上还在襁褓之中，情况就是这样，而且不能不是这样。此外，这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宗教传统除外）、从民主共和国开始的国家，是一个比任何别的民族都要精力充沛的民族”[41]。恩格斯还说：“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the most go ahead nation），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在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42]
以欧洲白人为主体的美利坚民族，其性格的形成与在殖民地土壤上滋长起来的商业资本主义及为之辩护的“新教伦理”直接有关。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于1904年到美国考察后，写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在书中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市场经济，是和美国新教徒的伦理道德、职业精神分不开的。许多新教徒崇奉的清教教义想方设法证明，努力工作就能取悦于上帝，发奋经商就会得到升华，从而使这种精神与资产阶级经济观融为一体。清教注重教育，宣传“无知是异教之母”，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当时这种商业精神和“清教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崇尚理性、精打细算、开拓欲望、发奋经商、竞争意识和藐视封建传统、主张平等的精神，也都成为美利坚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的一部分，并成为当时北美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积极方面，至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仍具借鉴意义。
当然，以商业精神立国的美国，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曾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1922年声称，三个世纪来个人主义是美国文明的基本动力，它在所有这些年代里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提供了动力。应当说，当时以个人独立性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对封建束缚和依附性是个否定。但是，这种个人主义在当时就表现出两重性特点。一方面，它充分发挥作为个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是，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维护个人一己私利的特点。20世纪初，普通美国人指责那种对社会漠不关心而只想聚敛财富的个人或行为为“冷酷的个人主义”“猖獗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早期表现在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态度上则是无情的杀戮和残酷奴役。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点对美国社会的腐蚀作用也变得日益明显。
（2）奴役与自由平等的悖论
在美利坚民族中有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即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奴役与自由的悖论。一方面，跟英格兰、法兰西和其他许多欧洲民族不同，美利坚民族从一开始就受到外国的压迫，因而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受压迫的民族，他自己又在压迫内部的黑人和印第安人。并且，美国政权正是在相当程度上靠着这种压迫来发展经济，建立与推进以白人为主体的社会政治制度。这样，就在美国历史上形成了奴役与自由相依相存的一大悖论。马克思曾经指出：美国历史上的“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马克思甚至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国。”[43]
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埃德蒙·S.摩根教授指出，“把美国历史中自由平等的兴起斥为彻头彻尾的骗局，不仅与铁的事实相悖，而且也是对这类史实所提出的问题的回避。在我国，自由和平等是伴随着奴隶制的兴起而兴起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两种彼此矛盾的发展过程并驾齐驱，从17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主要悖论”。摩根进一步指出，“我们美国不仅在1776年，而且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依靠奴隶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说，美国人是靠奴隶劳动才赢得独立的”。而且许多美国历史学家也承认，受奴役的南方黑人对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最大代价。正是依靠了黑奴的劳动导致南方“棉花王国”的兴起并支撑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而且“这种奴隶带来的社会效益要大于经济效益，……奴隶输入量的增加，相应地减少了契约工的输入量，从而减少了危险的新的自由民的人数，因为自由民每年都在社会上寻求难以得到的位置”。“如果当时没有非洲人作为劳动力，那么事实很可能已经证明要想找到一个使不断增加的英国移民安分守己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如果英国移民的自由受到限制，不仅会导致反抗，而且会引起英国国内的抗议，……若将美国的劳工变成奴隶，引起的骚乱比清除的骚乱还要多。”由于奴隶制的存在，自由民有了盼头。“他们不再是令人担忧害怕的人了。这个事实加之不断增长的大批异国奴隶，促使白人移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削弱了自由民同大种植园主之间的阶级差别的重要性。”“奴役和自由的悖论就这样开始了，两者互相纠结，互相依存。”[44]当时美国社会中产生的代议制政府，美国人喊出的扩大自由民权利的政治口号等，无不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美国早期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种畸形的社会基础之上的。
（3）两次革命与多次改革为经济和综合国力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775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殖民统治，并在1812—1814年第二次反英独立战争中进一步巩固了独立地位。
尽管美国独立战争具有不彻底性，但是，这一革命的最大功绩是克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高涨。其中突出的一点是，那种不顾一切地努力追逐利益的力量空前地迸发出来。美国学者戈登·伍德在描述独立战争后的美国社会时说，“一个繁荣、充满竞争和创业精神的社会在美国异军突起”，“美国人似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不遗余力地追求金钱的民族。‘创业’‘改善’‘干劲’等词在书报宣传中随处可见，被广为赞美”。“长久以来，商业一直被欧洲游手好闲的贵族和特权阶层污蔑中伤。但是美国人改变了这一切。”[45]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是北部与南部两种社会制度——自由雇佣劳动制度与奴隶制度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美国广大人民在以林肯为首的共和党领导下，经过4年艰苦英勇的斗争，赢得了军事胜利，摧毁了南部奴隶制度，进一步扫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内战结束前，美国还是个农业国。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迅速增长。1881—1885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到190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最大的工业国家。由此，一般美国学者认定，19世纪末，美国已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而“崛起”。
除两次革命外，美国从建国伊始还经历了各种社会运动和改革，大到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变革和政府改革，小到禁酒运动和现代流行的摇滚乐的兴起，几乎无所不包。在各种改革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当推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当时的情况是，30年代初的美国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社会混乱，人心惶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很大一部人对现有制度丧失了信心。就在这种形势下，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医治由于严重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和挽救处于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实行了“新政”改革，在资本主义大国中率先放弃自由放任政策，由国家积极地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迅速而大规模地将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福利国家”道路。“新政”不仅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许多做法和特点，都深深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4）有一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的宪法
宪法是保证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美国宪法制定的过程及其权威性和相对稳定性特点，对美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使得美国成为被马克思看来是“最完善的”现代国家。[46]
1789年生效的美国《联邦宪法》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宪法，其目的是要用成文宪法来巩固美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成果，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联邦共和制本身是妥协的产物，既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又允许地方分权。在制宪过程中，在讨论政府三大部门——立法、司法、行政的关系方面，建国先驱们做了精心设计。他们特别害怕较能反映下层民众意志的立法机关成为最高权力机关，而特意在宪法中加强行政和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及其所属权力。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部门相互独立，各自执掌一部分权力，这便是所谓“权力分立”。同时，三个部门中没有任何一个能不受其他部门牵制而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便是所谓“制衡”。宪法对三个部门的制衡做了详尽的规定，一些美国学者指出：“分权制……目的是要设置防止多数主义（即大多数群众统治国家）的障碍和为杰出人物的自由和私有财产提供双重保险。”“在这一体制下，永远也不能实现人民群众的多数人统治。”但这种“相互牵制和平衡体制的原理可以理解为复审思想的体现，它也是建国先驱们对政府科学的一种贡献”[47]。美国这一套权力分离与制约的原则为稳定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200多年来除增加了包括1791年在内的10条修正法案——“权利法案”和另外17条修正案外，仍然适用，在世界宪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美国宪法的这种相对稳定性对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联邦宪法》“最大的成就在于，成功地将一个软弱无力、宗派林立的各州联盟转变成一个统一国家。这个成就本身改变了美国的世界地位”[48]。这些正是美国宪法得以适应统治当局的需要而促进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其中一些经验对别国具有借鉴意义。毛泽东同志曾对美国等国资产阶级宪法的历史地位做过如下论述：“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49]毛泽东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5）加强经济的核心地位，形成宏观调控机制
美国很懂得加强经济这个根本，认为这是“美国力量的源泉”。美国政府对经济的高度重视，首先表现在利用其所拥有的国土资源所有权作为经济起飞的条件。19世纪后半期美国农业迅猛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林肯政府于1862年公布的《宅地法》，规定凡年满21岁的公民均有资格在西部获得160英亩的土地，在土地上耕作5年之后，土地便归个人所有。由此美国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并带动了东西两地区工矿业的迅速发展。
其次，国家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始终是私人商业和公司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一位俄罗斯学者指出，“美国的经验表明，国家机器职能的有效性乃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国家不仅仅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消费上，而且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创造上都在发挥着这种作用”[50]。据统计，在1990年到1997年期间，国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开支一直高于30%，而国家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以1998年为例，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3.9%的份额中，国家贡献部分占了0.72%（大约为18%以上）。[51]自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美国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国家的作用更是直接走到了前台，为美国工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的空间。
美国经济的发展，依靠政府部门制定的一整套的法制体系来支撑。如有关教育的立法，开发西部的立法，建立农业科学实验站的立法，以及1887年管制铁路公司及运价的《州际贸易法》和1890年著名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等。此外，为保证市场透明度、公平竞争环境以及对金融的监管，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法规。甚至还有专门扶植小企业的《小企业法》（1953年）等。可以说，法律已渗透到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经济运行和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和保证。
（6）一贯重视教育
美国新教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早在1636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成立才6年，一所学院就建立起来，这就是两年后以约翰·哈佛命名的哈佛学院。独立以后，宗教界人士针对公费学校很少而私立学校学费昂贵的情况，强烈呼吁改革。马萨诸塞一位致力于公共教育与学校改革的福音派教徒霍勒斯·曼甚至预言：“如果我们不准备使孩子们成为好公民，如果我们不开发他们的智力，……使他们的心灵充满对真理与责任的热爱和对所有庄严而神圣事业的崇敬，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就必然走向毁灭。”他强调，要“使全体孩子受教育”。到了19世纪中期，免费初等教育开始迅速发展起来。1870年，在年满17岁的人口中，从中学毕业的只占2%，到1970年则增至78%，其中60%的人进入学院继续深造。美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美国当局不断检讨教育中的问题，时时存在一种危机感。特别是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一直存在争议的美国教育立刻成了引起震怒的中心，成了20世纪60年代教育大改革的直接导火线。为了与苏联争霸，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用联邦政府拨款的办法来促进教育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实现教育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也引起教育危机。美国全国教育质量委员会给美国全体公民写了一封题为“处境危险的国家：迫切需要进行教育改革”的公开信，指出国家教育基础正在削弱，平庸之辈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将对国家和人民的未来构成威胁”[52]。敢于正视存在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对教育的重视。
美国在教育战略上还具有前瞻性特点。在基础教育方面，由美国促进科学协会主持的“2061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了《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2061计划》等一系列课程改革计划。这些计划提出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中叶基础教育改革的总体构想和发展思路。
（7）高度重视科技与网罗人才
美国具有重视科学技术的传统。美国一直鼓励并保护科学和发明，办法是促进思想自由交流，鼓励“实用知识”的发展和制定专利法等。1790年《专利法》由华盛顿总统提出并在国会获得通过，成为美国立国后第一个专利法，也是走向国家科技政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1863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院，之后，各州工业科研所和农业实验站纷纷建立，并与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1898年，一位美国科学家自豪地说：“美国已成为一个科学民族。从农业到建筑业，没有一个不是由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形成的。”[53]这样，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美国已崭露头角，更不必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兴起的以原子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其发源地就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美国又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依靠信息网络优势，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速度上再次超过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美国几乎在每一个科技领域都具有明显优势。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证是，自诺贝尔奖创立以来，全世界获此殊荣的400多位科学家中，美籍科学家占据40%以上。
作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美国的科技投入也是无人可及。1999年，美国政府和私人研发投入近2500亿美元，超过了7大工业国中另外6个国家，即日、德、法、英、意和加拿大科研投入的总和。而且完善的研发管理体制，不断创新的投资机制，使得美国庞大的科技投入产生了与之相符的成果。这些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得以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原因。
美国成为科技强国与其广泛招揽科研人才有密切关系。特别是美国移民政策中始终注重吸收那些具有高知识、高技术的人才。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科技“移民”总人数的40%被吸引到了美国。
总体而言，美国变动性和创新性特点表现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突出反映了美利坚民族的特点和优良传统。但就政治层面而言，其变动性和创新性一开始就受到统治阶级利益的制约，不能不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3.扩张性特点
变动性只是美国特性的一个方面。贯穿于美国历史全过程中，特别是对外政策中还有一条主线，那就是“扩张”。“一部美国史充满着扩张这一永不改变的特色。”[54]这种扩张，既包括版图的扩张，也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扩张。
（1）利用多次战争进行扩张，膨胀经济军事实力
美国从建国之初起即开始大规模西进运动，到19世纪80年代末向西扩张宣告结束，约100年时间，大片印第安人原居地被成千上万移民所占有，变成美国的粮仓或工业、矿山的基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美国推行的是以战争或以战争威胁为手段的大陆政策。兼并得克萨斯（1845年），同英国瓜分俄勒冈（1846年），对墨西哥发动战争（1846年）和强行购买基拉河以南墨西哥领土（1853年）等，是推行这一政策中的若干重要事件。继而，美国又在向海外扩张中兼并了夏威夷（1898年）和菲律宾（1902年），加上购买路易斯安那（1803年）和阿拉斯加（1867年），除了菲律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这些历史上扩张的土地，大致形成了今日美国的疆域。
在对外扩张中，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的崛起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世界上各主要大国除美国外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严重削弱或打击，而对美国来说却成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政治上、军事上的霸主地位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公然宣称，20世纪是“美国世纪”。
（2）利用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领域的霸权地位进行经济扩张
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美国霸权的基础，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和它的核威慑力量扩大到了各个盟国。”[55]
1944年8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基本上按照美国方案通过了《最后议定书》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把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建立固定比价，保持固定汇率，美元可以代替黄金作为国际储备，从而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确立了美元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领域的霸权地位。
1947年10月于日内瓦由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召开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了多边贸易问题。当时占世界贸易额4/5的23个国家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削减关税和消除其他贸易壁垒，进行“更加自由和公平的贸易”。由于当时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其出口占世界总出口22%（1948年），这一机构自然首先是适合了美国的需要。
几十年来，尽管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后初期建立起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也已于1973年瓦解，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然保留了下来，取而代之的被俗称为“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世界金融“核心”美国及其周边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之间签订的互惠协议，仍然在发挥作用。1999年，美国以其占世界4.5%的人口利用了世界85%的流动资本和72%的世界储备，说明美国仍然把持着世界货币领域的霸主地位。
（3）利用“冷战”壮大资本主义的力量
1993年末，克林顿总统曾脱口而出说：“啊，我想念冷战。”[56]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给了美国国力发展以多方面刺激。还在1991年9月苏联解体前夕，美国就发出了对“冷战”的感叹，他们说：“对于美国这样具有多样性的国家，只有外部的各种挑战可以使它团结起来。”“苏联曾经是有用的敌人。美国相信，不仅要和苏联的军事力量竞赛，还要和苏联的成就竞赛。现在看来仿佛是一种奇思异想，许多美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把两种制度的竞赛锁定为一种显示优越性的竞赛。没有苏联的空间计划，美国人就不可能登上月球。……受到苏联挑战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找到了帮助那些受压制者‘维护’‘国家安全’的理由。”[57]事实是，“冷战”期间美国统治当局利用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大打“冷战”牌。美国是要不断寻找或制造敌人的。而“冷战”被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促使美国发展的强有力的刺激因素，而且还给了美国以拉拢资本主义同盟者的天赐良机。正如基辛格所说，从“冷战”开始，“美国选择了西方团结优先于东西方谈判的策略”[58]。1949年，美国以遏制苏联为由，拉拢西方国家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等组织，作为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工具。这是“硬”的一手；“软”的一手则在美国与西欧联手，加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上突出地表现出来。1989年7月中旬，在老布什的导演下，西方七国（美、英、法、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首脑会议一反惯例，把经济问题置于次要地位，着重讨论了东欧问题。七国协调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并立即付诸行动。美国最终在西欧盟友的帮助下赢得了“冷战”，并由此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4）利用“反恐”和人权等“软实力”干涉世界各国内政
根据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说法，在过去20年中，美国参与了“至少7场穆斯林解放战争，包括在科威特、伊拉克北部地区、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战争”。结果是，给这些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美国报刊承认，“当事国的状况比我们准备干预时还要糟糕”[59]。但对于美国而言，却是其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扩张势力范围造成的必然结果。
所谓“软实力”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约瑟夫·奈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不仅拥有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力量”优势，而且还有文化、价值观念、国民凝聚力等优势。因此，美国不同于历史上的一般大国，仍将会保持大国地位。未来世界注定由美国来领导，即由美国来“建立霸权”。美国“软实力”中很重要的一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化”是对注重政府调控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否定，进而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本身。与此相应的是，美国当权者竭力宣扬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人权观，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及人道主义干涉有理等一整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其他国家推广，为的是把非西方国家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使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全盘西化”。这些年来，美国以“软实力”开道，和“硬实力”结合起来，绕开联合国，对不听话、不顺心的国家大肆干涉、侵略，这又被冠以一个好听的新词“巧实力”，其实质就是软硬兼施，文武并用。为了推销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当局运用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文化软实力，调动各种传播媒介，以保持美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国内外的优势地位。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爆料的美国在全世界实行监控的丑闻，说明美国正企图凭借其世界领先的信息网络科技优势，达到进一步控制全球的目的。
从以上情况我们看到，200多年来促使美国迅速崛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也包括美国不断扩张带来的好处。然而，这种过分的扩张又正在促使美国走向自身愿望的反面，加速其全球霸权主义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