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记载：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得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是一段最早记载孔子论小康与大同的资料。鲁国祭祀宗庙，叫蜡。孔子作为嘉宾参预祭祀活动。活动结束，孔子出去到“观”上游览。观，郑玄注：“观，阙也。”阙指城楼。按《左传》宣公十二年，楚王领兵与郑国战，又战胜晋军，有人建议“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郑玄注：“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这里讲的京观，就是坟堆，堆土如山，再立碑作为纪念性的建筑。孔子登高望远，感慨系之，于是叹息一番。孔子弟子言偃就是子游，在旁提问，孔子才说了这一番话。这里先描绘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再说“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认为从禹、汤到周初三代是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小康时代以礼义治天下。那么中周以后呢？连小康也不是，是礼崩乐坏的乱世。这里将社会理想分为两个阶段：小康与大同。小康是初级阶段，大同是最高理想。小康是家天下，以礼义来治理；大同是公天下，没有礼义制度，各种社会成员都能过幸福生活。

1.礼义为纪的小康社会

任何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家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思想家都是以救世的面目出来宣传自己的社会理想，老子道家提出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儒家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墨家提出机遇平等的兼爱理想，法家提出以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道家的理想没有在社会上实现，只是少数不得志的文人隐居山林的精神依托。墨家与法家的思想都被儒学所吸收，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墨家的兼爱思想一方面被侠客奉为宗旨，成为闯**天下、打抱不平、劫富济贫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也被儒学所吸收，成为大同理想的重要因素。法家思想被秦汉以后的统治者所采纳，成为打击豪强、为民做主的清官所奉行的法则。

各种社会理想中儒家的大同理想对后代影响最大，也是有较多合理性的社会理想。根据什么说它有较多的合理性呢？古今中外，都有许多理想。最高的理想应该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共享社会成果，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其中包括失去劳动能力又没有依靠的人们，这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只要有一部分人不能幸福地生活，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最高的理想。因此，我认为世界上最高的理想应该是相通的，都是要使世界上每一个成员都过上幸福的生活，差别只在于通过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道路达到这个理想。有的是科学的，有的是不科学的，有的是现实的，有的是不现实即空想的，有的是相对的捷径，有的则是相对的弯路。正所谓殊途同归。

古往今来，全世界各国思想家都提出过许多理想，但都没有完全得到实现。为什么？开始从理论上设想都非常美好，真正实现时，就会发现存在很多过去没有预料的问题，并非最理想的。同时，最高理想只是在遥远天边的幻影，它吸引人们不断向前追求，引导社会不断发展、前进。人类只能不断接近最高理想，但永远不能实现最高理想。如果它是可以被实现的，那么它一旦被实现后，社会就不能发展了，就停止了，生活没有了追求，也就没有了幸福。理想在追求的过程中才有无限的幸福。实现以后，却可能使人失望。

三千年来，中国人民都在追求理想，现在还在追求，因此，中国社会在不断进步，人民也在幸福之中。现在视为最高的理想一旦实现，人类还会提出更高的理想，继续奋斗、追求。现在我们所讲的小康社会，不是家天下，而是作了新的解释，就是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称作“小康社会”。这个初级阶段，是保证全体人民达到温饱水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得到基本满足。最高理想要经过几十代才能实现，引导人们走向合理，只能部分地、分阶段地实现。时代不同，最高理想也在不断提高。儒家讲的大同理想是最高理想，也是如此。

2.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所谓大道，就是儒家讲的仁道或王道。天下为公，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可以有这样一种解释：全天下的人都为了社会公共事业作贡献。出于整体的利益的考虑，什么都出以公心，那么就会选择贤人推举有能力的人去做适当的工作。人与人之间都要讲信用，大家都要维护和睦的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每个人不仅与自己的亲戚亲近，也不仅疼爱自己的子女，与社会所有成员都非常亲热。使社会每一个老人都能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寿终正寝。使所有壮年人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实现他们的价值。每个小孩都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得到教育培养，健康成长。矜、寡、孤、独、废疾者，这是一个无依无靠的群体，是社会上最困难、最悲惨的一部分人。大同社会对于这样一批人也要给予赡养，不使他们受冻挨饿。男有分，女有归。分指名分，即职业或职位。归指归宿，妇女有婆家，有丈夫，有美满的家庭生活。货指生产品，反对抛弃于地，就是反对浪费。不必藏于己，说明不是私有制社会。力指出力的事，就怕不是自身去做，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这种说法，说明当时的劳动已经成为每个劳动者的第一需要，大家抢着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既然大家都为社会创造财富，什么阴谋也不用了，盗窃乱贼也就全都没有了，住宅的外面的大门也不用关了。这就是大同社会理想。这种社会难以实现，但它指引着人们走向开明、进步。它给人类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其中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活用品按需分配，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解放全人类。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儒家的大同理想很相似。差别在于：儒家没有说明这种理想的大同世界是怎样实现的，而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物质财富极端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逐渐消灭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三大差别。从而建立无阶级、无剥削、无战争的三无世界。这个世界与儒家所讲的大同世界极其相似。马克思与孔子相隔千年，相距万里，提出的最高理想却是极其相似的。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3.聚和堂试验

明代何心隐在他的家乡江西永丰县进行过一次试验。他把本宗族的人联合成一个共同体，他捐出一大笔钱，在聚和堂旁边建一个学堂，聘请名师来教导全族的青少年。这个学堂颇有特色。所有学生都住在学堂内，过着平等的集体生活，没有贫富差别，一起学习，一起吃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学生的私心杂念。家里有事，可以请假，但有许多具体规定。每家除了给孩子送饭外，不能送果品和玩具，并劝家长不要让孩子接触女人，也不要鼓励孩子过分打扮，更不能用美味佳肴来满足孩子的口腹欲望。何心隐还设想在十年后，学生不论贫富，衣食都在学堂内，供应同样的饭菜，不由家长送给。冠礼（古代男子到二十岁要举行的仪式，说明已经成年）和婚礼也都在学堂内举行同样隆重的仪式。外族的青年愿意来参加，均表示欢迎，并且一视同仁，互相帮助。

何心隐除了办学校外，在经济诸方面也进行合作。统一计算土地的面积收取税租，由专人负责交送给政府。各个家庭的红白喜事、冠婚嫁娶，都由聚和堂统一帮助筹办，大家都可以省一点心。有些矜寡孤独者生活没有着落，也由聚和堂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帮助救济。实行几年后，这个村社会风气特别好，每个人都彬彬有礼，谦逊和蔼，讲究信义，被人称为“一方之三代”。三代指夏、商、周三代，儒家认为那是小康社会。就是说何心隐所实行的聚和堂使这个地方实现了小康社会。虽然还没有达到大同理想，但已经比现实社会好了很多。

聚和堂请专人会计，根据国家规定，计算交纳合理的赋税。这样，当地官员就无从受贿，得不到额外的好处，怀恨在心。嘉靖三十八年（1559），地方官要收“皇木银两”的杂税，人民反抗，杀伤吴善五等六人，官吏就把罪名加在何心隐的头上，把他逮捕入狱，然后充军贵州。聚和堂群龙无首，也就解体了。一个小官吏作梗，聚和堂就解体了，说明这种组织是非常脆弱的，经不起风浪。在一个小地方可以实行一段时间，不能在全社会实行，而且在小地方实行也不会长久。这种试验类似西方的乌托邦，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理想。

4.康有为的《大同书》

近代政治思想家康有为撰写了《大同书》，表述了他的政治理想。《大同书》的内容只有在近代才可能产生，但从书名可以看出，它包含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同理想。它也包含佛教的思想，佛教认为人生是苦的，其中包括二苦（内苦与外苦）、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和五取蕴苦。五取蕴苦，包括身体与精神两方面的苦）。还有细分为一百一十种苦。佛教认为人生就是苦，而且这种苦是前世自己作孽的报应，因此每个人都要忍受各种苦，赎完前世的罪过，才有可能脱离苦海，西生乐土。西方基督教讲赎罪，也是这个意思。先讲人生的各种苦，再讲超脱各种苦。这是一般宗教所宣传的。康有为也学这种办法，也是大讲特讲人生的各种苦，然后再讲建立大同世界来消除这些苦。他想通过这种办法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儒教。同时，《大同书》也吸取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因此，他的大同理想有了近代的特点，被称为“近世理想国”。我们可以从他的具体内容看到这些特点。

康有为因逃难到了农村，看到民间的种种疾苦，触动很大，感到“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普天下众生皆戕杀之众生而已”（《大同书·绪言人有不忍之心》）。然后，他就列出众苦。《大同书》的第一部分是“甲部入世界观众苦”。苦列六章，分别是：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人生之苦包括投胎之苦、夭折之苦、废疾之苦、蛮野之苦、边地之苦、奴婢之苦等。天灾之苦包括水旱饥荒之苦、蝗虫之苦、火焚之苦、水灾之苦、火山之苦、地震山崩之苦、宫室倾坏之苦、舟船覆沉之苦、汽车碰撞之苦、疫疠之苦等。人道之苦包括鳏寡之苦、孤独之苦、疾病无医之苦、贫穷之苦、贱者之苦等。人治之苦包括弄狱之苦、苛税之苦、兵役之苦等。人情之苦包括愚蠢之苦、仇怨之苦、爱恋之苦、牵累之苦、劳苦之苦、愿欲之苦、压制之苦、阶级之苦等。人所尊尚之苦包括富人之苦、贵者之苦、老寿之苦、帝王之苦、神圣仙佛之苦等。

康有为把人生的所有苦都陈列出来。这里有汽车碰撞之苦、阶级之苦，说明其中有近代的内容。也有迷信的内容，如投胎之苦、神圣仙佛之苦。贫贱者苦，富贵者也苦。古代人们都认为最大的欲望是“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康有为认为帝王也有自己的苦。百姓所谓快活如神仙，康有为认为神仙也很苦。世界上没有不苦的人。愚蠢有苦，康有为没有提到聪明之苦。聪明反被聪明误，当然也苦。疫疠疾病有苦，百姓说：“有什么都行，不能有病。”健康苦不苦呢？康有为没有说，大概他认为健康还是不苦的。

产生苦的原因是什么？佛教讲的是因果。康有为认为苦的原因在于“界”。他说：“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九界是：一曰国界；二曰级界；三曰种界；四曰形界；五曰家界；六曰业界；七曰乱界；八曰类界；九曰苦界。所谓级界，就是贵贱的阶级。种界就是种族的界限，白种、黄种、黑种的差别。形界指男女的差别。如要消灭苦，就要先消灭界。他提出“破除九界”的一套理论：去国界，合大地也；去级界，平民族也；去种界，同人类也；去形界，保独立也；去家界，为天民也；去产界，公生业也；去乱界，治太平也；去类界，爱众生也；去苦界，至极乐也。在这里。最典型的要算是去级界（消灭阶级）、去种界（消除种族歧视）和去形界（消灭男女不平等现象，解放妇女），代表最先进的思想观念。

关于苦、苦的原因以及去苦的办法，康有为都说得非常详细、具体。作为学术著作，当然是有很高水平的。许多人读后都会受到一定的启发。但是，究竟如何实现？实际上并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例如，说“去业界”就是消除工业与农业、商业的差别，用什么办法？康有为并没有说。又如康有为在“去级界”与“去种界”中都说到如何把非洲黑人变成印度黑人，再变成棕人、黄人、白人，似乎世界上的种族歧视是由于皮肤的颜色造成的，只要改变颜色，就分不清种族，也就平等了。实际上同是黄种人，不是有的当皇帝，有的当平民吗？同是白种人，不是有的当贵族，有的当奴隶吗？世界上的人种差别并不是由于皮肤的颜色，而是由于经济、科学、人文学科发展不平衡所致。皮肤颜色与身体的素质、大脑的智力，没有必然的联系。又如“去产界”，他说要实现大同，必须去掉“人之私产”，“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私有制变成公有制，这当然很好，共产主义革命也要做这件事。但是，拥有大片土地和财富的那些人是否愿意？他们如果不愿意怎么办？即使有一个两个愿意，也无济于事。这是困难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具体办法，这个理想也就只能是空想。但是，康有为的《大同书》的空想对后代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建立人民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强行拿出来，分给没有土地的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如果没有革命的力量，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就实现不了。靠劝说，地主不会同意让农民分他们的土地。只有少数地主愿意交出土地，其他多数人也不肯交。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题“天下为公”，说明他也受到大同理想的深刻影响。中国人受到大同理想的长期影响，在思想深处有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相通的东西，这就使中国人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容易认同共产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是比较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