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民申冤，声名鹊起

洗刷“马屁精”

成功讨好慈禧后，张之洞不再郁闷了，因为慈禧肯定会报答他，他早晚会出人头地。短时期内，他也不必再想如何讨好慈禧这事了，因为讨好领导实在有违言官职业操守，还会让人说三道四。

果然，吴可读死谏案平定后，就有人说他趋炎附势，讨好慈禧，是个马屁精。这样的议论很正常，张之洞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官场是那么难混，升迁又是那么缓慢，他不想办法改变一下，能有出头之日吗？

讨好慈禧这事，做了就做了，不必后悔，也不必多想。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为自己正名，证明自己是一个恪尽职守、正义凛然、不畏权势的言官，要以正面的形象示人。怎样才能证明自己呢？张之洞盯上了一件事情——东乡惨案。

东乡惨案回放

话说咸丰、同治年间，四川当地政府规定的苛捐杂税极多，农民负担极重，实际负担要超出国家法定税收五六倍甚至十多倍。而在东乡，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东乡知县孙定扬在当地政府征税的基础上，又向每户农民追加了五六百文。他中饱私囊，肥得流油，农民朋友却被他榨干了，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治元年（1875年）五月，一个名叫袁廷蛟的农民，率领七八百名东乡百姓齐聚县府，要求孙定扬降低税收起征点。孙定扬这厮非但没有安抚百姓情绪，反而恶人先告状，他向上司绥定府知府易荫芝谎报百姓聚众谋反，请求易荫芝派兵镇压。

易荫芝没有听信他的一面之词，于是马上派人到东乡核减税额，这引起了孙定扬的极度不满，他竟然黑白颠倒，向朝廷参劾易荫芝“坐视民变而不发兵”。随后，他又跨级向四川总督文格报告百姓谋反。文格接到孙定扬的奏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批奏“各营痛加剿洗”。在他的指令下，四川提督（武职外官，从一品）李有恒率兵诛杀了四百余名东乡百姓，其中有一半是老弱妇孺！

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惨案，东乡百姓并没有被那帮畜生的屠刀吓倒，幸免于难的袁廷蛟决定代表受害百姓进京告状。然而，在那个黑暗、腐朽的万恶社会，根本没地方讲理，官官相护更是司空见惯。袁廷蛟状没告成，反被刑部拘禁，随后又被押解回川。

早在三年之前，袁廷蛟就代表当地受害百姓进京控告孙定扬，结果遭到了四川方面的追捕。袁廷蛟被拘捕后，又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很机智，后来竟在押解回东乡途中溜掉了。否则，他肯定会死在看守所。

朝廷在拘禁袁廷蛟的同时，还命令四川总督文格查办东乡惨案。文格对东乡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担心事情败露，头顶的那顶乌纱帽会保不住，于是欺上瞒下，谎报案情。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监察御史吴镇、李廷箫等人就联络了47个朝廷官员上疏参劾文格。文格自知罪责难逃，便将李有恒革职，然后引咎辞职，等候朝廷发落。

文格主动自首，朝廷应该追究他的责任才是，可朝廷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竟然只把李有恒、孙定扬革职，而文格则仅被降为山东巡抚。原山东巡抚丁宝桢（1820—1886年，贵州织金人）升任四川总督，彻查此案。也就是在四川，喜欢吃辣椒的丁宝桢，发明了一道中国名菜——宫保鸡丁。

丁宝桢曾在恭亲王和慈安太后的授意下，斩杀了慈禧最疼爱的太监安德海，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个不畏权势、刚正不阿的直正官员，他肯定能够为民做主，替民申冤。可这位老兄到了四川后，只顾整顿吏治，发展经济，而对于东乡惨案，就是拖着不办。

他知道这是一起冤案，可他有顾虑：文格在他的老窝蹲着，他要是查出问题，文格肯定会抓住他的一些把柄发难，那样就太得不偿失了。于是，他也决定来个官官相护，一拖再拖，企图把东乡惨案摆平。为了以绝后患，他还命令狱警乱杖打死了袁廷蛟！

丁宝桢处死袁廷蛟后，朝廷又派原两江总督李宗羲赴川彻查此案。李宗羲倒是查清了这个案子，可他觉得这起案子牵连甚广，甚至牵扯到好几位朝廷高官，他压力很大，只好将案情陈奏朝廷。

李宗羲的奏折送达朝廷时，清流党的张佩纶连上奏折，强烈要求朝廷严查东乡惨案，严惩杀人凶手李有恒。尽管事情被闹得满城风雨，但黑暗到家的清政府，直到第二年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两人为钦差大臣到四川查案。

然而，恩承和童华都是贪官，他们沿途勒索百姓不说，还收受丁宝桢数万两银子。回京复命时，这哥儿俩当然百般包庇丁宝桢那帮人，朝廷没有查到他们的犯罪证据，只好维持原判，并发出谕告：此案为终审判决，所有人都不得再议！看来，东乡冤案似乎成了一桩铁案。没有人能翻案，也没有人敢翻案。

有备而来，强势翻案

张之洞偏不信这个邪！东乡惨案发生时，张之洞就在四川挂职学政，他对这起案子是知情的，但他当时只管教育工作，对于这种大案要案，他无权插手。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是清流党的牛角，慈禧的恩人，他要做一个大有作为的言官，干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于是决定为东乡的受害百姓申冤，决定为那四百多个冤魂翻案！

这既是一股正义力量使然，也是一种曲线发迹的权谋手段。他就是要通过翻这桩铁案来博取民意、积累人气，然后光明上位。

当他决定翻这桩铁案时，不少人都睁大眼睛说：“张之洞，你疯了吧？你才是一个正六品的国子监司业啊，你何德何能翻这桩铁案？案子牵扯了那么多高官，别到时候案子翻不了，倒把你自己搞翻了啊！”

面对人们的质疑，张之洞十分泰然，他成竹在胸，淡淡一笑：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你们就看好吧！

张之洞做事力求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他首先简要地向慈禧奏明案情，并表达了他要翻案的请求。慈禧欠他一个人情，就同意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他走对了，因为这事只要得到慈禧的支持，他就不怕涉案高官打击报复，有慈禧撑腰，谁怕谁啊？于是在五月十一日，他一连上了三道奏折，这体现了他为民申冤的决心，也破了官员单日上奏折的纪录。

在第一道《重案定拟示协折》中，他详细叙述了东乡惨案始末，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惨案纯属孙定扬等人滥杀无辜，这个滥杀无辜是由孙定扬诬告聚众闹粮的百姓谋反，并请求文格派兵镇压引起的。而百姓聚众闹粮是由孙定扬违法加收百姓苛捐杂税引起的。因此，孙定扬是这起惨案的罪魁祸首。四百多无辜百姓都被他们残忍地杀死了，其中不少都是老弱妇孺啊。这帮人真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不杀他们不足以平民愤，而臣也不得不为痛哭流涕的四川百姓伸张正义……”

在第二道《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中，他引据经典，列举康熙、乾隆朝以来朝廷严禁地方政府加重农民负担，以及爱民如子、严惩贪官污吏的事实，并请求朝廷依法判处孙定扬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否则就很难安抚四百余百姓的冤魂，很难告慰农民英雄袁廷蛟，也很难让替罪之羊李有恒心服口服。

在第三道《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中，他恳求朝廷：“此案虽被钦定为铁案，但事情真相不是这样的。臣在四川待了三年，对此案知根知底，臣如果不为民申冤，那就愧对朝廷，愧对四川百姓。因此，臣恳请太后和皇上依法严惩孙定扬及相关犯罪嫌疑人，这些犯罪嫌疑人，不单单是四川百姓的罪人，也是朝廷的罪人，他们败坏了朝廷的形象和太后、皇上的英名，也毁掉了我大清帝国的根基大业，实在该杀！只有杀了他们，那些惨死的冤魂才能昭雪，那些受害百姓的怨愤才能平息……”

慈禧看了这三道奏折后，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毕竟那是四百多条人命啊，人命关天，怎能让他们白死呢？又怎能让凶犯逍遥法外呢？

震撼之余，她还被张之洞的谋略和见识折服：张，你这事办得好，既为百姓申了冤，也为朝廷纠了错，功德无量。另外，你的奏折也写得出奇漂亮，一下子就写到了点子上，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确实如此，张之洞的这三道奏折，环环相扣，直陈案子的要害和本质，案子的要害和本质就是孙定扬诬告受害百姓，滥杀无辜。他是罪魁祸首，必须严惩他！

相比之下，张佩纶在一年前上的那道奏折，就没写到点子上，他只强烈要求朝廷惩处杀人凶手李有恒，而忽视了惨案的始作俑者孙定扬，朝廷只好维持原判。

现在，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了，慈禧便依张之洞所奏，作出终审判决：

判孙定扬、李有恒犯滥杀无辜罪，由原来的革职，改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判文格、李宗羲、丁宝桢犯渎职、包庇罪，交刑部议处。

判恩承、童华犯受贿、包庇罪，暂停职检查。

其他数十名文武官员，均依法量刑定罪。

步入中层

张之洞仅上了三道奏折就推翻了朝廷钦定的铁案，扳倒了包括总督大人在内的几十位朝廷大员，这既是正义之举，也是神来之笔，相当给力，也相当解气！

慈禧感动了，她诚恳地说：张，你为民申冤，为朝廷纠偏，实在是用心良苦，姐明明白白你的心，姐更加看好你。

满朝文武服了，他们由衷地说：张哥，还是你厉害，你够狠！你真不愧是奏折帝，俺们学习了！

四川百姓哭了，他们激动地说：恩人啊，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不，您就是保护我们的神仙，我们祝您长生不老，寿比南山，永远保护我们。放心，这辈子，您死或者不死，我们都会供奉您的长生牌，早晚一炷香，每次三鞠躬，一生一世……

张之洞笑了，他欣慰地说：老子很过瘾，老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瘾那是假的。老子只动动笔，就功德无量，声名鹊起，实在给力！

张之洞确实很得意，同治五年（1879年）八月，他平迁为左春坊中允（掌管皇后和太子杂事的官员，正六品）。第二个月，他就被晋升为司经局洗马（掌管经籍、图书和公文的印刷与收藏，从五品）。

张之洞原来是正六品官，现在升为从五品官，虽然只升了一级，但这次升级在他的官场人生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在封建社会，官员只要晋升为五品，那就说明他已经告别了低品级官员队伍，步入中级官员行列了。

张之洞，你真不容易！

张之洞，祝贺你！

二、力阻卖国，感动大清

为民申冤，官升一级，这实在是一个激励。张之洞也尝到了甜头，他没有满足现状，而是乘胜追击，再接再厉，极力发挥言官职能，以忠君爱国爱民为怀，放眼国计民生大事，把上疏事业进行到底。他相信，靠上疏国家大事也能上位，这事很靠谱。

崇厚卖国

张之洞升为司经局洗马的这个月，朝廷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外交大臣崇厚（1826—1893年，满洲镶黄旗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自同沙皇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

崇厚历任兵部、户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奉天将军。同治年间，他还开办天津机械制造局。天津教案发生后，他还代表朝廷出使法国谢罪。

崇厚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但他不懂外交，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竟然在沙俄的强势威逼下，擅自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一共18条，主要内容是：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归还中国，但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及斋桑湖以东的土地割给沙俄；允许沙俄在蒙古及新疆免税贸易，并增辟两条到天津、汉口的商路；允许沙俄在嘉峪关等七地开设领事馆，并赔偿沙俄军费500万卢布。

崇厚擅自签订了这份卖国条约后，竟然不等朝廷的批复，悄然回国。消息传来，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稍稍有点爱国之心的臣民，都措辞严厉地参劾崇厚，清流党那些言官们的表现最狠。张之洞作为清流党的青牛角，他更是摁住崇厚一通猛顶！

沙俄的野心

在介绍张之洞猛顶崇厚之前，先交代一下《里瓦几亚条约》签订的背景。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同治中兴”的局面已开始瓦解，帝国再次内忧外患。

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在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起义头目为了攻城夺池，还向邻国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求援，浩罕王王阿古柏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率军侵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一带，并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从此开始奴役中国人民。浩罕王侵占新疆其实是受了英国的指使，英国派他侵占新疆，主要目的是抢先沙俄一步瓜分中国。沙俄看出了英国的企图，他们恨得咬牙切齿。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蓄谋已久的沙俄大举出兵侵占新疆伊犁地区，并与英国爪牙浩罕形成对峙，西北边防告急！

然而，沙俄在出兵时竟虚伪地放出口号：“我们不是搞侵略的，我们是来帮助大清帝国清理门户的，待所有失地收复之后，我们立即交还领地。”谁都听得出来这是假话，因为沙俄的狼子野心昭然于世。

直到这时，清朝当局才想到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但除了调兵遣将镇压回民起义、派人同沙俄淡判外，他们连“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这样的响屁都不敢放。

在清王朝这种极度窝囊的情况下，日本又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派兵侵占了台湾，东南告急！东南和西北两边都告急，清朝当局和满朝文武都坐不住了。危急时刻，是保护东南呢，还是收复西北呢？这个问题，在朝廷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在“东南”和“西北”两派之间展开。

东南派代表人物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他主张放弃西北，力保东南。他认为朝廷很难做到两边都兼顾，还说不收复西北对于朝廷来说不算什么，但如果失去了东南海防线，那么朝廷就如临大敌，后患无穷。

西北派的表人物则是陕甘总督左宗棠（1812—1885年，湖南淮阴人），他坚决反对李鸿章这种顾此失彼的馊主意。他认为撤兵西北就是自毁城墙，每撤一寸，敌人就会进攻一尺。到那时，所有的敌人都会来犯，必将防不胜防。他建议朝廷当务之急，应撤出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的部队，西征新疆，收复失地。

朝廷权衡利弊后，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和建议，并任命他为钦差大臣，挂帅征西。

光绪二年（1876年）腊月，经过几年浴血奋战，左宗棠终于平定了阿古柏之乱，收复了被其侵占长达12年之久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左宗棠厥功甚伟，他因此成了民族英雄。

失地都收复了，沙俄也该兑现他们的承诺了，但他们认为清政府软弱可欺，就是拖着不还。不得已，清政府只好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

朝廷崇厚出使沙俄，很多朝臣都担心他会把事办砸，张之洞更是忧心忡忡，于是他向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崇厚出使沙俄前，应先到新疆实地考察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和左宗棠碰碰头，因为左宗棠最熟悉新疆的情况，他最有发言权。

张之洞的这个建议是合理的，也是明智的，但腐朽透顶的清政府愣是没采纳，结果就导致了崇厚擅自卖国且悄然回国的丑闻。

左、李相左

崇厚擅自签订卖国条约后，左宗棠立即向朝廷建议：先和沙俄交涉，声明崇厚所签订的条约是他擅自做主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他不代表朝廷和臣民，朝廷和臣民不会答应，必须改约，重新商议。如果沙俄不同意，那我们就动用武力，谁怕谁啊！相信，只要我们足够争气，顽强到底，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一个朝廷重臣和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然而个别朝廷重臣的表现却很不咋地，比如一向主张对外妥协求和的李鸿章。

在左宗棠主张抗战的同时，李鸿章也给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崇厚是奉朝廷之命出使沙俄的，他代表的是朝廷，不能说他签订的条约不具有法律效力。条约签订了就不能反悔改约，反悔就是我们的错。如果错在我们，而我们又不认错，那就是没事找抽。人家就是抽我们，我们也底气不足，无理还手。”

肯定了崇厚，否定了改约后，李鸿章还提出了“借俄慑日”的主张：“日本非常害怕沙俄，如果我们答应沙俄的要求，就可以借他们的力量震慑日本，那么东南就无忧了。”

李鸿章最后还强调：“我们答应沙俄，虽然失去了很多，但要是改约的话，将来会有更大的灾难。另外，不要听信左宗棠的话，他领着一帮书生整天喊打打打，却不顾国家安危，他有什么把握能打赢沙俄？”

李鸿章的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朝臣们极其不满，特别是清流党的言官们。他们连连上疏要求朝廷坚定立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严惩崇厚。崇厚吓得不敢回京，他先是躲在了天津，但后来他自知罪责难逃，于是回京待在宫外，等待朝廷裁决。

一折定局

在所有上疏参劾崇厚，力谏朝廷改约的官员中，张之洞表现得最为卖力。《里瓦几亚条约》签订之后的一年时间内，他一共上了20多道奏折，他在每道奏折中，都力促力奏朝廷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光绪五年（1879年）腊月，他上了一道名为《熟权俄约厉害折》的奏折，在当时影响最大。在这道奏折中，他详细分析了《里瓦几亚条约》十大“损清利俄”的不合理之处，史称“十不可许”。同时，他还提出了修改条约具体建议：

第一，将崇厚缉拿归案，交由刑部依法严惩。这样既可体现朝廷改约的决心和强硬态度，也可堵住沙俄的嘴。

第二，大造舆论声势，曝光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公平条约和民众的愤怒之情，让地球人都知道中国人不可欺！

第三，暂缓收回伊犁，让沙俄占据伊犁的事实继续存在，这样沙俄就会理屈，朝廷就可据此责问其条约的不平等性。

第四，命令边关臣将紧急备战，在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新疆委任于左宗棠，天津委任于李鸿章，然后集中全国优势兵力，准备打边关防御战。

提出了上述改约建议后，张之洞还在奏折中痛切地指出：“现在，我朝四面受敌，处境极其不妙。现在，我朝有骁勇善战的武将，有运筹帷幄的谋臣，完全可以跟沙俄干一仗。如果再拖个几年，那么左宗棠衰老了，李鸿章也不比当年，到那时再言战的话，就力不从心了。如果不战，沙俄就会威胁整个内陆和友邻朝鲜。现在，我朝若不誓死保卫边疆，坐等沙俄入关再迎战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觐见慈禧，荣升顾问

张之洞的这些想法高瞻远瞩，兼顾西北和东南防线，主张海防和边防并举，其战略思想明显高于李鸿章“放弃西北，只保东南”的关前门、开后门思想，也高于左宗棠“西北边防”至上的关后门、开前门思想。这道奏折引起了朝廷的极大重视，慈禧看后连连拍手叫好：“张之洞，你太了不起了，我要亲自召见你！”

按照规制，慈禧一般不亲自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但张之洞是个例外。这些年来，他上的那些奏折，都深深地牵动着慈禧的心，慈禧很想见他，于是破例召见他，向他咨询改约的对策。

这是慈禧第一次单独召见张之洞，张之洞早就盼着这一天。这一天，他在慈禧面前精准的分析边境时局，侃侃而谈改约意见。他立言正色，不卑不亢，慈禧听后深为折服，不断赞叹。谈话一结束，慈禧就特许张之洞随时到总理衙门发表意见，并指令总理衙门遇事要和他商量，他成了总理衙门顾问！

张之洞仅和慈禧谈了一次话，就从一个小小的从五品京官，一跃成为总理衙门顾问。不仅如此，慈禧还把他上的奏折，发给各位军机大臣看，并特许他列席参加军机处改约会议，进一步确立他的顾问身份。这下，他在军机大臣们面前长了脸，树立了威信。

力阻崇约，得罪权臣

光绪六年（1880年）春节期间，军机处为了改约的事情开了好几次会议，会议决定由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1839—1890年）出使沙俄商谈改约事宜。曾纪泽原来是户部员外郎，光绪三年（1877年）还出任大清驻英、法公使，他有曾国藩遗风，也有外交工作经验，派他出使沙俄比较合适。

在军机处的几次会议上，张之洞据理力争，力阻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求和主张，力促朝廷改约，并通告沙俄政府：“崇厚和你们签订条约，属违制越权行为，我们不承认，必须改约！”清政府向沙俄表明了态度后，就将崇厚革职并关进刑部大牢。

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就在曾纪泽正式出使沙俄时，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并进行言语恫吓，英国女王甚至电令清政府赦免崇厚。见此情景，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1830—1902年，湖南新宁人)竟串通一气，力谏朝廷向列强妥协。

慑于列强们的威胁，清政府改变了之前的强硬态度，召集王公大臣，商议赦免崇厚的事情。张之洞义愤填膺，但他一个人无法力挽狂澜，只好在一道奏折中提出他的主张：

第一，坚决对崇厚治罪，坚决对沙俄强硬，坚决改约。

第二，可以采纳李鸿章和刘坤一对列强妥协的奏请，赦免崇厚。但要让崇厚赴沙俄重新谈判，如果他争不回失去的利益，那么就让曾纪泽把他杀了！

第三，要对李鸿章和刘坤一提出严厉批评，命令他们好生整修军防，将功补过！

张之洞的这道奏折实在够猛，他参劾崇厚倒是理所当然，可他竟然连如何惩处朝廷重臣李鸿章和刘坤一的方案都想好了，实在是猛，实在是个愤青。

不过，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张之洞的政见思想和李鸿章向来不同，他是长期抵制李鸿章的人，没少得罪李鸿章。然而，得罪李鸿章的人太多了，张之洞的那点得罪根本不算什么，李鸿章似乎也没放在心上。但在未来的20多年里，这两个晚清名臣，互相凝望，却互相敌对。

朝廷虽然没有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却在当月授他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旋即升为左春坊右庶子（正五品）。七月，他又充日讲居注官，八月迁为左春坊左庶子。这算是朝廷对他的一个安慰和鼓励吧，毕竟他所奏之事都是出于正义和公心。

正义公心，感动大清

这年六月，曾纪泽抵达沙俄彼得堡后，就致电奏清政府赦免崇厚，以示改约诚意，清政府立即同意。

张之洞愤慨不已，但为使改约顺利进行，他咽下了这口恶气，然后上了一道有关海防的奏折，指出了海防的隐患和战略布局：李鸿章和刘坤一对沙俄心怀畏惧，战争一旦爆发，他们肯定靠不住，因此请求调令湘军名将鲍超驻防京师，淮军名将刘铭传等人驻守重要防地。

张之洞的这些建议，受到了一些朝臣的抵制和非议，但边关时局确实紧张，朝廷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谈判斗争，曾纪泽终于顶住了沙俄的种种威胁和压力，将原来的《里瓦几亚条约》改签为《中俄伊犁条约》。

改签后的《中俄伊犁条约》，除了在赔款一项上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领土和商务方面，清政府则争回了不少损失。尽管这个条约依然不平等，但在软弱无能的晚清外交历史上，却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胜利来自曾纪泽不屈不挠的斗争，来自边关武将的积极备战，也来自张之洞力谏朝廷坚持原则和强硬到底的战略思想，以及他在战备部署方面的独到建议。

纵观改约一事，张之洞强烈地表现出了他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以及刚正不阿的言官本质。最终，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力促清政府改了约，为清王朝在那个黑暗而无序的世界上争了一口气！

张之洞因此声名大振，朝野内外无不佩服于他，举国上下无不感动。如果清政府当年要是搞“感动大清”年度人物评选的话，张之洞铁定当选！

通过此事，慈禧也在张之洞身上看到了大清振兴的希望，她觉得张之洞可堪大用，于是决定提拔和重用。

三、诤言回天，无上荣誉

死太监的闹剧

慈禧本来是要提拔重用张之洞的，但在《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之前，宫廷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且令她十分恼火的案子。

那是光绪六年（1880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慈禧派太监李三顺给她的妹妹，也就是醇亲王的妻子送八盒点心。按规定，太监出宫办事，是不能走正门即午门的，可李三顺仗着大太监李莲英的势力，骄纵成性，不顾朝廷规矩，直闯午门，结果被守门的护军玉林拦住了。

李三顺气急败坏，他狗仗人势地说：“我是奉太后之命出门办事的，误了事你能担待得起吗？”说完，他又强行闯门，可玉林是一个恪尽职守的门卫，他就是不让李三顺出门，两人因此争执起来。这时，护军统领岳林、护军祥福和忠和见状都赶了过来。李三顺一下子急了，他开始和对方推搡起来。推搡中，玉林不慎将他的点心撞翻在地。至此，一件轰动朝野的案子就形成了——“庚辰午门案”（农历庚辰年）。

这其实是一件屁大点的事情，可李三顺就是要小题大做，他立即找太监首领刘玉祥告恶状，刘玉祥又马上找慈禧告恶状。

“小小的护军竟敢把我送给妹妹的礼物撞翻在地，这还了得，他们不想活了！”慈禧正在为沙俄改约的事情闹心，还因此患了病，肝火非常旺，猛然得知一个小小的护军冒犯了她的威严，她就气得暴跳如雷，然后旨令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严刑审讯玉林等人！

内务府依旨将玉林等人押送刑部大牢后，刑部又接到慈禧的密旨：将首犯定成死罪！

刑部那帮人虽然是慈禧和朝廷的鹰犬，但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就是再黑暗，也不能因为玉林无意中撞翻了你慈禧的礼品，就该杀头吧？他们觉得案子不能这么办，于是拟定了这样一个处理意见：将玉林发配到吉林充苦差，其他两人或充军，或监禁。

这个处理意见已经够没人性的了，可慈禧却严斥他们：重办此案，必定死罪！刑部非常为难。如果真将玉林定成死罪，既不能服护军，也不能服朝臣，朝廷的章法也因此乱套，今后还怎么办案？无奈之下，他们把这种担忧和相关处理意见向慈禧奏报了三次，但慈禧就是认为对护军的处理过轻，就是要将首犯定成死罪！

慈禧太没有人性了。刑部决定撒手不管，让慈禧去处理好了。但这事他们不管不行，于是他们又以“皇后门卫责任重大，不可自乱章法”为由同慈禧据理力争。最终，慈禧作出了如下处理决定：将护军玉林、祥福革职，开除旗籍（二人均为旗人），发往黑龙江充苦差，遇赦不赦，永不录用；将护军忠和革职，着枷监禁五年；将护军统领岳林交刑部严加议处。

这个处理结果，虽然是刑部官员凭着天地良心，冒着丢官降职的风险争取来的，可这个结果还是引起了满朝文武的强烈不满，他们议论纷纷，纷纷拍砖。特别是清流党人，他们个个激愤难平，他们都想上疏为护军鸣不平，可到了关键时候，他们都觉得这事办砸了会因小失大，引火烧身，所以集体保持沉默。

冲动的代价

然而，正在走红的言官张之洞、张佩纶和陈宝琛怎么也沉不住这口气。从张佩纶口中得知慈禧对玉林等人的处理结果后，张之洞立即去找陈宝琛（1848—1935年，福建福州人）商议上疏，两人一拍即合，并决定各自起草，一并上疏。

当晚，两人就分头撰写奏折。陈宝琛在他的奏折中指出：“护军因稽查违规出入的太监，冒犯了太后旨意，而被革职充军，且遇赦不赦。如果这么处理护军，那今后太监出入午门，若只口称奉旨而被一律放行的话，那有护军和没护军是一样的，有门禁制度和没有门禁制度也是一样的。大清二百年来，太监犯罪者一律从严处理，绝无因与太监起争执而惩治当事人的，这种处理很不公平……”

陈宝琛的这道奏折是在为护军辩护，同时指责太监的不是和慈禧的过失。他的话已经说得很过分了，可他觉得对慈禧和太监的指责还不够狠，于是又撰写了一道更狠的奏折作为附片，欲同第一道奏折一起上疏。

他在附片中这样写道：“

此案给护军定的罪名，严得过分，骇人听闻（无不惶骇）！护军只是打伤了太监，情节和罪过都很轻微，顶多违反了宫廷治安管理条例。此案因太监不守规矩，双方发生争执和肢体冲突而起，如果给护军定那么重的罪，臣担心这事会播之四方，传之万世。不知此事始末者，更会质疑和非议（益滋疑义）……”

陈宝琛写了上述的奏折和附片后，还派人送给张之洞看。张之洞看后觉得他的奏折尚可，但附片过于激进，容易惹恼慈禧，于是在纸条上回复：“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张之洞的意思是提醒他，附片不要随奏折上疏。陈宝琛看到张之洞的回复后，犹豫了一个晚上。最后，他觉得张之洞的提醒有理，于是决定放弃上附片的念头，可张佩纶看后却鼓励他说：“哥们儿，你的附片写得太给力了，太精辟了，不用可惜啊（精义不用可惜）！”

最终，在张佩纶的鼓动下，陈宝琛改变了主意，将那奏折和附片一并上疏慈禧。

结果，他无可救药地错了。后半辈子，他为他的这个错，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慈禧看了陈宝琛的奏折和附片后，心里很不爽，她向来独断专横，最恨别人指责她，如今陈宝琛把她指责得体无完肤，颜面扫地，她肯定会找机会整治陈宝琛。陈宝琛的这道奏折，真的为他埋下了祸根。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确实被慈禧整了。

四年之后，陈宝琛因举荐唐炯、徐延旭统办军务失当，被慈禧连降九级，从此闲居在家长达25年！直到慈禧去世之后，他才出山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也就是说，出于报复，慈禧把他连降九级还不解气，又把他封杀了25年！

就因为没听张之洞的话，陈宝琛竟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他真是得不偿失！

读懂慈禧，委婉一碰

张之洞则不然。他考虑到了上疏的风险，但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对慈禧的禀性和当前案情有了深入的了解：她是一个死要面子的女人，绝不能有半点指责她的意思，必须在奏折中给她留足面子，否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她当前最痛恨的人是护军，如果还在奏折中替护军辩护，必然会惹恼她，这样非但救不了护军，还会引火烧身。她最宠爱的人是太监，如果在奏折中提出惩治太监的意见，也会引起她的不悦，事情也不会好办……

关于这些问题，张之洞在写奏折之前，就同陈宝琛交流过，可陈宝琛没把他的话当回事，结果撞了墙，最后头破血流。可既不能指责慈禧，又不能提出惩治太监的意见，更不能为护军辩护，那这道奏折该怎么写呢？

别着急，张之洞自有他的办法。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另辟蹊径：先以明朝太监祸国乱政为引子，提醒慈禧注意防范太监，重申祖宗家法，杜绝太监膨胀乱政；再以近日百姓刘振生随太监混入皇宫禁地乱窜一案为佐证，敦促慈禧认识到管束太监的重要性。这是一个绝妙的想法，请看他的奏折：

“近日护军玉林等人殴太监一案，以及刘振生混入皇宫禁地一案，均由太监引起。太监骄横，为祸最烈，我朝先帝们对其骄横者惩处甚严。就玉林等人殴太监案而言，是玉林藐视、抗拒太后旨意而获罪的，并非因太监被殴而获罪。刘振生案发后，太后既严处了护军，也惩治了太监，并非只对护军严厉，而偏袒太监……”

“但这两次谕旨，均无惩办太监的话。这样，太后、皇上裁抑太监之心，臣虽然明白，可太监未必明白，护军未必明白，天下臣民未必明白。若太监不明白太后、皇上之心，恐怕他们会拿午门案作为借口，恫吓朝臣，为非作歹；护军如果不明白太后、皇上之心，臣担心他们会拿午门案作为借口，忘乎职责，要是这样，谁来保卫皇宫和太后、皇上的安全呢？”

“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主教教主林清率领200名教徒勾结宫廷太监发动起义，实因太监为内应而起，今年秋天内务府工匠发现长春宫的屋顶天棚上有大包火药和爆炸引信，也因太监失职而起。鉴于此，敬请太后降旨，严令内务府大臣严厉管束太监，令其严守规矩，如有违反，应加重惩处，防止其成为孤鼠之辈的借口（城孤社鼠，恶其托也）。”

回天有力，轰动朝野

纵观张之洞的这道奏折，精妙委婉，面面俱到。既给足了慈禧的面子，没有触犯她的任何威严，也没有一句替护军辩护的话，而是提醒慈禧依祖宗家法，严管太监。

同陈宝琛截然相反，慈禧看了张之洞的这道奏折后，心里非常舒坦，她被张之洞的良苦用心深深打动了，她禁不住感慨：张，其实大家都明白，我是出于泄私愤，才故意偏袒太监，严惩护军。这是我的过失，应该纠正。陈宝琛对我的指责，一点儿都没错，可我就是很反感，至于为什么，我想你是知道的。你给足了我的面子，我不能不给你面子。本来我已意识到自己错了，现在经你这么一劝导，我会马上改错的，请放心。同时，我也会依你所奏，严惩和严管太监的，也请放心。

果然，看了张之洞的奏折后，慈禧对护军玉林等人作出了改判：玉林杖一百，流放两千里；祥福杖一百；忠和杖一百，监禁两年；岳林免交部议处。

改判了护军玉林等人后，慈禧还严惩了太监：李三顺责30大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俸六个月；同时令内务府大臣恪守规制，严管太监！

至此，轰动朝野的“庚辰午门案”在张之洞的妙笔帷幄下，起死回生，重见天日。最解气的是，他还借慈禧之手惩治了那些一向骄横嚣张的太监，替护军和广大臣民出了一口恶气，就连恭亲王也赞叹“这才是真奏折”！

张之洞的这种正义之举，被时人誉为“诤言回天”，这对于一个言官来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他的声名再次大振了一把。当然，这里也有陈宝琛的功劳。他当然有功，可是他做事的方法却不可取。

通过这件事，慈禧彻底改变了对张之洞的看法：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愤青，不是一个纯粹上书言事、参劾权臣的二杆子，而是一个善于揣摩人心，精于权变，做事面面俱到且富有正义感的新时期忠臣。这样的臣子很有思想，也很难得，值得提拔和倚重。

“庚辰午门案”结束一个月后，曾纪泽在沙俄也成功改约，慈禧在感到非常欣慰的同时，也没有忘却张之洞在幕后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回顾张之洞近期办的一件件大事，慈禧都特别满意，她觉得如果再不提拔张之洞就说不过去了，于是在沙俄改约的第二个月，她就把张之洞提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从四品），张之洞又升了一级！

四、征服慈禧，连升四级

窥透慈禧，迎合上意

从正五品的左春坊左庶子，升为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其实是正常升迁，并不是破格提拔，没有体现慈禧对张之洞有多么倚重，张之洞似乎有些失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慈禧觉得张之洞是一介书生，他没有做大官和做大事的经历。

张之洞确实是一介书生，从政之后，他一直做翰林和学政，做了翰林和学政后，他又做了言官。在慈禧看来，言官都是一些言过其实的人，他们纸上谈兵行，上书言事行，但要是赋予他们执政大权，肯定不行，因为他们没有独当一面的事实证明，破格提拔和过分倚重他，肯定有风险。因此，慈禧一直没有提拔重用张之洞，但她考虑过这事，只是犹豫不决。

慈禧还在犹豫之间，年仅45岁的慈安太后暴病而死！ 慈安死于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她从发病到死亡，只经历了24个小时，她死得太突然了。

慈安死前没有任何征兆，三月初九，她只是身体不适，结果在第二天晚上就死了。她死得过于突然和蹊跷，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纷纷怀疑是慈禧谋杀了她。但清史专家通过对大量史料进行分析和论证，为慈禧洗脱了罪名。专家认为，慈安死于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当时人们对这种疾病认识不足，所以才会怀疑慈禧。

慈禧虽然不是导致慈安暴死的真凶，但有关慈安暴死的种种疑团却弥漫了整个宫廷，慈禧很郁闷，也很无语。在这种情况下，她很难顾及张之洞的升迁问题。

慈安去世不久，慈禧决定广开言路，推行仁政。张之洞认为这是一个良机，于是又以加强东南海防和西北边防力量为由，给慈禧上了一道有关朝廷大员任免的奏折：“东南海防重在两江，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年老体弱，不能胜任两江防务。而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1816—1890，湖南衡阳人）却能征善战、屡立战功且精力充沛，堪当此任。”

“西北边塞重在防守，左宗棠一直督办新疆军务，他忠勇可嘉，可陕甘总督曾国荃（1824—1890，湖南双峰人）迟迟不到任，加上他最近连丧一子一侄，所以他更无心西北防务。浙江巡抚谭钟麟曾担任过陕西巡抚，他对西北的情况很熟悉，可擢升他为陕甘总督。另外，左宗棠的部将张曜也很忠勇，可令他帮办西北军务。”

张之洞的这项人事任免建议十分中肯，慈禧照章采纳。从表面上看，他举荐了彭玉麟、谭钟麟、张曜，自然是和他们拉上了关系；他参劾了刘坤一和曾国荃，自然是得罪了这两位元老，其实不尽然。

张之洞上这道奏折，正合朝廷和慈禧之意。他在上这道奏折之前，就捕捉到了慈禧对这几个大员态度信息。原来，在张之洞上疏之前，彭玉麟就上疏参劾刘坤一“耽于逸乐，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红包）”，等等。

看到这道奏折后，慈禧十分为难，因为彭、刘二人均为元老重臣，她无论得罪谁，结果都不好，于是置之不理。其实她内心是想罢免刘坤一的，只是因为有所顾忌。慈禧的这种心思被张之洞窥知，他上的那道奏折，恰如其分，深合慈禧心意。

不久，慈禧召刘坤一进京谒见，并令彭玉麟出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知道彭玉麟参了他，也知道张之洞又在背后点了一把火，他很生气，索性以养病为由乡居起来，直到九年之后，他才出山，再度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彭玉麟参劾刘坤一并不是出于私心上位，上任两江总督不久，他就递交了辞呈，返回原任。随后，朝廷便调任左宗棠接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在这件事情上，张之洞确实得罪了刘坤一。不过不要紧，刘坤一算得上是正人君子，他虽然忌恨张之洞，但他一点儿也不小人。

在西北大员任免建议方面，张之洞看似得罪了曾国荃，其实他是成全了曾国荃，曾国荃打心底感谢他。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人称曾老九，他同哥哥曾国藩一道，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中建立了不朽军功，他厥功甚伟，脾气又臭又硬。张之洞哪儿敢得罪他？

曾国荃自打接到陕甘总督的任命通知后，一直拖病不上任，慈禧知道他是嫌弃西北地区寒冷贫困，故意为之，可她很难办，因为曾国荃同他哥哥曾国藩一样，都是朝廷的有功之臣，他在镇压天平太国等农民起义军中，屡立战功且伤痕累累。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慈禧才没有难为他，但除了曾国荃之外，陕甘总督一职没有合适的人选，看了张之洞的建议后，慈禧顿时松了一口气。于是，她马上把曾国荃调往山海关督办军务，并擢升了谭钟麟和张曜。

张之洞上的这道奏折，既拉拢了和几位大员（刘坤一除外）之间的关系，也深度契合了慈禧的心意，慈禧再次对他刮目相看。

慈禧需要“曾国藩”

通过推翻东乡惨案、力阻崇厚卖国、扳回午门冤案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慈禧越来越看好张之洞，她始终没有放弃破格提拔张之洞的想法。随着张之洞的表现越来越出色，她的这种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她似乎从张之洞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曾国藩。

40年前，鸦片战争爆发，帝国内忧外患，道光皇帝慧眼识珠，重用曾国藩。曾国藩不负厚望，他竟然光着屁股，走进国库，清查库银，立了大功。后来，他在一夜之间由四品官升为二品大员，连升四级，一时舆论哗然。

曾国藩深得皇恩，也知恩图报。道光皇帝死后，他不仅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的头号功臣，也成了兴办洋务实业的首领，且位居中兴名臣之首。他为大清帝国的稳定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是道光皇帝破格提拔和重用曾国藩的结果。但是，曾国藩在为朝廷立功的同时，也给慈禧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隐患：在朝廷大员中、在各省督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来自曾国藩所领导的湘系和他的门生李鸿章所领导的淮系。如果任这两派势力无限制地发展，那么朝廷和慈禧的政权就很有可能旁落他人之手！

这可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因此，慈禧一直在培植自己的势力，一直在物色属于自己的“曾国藩”，而张之洞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慈禧看来，张之洞虽是一介书生，可他愣是凭借一己之力，推翻东乡惨案，力阻崇厚卖国，扳回午门冤案。这等大事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到的，他能够办到，说明他不是一般人。只要重用他，他一定会成为我的臂膀，成为帝国的柱石，他有这个潜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办这些大事的时候，不仅坚持了原则，坚守了正义，还充分考虑了我的感受，给足了我面子，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张之洞，我就这样被你征服，我决定破格提拔你！

连升四级，一夜走红

光绪七年（1881年）六月，慈禧终于作出一个酝酿已久的决定。她就像当年道光皇帝破格提拔曾国藩那样，也让张之洞在一夜之间，由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直接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

一夜之间，张之洞连升四级！

这实在是一个升官奇迹！

在封建社会，官员每升一级，都要经过数年或更长时间的历练，张之洞虽然没在正四品、从三品、正三品的职位上历练过，但他以前的升迁速度太慢了。他太憋屈了，他是那么有才，他应该被破格提拔。

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张之洞是一夜之间连升四级的唯一幸运儿。他终于混出头了，他长舒了一口气。

前半辈子升迁慢的历史一去不返了，接下来，他将步入后半辈子的辉煌人生。回首过去，他并不介意前半辈子的遭遇，他甚至很乐观地认为：前辈子升迁慢，等于是人生在做俯卧撑，做得越久，力量就储存得越大。一旦站起来，那将是一个大力金刚。

慈禧姐姐，我张之洞就是一个大力金刚，你如此器重我，说明你很有眼力。在未来未知的日子里，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就是新时期的曾国藩！

拥有了我，你就拥有了大清的半壁江山！

我，你值得拥有！

张之洞可以说是一夜走红，一举成名！满朝文武都羡慕嫉妒，巴结讨好。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1821—1899年，安徽合肥人）和湖北巡抚彭祖贤还联名邀请他出任湖北通志局总纂（地方志总编辑）。

李瀚章和彭祖贤的热诚值得肯定，可他们太没眼力见儿了，且不说张之洞是慈禧的红人，十足的潜力股官员，单说他目前是朝廷二品大员，堂堂副部级高官，怎么可能委身到地方担任司局级的地方志总编辑呢？张之洞拒绝了他们，不过他的态度很低调、很委婉，他坚信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慈禧委以重任。

临危受命，巡抚山西

果然，在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十六日，他就接到了朝廷的一纸任命：出任山西巡抚！

这人要是走运了，想啥来啥。张之洞就是这样，他想到了这个结果，他想要这个结果，为了这个结果，他等了近20年！

巡抚相当于省长，也是从二品官，虽然与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同级，但论实权，巡抚要远远大于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因为巡抚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而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则是有职无权的朝廷高官。

为了以示区别，我们权且把在朝廷做官的臣子称为朝臣，也可以称为京官；把在地方做官的臣子称为疆臣，也可以称为地方官。从此，张之洞结束了朝臣生涯，成为一名疆臣。

担任封疆大吏是张之洞20年来的不懈追求。记得20年前，族兄张之万曾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棒极了，想法也是很好的，不过这些好想法，还是等你今后成为封疆大吏时再去实现吧。”20年来，每每想起这句话，他心里都不是滋味。

如今，再想起那句话时，他感慨万端！因为他终于实现做封疆大吏的梦想了，他有满腔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就等着当上封疆大吏后再去实现，那就尽情地去实现吧。

这一切得感谢慈禧的恩宠，如果没有慈禧的恩宠，还不知道他现在干吗呢。这一切也得感谢李鸿藻和醇亲王的举荐。

李鸿藻十分器重张之洞，他是张之洞的靠山，张之洞所做的那几件大事，不仅为清流党争了光，也给他长了脸，他理所当然地在慈禧面前举荐张之洞。

李鸿藻举荐张之洞，还出于另外一个原因：张之洞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就因为上书言事，而从一个六品官跃升至二品大员，这肯定会引起朝中其他官员的嫉妒和眼红。加上他在上书言事时，没少得罪朝廷权贵，日后肯定会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他不希望张之洞遭遇不测，于是他向慈禧举荐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

至于醇亲王，他欠着张之洞一个人情：两年前，张之洞上疏驳斥了吴可读，力挺了慈禧，进一步确立了光绪帝帝位。醇亲王一直记着张之洞的好，加上他们政见一致，而且他们又都是张之万最亲近的人，所以他也举荐张之洞。

慈禧一向倚重李鸿藻，也越来越倚重醇亲王，甚至有意让醇亲王接替恭亲王，她肯定会采纳李鸿藻和醇亲王的意见。凑巧的是，慈禧正在物色新的山西巡抚人选，听了李鸿藻和醇亲王的举荐后，她马上应允。

当然，这一切也得靠他张之洞自己努力以及他当愤青的那段经历。如果他不努力，如果没有那段愤青的经历，他就很难出人头地，也很难受宠于慈禧。

然而，山西是个烂摊子，比及其他省份，山西的政治更加黑暗，官吏更加腐败，百姓更加贫困，税捐更加沉重，民风更加颓靡……

慈禧把这么一个烂摊子扔给张之洞，是对他的考验呢，还是把他架在火炉上烤？对于这个烂摊子，他该怎么收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