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拒潜规则，选好门生

翰林一哥

翰林院虽是国家人才库，但翰林们却都是无实际执掌的闲散京官。他们每年的工资只有百余两银子，养家糊口勉强可以，买房、买车那可想都不敢想，好在朝廷给他们分房。总之，翰林院是一个清水衙门，翰林们平时捞不到任何外快。

张之洞并不计较这些，他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可他是一个立场坚定，原则性强的公务员。初入官场，他凡事小心谨慎，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搞好人际关系。

编修工作其实很清闲，无非是编辑、撰写各类史料和文书，但就是这样一份清闲的工作，张之洞也做得格外认真，他一边认真阅览历朝历代的史书典籍，一边潜心学习各类文书文稿的写作方法。

久而久之，他的文史知识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写作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每写一篇文稿，都会得到朝廷各部门同事的热切追捧和关注，他很快成了翰林一哥，不少人还主动找他做枪手，代写文书奏折。张之洞很乐意接这样的活，既可以提高他的文笔水平和人气，也可以融洽和同事们之间的关系，他乐此不疲。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张之洞依例参加庶吉士散馆考试。他的成绩如同他的名气一样水涨船高，被列为一等第一名，他再次火了一把。

媳妇没赶上美好时代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他的心情就从兴奋的顶端跌进了万丈深渊。原来，他的结发妻子石氏病死了！石氏是张之洞生命里最重要的女人，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石氏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尽情尽责地做他的知音和贤内助。

那11年，他四处漂泊，人生失意，可石氏始终不离不弃，无怨无悔，这份执著和坚守令人动容。如今，张之洞刚刚出人头地，他们的日子会渐渐好过，可石氏却在这时撇下他和10岁的女儿，以及5岁的儿子永远离去，她没能赶上媳妇的美好时代。

张之洞的精神和心理受到了强烈地打击，中年不能承受丧妻之痛啊！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他都无法从丧妻的悲痛中走出来。有道是没有了才知道什么是没有了，他一连作了17首诗来纪念亡妻，每写一首诗他都以泪和墨，悲伤满怀。然而，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他就是写再多的诗也白搭。

同治五年（1866年）四月，在参加翰林大考的过程中，张之洞的成绩就明显受到了情绪的影响，他竟然在考卷上漏写了一个字。封建科考答题漏字，可不像今天答题漏字只扣一分半分那么简单，就因为漏掉了一个字，张之洞的成绩居然滑落到第二等第三十二名！

谁都知道他成绩下滑的原因，谁都没有嘲笑他，但这样的成绩却动摇了张之洞对未来官场的信心。因为朝廷就是要通过这次大考，为第二年各地的会试选拔考官。张之洞考出这样的成绩，他还能往上走吗？他以前的所有努力岂不是白瞎了？

张之洞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他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的人，当他意识到沉痛和悲伤的负面情绪，影响到了他的成绩乃至仕途的时候，就立即振作了起来。于是他收起悲伤，在石氏遗像前祷告：好了，爱妻，你安息吧，我不再那么消沉了，但在未来未知的日子里，我依然想你，但只把你留在心底。

你要一路走好，我也要出发了。干啥呢？基层挂职去！

基层挂职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朝廷派张之洞任浙江乡试副主考，正主考是一个名叫张光禄的四品京官。张之洞的名气早就盖过了张光禄，浙江的考生和名士听说当年的探花来主考，都倍感荣幸。对于朝廷的安排，张之洞也深感荣幸，他始终有这一种感悟：一个官员，如果没有一定的基层工作经历，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坐火箭升职的官员，倒是令人羡慕，但结果往往是升得有多高，摔得就有多狠！ 在机关坐办公室固然舒坦，但你要是永远待在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整天看看报纸抽抽烟，上网聊天侃大山，那你就如青蛙一样坐井观天。

张之洞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一直都想到基层去锻炼，好在这次机会来了。

副主考的官位虽不大，却是一个肥美的差事。晚清政治腐败，贪污受贿风气愈演愈烈，考生们热衷托关系，走后门，送银子。而考官们两眼只盯着银子，谁的银子送得多，他们就给谁多加分。一场考试下来，他们怎么着也能捞到三五年的工资。

这是晚清科场不成文的潜规则，张之洞却拒绝这样的潜规则，他此行的目的不是捞钱，而是为国家招贤纳才，为自己培植势力。

张之洞为什么拒绝潜规则？因为通过胜保的例子，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当官只要和“贪”字有染，那么其下场就和乾隆朝的和珅一样。无论贪多贪少，哪怕你只贪一两银子，但“贪”都不是为官之道。

和珅把贪官做到了极致，他是一边玩命敛财，一边大肆弄权。最后，他是财产古今天下第一，权位登峰造极。谁不羡慕？谁不佩服？可就是这么一个又红又贪的极致贪官，最后却被嘉庆皇帝赐死，而他所有的财产也都被查抄。他不仅白忙活了一辈子，还落得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做官规则与畅想

张之洞深刻地认识到了贪官的下场，自从步入官场那天起，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的规则：这辈子，无论做多大的官，无论做什么官，都不要做贪官。做贪官，做不大，也做不长。和珅倒是个例外，但地球人都知道他的人生结局。有些贪官虽然不会一时倒下，但他们早晚会倒下，终究会倒下。他们倒下的姿势一定很难看，一定会被人踩、被人扁，然后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张之洞对官场规则的认知相当精准，后半生的官场生涯，他也是这么坚守的，他一直金枪不倒。而他的搭档张光禄却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小贪官。他已年近半百了，既没有升迁的机会，也没有发家的可能，于是想趁着这次机会大捞一把，然后颐养天年。

张光禄的这个想法，在当时是一种风尚。张之洞却不和他苟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国家发现和选拔人才，选拔自己喜欢的好门生，为自己培植势力。他想，我生下来就是要干大事的，我这辈子终究是大有可为的，我不可能一直待在翰林院，我一定会升官。升官是一件好事，但必须上面有人拉你，下面有人挺你。

目前，上面拉我的人有了，他们是慈禧姐姐、张之万老哥等。这几个人的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几乎可以撑起一个国，他们的国。但下面挺我的人却不多，我平时很少接触基层，也没有得力的下属，基础相对薄弱。而一个官员的口碑和威望却恰恰来自基层下属，我需要他们。

我的那些同事们倒是愿意挺我，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我的竞争对手。搞不好，他们会在我的背后给我穿小鞋，这帮人靠不住，也不靠谱！挺我的人，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是我的下属，可我是一个七品官，谁是我的下属呢？谁愿意做我的下属呢？

好了，现在我有下属了，他们就是即将参加乡试的考生。他们虽是一介书生，百无一用，但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大清的希望和朝廷栋梁。除了这个，他们也是我张之洞的好门生，只要好好笼络他们，提携他们，做他们的恩人和导师，他们今后就是我的心腹和臂膀。

他们即使不能做我的心腹和臂膀，那最起码也是我的忠实粉丝。我决定什么，他们会在私下投票造势；我吆喝什么，他们会在现场热烈鼓掌。我选拔他们去了，他们就是我的好门生，我喜欢的菜。

点自己的菜，揽自己的人

当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中叶的时候，科举制度已严重地OUT了，它的弊端、腐朽和刻板，明显地凸显了出来。科举虽是封建社会选拔官员的唯一途径，但科举选拔的人才，并不一定都是真正的人才，而真正的人才也并不一定都能够科场得意。这对于那些学习成绩不是太好，但很有个性、很有思想、很有创造力的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可在晚清，分分分就是学生的命根儿，至于综合素质和个性特点，那纯属扯淡。

张之洞深刻地认识到了科举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他觉得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家人才发展的瓶颈问题。在他看来，这个国家太落后了，太需要改革了，必须得有一大批勇于改革的人来担当改革的重任。

基于这种考虑，他决定在浙江乡试中进行一下选人机制方面的改革。改革的中心思想是，注重学生的个性才识，而不拘于传统的文字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才，只要你有个性，你就可以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而无须考虑传统的考试格式要求。

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每一场考试，张之洞都严格监考。每一场考试结束后，他都和学生亲切地谈心聊天，很快在学生中树起了威信，也与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但对学生的每一份试卷，他却要亲自审阅，严格把关，量才录用。

一天，他的一个助理在为这样一份试卷为难：文章写得非常有特点，文采也特别出众，但有一个错别字。按照规定，这个考生是不能被录取的，助理犹豫不决，张之洞看了试卷后，却啧啧称赞：“哇，这个考生太有才了，十分难得，我们当然要录取！”说完，他大笔一挥，就将这名考生录取了。

这名被破格录取的考生就是后来的总理衙门大臣、晚清著名的外交家袁昶。袁昶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对张之洞感恩不尽，终身追随。

这次乡试一共录取了62名考生，除了有几个是通过张光禄走后门的外，其他考生都是张之洞亲手选拔的。在他亲手选拔的考生中，除了袁昶外，还有后来的陕甘、两广总督陶模，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著名学者孙诒让等十几个国家栋梁。

张光禄虽然搞潜规则，但张之洞却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考生名单拟定后，张之洞找他商议时，竟发现他衣袋里滑落出了一张银票和请求照顾的小纸条。张光禄无地自容，张之洞却大方地把那张银票和小纸条捡起来，若无其事地放在张光禄的办公桌上，不露声色地说：“老兄，这是我拟定的名单，你来定吧。”

张之洞这么给面子，张光禄既窘迫又感激。此刻，他必须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也必须得给张之洞面子，于是顺水推舟说：“老弟，你办事我放心，就按你定的执行吧。呵呵。”

“那好，那就这么地吧。呵呵。”

就这么两下子，张之洞就搞定了上司张光禄，也笼络了他的门生。他的上司只不过是他的工具，他的门生却是他的根系，他喜欢的菜！

二、左手裸捐，右手名望

名望的力量

张之洞在浙江选拔的这批考生，得到了朝廷的肯定，而他也受到了浙江当地人民的拥戴。这次浙江之行，他是于公于私都赚了。于私，他为自己网罗了一批门生，这些门生日后都成了他的心腹和臂膀，壮大了他今后的政治势力。于公，他为朝廷选拔了一批栋梁，朝廷对他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官场身价无疑会得到提升。

果然，浙江乡试刚刚结束，朝廷就委任他为湖北学政。学政是学官，也是钦差官，外放到地方，其职位就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也就是说，无论学政本身的官级有多大，但到了地方，其级别和待遇均与督抚（省长）对应，且一任三年。

学政也是一个令无数官员羡慕嫉妒的肥差。按照规定，学政可以领取数目可观的养廉银。养廉银就是政府给的灰色收入，此外，学政还能从全省各级教育机构和考生那里捞钱。

有人做过统计，在清朝干三年学政，多的可以捞三万多两银子，少的也可以捞好几千两银子，而学政的年薪只不过百余两银子。也就是说，干三年学政，最多能挣半辈子的钱。这不是肥差是什么？

张之洞毫无思想准备，就捞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肥差，又从一个官级很低的副主考，一跃成为省部级学政，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他上面有人帮，也说明他下面有人挺，他的人缘和口碑老好了。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干、肯干，表现出众。

这是张之洞第二次外放基层就职，但这一次却不像第一次到浙江主考那样短暂。

这一次，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挂职。这是上面领导对他的提携，也是对他的考验。他决心接受考验，决定在这三年任期内，大量选拔优秀人才，大胆革新科举制度和整顿科场陋习，大力做出一些突出的成绩，给上面的领导和下面的群众看看。

他想，只有这样，才能博取一个好名望，才能混好官场。

兴改教育

同治六年（1867年）冬月，张之洞抵达湖北武昌。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他给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作为学政，不仅要衡量评价学生在应试文字方面的优劣，更应注重对学生日常的基础教育；不仅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书本上的学识培养，更应注重砥砺其名节。为此，他决定以身作则，大力整顿学风，务真求实，让学生从德、智、才、行上全面发展。

为了选拔德智兼备的学生，张之洞不畏艰险，走遍了湖北各州县。每到一地，他都向学子强调“基础”和“砥砺”，强调“端品行，务实学”，然后从中选取德智兼备者，惩处徇私舞弊者，降黜浮华不实者。

经过一段时间摸底和整顿，湖北原来的不正学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学风改变后，他还把亲自选拔的学生，送到湖北师资力量最好的江汉书院深造。随后，他又对考试内容进行改革。比如，原来的试题有固定的格式局限，考生们答题时，只能用四书五经中的语言来行文，非常教条，非常没创意。他却认为通经在于致用，而不应束缚学生的思想，于是允许考生用富有个性特点的语言来答题作文，真正做到不拘一格，破旧立新。

张之洞推行的这种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学生们的思想，激发了他们的考试热情和创作兴趣，深受他们的欢迎和拥戴。

但这种改革也为张之洞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学生急剧增多，江汉书院爆满。同治八年（1869年）年初，为让更多的学生都有学上，他和时任湖北巡抚的李鸿章商议，由省财政下拨两万两银子，他也把自己的养廉银全部裸捐，在武昌兴建了一所经心书院。与传统书院不同的是，经心书院不教授学生应试方面的八股文科目，而只教授学生经解、名论、诗赋、杂著等方面的知识，即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为了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知识，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他还捐银购置一批经史书籍，并优选一些文采出众的学生，编写《江汉炳灵集》作为校刊发行。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是超前的，可惜当时的晚清极少有这样的学校。

经心书院建成后，张之洞又从各地优选了数十位高才生入院就读，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也成了他的心腹和臂膀。

再婚夫妻

同治九年（1870年）春，在经心书院落成之后，张之洞还办了一件喜事：迎娶了二房夫人。这位二房夫人是湖北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的长官，正三品）唐树义的女儿唐氏。史料和文献上没怎么记载唐氏的事迹，印象之中，唐氏没有石氏那么贤淑，她也不会抚琴。据说，她不爱学琴，夫妻俩还因此闹过不愉快。

在娶唐氏的前两年，张之洞的长女张仁檀不幸病死了，年仅13岁。张之洞揪心死了，因为长女很像他的妻子石氏，每每看到长女，他就像看到石氏一样。好在时间能抚平伤口，他希望唐氏能给他带来新的希望与快乐。

有一种风尚叫裸捐

无论怎样，张之洞在湖北的三年，是鞠躬尽瘁的三年。这三年，他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别的学政只顾揽银子，私设小金库，他却把养廉银全部裸捐，兴建学校，资助学子，实在是做官的楷模。

在那个腐朽、腐败、腐烂的社会，没有谁能够做到裸捐，特别是官员。但无论何时何地，裸捐都是一种风尚和美德。张之洞，裸捐吧，我挺你！

这三年，从眼前利益上讲，张之洞裸捐了银子，甚至一无所有。但从长远利益上讲，他却得到了很多：名望、口碑、人缘、门生、心腹、势力……特别是名望，名望是个好玩意儿，它会支持一个人走到很久。左手裸捐，右手名望。

张之洞，你扯平了，你挺划算的。

无论怎样，三年的学政干满了，还干得不错。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还大力肯定张之洞：继祁文端、张海门外，张之洞是最近以来最得士心、最得众望的好学政（最得士心，亦惬众望）。

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张之洞任职到期。短短的三年时间，他的头上就出现了根根白发。他太累了，在给妹妹张亚芬的一封信中，他很感慨地写下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人言当官乐，

哪知为官苦？

我年三十四，

白发已可数。

太累了，那就放下工作歇歇吧。二老婆，回京！

三、将心比心，笼络人心

北京剧变

张之洞在湖北挂职学政这三年，北京乃至全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太平军、捻军等各路农民起义军被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彻底镇压，国内无战事，天下很太平。

曾、左、李也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而成为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可惜的是，曾国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病故了。

曾国藩（1811—1872，湖南长沙人）是郁郁而终的，因为他处理天津教案不当不力。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法国天主教堂育婴堂有三四十名儿童突然病死，民众怀疑这些儿童是被教堂的修女们杀害做药材用的，于是聚众包围了教堂，杀死了修女、神甫、法国领事馆人员、法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

事发后，清政府慑于七国威胁，便派直隶总督曾国藩与法国方面交涉。曾国藩到天津后，没有听取多数官员绝不退让的观点，而是采取妥协、求和的策略，先是对中国民众进行谴责，然后又调查确认育婴堂并无伤害儿童的事实。

后来，在法国的强硬要求下，曾国藩处死了直接杀人的18个中国民众；流放了25个参与杀人的中国民众，赔偿了外国人各项损失46万两银两，并派大臣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天津教案发生后，中国民众齐声痛骂曾国藩是卖国贼。尽管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就是百口难辩。最后，他在群众的一片骂声中郁郁而终，享年61岁。曾国藩死后，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后世称他“曾文正公”。

这几年，除了天津教案影响较大外，西方列强对大清帝国的合伙欺负，暂告一个段落，帝国虽然傀儡，却也稳定和平，各行各业也呈现出了齐头发展的良好局面，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做“同治中兴”。

愤青的人生起点

回到北京后，张之洞充职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学官名，庶吉士老师），教习庶吉士比庶吉士高一级，但不入官阶之流。

清代的官吏等级制度沿用了自汉魏六朝以来的“九品十八级”基本制度，即由从九品到正一品，每一品都有正、从之别，但很多官职未在九品十八级之列。比如张之洞任职的学政、文渊阁校理、翰林院庶吉士和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这些官职只有相对应的级别，但不入流，不在官级之列。

因为不入流，张之洞过得很清闲，也很小资。闲暇之时，他常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等词界名士搞在一起，吟诗唱和，踏青旅游。

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初一，张之洞还召集大家在位于北京宣武区的龙树寺搞了一次大聚会。在聚会上，大家品酒作诗，谈古论今，非议朝政。有史料把这次聚会称为“咸丰同治以来，京官第一次大会”。此后，龙树寺便成了京城名士的聚集地。

看得出来，这帮人都是对朝廷不满的愤青，张之洞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后来他也愤了好一阵子，但目前他们还没有形成气候。几年之后，他们都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清流名将。

张之洞虽然对朝廷有一些看法，但他对慈禧还是一如既往地忠诚，且有意向她靠拢。但不幸的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底，他的二夫人唐氏病故了，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名叫张仁颋的儿子，当时只有一岁半。

张之洞二度丧妻，他很悲痛，但命运如此，他也只好悲痛。

挂职四川

第二年八月，张之洞又接了一份肥差：挂职四川学政。在此之前，他还担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四川地广人多，但也山高皇帝远，那里的教育现状十分令人担忧：考生作弊弄虚，雇用枪手，聚众滋事，围攻考官；考官贪污受贿，唯利是图。可见，四川科场陋习十分深重，严重破坏了考场风气和朝廷选拔人才的制度。

朝廷正是考虑到了四川的艰难险阻和科场的歪门邪道，才决定派张之洞去啃这块硬骨头。因为通过前三年的湖北学政生涯，朝廷从张之洞身上看到一个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干吏形象。四川学政，非张之洞莫属！

四川艰险

张之洞赶到四川，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认为四川科场陋习关键在于士风不正，而士风不正，会直接影响到四川的民风和社会稳定，于是他给朝廷上了一道题为《欲治四川之民，必先治四川之士》的奏折，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他首先对全省的州府展开摸底调查。川道艰险难行，可他豁出去了。半道上，他的马夫和坐骑都跌下了山谷，可他愣是豁出性命，沿着悬崖峭壁，一步一步翻山越岭……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辛考察，张之洞摸清了四川科场存在的种种黑幕和潜规则，他很有针对性地提出整顿科场歪风邪气的八种办法，并严格执行，深入落实。

勤苦治学

张之洞挂职四川学政时，省城只有锦江书院，但锦江书院的建筑和教学设置早已不符合时代要求。张之洞坚信“好人才出自于好学校”这个道理，于是征得四川总督吴棠的同意，在成都兴建了一所尊经书院。

同治十三年（1874年），尊经书院建成后，张之洞特地从全省挑选了100多个高才生入学。他选录学生的标准，就是有个性、有思想、有特长，文采出众，但不拘泥于传统格式，注重综合素质，做到量才录用。

在这100多个高才生中，有“尊经五少年”之称的廖平、张祥龄、毛席丰、杨锐、彭毓嵩，他们都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特别是杨锐，后来成了他最信任、最得力的幕僚和心腹。当年在四川时，他经常把杨锐等得意门生召来随行读书，并亲自讲学。

选取了优秀学生后，张之洞又对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全新改革，他提出“通经致用”的治学思想，即要求学生精修儒家经典，通晓经学、史学、小学、地理、经济、算术、诗词、古文等科目，然后做到学以致用，深入结合实际。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高薪聘请各科目专业教师，分科教学。在要求学生广泛涉猎的同时，张之洞还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选择两三门课程精学。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也容易造就专业人才，一举两得。

但四川交通不便，学生买书困难。于是，张之洞又把自己的俸银捐出去，给学生们买了数千本图书，极大地丰富学生们的知识结构和阅读视野，深受学生们欢迎。

为了指导学生和四川士人好读书，读好书，张之洞还编写了《輏轩语》和《书目答问》两部巨著。《輏轩语》是他为学生所写的训诫之言，主要是他的治学经验和心得。《书目答问》则是一部学生应学书目的读书大全，书中收录了2 200多种书目，是一部教育学生“端品行，务实学”的国学重要著作。

光绪元年（1875年）为鼓励学生学习，张之洞每月还组织两次考试，一次是由书院组织的“堂课”，成绩第一者，可获得3两银子的奖学金；另一次是由省督府组织的“官课”，成绩第一者，可获得10两银子的奖学金。在高额奖学金的激励下，尊经书院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的良好风气，整个四川的学风士气，也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局面。

张之洞的这套治学思想和办法，不仅深受学生拥戴和社会各界好评，也对后世的教育理念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个颇有思想作为和影响深远的教育家。

将心比心

张之洞在四川挂职三年，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任满卸职时，他连朝廷按例给付的两万两参费银都没领，而是再次裸捐，捐给那些贫寒学子，以供他们在四川读书或进京赶考。

张之洞搞裸捐，不是在作秀，也不是在博名，他还是出于两个目的：为国家选拔人才，为自己培植势力。他一直认为：恩情永远是老师和学生的感情主线。谁要是当了谁的老师，哪怕只当一天老师，那谁就是谁的终身父亲。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当老师的自然享受父亲待遇，当学生的自然尊重老师。无论过去多少年，无论学生做多大官，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老师永远是学生的恩人、长者和偶像，学生永远是老师的心腹、晚辈和粉丝。如果老师愿意为学生付出一切，那么学生也会将心比心地报答他，力挺他。

张之洞就是这样的老师，他选拔的学生就是这样的学生。浙江会试是这样，湖北挂职是这样，四川挂职依然是这样。就这样，短短几年时间，他在浙江、湖北、四川这几个地方，悉心选拔了数百位属于自己的学生，精心编织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关系大网。

如今，这张关系大网就踩在他的脚下，今后必将为他所控。而他头顶上的那张关系大网早已织就，主角便是慈禧、张之万等人，今后必将为他所用。

三娶贤妻

光绪二年（1876年）冬月，张之洞的四川学政任期结束。他要回京复职了。有意思的是，他又带回了一个老婆。他的这个第三任老婆，就是他的好友王懿荣的妹妹，四川龙安知府王祖源的女儿王氏。

六年前，张之洞从湖北任职期满回京，与王懿荣成为了好友和邻居，王氏也随哥哥住在北京，她因此成了张之洞的邻家小妹。王氏温文贤淑，知书达理，才华出众，她和张之洞的第一个老婆石氏有一拼，但遗憾的是，她也不会抚琴。在北京时，张之洞就很喜欢这个邻家小妹，这个邻家小妹对他也十分敬重，但张之洞刚刚续娶了唐氏，他不想劈腿也不想私奔。

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底，唐氏病故，张之洞再度沉浸在中年丧妻的悲痛之中，他没考虑过续弦，等他稍稍平静下来时，朝廷就派他到四川挂职学政。

在四川这三年，张之洞一直是孤身打拼，其实他很想找个伴，可他就是没碰到那个心动女生，直到再次碰到王氏为止。

光绪二年（1876年）年初，张之洞到四川龙安府主持府考，他在王祖源府上见到了四年未见的王氏。他以为王氏早已为人妻为人母，可王氏却是个心高气傲的女生，她都是奔三的大龄剩女了，却仍然待字闺中。

得知此情，张之洞怦然心动，于是向王氏表达了心声。王氏似乎在等待张之洞，后来在王懿荣的撮合下，两人就这样确立了恋爱关系。这年八月，两人在成都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王氏虽然不会抚琴，但她有一项才艺，完全可以和石氏的琴艺媲美——作画。王氏的画技十分精湛，张之洞十分欣赏。婚后，夫妻俩一个作诗，一个作画，也别有情趣。

王氏绝对是个贤内助，张之洞无论作什么决定，她都力挺。比如，当张之洞决定将自己的工资捐出兴建书院和购买图书，而成为月光一族时，她全然支持；当张之洞将那两万参费银裸捐给贫寒学子时，她也没说出半个不字。如此胸襟，真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月光的荣光

因为做了月光族，张之洞卸职时才发现自己没有回京路费。这可是一件稀奇事，没这么当官的，更何况他当的官是个肥差。危难时刻，张之洞没给组织找麻烦，也没求助别人，而是把自己多年珍藏的一些书籍卖了，这才凑够了路费。

临走的那天，学生们对他依依不舍，甚至将他送到距成都几十里外的新都。这一次，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将心比心。此后，他虽然再也没有到过四川，但那些四川学子的心，一直在他身边，从未走远。

四、找个现管，充当靠山

后台瘫痪，物是人非

几年未归，北京却是沧桑剧变，物是人非。最大的变化是皇帝换人了，时代不同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腊月初五，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载淳不幸病逝，庙号穆宗。据史料记载，同治皇帝是得天花死的，他死得很突然，谁来继承皇位是个问题，因为他没有子嗣。他死之前，皇后阿鲁特氏倒是怀孕了，可他死后不久，阿鲁特氏就自杀了。

关于阿鲁特氏自杀的原因，史料上有多种说法，但归纳起来都逃脱不了一点：这事和慈禧有关，极有可能是她逼死了阿鲁特氏。慈禧为什么要逼死自己的儿媳呢？她儿媳腹中那个胎儿，有可能是皇位继承人啊，难道她要让自己和儿子绝后吗？

慈禧确实是让自己和儿子绝了后，她太狠了。她的这种狠，其实是为了成全她的政治野心和利益。因为阿鲁特氏腹中的儿子一旦继承皇位，那她就是太皇太后了，就不能垂帘听政了。在野心和亲情面前，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野心，于是残忍地逼死了儿媳妇。

按照清朝祖制，皇帝死后如果无子，应从皇族近支中选一位侄子来继承皇位，同治皇帝的侄子只有一个，他就是道光帝的长子奕纬的长孙溥伦，时年6岁。溥伦虽然是皇位最合适的继承人选，可他却是乾隆皇帝第十一子颙瑆的后代。

溥伦的父亲载治，是颙瑆第二子绵懿的第三子奕纪的儿子。奕纬无后，奕纪便把载治过继给奕纬。这样一来，溥伦的血统就远了去了，他算不上皇族近支。大权独揽的慈禧也不会让溥伦继位，她要强暴祖宗“以父传子”的家法，仿模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兄传弟”的做法，拥立醇亲王奕譞的二儿子载湉（1871—1908）为帝。

醇亲王是慈禧的亲妹夫，那么载湉就是慈禧的亲侄子和亲外甥。慈禧选择载湉不单单是因为她和载湉关系亲近，而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载湉和同治同辈，载湉继承皇位后，她仍然是太后，仍然可以垂帘听政，统治帝国。另一方面，载湉只有4岁，容易控制，她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在载字辈中，恭亲王奕訢的长子载澄已经17岁了，他完全可以继位亲政。但就是这个缘故，慈禧才不选择他。

而载澄风流成性，**不羁，经常带同治皇帝到处逛窑子、玩小姐，久而久之，同治皇帝染上了梅毒，最终不治而死。慈禧因此恨透了载澄，她当然不会拥立载澄这样的人做皇帝。这种说法多见于野史，但符合载澄的本性，他也不具备当皇帝的资格。再者，慈禧和奕訢已产生了矛盾，她不可能把皇位传给奕訢的儿子。

就这样，4岁的载湉走马上任大清皇帝，他就是历史上的光绪皇帝。从此，他开始了长达34年的傀儡皇帝生涯。此后，他的一切，都由他的大姨妈和四伯母——慈禧做主，包括青春。在中国历史上，傀儡皇帝就是光绪皇帝的代名词。

光绪的皇帝之位是慈禧强加给他的，但慈禧这种强暴祖宗家法的做法，引起了朝野的强烈抗议，特别是恭亲王奕，他和慈禧的矛盾更加深了。为了摆平那些对自己不满的朝臣，慈禧心生一计，然后公然宣布：光绪皇帝生了儿子后，不能算是他的儿子，只能算是同治皇帝的儿子。只有同治皇帝的儿子，才能继承同治皇帝的帝位，光绪皇帝只是一个过渡。

这是慈禧为了堵住朝臣们的嘴，而作出的一个虚假承诺，朝臣们都不傻，他们继续表示抗议和不满，有的朝臣还屡屡上疏敦促慈禧尽快兑现承诺。慈禧虽然大权独揽，心狠手辣，但面对这些较真的朝臣，她还是有些心烦意乱，束手无策。

且说张之洞回京后，仅充职文渊阁校理（掌注册点验）、教习庶吉士，职位依然低微。他心里很不爽，他希望慈禧、张之万等人能提拔重用他，可谁也顾不上他。他的后台瘫痪了。一切物是人非。

首先说慈禧。慈禧最近有点烦。一方面，她要扶持光绪处理朝政，摆平朝臣们的抗议和不满；另一方面，她要设法制衡朝廷内外各个方面的势力。因此，她顾不上张之洞。而作为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她也不会插手低品级官员的升迁与任免。

再说张之万。在正常情况下，张之万肯定能够顾上张之洞，可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年过花甲的张之万就辞职回乡养老了。这阵子，他肯定顾不上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