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伯庆

小时候读孟郊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实在是故作摇头晃脑，哪知个中三味。之后求学他乡，功名累人，难与母亲相聚。娶妻生子，虽不是“有了媳妇忘了娘”，但自家儿女要人疼，昔日母子亲情似如天高云淡。出国多年，每逢仲夏母亲节，看着洋哥鬼妹一个个给老妈送礼物，也勾起自己对母亲的一片思念之情。

我的妈妈对儿女不够“关怀”，从不检查我的家庭作业，也不叫我学琴学画。我背着妈妈，公然叫三个姐姐替我做暑假作业，自己乐得一天到晚在外面“打游击”。我的妈妈也不会做菜，在食堂打饭的我常常流着口水看别人的妈妈做菜。

可是，有了妈妈，我们才有个家。因为有妈妈，我们姐弟四人吵架后仍能和好如初；即便今天远隔重洋，一开口讲到妈妈，手足之情油然而生。这份家庭的温馨和亲情迈过变化的人生和社会，把我们姐弟连在一起。

我想，妈妈一定是为了要儿子才生到我为止。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爸爸在外地工作，妈妈又不怎么管我们，所以我家四个小孩各有去处，经常忘记回家。可是，妈妈是要读期末成绩单的。我学习上有点小聪明，考试上不吃亏。可怜我的三个姐姐，一听说妈妈检查成绩单，就像小炉匠掏联络图一样，拿不出手。我那时把成绩单一举：“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可惜妈妈并不封我一个“团副”干干，最多奖励一本“找红军”之类的拼音读物。

“好时光走得快”，一九六六年初夏的一天，班主任说期末考试取消了，提前放暑假。把我给乐坏了，颠着小屁股直往家跑。我当然不会想到，这个“暑假”会长达数年，我的家庭会受多大的影响。

爸爸在一家大企业做总工程师，“文革”中斗他“反动技术权威”，他挺不住自杀了。爸爸是北方人，抗战时读书来到西南。家乡南阳是个穷地方，交大毕业后他便留在四川不走了。爸爸死后第二天，妈妈就被押到台上挨批斗。我住在成都，不跟父母在一起，妈妈很长时间没有告诉我爸爸的去世，希望我能有一份平安。

爸爸一死，家里经济很不好：大姐走“六二六道路”到了公社医院当医生；二姐走“红军经过的地方”到了四川会理当了插队知青，挣妇女工分一天两毛钱（红军经过的地方很穷，国民党都收不了税），三姐刚小学毕业。“文革”中人人自危，邻居朋友不敢沾边。妈妈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鼓励我要读大学，今后做番事业。妈妈真让我相信了自己大有前途，不能颓唐坠志，一直到现在。

其实，妈妈经历的变化更大。她出生于一个富有家庭，我的外公给一家英国公司做总会计师。妈妈是一九四七年在重庆大学读书时结婚的。解放后，外公失了业，要妈妈奉养（“文革”中红卫兵要外公用英语唱样板戏，后来被斗死）；稍后，她唯一的哥哥和嫂嫂先后病死，丢下四个孤儿；最后丈夫自杀。妈妈就是很坚强，不向命运低头。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妈妈要我第一志愿考清华。待妈妈一转身，我就改成东工。我以为东北冷没人去，好考。我那时只有初一文化，离考试有两个月。结果真让我给混进东工了。大年初一接到通知，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妈妈说你填的是清华吧。妈妈真有信心！也给了我信心——那个多难年头最需要的东西。我真幸运，能有一个这样的妈妈。我想，无数个中国家庭正是有了妈妈支撑，这个国家才能重头收拾山河。

我考上大学，也许是多年来，最让妈妈高兴的事。到东北上大学时，第一次看见妈妈为我哭了。从此后，到东北，到美国；读大学，读研究生；漂泊不定。从此后，妈妈守着儿女离开的空屋。

记得在东北念大学时生活不好，妈妈经常从四川托运食品来。几千里路，铁路货运半个月。有一次运来一小箱皮蛋，打开一看全冻坏了，四川人不知道东北有多冷，皮蛋没吃上。这样的事，我当时不在意，妈妈一定早忘了。可是，多少年后想起妈妈，那箱皮蛋就会出现在眼前。

我的家里挂着一张父母的结婚照，日月悠悠，艰难已经洗尽妈妈的风华；年岁有加，衰老未能停止妈妈的操劳。做妈妈的为儿女真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自从在美国工作以后，年年攒下假期回国。和妈妈在一起讲讲过去的事，讲讲我的女儿；那份亲情会让我想上一年。妈妈送我的情景又把我再次唤回。做了父母，才知道妈妈有多爱我；才知道我有多么感激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