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青
我刚出生时，特别爱哭，白天哭，晚上也哭。那尖细高扬的哭声将四邻吵得无法入睡，引来不少抱怨。我一哭，妈妈就会立即醒来，给我喂奶。每次我只吃一点点，然后安静下来。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哭起来，妈妈只好又给我喂奶。就这样，一个晚上要折腾无数次，真把妈妈害苦了。
外婆按老规矩，认为外孙女是在哭找干妈。于是将我的一件小衣挂在门后，口中念念有词：“从这小衣挂出之内的三天，第一个来到家里的，就是小囡的干妈。若是一条狗偶来撞上，那狗就是她的干妈。这是天缘。”妈妈直向外婆抗议。抗议归抗议，可她终究拗不过外婆的旨意。
小衣挂出已是第三天，幸好前两天内没有狗闯进来。我后来的干妈，那时是妈妈的同事，平常来往并不多。我出生之前她正好去外地出差，回来后听说我妈刚生了孩子，急忙赶来看望。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从此她就多了一个女儿。干妈非常高兴，因为她只有两个儿子，正好没有女儿。
说也真奇，从那天起，我这个哭天喊地的夜猫子，居然安静了许多，再不那么声嘶力竭地哭叫。一家人都高兴极了，外婆更是认为冥冥中一定是干妈在保佑我。
记得我七岁那年，爸爸妈妈调到一个正在创建的工厂工作。这个厂座落在离省城三十公里之处。我通常在每年的寒暑假，去干妈家里住上几天。每次去干妈家只有干妈和二哥在家，很少见到干爹和大哥。原来，“反右”一开始，干爹就成了“右派”，在远离省城的农场劳动。大哥高中毕业就当了知识青年，在另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二哥正在读高中。那时，干妈一家处境非常艰难，每月的收入几乎就靠她一人的工资。我不知道当时干妈是否因为有个“右派”丈夫被揪斗过，是否为了两个孩子曾昧着良心表示要与丈夫划清界限。那时我还太小，什么也不懂。
干爹被打成“右派”之前，是厅级干部。干妈出生于书香门第，长得小巧玲珑，瓜子脸，大眼睛，漂亮又活泼，曾是解放军文工团团员。她是在国庆之夜随文工团为首长表演节目时与干爹相识。那时的干爹年轻英俊，又有作为。时势的变化令人难以捉摸。当年幸福甜蜜的一对小夫妻，怎么能料到婚后没过几年团圆日子，干爹就成了“右派”，在农场一待就是近二十年，有时即使过年了都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娇小的干妈坚强地在尽着为人之母的责任。
每次去干妈家里，总觉得那两间小小的屋子，收拾得非常干净，一尘不染。最显眼的家电就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上面铺着洗得发黄的白色钩花布，还放有一个小相框，里面是那张干妈扎着两条小辫，穿着解放军军装的照片，笑得好纯净好甜美。干妈身上的衣服，虽然就是那两件灰色和蓝色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穿在身上，就是显得好看。干妈生性活泼，即使在当时那么艰难的环境中，她也保持着这种性格。每次与她在一起，她的风趣幽默，总是逗得我笑个不停，以致于我几乎遗忘了干爹和大哥的存在，体会不到那时他们生活之艰苦。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干妈、二哥和我一起去看川剧，回来后好长一段时间，干妈还会操着剧里王麻子的腔调，学上一番，直把我笑得前仰后合。
那时节，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我们家也不例外。平常对孩子，父母从不娇宠，不必要的东西一定不给买。在那个工厂的附近，全是成片的农田，周围都是村寨，可以说我们是生活在乡下。每次从省城回家，总有不少干妈送的礼物，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番，定会引来不少羡慕。他们都遗憾自己没有一个在省城的干妈。
人生中的记忆，最多的感悟，最深的感动，往往是镂刻在童年岁月的过往里。
儿时我有一块小表，不是真的，是塑料玩具表，干妈给我买的。那是有一次同干妈一起上街买东西，我看见街边摆摊卖塑料表的小贩，被许多孩子围着。我一时也被那表吸引住了，站在那里，忘记挪步。干妈见我这么喜欢，就走上前来细看。一块纸牌上写着：一元钱一只。当时的一元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干妈犹豫了一下，但一看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地上五颜六色的手表，就掏出一元钱，买了一块，戴在我手腕上。那是我第一次戴手表，尽管三个指针不会动，可还是足以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动不动就拉起袖子，煞有介事地看看表，乱报一个时间。这份童年的喜悦一直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少年时代，我穿过的最漂亮的一套衣裙是干妈送的：浅粉色的的确良衬衣，红底印花的尼龙丝百褶短裙。那是我在小学毕业时，考试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名，干妈早就请人从上海带回这套衣裙，作为我的毕业礼物。我特别喜欢这套衣裙，一直穿着它，直到读高中了，它们对我来说已太小，只好下放给妹妹穿。将它送给妹妹的那夜，我抱着衣裙千摸万抚，十分舍不得。后来这套衣裙也成了妹妹的最爱。直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都还十分清晰地记得它的颜色、图案和式样。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得干妈那份爱我的细腻感情。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中，干妈一直鼓励我好好读书，长大以后做个有出息的人。虽然她自己终年穿着灰蓝的衣衫，却不惜费神请人从千里之外的上海买来美丽的衣裙送给我。在干妈的心中，一定是虔诚祈祷，期冀我有一个非常美好灿烂的生活吧。
干妈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华妇女中的一个，她淳朴、坚强、乐观、热爱生活。与干妈一起度过的儿时时光，温馨甜美，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