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陶行知在15岁时进入歙县耶稣堂内地会设立的崇一学堂，学习英文、国文、数学、理化、医药常识等课程，初步了解了西方文化，拓宽了知识领域。1908年春，他来到杭州，以优异成绩考入广济医学堂，后因学校强迫学生加入基督教，陶行知愤而退学。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1910年汇文书院和其他学校合并成立金陵大学，他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陶行知在校期间，大量接触西方文化，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并于1913年主动加入基督教。1914年6月，陶行知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获美国纽约州州立大学文科学士学位。1914年8月，陶行知赴美留学，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学习，主修政治，兼修教育，仅用一学年时间即获得伊利诺斯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15年9月，陶行知获得中国政府半费奖学金和哥伦比亚大学利文斯通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著名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杜威的思想对陶行知影响很深。在此期间，陶行知还担任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领导工作，发起出版《中国学生》季刊。1917年8月，陶行知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应聘回国任教。回国后，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从陶行知的上述求学轨迹中可以看出：他从15岁起在国内首次接受教会学校的西方及英文教育，1914年进一步在国内读完美国纽约州州立大学文科专业本科课程，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学士学位，时年陶行知23岁。同年他赴美留学攻读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至1917年回国，先后接受完整的西方教育时间长达11年。

在实地体验上世纪20年代美国的教育和社会发展状况后，陶行知下决心回国改造中国当时的落后教育状况。

1910年代的美国，开始大修铁路，发明了电冰箱，启动了福特系列汽车装配线，出现了X射线等一系列新发明，公共医疗服务开始建立。对世界而言，1910年代是美国世纪的开始，是一个希望的年代。用现在的话来讲，很多方面的确与21世纪世界对中国的观感相同。1917年，美国国会通过《史密斯休斯法案》（Smith Hughes Act），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提供资助，鼓励高中开设职业课程，使职业课程成为综合高中课程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时的职业教育重点从早期的书写、计算等工作习惯与技能训练转变到更直接、系统的职业训练。尽管职业课程设置并未如预期吸引大批男生选修，而是吸引大批女生学习商业课程，但职业课程的开设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学校的主要责任就是学以致用。

除《史密斯休斯法案》外，美国国会于1914年通过面向农村的《史密斯列维法案》（Smith Lever Act）。该法案也称为《合作的农业推广法案》，由农业部主持实施。具体活动是向一般农民传播农业科学技术，并在各地设立农业试验推广站，以实践方式和印发大量图书资料，来指导农民改善生产方法和提高农业产量。该法案实施后，大幅度改善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

无论是一般中学还是职业中学，都实行职业指导制度，目标是针对劳动市场的需求，使学生能够做好就业准备。1909年，波士顿建立职业局，大力面向公立学校开展工作，举办讲座、设置就业辅导员，对于准备就业的学生开展调查和登记，取得很好的效果，其他地方纷纷效仿。1910年，全国有35市举办职业指导。康涅狄格州还于1913年开始在所有中小学设置职业指导教师，这种做法逐渐普及到全美学校。职业指导制度保障雇主聘用到合格雇员，学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受到学校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实现教育现代化以前，美国学校中的师生关系也并非像今天这样强调师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平等地位。那时的教师绝大多数都是清教徒，相信原罪说，认为人的天性是邪恶的，必须尽量压抑惩治。因此认为教师体罚学生是天经地义的。后来，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传到美国。裴斯泰洛齐认为，教育应该从儿童的兴趣、而不是学科的要求出发，最后逐渐把儿童引导到所要达到的教育目的。裴斯泰洛齐重视“实物教学法”（Object Teaching），通过儿童所熟悉的实物逐渐引导他们学习知识。

在当时的美国，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更加重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杜威认为，传统教育以书本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现代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教育要促进儿童的生长，要从儿童的经验出发，教育是经验的不断改造。杜威重视“活动教学”，倡导让学生“从做中学”，认为学习是具体社会活动的自然副产品。要使教室组织成为学习实验室，学校组织成为胚胎式的社会，把学校建成改造社会的工具。杜威的教育理论对美国以及许多国家的教育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

恰恰正是在美国教育制度部分向职业教育转向并发生变革的这段时期，陶行知来到美国深造，也正好成为了杜威教授的学生。可以说，正是在这段时期，陶行知实地近距离地看到了，感受到了美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大变革。看到了中国当时落后的教育状况与美国当时先进的教育状况之间的巨大差距，同时他在杜威的影响下，初步找到了在学成回国后要致力在中国走出一条职业教育的新路方法。可以说，杜威教授是陶行知先生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良师和引路人。正是西方教育造就了伟大的陶行知。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近代美国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恐怕没有另一个人物能够比得上杜威对美国及世界教育思想与实施，有其深远的影响及无与伦比的贡献。杜威不仅是二十世纪中的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而且在美国国内，也是一位积极推动社会改革，倡言民主政治理想的所谓自由主义派人士，同时也是一位致力于民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者。他的思想，不仅形成了美国继实用主义之后而起的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哲学体系，而且也是间接影响到新教育——所谓进步主义教育——实施与理论的一位教育哲学家。由于他毕生从事著作、教学，受业学生分居世界各地，故其影响是他人所不能匹敌的。他的门徒胡适，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著名中国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

1904—1930年，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教职。还担任过美国心理学联合会、美国哲学协会、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1896年他创立一所实验中学作为他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并任该校校长。他反对传统的灌输和机械训练的教育方法，主张从实践中学习。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其教育理论强调个人的发展、对外界事物的理解以及通过实验获得知识，影响很大。杜威曾经到世界许多地方演讲，宣扬他的想法，他曾经到过中国、印度访问，因此他的思想也影响着美国以外的地区。1919年，他先后应邀到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还去了苏联、土耳其、南非及墨西哥等地。

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职，是杜威的教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期，其间由于接触外籍学生的缘故，使他的教育思想也能影响到世界其他各地。尾野教授是一位日本的留美学生，曾受教于杜威，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日本，担任东京帝大教授，促成了一九一八年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大的讲学。

杜威的东游是个很好的契机，于是中国有五个学术团体联名请他。当时虽是北洋政府统治，但是民间学术社团与外国人交往却无任何限制。五个教育团体请他到北京、上海、南京和其他几个城市讲演，他也接受了。发起这件事的是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杜威的及门弟子，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知行学会等五个团体。4月底，胡适专程从北京到上海去欢迎杜威夫妇。杜威夫妇是在1919年4月30日到上海的。

一九一九年，杜威曾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由胡适先生等人担任讲学的翻译，把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直接播种在中国。杜威夫妇原来打算过了夏天就回美国，后来他们变更了计划，决定在中国留一整年。这是由于五四运动大大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要看一个究竟。哥伦比亚大学准予杜威教授一年的假，以后，假期又延长到两年。所以，他在中国的时间总共是两年又两个月，就是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

当杜威离开北京，起程归国的时候，胡适写了一篇《杜威先生在中国》的短文，为之送行，登在《东方杂志》和《民国日报·觉悟》上。他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民国时期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适、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均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曾是杜威的学生。杜威反对传统的灌输和机械训练、强调从实践中学习的教育主张，对蔡元培、晏阳初以至毛泽东等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