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什么，学什么”和“要什么，学什么”

陶行知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指出：“师范学校首先要问的是：教什么？这是教材问题。施教的人不能无中生有，他必得要运用环境所已有的事物去引起学生之活动。所以遇了‘教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可以下一句答语：有什么，学什么；学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就拿什么来训练教师。但是世界上有的东西，无计其数；所有的未必是所需要的。因此，我们姑且又要加上一句答语：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就拿什么来训练教师。”

这里实际上讲了两个部分的问题，一是所有的，二是所要的。所有的是教学内容的基础，所要的是教学内容的旨归。所有的具备现实性，因而容易获得现实经验的支撑，从而使得教学更易上手，更易付诸实践。所要的具备潜在性，它需要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当下，而更应该着眼于社会改革的宏大构想，对教学提出更高的要求。

陶行知曾非常简练地对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下过定义。他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第一句话“给生活以教育”是指教育的对象。第二句话“用生活来教育”是指教育的内容和作用。第三句话“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是指教育的目的。

陶行知认为，生活决定教育，生活是教育的中心，但二者不是单方面影响的关系，教育也在同时对生活产生影响。在陶行知看来，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传承既有的生活，另一个是引导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

2.“教学做合一”

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后，陶行知提出了关于教学方法的理论：“所有和所要都知道了，我们立刻发生教法问题。我们要接着问一问：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法、学法、做法是应当合一的。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所建议的答语是：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怎样教就怎样训练教师。”

如果说“生活即教育”反映了陶行知对教育价值层面的根本认识，“教学做合一”则体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方法论的精粹。他严厉批判了传统教育方法——教授法。他说：“现在的人叫在学校里的先生为教员，叫他们所做的事体为教书，叫他们所用的法子为教授法，好像先生是专门教学生书本知识的人。他似乎除了教以外便没有别的本领，除书之外，便没有别的事教，而在这种学校里的学生除了受教之外，也没有别的功课。”陶行知深知这一弊端的危害，自回国伊始就明确提出了变革的意见，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1927年，他发表《教学做合一》，进一步指出：“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做是教与学的中心，教师要在做上教，学生要在做上学。做不是漫无目的的，盲目行动不是做，胡思乱想不是做，只有动手加动脑才是真正的做。做的关键是事，有事才需要做事，做事就需要手脑联动。“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这样做的人要用心思去指挥力量，使能轻重得宜，以明对象变化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