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剑峰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热爱祖国，心系人民，自1917年回国后便积极探索改造中国旧传统教育的途径，积极推行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陶行知先生积极推行“普及教育”，并于1932年在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倡导小先生制。1935年陶行知先生又组织了流动学校国难教育社“新安旅行团”继续坚持普及教育，通过教育来救国。陶行知先生总结了他推行平民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普及教育的思想。

让全中国的穷苦百姓能接受教育是陶行知先生一生的心愿。陶行知毕其一生都在进行大众教育、平民教育的教育实践。1923年8月，先生辞去东南大学教职，为“平民教育”运动积极提倡，四处奔走。事实上，在从美国归来的那一刻起，陶行知就立下了“要使全国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宏愿，明确提出“平等教育”的概念。先生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而人民需要的是大众教育，为生活的教育。”“要想普及教育，就必须使平民教育下乡。开展乡村教育绝非易事，它需要一批有志之士全心全意为之奋斗。”“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3年6月，陶行知与同是从美国学成归国、倡导平民教育的晏阳初以及其他一些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亲自编写《平民千字课》的教材来代替《三字经》《百家姓》等旧式识字课本，因为此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法”，平民教育“可以推定国家命运”，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在南京、安庆、北京、南昌等地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足迹，他在那里创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夜校。陶行知还把教育的对象扩大到贫困的农村，他鼓励暑期留校的同学们每晚教邻近的平民识字，把文化知识普及给劳苦大众。

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特别是允许民营资本办教育之后，民办教育为普及幼儿教育和九年义务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2001年，我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陶行知先生的普及教育思想在新中国得以实现。1982年，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明确了民办教育的合法地位。1984年3月我国第一家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公助体制的民办高校“北京海淀走读大学”成立，民办高等教育逐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小学的应试教育，一切为了成绩广受批评。大学教育学术腐败，学生毕业等于失业等问题都困扰着我们国家的教育政策制定者。

“为什么要教育、教育什么、如何教育、教育成效如何验证”，这是办教育四个最基本问题，要回答好这四个问题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国教育的许多问题都跟这四个基本问题有关。陶行知一生所从事普及教育运动恰好回答了这四个最基本的教育问题，值得我们广大的教育工作者认真去思考。“这十九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陶行知先生的普及教育思想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