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新培养出来的具有生物学倾向的精神病学家——人种精神病学家——对原型系统做了研究，其中对儿童养育的关注当然是他们最密切注意的。但是，另一种新的系统正开始受到几乎同样重要的关注——即对竞争的关注。

在他的一本重要著作《人类本性与痛苦》（Human Nature and Suf fering）中，保罗·吉尔伯特（Paul Gilbert）◎保罗·吉尔伯特是英国德比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心理健康研究室主任。2003年曾任英国认知与行为心理治疗学会主席。他是一位多产的心理学家，目前已出版21部专著和100多篇论文，以研究同情（compassionate）心理治疗的神经生理学和心理治疗的有效性而闻名。描述了四种不同的生物社会目标，他认为这四种目标是最基本的。这些目标就是：提供关怀和获得关怀（即鲍尔比研究的那些原型系统）以及竞争和合作（即位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之研究核心的原型系统）。按照吉尔伯特的观点。在追求这些目标时获得的成功，会导致精神病患者恢复健康，也可以使其遗传基因更适宜（就是说，个体更有可能把他或她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另一方面，追求这些目标失败则会导致心理失常。

提供关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基石，而且有一个很好的生物学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充满关怀的社会不仅能够更好地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获得成功，而且从现代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基因可以保证我们对他人表示关怀，而他人也会携带上和我们类似的基因。实际上，至关重要的还不是个体可以自我繁衍生殖，而是他们的基因可以得到保存。达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通过子孙后代，但也可以通过帮助亲属来达到这一目标（亲属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比例的相同基因）。这是后达尔文学派（post-Darwinian）◎后达尔文学派是一些由微生物学家、基因学家、理论生物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组成的松散的学术思潮。他们并不反对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理论，而是想要超越达尔文，力图用当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来论证自然选择、进化和基因的不同作用机理。的观点，即自然选择不是对个体发挥作用，而是对基因发挥作用的。广义的繁殖适合度（inclusive reproductive fitness）◎义的繁殖适合度指衡量个体传布自身基因（包括亲属体内的相同基因）能力的尺度，只有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把自身基因传递下去的个体，才具有最大的广义繁殖适合度。的观点已开始取代达尔文的性繁殖适合度（sexual reproductive fitness）理论。因此，像利他主义这种行为才被选择出来，并且在所有社会性哺乳动物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为什么会冒着付出生命的危险去保护我的孩子、同胞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呢？答案就是，就其本性而言，使一个人自己的基因存活下来，即便不比其家族的生存更重要的话，也是与其家族的生存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用温尼格莱特采纳的社会生物学术语来说，利他主义、抚育和提供关怀就是通过基因遗传下来的反应策略，它们是在人类本性的核心发挥作用的。

但是，人们对社会所能做出的最有力的指控就是，我们并不太善于相互关怀，我们之所在这一方面会失败，就是因为我们人类遭受了如此众多的苦难。正如我们在詹妮弗的病例中所看到的，城市生活中的巨大缺失，就是缺少了亲属关系的力比多（kinship libido）：或许我们这些被迫从事关怀专业的人是受一种集体的物极必反（enantiodromla）◎集体的物极必反指任何事物迟早都会转变到它的反面。荣格认为，任何力量如果过分充溢，不可避免地就会走向其反面，这是人类心理的一条基本法则。驱使的——这是一种补偿性的企图，目的是想使已经失去的东西得到补偿。冷漠的、经典的弗洛伊德观点未能提供这种补偿。吉尔伯特认为，科胡特（Kohut）◎科胡特（1913—1981），奥地利裔美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中自体心理学（self psychology）的创始人。曾任美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副主席，奥地利弗洛伊德文献馆副馆长，著有《精神分析的治愈之道》《自体的分析》和《自体的重建》等。的自体心理学（self psychology）◎自体心理学中的“self”与荣格的“self”不同，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统一译为“自体”。为什么会如此流行，为什么会对精神分析理论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为治疗提供了一种基本原理，使治疗者对病人热情、接受和包容——这是荣格很久以前就提出来的一种看法。

海因茨·科胡特

不管怎么说，正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所观察到的，我们不是只会提供抚育和关怀的生物；我们也有攻击性、占有欲和对地位的渴望。这种描述不仅适用于情绪上受挫折的人——也同样适用于整个人类本性。

看起来似乎有两种类型的靠狩猎和采摘为生的社会：[1]

第一种类型：最简单的社会类型是建立在直接消费型经济基础上的，不存在明显的等级层次。虽然某些个体显然更具有个人支配性。

第二种类型：在较复杂的社会类型中，食物和资源的供应是逐渐累积起来，这些社会表明，社会等级地位显然肇始于此。

在所有的原始社会中，性的选择保证了地位高的男子可以比地位低的男子生殖更多的后代。由此而导致的不平等（或社会不对等）是靠力量来维持的——不是靠警察，也不是通过比赛，即习性学家所谓通过举办仪式进行的格斗行为来维持的。我们已经看到，在地位冲突中获得成功（取得支配权）与欢欣鼓舞（躁狂症）有关，而失败（处于屈从地位）则与垂头丧气（抑郁症）有关。

因此，和所有其他原始人一样——在这一方面也和所有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我们既有亲和性也有敌对性，我们既需要依恋又需要地位，我们既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也是阿德勒的信徒，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我们既追求享乐又追求政治。伯明翰社会系统研究所的迈克尔·钱斯（Michael Chance）◎迈克尔·钱斯是英国人类习性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著有《心灵的社会结构》等著作，提出了一种理解人类社会和心理结构的新的进化论观点。曾研究过这个基本的二分法。钱斯描述了在原始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两种不同而且对立的社会系统，他分别称之为享乐主义的和好战的社会系统。享乐主义社会系统具有亲和群体的特点，成员之间提供相互支持。好战的社会系统的特点是，依靠等级层次组织起来的群体，成员们关注的是他们的地位，关注如何避开这种地位造成的威胁。[2]

在好战的社会系统中，紧张、唤醒和压力都处在很高的水平上：在享乐的社会系统中，所有的事情则都比较放松。它们和安东尼·华莱士（Anthony Wallace）◎安东尼·华莱士（1923— ）是加拿大裔的美国人类学家，专长研究美国土著文化，尤其是易洛魁印第安人文化。他以提出复兴运动理论而著称。所描述的动员状态与放松状态有明显关联，我把它们描述为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人所具有的典型特点。[3]

钱斯对两种基本社会方式的区分与观念史中出现的类似的区分相一致。例如，和弗洛伊德的爱洛斯（Eros，指性本能，后来弗洛伊德将其意义扩展为生的本能——译者注）及萨纳托斯（Thanatos）◎萨纳托斯指死的本能，这是弗洛伊德在晚年提出来的一种观点，与生的本能相反，是人的潜意识中一种毁灭的本能。本能有类似之处；爱洛斯，即生的本能是在结合、整合及创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萨纳托斯，即死的本能是在分离、解体和毁灭中表现出来的。弗洛伊德在他已发表的著作中很少使用“萨纳托斯”这个术语，而喜欢使用“毁灭本能”，偶尔也使用“控制本能”或“权力意志”这类术语。

另外，在弗洛伊德对本能的理论划分中，我们发现了他对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5—前432）古希腊哲学家。他是西西里岛的一个王子，但不愿接受王位而向往简朴的生活。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四元素说，认为水、火、土、气是构成自然万物的基本元素，也称为四根说。所做的一些立论的反馈，恩培多克勒的论点认为，在两种极其对立但又相等的原则之间存在着对立，这是促使所有存在物永恒流动的根本原因，他把这两种原则称为爱与冲突。弗洛伊德承认这种联系。弗洛伊德写道：“恩培多克勒的两个基本原则——爱与冲突——无论在名称还是在功能上，都和我们自己的两种主要本能爱洛斯和毁灭（萨纳托斯）具有相同的意思。”[4]

我们还可以做出许多其他相似的类比——例如，戈登·拉特雷·泰勒（Gorden Rattray Taylor）◎戈登·拉特雷·泰勒（1911—1981）是英国作家和记者，他的名著是1968年出版的The Biological Time Bomb，这本书预见了生物技术学的诞生，另一本名著是1983年他死后出版的The Great Evolution Mystery。对平均主义的、有亲和力的母系社会和权利主义的、攻击性的父系社会所做的有价值的划分；古典中国哲学对阴和阳的划分；荣格对厄洛斯和逻各斯原则（即非理性和理性）的划分等。[5]为方便起见，我把这些类比在表1中概括如下。

表1 对应二分法

简言之，有证据表明，确实有两大原型系统：（1）与依恋、亲和、提供关怀、接受关怀和利他主义有关的系统；（2）与等级、地位、纪律、法律和秩序、领土及财富有关的系统。看起来这些系统就是健康和疾病所依赖的基本原型模式。当它们在适当的环境中被引发出来时，这两种系统都能健康地发挥作用；但是，当它们的目标受到挫折时，或者当它们被不适当地激发起来时，它们就都能引起病态。

例如，丈夫和妻子之间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们从享乐方式转向了好战方式。使爱、抚育和支持的表达方式让位于愤怒、失望和怨恨的表达方式。用地位、攻击和力图支配与控制取代了爱抚和相爱的联系方式。在家庭结构内部或家庭个别成员的人格结构内部出现了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和持久的转换时，即从享乐方式向好战方式转换时，也就为身体凌辱、性虐待、药物滥用和同一性滥用（identity abuse）◎同一性是指人的自我感，知道自己是谁、怎样进行思考，对自己的性别、价值观和角色的了解以及对自己的职业、技能和成就的认知等。同一性滥用则是指一个人不能恰当地认识自己，不能很好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做好了准备。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和日益增长的焦虑、情绪压力、抑郁、酗酒、犯罪和自杀的发生率相一致，从而使精神病患者的统计数字猛增。[6]这些灾难就是把个体化推向歧途的一些实例。

这两种社会原型系统与亚里士多德关于享乐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的生活方式相对应，对此，我们不应该因其重要性而如此迷惑不解，以致我们忽略了还有第三种方式，这种方式在荣格看来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沉思的生活（contemplative life）。因为，它代表的是第三种重大的原型规则的活动——它和对意义的知觉有关。正如荣格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与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约翰·弗里曼（191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英国人视为战争英雄，50年代曾尝试担任英国工党领袖，后转行主持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人物访谈。60年代从事外交工作，出使印度和美国任大使。1971年担任英国伦敦周末电视主席，后又担任独立电视新闻主席，1984年他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教书，1990年回到英国并退休。的访谈结束时所说，人类“不能过没有意义的生活”。

[1] James Woodburn,“Egalitarian Societies，”Man 17（1982）：431-451.

[2] Chance, Social Fabrics of the Mind, Introduction，pp.3-9.

[3] Anthony F.C.Wallace, Religion：An Anthropological View；Anthony Stevens, The Roots of War：A Jungian Perspective.

[4] Sigmund Freud, Standard Edition, Vol.23,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p.211.

[5] Gorden Rattray Taylor，Rethink.

[6] Gilbert, Human Nature and Suffering，p.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