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刻也不敢屈从于这种幻觉，即一个原型竟然能够得到最终的解释和处理……我们所能做的充其量是继续不断地梦见这种神话并为它披上一件现代的外衣。

——《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

神话乃公众之梦，而梦却是私人的神话。

——约瑟夫·坎贝尔

在荣格心理学和行为生物学之间有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尤其是在提到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和梦的功能时，两者之间的一致之处更多。习性学的观点认为，有梦睡眠的重要性在于，通过把习性（在脑中编码的物种的全部行为技能）和个别动物的近期经验整合起来，动物就能使其生存策略适合于现代，这种习性学观点和荣格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荣格早就提出，我们的梦在夜晚使我们和那个两百万岁的人的智慧建立联系，这个人是一种活的潜能，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用严格的生物学术语来说，梦是在遗传上被决定的行为排练，和演戏一样，它使有机体为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好准备。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是奥地利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早期追随弗洛伊德从事精神分析研究，后因学术观点不一致，于1909年与弗洛伊德决裂，创建了自由精神分析研究会并任会长，1912年改为个体心理学会。目前该学会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关于“梦是为生活所作的彩排”的洞见翻译成当代习性学的术语——即，梦在把习性（用我们的术语就是，生活的原型规划）组织成为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和心理活动方面发挥着某种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行为和心理活动在所有哺乳动物的那些至关重要的生活行为中普遍存在，例如，求婚、求偶、猎取食物、支配的欲望、领土的获得与保卫。

那些在种系发生上非常古老的结构在人类的梦中起某种重要作用，这个事实可以从着重研究梦的内容的统计学研究中推断出来。例如，在对大学生共同的梦所作的一项研究中，大学生报告了下列主题，按出现的频率顺次为：从高处向下跌落；被追赶或受到攻击；反复尝试从事某一项任务；与学术活动有关的经验和性。所有这些类型的梦，除了那些与学术活动有关的梦之外，都有相当明显的种系发生方面的联系。例如，一个在其进化的早期阶段很多时间都在树上度过的生物，肯定会体验到令人焦虑的跌落的梦，这是不足为奇的。同样，我们可以预料，受到追赶或攻击的噩梦会在某些物种中存在，这些物种的原始冲突包括猎食、争斗和争夺支配权。再者，掌握环境中的变化、获得身体技能、举行宗教和社会仪式等至关重要的需要，都要求人们反复尝试学习和执行这些任务。最后，性行为在物种的生存方面所起的作用则无需在此赘述。

卡尔文·S.霍尔（Calvin S.Hall）和弗农·J.诺德比（Vernon J.Nordby）◎卡尔文·S.霍尔（1909—1985）是美国心理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是行为遗传学、动物的情绪行为和释梦，尤以其梦的研究和人格理论的著作而闻名。早年受弗洛伊德影响，对梦的研究产生强烈兴趣，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分析梦的内容，提出梦的象征意义的认知理论。他与诺德比合作，研究了5万多个梦，发现了梦都有一些典型主题，这种观点与荣格关于系列梦的观点类似。他还证实某些象征符号会从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人的梦中一再出现，从而支持了荣格的原型理论。以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无所畏惧的梦收集者们也得出结论认为，根据他们对五万多个梦的考察，许多常见的主题得到了一再重复。所谓主题，他们的意思是指相同的基本情节或事件。他们写道：“这对于个体的系列的梦以及对于从不同人类群体中获得的系列的梦来说都是真实的。这些典型的梦（typical dreams），正如我们将要称谓的那样，实际上是每一个梦者都曾体验过的，尽管这些梦在个体做梦者和不同群体的做梦者中出现的频繁程度存在差异。”

霍尔和诺德比报道的那些典型的梦包括攻击、捕食其他动物、飞行、跌落、受到有敌意的陌生人追赶、美丽的景色、梦见不幸、性活动、结婚和生孩子、参加考试或经受某种类似的严峻考验、旅行（无论是步行、骑马、乘车、乘飞机还是乘坐船只）、游泳或在水中、观看火、被禁闭在地下的某个地方。他们写道：“生活在西方文明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在其一生的某个时候做这些梦，而且其中有许多梦将一再得到重复。”从思想倾向上讲，虽然霍尔和诺德比是弗洛伊德学派的人，但他们却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典型的梦表达了所有做梦者共同的关注、先入之见和兴趣。或许可以说，是它们构成了人类心灵的普遍常量。”[1]梦就是这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以支持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的假设。

霍尔和诺德比的一个更有趣的研究结果是，梦者在其梦中梦见的坏事要比好事多得多……我们由此可以推断，人们通常把这个世界想象为充满威胁、不友好和敌对占主导地位的地方。[2]这和弗洛伊德关于梦是伪装的愿望满足的观点是激烈冲突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做出这种解释，但他们的研究结果却容易使人做出这种生物学的解释，即梦的一种功能就是使梦者警觉和做好对付这种威胁的准备，在进化的适应环境中（就是说，我们人类在其中得以进化的环境和我们99%的自然存在物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这些威胁是很常见的。

尽管霍尔和诺德比坚持认为，他们的研究未受弗洛伊德假设的影响，但这些假设却显然存在。例如，他们把长着利齿的食肉动物追赶做梦者的梦解释为阉割的梦。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种梦可能是通过种系发生而被决定的。他们引证了一个梦，把它解释为阉割的梦，实际上表达的是关于景色、捕食其他动物和逃跑的原型。一个年轻人报告了下面这个梦：“我梦见我在一片很大的开阔地里，各种各样张开大嘴、长着利齿的庞大动物正在追赶我。我从这边跑到那边试图逃走。这些庞大的怪兽终于把我包围住了。它们打算用爪子抓我并吃掉我。我被吓醒了。”[3]

从荣格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最有趣的发现是，某些共同的象征会在具有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的梦中反复出现。大约在霍尔和诺德比进行其研究的同时，由美国的理查德·格里菲斯（Richard Griffith）博士与日本的官木（O.Miyagi）和田胡（A.Tago）博士联合进行的一项引人入胜的研究，对肯塔基州的250名大学生和东京的223名大学生的梦做了比较。他们一共收集了七千多个梦，当他们对这些梦进行考察，想要发现某些主题会多么经常地一再出现时，他们却发现，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另外，经过检验的那些经常出现的主题非常类似于霍尔和诺德比所描述的那些主题。[4]

看起来梦总是一再回溯那些显然时时处处都和人类有关的主题——我们称之为原型的主题。荣格的格言再一次得到了证实：“归根结底，每一个体的生活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永恒生活。”[5]

对于每一种哺乳动物的生存都至关重要的是，基本的反射过程（即习性学家所谓固定的行为模式）在物种的本体发展过程中被有效地组织成为适当的行为。四种以F开头的基本的固定行为包括：觅食（feeding）、战斗（fighting）、逃走（fleeing）和私通（fornication）。如果米歇尔·朱卫是正确的，而且快速眼动（REM）睡眠确实是一种“由遗传决定的行为的排练”，那么，梦的重要意义便在于，甚至在遇到可以产生味觉的、有威胁的或引起性欲的刺激之前，梦就能使动物对食物、威胁、攻击或遇到的性对象做出恰当的反应。正如J.阿伦·霍布森（J.Allan Hobson）◎J.阿伦·霍布森（1933— ）美国精神病学家和医学界的梦学研究权威，以研究快速眼动（REM）睡眠而著称。目前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荣誉教授。在他那本不可不读的书《做梦的大脑》（The Dreaming Brain）中所说，行为活动的神经计划表必定早在要求人们做出某种行为之前就已经定位好了。[6]

霍布森报告了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事件，这一事件使他相信事情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的梦和我们的遗传确实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们能进行自我保护和进行战斗，尽管我们从未接受过这样的训练。“有三个人曾在我停车的那个停车场里围攻过我。”他写道：

这是一个春天的清晨，我正准备到实验室去监控一下在睡眠实验室里进行的一项实验。我绞尽脑汁并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但这一切都未能成功地保护我免受袭击。只是在我被击倒在地失去知觉、并且遭到一通拳打脚踢之后，某种原始的欲望才在我心中升起。我记得当时只觉得似乎有一种非人的力量，很可能是把肾上腺中的荷尔蒙冲动给激发起来了。我把这三个人摆脱掉，其中有两个人在追赶我，我以奥林匹克竞赛般的速度跑到一个胡同里。我记得，在我的攻击性力量达到高峰时我想的是：“这些人想要杀死我。”

这种快速激发出来的原始的攻击性能量和力量来自何处呢？这一系列独特的行为方式在以前可是从未出现过啊，但我却莫明其妙地能做出这种特殊行为。我当然不可能有时间在现场现学现卖啊！我并不否认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游戏的价值，也不否认男孩子玩的那种仪式化的攻击性游戏的价值；但是再往深处追溯一下，我猜想许多这类行为事件的脑基础其实早已定位好了，并且一直保存下来，就是为了应对这种事件的发生。它虽然未能挽救我的鼻子（它被打成粉碎性骨折），但却挽救了我的生命。[7]

霍布森评论说，和攻击性一样，性行为也依赖于一些固定的行为模式，这些模式有自己的活动过程，而且显然，它们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这样，即便很长一段时间不用，一旦遇到某一性对象时也会迅速地引起这种行为。这个事实可能会消除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Oscar Hammerstein Ⅱ）◎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1895—1960），美国著名音乐家、歌词作家、音乐剧制片人和导演，曾与理查德·罗杰斯合作，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疑虑。哈默斯坦二世结婚很早，他的未来的岳丈想要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童男子，而哈默斯坦则立即宣称他是的。这位愤怒的父亲反驳说：“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你打算在我女儿身上实践一下啰？”他的这种焦虑之情显然是毫无必要的。快速眼动睡眠时期的阴茎**和遗精这类潮湿的梦，尤其是在青春期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做梦发挥作用的外部标志，它使那些为性体验和性行为负责的心身基础结构得到了激活和保持。据我们所知，使弗洛伊德最感兴趣的正是做梦的这种功能，他过分强调这种功能的意义，想把所有的梦活动都归入到它的影响之下。

霍布森的建议和朱卫的观点一样，与荣格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虽然保罗·麦克莱恩在荣格去世几年之后提出了他的三位一体的脑（triune brain）◎所谓“三位一体的脑”是指新皮质、边缘体和R-复合体。这是1990年麦克莱恩在其著作《进化中三位一体的脑》（The Triune Brain in Evolution）中提出的一种假说。在他看来，这些神经通路的发育，使那些原本构造比较简单的爬行类动物的脑，逐渐进化为哺乳动物的脑。概念，但荣格对此已经有所预见。他认为，关于哺乳动物或爬行动物的梦和脑中种系发生上非常古老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结构有关，是自然本性自身那些更深层次意图的表达。荣格写道：“心理在进化上的分层在梦中要比在意识的心灵中看得更清楚。在梦里，心理是以意象的形式讲话，并且把那些源自本性的最原始水平的本能表现出来。因此，通过对无意识内容的吸收，短暂的意识生活就能够再次与自然本性的规律和谐相处（本来人们是很容易与之分离的）、而且还能把病人引回到他自己存在的自然本性的规律之中。”[8]

荣格论证说，我们的各种心理问题，神经症的、精神病的、心理病理方面的问题或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是因为与我们的本能失去了联系，与储藏在我们心中那古老但却未曾遗忘的智慧失去了联系。那么，我们从哪里和我们心中的这位老人进行联系呢？在我们的梦里。”[9]因此，梦是自我和无意识在夜间进行的终生对话中使用的语言：它们是个体在心理上与物种的生命循环建立联系的手段。

当我们考察同一位梦者所做的一系列很长的梦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就变得昭然若揭。每一个别的梦都是一种补偿性的行为，是“对片面性的一种暂时的调整，或者使发生障碍的平衡保持均等”。荣格写道：“但是，这些显然各不相同的补偿活动却以更深刻的洞见和体验把自己安排到某种计划之中。它们似乎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并且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服从于某种共同目标，这样，系列的长梦看起来就不再是一长串毫无意义的、不连贯的和单独发生的事件，而是类似于在一个有计划和有秩序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连续的步骤。这个无意识过程是在很长的梦系列的象征作用中自发地表现自己的，我把这个过程称为个体化过程。”[10]

[1] 同上书，第33、35页。

[2] 同上书，第2页。

[3] 同上书，第26页。

[4] Richard Griffith, O.Miyagi，and A.Tago，“The Universality of Typical Dreams：Japanese versus Americans”,载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0（1958）：1173-1178.

[5] Jung，Collected Works，Vol.2，第146自然段。

[6] J.Allan Hobson，The Dreaming Brain，p.294.

[7] 同上书。

[8] C.G.Jung, The Collected Works，Vol.16，第351自然段。

[9] C.G.Jung，Psychological Reflections：A New Anthology of His Writing，1905—1961，p.76.

[10] C.G.Jung, The Collected Works，Vol.8，第550自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