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条原则，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提升到人类学之基本规律的地位，而且我很高兴地说明，在伟大的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维克多·特纳（1920—1983），英国人类学家，他以对恩登布人（Ndembu）的象征符号和仪式过程的研究著称。去世之前不久，我能够使他相信这条规律是有效的。[1]这条原则可作如下说明：每当人们发现某种现象具有所有人类社会共有的特点时，不论其文化、种族如何，也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代，它都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的某种表现。
事实上，所有的文化，无论其地理位置或历史时代如何，都表现出大量的社会特点，这些特点本身绝对具有某种独特的人类文化的特征。乔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乔治·默多克（1897—1985），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以开创人种学研究的实证研究取向及其人口学名著（Old World）而著称。和罗宾·福克斯（Robin Fox）◎罗宾·福克斯（1934— ），英裔美籍人类学家，他于1967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创建了人类学系，此后一直在该校任教。他于1972年出版的《动物帝国》（The Imperial Animal）提出了关于人类进化的社会食肉动物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已经独立地把这些特点按目录做了分类。按照这些人类学家的观点，在已知的人类文化中，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缺少关于财产方面的法律，都有解决争论的程序，管理求婚、婚姻和通奸，与食物和**有关的禁忌方面的规则，规定问候的形式和称呼方式的礼节方面的规则，关于工具和武器的制造、合作劳动、访问、盛宴款待、好客、奉送礼物、葬礼仪式的举行、信奉超自然的事物、宗教仪式、神话和传说的讲述、舞蹈、心理疾病、信仰治疗、释梦等方面的规定。[2]
所有这些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模式都是原型在发挥作用的证据。关键在于，我们任何一个人在生活中所经验到的东西，并不单纯地是由我们个人的人生阅历决定的。从根本上说，它也是受整个人类的集体历史指导的。这个集体的历史在集体无意识中被转化成生物学密码，而且这个密码起源于如此遥远的过去，以至于随着时代的演化而被掩蔽在原始雾霭之中。
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具有的原型天赋，指导和控制着我们人类的生命循环——降生和受到母亲的照管、对周围环境的探索、对陌生人表现出警惕性、在同伴群体中玩耍、作为社会团体的成年的一员而被介绍进来、在社会等级中确立一个地位、在狩猎时和与其他部落交战时男子之间的联合、人们之间的求爱、结婚、哺养孩子、参加宗教仪式、承担高度成熟的社会责任以及为死亡做准备。荣格有一条格言，对这一切做了总结：“归根结底，每一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我们人类的永恒生命。”[3]
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足够多而又吸引人的证据，其中有深刻的内涵。但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人类学家们对这些文化的普世性特征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却宁愿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差异同生物学因素联系起来，而是同儿童哺养的实践活动和地理的、气候的以及经济的特点联系起来。这又是支持环境论和敌视进化论生物学的学术偏见的一个实例。但是，始终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荣格在克莱因·许宁根（Klein Huningen）长大成人以及后来在巴塞尔上大学的那些年月里，一个名叫阿道夫·巴斯蒂恩（Adolf Bastian）◎阿道夫·巴斯蒂恩（1826—1905），被誉为19世纪德国的通才，对民族学和人类学贡献很大，影响了美国人类学家法兰兹·鲍亚士。他反对环境决定论，主张人类心智一致性。他对当时的心理学发展亦有所贡献。的德国人类文化学家在世界各地游历，研究大相径庭的各民族的神话、民间传说和风俗习惯。给巴斯蒂恩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所遇到的主题之间都有很多类似之处，他称之为基本观念（Elementargedanken），这些观念始终不变地以当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他恰好在当时正进行研究的那些民族群体所特有的表现形式。他称之为少数民族的观念。[4]
巴斯蒂恩的发现与荣格的发现是一致的。荣格认为，原型是一个基本的主题，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就是据此设计出它们自己的个别变式的。在大多数时候我们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些基本主题的存在，但却对此沾沾自喜，认为我们个人表达出来的东西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所为。
阿道夫·巴斯蒂恩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也花费了毕生精力研究普遍的文化特征和其中所隐含的无意识过程。他写道：“如果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在于把形式强加到内容之上，如果对所有的心灵来说，这些形式——古代的或现代的，原始的或文明社会的形式——都是基本相同的”，那么，我们就能获得一个对所有的风俗和习惯都有效的解释原则。列维-施特劳斯和他所属的人类学学派最终所关注的是“集体现象的无意识本质”。在这些集体现象之中并且为这些现象负责的，就是列维-施特劳斯所谓无意识的基础结构。这些概念和荣格的原型有如此明显的联系，因而无需再做进一步的评论。但奇怪的是，列维-施特劳斯却总是假装无视荣格的理论。正如尤金·达基利（Eugene D'Aquili）和保罗·库格勒（Paul Kugler）所指出的那样，在这样做时他完全歪曲了荣格的观点。[5]
例如，列维-施特劳斯指责荣格的下述观点在生物学上是天真无知的，荣格认为原型与心理内容是一致的，但和其中所隐含的无意识形式不一致。事实上，荣格的观点和列维-施特劳斯指责他的观点恰恰相反。正如荣格早在1935年就写明的：“有必要再次指出，原型并不是由它们的内容来决定的，而只是由它们的形式来决定的，而且决定的程度非常有限。只有当某种原始意象成为有意识的并且因而可以用意识经验的材料填补上时，这种原始意象才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原型本身是空洞的和纯粹形式的，它除了是一种事先形式化的潜能（facultas praeformandi）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是。”[6]
正如库格勒富有说服力的评论所述：“和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相比，荣格对于无意识中的形式关系的描述要早了将近15年！”法国的结构主义和荣格的心理学都认为，“无意识的基本功能是把形式（基础结构、象征功能或原型）强加到内容上，特别是强加到神话、梦、社会风俗、心理病理学和语言上”。[7]
在美国的人类学家中，实际上，进化论取向的唯一提倡者是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罗宾·福克斯和莱昂内尔·泰格（Lionel Tiger）◎莱昂内尔·泰格（1937— ），加拿大裔美籍人类学家，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人类学教授，著有《男人的衰落》（The Decline of Males）一书。。他们蔑视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困扰着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论。福克斯询问道：“若没有常量，我们怎么能够研究变量？人类学家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在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中碰到过在各种各样的象征的伪装之下进行的类似的过程吗？”福克斯的态度非常接近巴斯蒂恩的态度；他论证说：“人一旦识破表面的表现形式，人类社会安排的一致性也就显而易见了。”和荣格一样，福克斯认为人类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一束潜能”。他继续说道：“这些潜能或先天倾向或偏见，就是人类所独有的自然选择过程的最终产物。”进而，“人之所以拥有他所拥有的各种文化和社会，是因为他就是他所属的那一类人。”[8]
福克斯的声明像不证自明的公理一样令我吃惊，但这些声明除了使他受到其同伴的辱骂之外，并没有给他带来别的什么。不管怎么说，他和荣格一生的遭遇差不多。福克斯继续艰难地遨游着，与学术浪潮进行着搏斗，人们对他越来越感兴趣，因为他是一个敢于搏击风浪的人和思想家。毕竟只有死鱼才会经常随波逐流。
在即将书写20世纪的理智史之际，我相信人们将会发现，社会科学家们和行为科学家们令人悲哀地未能实践他们最初的诺言。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因为他们力求在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进化论生物学基础上建立一座理论大厦。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嘲讽，即荣格心理学宣称能够建立一种科学的基础，它比经常嘲笑它的社会科学更加健康，因为荣格的心理学是建立在一种主要是生物学的假设即集体无意识基础上的。这些组成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是一些生物学的实体；它们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成的。这是一个最具有重要性的事实，因为在原型中我们有一种理论倾向，这种倾向不仅能使心理学发生革命，而且也能使精神病学和人类学发生革命。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似乎就是把荣格的研究扩展到这样的地步，就是说，使我们能够比较肯定地说明，我们的原型潜能可能有哪些基本参数（fundamental parameters），或者说，要想使最理想的个人发展得以实现（或者像荣格所说，使个性化得以进行），这种潜能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条件和社会条件。整理来自其他学科的证据是促使这一目标实现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另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嘲讽是，对荣格的原型假设的最强有力的科学支持来自一个最令人吃惊的方面：行为生物学——或者人们所逐渐熟知的习性学。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一证据。
[1] Victor Turner,“Body, Brain and Culture,”载Zygon 18（Sept.1983）:221-245.
[2] George P.Murdock,“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Culture,”载The Science of Man in the World Culture, R.Linton；Robin Fox, Encounter with Anthropology.
[3] C.G.Jung, The Collected Works, Vol.2，第146自然段。
[4] Klaus-Peter Koepping, Adolf Bastian and the Psychic Unity of Mankind.
[5] Claude Le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pp.18, 22；Eugene d'Aquili,“The Influence of Jung on the Works of Levi-Straus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Ⅱ（1975）；Paul Kugler, The Alchemy of Discourse：An Archetypal Approach to Language.
[6] Claude Le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 p.65；C.G.Jung, The Collected Works, Vol.9（上部），第155自然段。
[7] Kugler, The Alchemy of Discourse，p.46.
[8] Fox, The Search for Society, pp.19、2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