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受过教育的西方社会的成员，我们享有许多共同的假设：其中一种假设是，我们能够潜在地认识一切可以认识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开始把认识推向其极点，而且询问什么是“认识”、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任何事物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才从这种幻想中摆脱出来。在宇宙开始存在之前存在着什么？所有创造物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事物的存在？当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才开始明白，可能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我们所无法把握、认识甚至想象的，更不用说理解它们了。

但是，这些问题却是那种连小孩子都会感兴趣的问题。正如所有的儿童都是天生的艺术家一样，他们也都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他们提出的那些天真的问题常常具有某种深度，以至于即使我们花费毕生的精力进行研究也难以了解。为什么会有地球？上帝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死亡？我们为什么非要死亡？是什么使我们活着？妈妈，在爸爸把我放在你的肚子里之前，我在哪里呢？当我在5岁时向我的母亲提出这个问题时，她那令人震惊的回答——“我不知道，宝贝”——促使我第一次产生了积极想象的体验：我曾对着一片白云进行过茫无尽头的等待，等待着苍天把我召唤到我父母的卧室——这种等待是极其令人厌烦的。那种体验教导我，我能生活在这里，这是一件多么奇迹般的事情啊！生命是多么宝贵啊！一个人必须怎样珍爱生命，怎样欣赏度过的每一天。

对人类起源问题的关注使儿童具有了神话学和认识论的倾向。他们大多数人之所以失去了这种倾向，是因为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人并不享有这种倾向。然而，有少数人却从未停止过这种认识论的探求。他们就是那些奋斗不息以至最终成为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的人。他们受到某种力量的驱使，要去发现这些天真问题的答案。当他们找到答案时，这些答案反而只是引发他们提出更多的问题，因此，他们往往被这些问题纠缠住，而这些问题也就成了他们自己毕生专门研究的问题。荣格就是这种人当中的一个。

当荣格在82岁开始写自传时，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一生是一部无意识自我实现的历史”。他写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无意识，而不是我的无意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强烈地吸引着他的是人类普遍未知的东西，它们一代又一代地在世界上寻找着化身。在回顾他的一生时，他写道：“就我而言，一定是有某种朝向理解的强烈欲望带来了我的诞生。因为这是我的本性中最强烈的因素。”[1]他承认我们天生都有一种“想要认识的需要”，但他觉得在这一方面他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天赋。

这种特殊的天赋使他能够感知到在一些典型事件背后发挥作用的那些原型模式。他经常承认这个事实：原型是超越的，无法表述的，因而其本身是不可知的。这个事实反而更增强了原型对他的吸引力。

荣格的认识论使命——他想要认识事物的需要——使他对拥有灵知的人或教派（the Gnostics）◎“Gnostics”，诺斯替教派，诺斯替主义者（指拥有灵知的人或者派别）,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它重视某种神灵的直觉，认为灵知是对宗教真理的直觉认识，认为只有信仰才能得到知识，在西亚、东亚哲学中曾被视为邪教。始终有一种强烈的爱好。诺斯替教（gnosticism）这个早期基督教派别（古希腊的智者gnostikos，一个能认识事物的人）认为，必须把灵知（gnosis，知识）和智慧（sophia）及一般知识（episteme）区别开来，因为灵知不同于其他各种知识：它不是从普通的来源获得的，也不是通过感官获得的，而是通过特殊的启示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的。荣格相信，他是在青少年时代坐在巴塞尔大教堂的屋顶上排便时对上帝的幻想中获得这种启示的。而且这使他简直不能忍受他的父亲在面对他自己失去信仰时表现出来的胆怯。每当荣格与他争吵时，他的父亲就变得很烦躁不安并转攻为守地说：“你总是要去想”，他往往抱怨说，“一个人不应该去想，而应该去信仰”。荣格却不能容忍这种观点：“不”，他认为，“一个人必须去体验和认识”！与他那位已经在心理上破产的父亲之间发生的这些心灵冲撞，使荣格更加坚定了对诺斯替教的信念——当一个人献身于认识和体验这种心理的现实时就更要坚定这种信念。[2]

事情的发展也需要进行检验和探究。尽管深受弗洛伊德的吸引（弗洛伊德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是他父亲的对立面），但荣格却不可能承认，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基本概念的精心阐述是对已确立的智慧的绝对正确的说明。他必须对它们进行检验，最初是用字词联想测验（word association test），◎字词联想测验最初由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于1879年首创，后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将其引入反应时实验中。荣格进行了一系列字词联想测验，发现了隐藏在个体潜意识背后的情结（complex），据此提出了情结理论。如果被试在刺激词之后表现紧张、大笑、反应过久，则把这种情况视为情结，通过对情结的深入分析，可发现隐藏在被试无意识深处的心理症结。后来则通过他对精神分裂症的观察及其对神话学的研究。尽管弗洛伊德极其不高兴，但荣格还是对精神分析的两个基本假设质疑，即：（1）力比多完全是性欲的（荣格则认为并非如此）；（2）无意识完全是个人的，是个体所独有的（荣格则逐渐认识到无意识比这包含得更多，所有的人类都享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结构）。

荣格发现，精神分裂症的幻想和神话非常相似，对他来说，这一发现是一个理智上的分水岭。这使他坚信，弗洛伊德的观点简直就是狭隘的个人至上论，以至于使他看不到由于我们的人性而使我们大家共同享有的超个人的心灵存在。荣格称之为自然心灵，这是一种动力学的和普遍性的基础，我们的私人世界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界定和确立使个人的觉知（awareness）得以成长发展的这个基础，便成为吸引他的余生的一项任务，而且他关于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假设（用阿德勒的话来说）就是一些“指导性的虚构”（guiding fiction），在他和弗洛伊德决裂之后，这些“指导性的虚构”才使他能够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

当荣格宣称原型——自然心灵的基本单位——基本上是不可知的时候，他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它们是不可直接认识的。在荣格看来，私人的体验、内在的认识、灵知（神秘的直觉）都是原始的。所有其他事物则都是推论出来的，其中一个原型的存在只能从它在神话、精神病的幻想和梦、尤其是“大”梦或像人类学家们所谓“文化模式的梦”中的表现推论出来。

荣格本人于1914～1918年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立立场的瑞士进行的“无意识实验”，后来在他对西非的埃尔贡地区和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的考察中得到了证实和解释。在他看来，这些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以下三个关键假设的有效性。

（1）心灵是主要的论据——不仅是心理学的而且是我们生命的主要论据；（2）它是客观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建构我们的精神或者决心要使它存在：它是先验地存在的，是自然的或进化的产物；（3）客观心灵的基本单位是原型——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它为我们在整个一生中的舞蹈设计了基本的动作模式。正是这种原型，而不是我们的意识自我在承担后果和发号施令，正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所理解的：

我们一降临人世——便带着

一种偏见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

而且在这里时，每一种新的东西

都会影响我们接近真理；

我们并未发号施令，我们的存在必须保持和谐。

——埃特纳火山上的恩培多克勒，1852年

[1] C.G.Jung,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p.297.

[2] 同上书，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