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时期的书法

（一）甲骨文

据说1899年，北京，一位名叫王懿荣的官员因为患上疟疾，太医给他开了药方，药中有一味药叫“龙骨”。当王懿荣打开药包检视药物的时候，赫然发现“龙骨”上竟然有似篆非篆的刀痕！王懿荣大为讶异，因为他本人就是金石学家，有一定的古文字造诣，于是，他决定把药店中带有刀痕的“龙骨”都买回来，并将此事告知他的好友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也是个金石学家）。由此，已经湮没三千多年的甲骨文重见天日。

就是这一伟大的发现，把汉字的起源一下子上推至商代，甲骨文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考古所发现的最早形成系统的成熟文字。

目前，从殷墟等地出土的甲骨文片已有十五万片以上，甲骨文文字总量超过百万，单字字汇有四五千个，但其中已经释定的甲骨文字却仅一千多个。这些甲骨文绝大部分为殷商时期的，有的是西周的。

据研究，甲骨上的文字有先书写后契刻的，还有直接用刀刻出来的，有不少甲骨片是练习性质的，而且是师带徒式的契刻练习性质。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非常注意文字的美观了（甲骨文的“文”字本身即有“美饰”的含义）。

根据现有的甲骨文研究成果，学界一致认为，甲骨文的书法风格每个时期都不一样，或雄伟，或整饬，或劲峭，或委婉，或疏放，已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笔法、结构、章法等均已完备。

正如高明在《古文字学讲义》中说：“由于当时刻写卜辞的人数不多，同一时间之内彼此差别不大，而不同时期的书法却有不同的特点。一般讲，一期字体雄健宏伟，二期字体拘紧整齐，三期字体颓靡柔弱，四期字体刚劲简陋，五期字体纤细严整。”

现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以罗振玉于1921年发表的“殷墟文字楹联”为标志（2），也有人认为最早以甲骨文进行创作的是天津的孟广慧，但孟氏此类书迹并不见传世。尽管甲骨文有可释读字数少、缺少相应的文化氛围等限制，但进行甲骨文书法创作仍是代不乏人，其中最常见的样式是集字为联，也偶有集诗、集文的，还有不少人以甲骨文入印。

（二）金文

根据《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学术界相信在甲骨文之前已经出现了体系比较成熟的文字，只是还没有相关的出土实物可供印证。但从《尚书》的记载中已有的“册”字和“笔”字可以推知，当时的人们已经使用毛笔在竹简上书写了！只是竹简不如甲骨坚硬，没有保留下来而已。

而早在殷代，就已具备铸造青铜器的技术，而且至今发现的殷周时期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有六七千件之多！

因此，我们现在能见到的青铜器铭文是殷商之后的。

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被称为“金文”，因其中的礼器以鼎为多，乐器以钟为多，又被称为“钟鼎文”；也有人称之彝器文字、吉金文字。

金文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凹下的阴文，叫“款”；一种是凸起的阳文，叫“识”（zhì），合称“款识”。一般都是浇铸而成的，战国以后也有刻就的。

殷商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一般字数较少，但也偶有字数较多者，且风格也已经有多样化的表现，其线条或厚实，或质直，或方折；结构或凝练，或开张，或均衡；章法或单一，或茂密，或疏朗，已开西周金文风气之先。

西周自周公制礼作乐后，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典章制度，开始了三百多年的盛世，而这个时代的精神也反映在钟鼎彝器的铭文上。

早期的西周金文还保留了殷商晚期铭文的一些特点，但逐渐地将殷商甲骨文、金文有行无列的章法变成有行有列的排布，甚至还出现了界格，使之井然有序。随之而变的是字体结构，它变得均衡起来，线条也出现纯化现象，如殷商金文的线条是有明显的粗细变化、轻重变化的，西周金文则逐渐变得匀圆洗练，而且西周的钟鼎铭文动辄数十字，甚至数百字，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风格各异的范本。

（三）籀文和六国文字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此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诸侯并起，竞相逐鹿，原有的礼乐秩序被打破，但在思想领域却迎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反映到书写上则出现了装饰意味浓厚的鸟虫书体（5），而且，在书写取材的多样性方面，如铸铭刻款、金银彩错、竹木简牍、缯帛墨书、刻石印陶等，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

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空前发展，使用文字的范围和阶层也得以扩大，各诸侯国虽用同一体系的汉字，字体却千差万别，同字异形的现象甚为严重。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字”，实际是对汉字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规范管理。因为秦国地处雍州，偏僻而又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之反而承继并保持了西周文字的书写规范，使用的正是《史籀篇》的大篆，即籀文正体，并且在此基础上一直稳定、连续地向前发展。而且，在书写风格上，秦大篆（籀文）的用笔已然很接近后来的小篆。

除了金文，此一时期还有石刻文字（如《石鼓文》6）；简牍帛书（如《青川木牍》7、《郭店楚简》《长沙子弹库帛书》）；盟书墨迹（如《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等。除《石鼓文》外，其他的都是当时的手书墨迹，这些墨迹尽管是大篆，但却与刻、铸的文字大异其趣，特别是简牍中，不但有潦草的写法，甚至已经出现了被称为“古隶”的草篆。注意，这个时候的手书墨迹已经出现草写体了！

二、秦汉时期的书法

秦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一项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国策：“书同文”，以取代纷乱的六国文字，这为后世书体的成熟和规范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许慎《说文解字叙》中称，这种统一性的文字“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据说，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已不传。

小篆是一种全新的规范性字体，相比于大篆，虽然笔画已有所删减，但对日益繁重的日常书写而言，仍然是非常不便的，于是，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秦始皇时“始兴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约，施于徒隶也”。又有一说，即隶书乃秦始皇时期统隶（囚徒）程邈所作，而故名“隶书”。

而事实上，从出土的秦简来看，早期隶书应在战国晚期就已出现，如《云梦睡虎地秦简》（8）、《里耶秦简》等，程邈的功绩应该是整理并规范这些民间隶书的写法。

在书法史上，秦代还有一个重要事件：蒙恬造笔。事实上，据我们从古代遗存的纹饰与字迹上推断，远在殷商乃至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毛笔，怎么到了秦代，会有蒙恬造笔一说？原来，蒙恬所造为秦笔，而非古笔。据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毛笔可知，当时的古笔是将笔毛捆扎在笔杆外边的，而蒙恬改造的秦笔则是将笔毛置于笔杆内的，这种改造后的笔较以往的笔含墨量更大并易于聚拢，为书写带来了便利，所以，这种制笔方法流传至今。

秦朝国祚短暂，但也留下了赫赫有名的刻石书法，如据传李斯所书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9）等“七碑”，还有天真烂漫、充满奇趣的“诏版权量文字”，为后世学习小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本！

前人对秦小篆评价极高，如清代刘熙载认为“秦碑力劲”，清末王国维认为其“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

小篆的书写相对繁难，不过同时出现的秦诏版就灵活很多，变圆转为方折，字形大小不一，结构疏密不同、上下错落，显得率意而烂漫，可称之为草篆。而一般的日常书写则使用隶书，这种隶书虽没有后世隶书典型、成熟的用笔，但已化圆为方，变转为折，以直代曲，用笔已见偏侧，且提按分明，字体也由纵变横，更为率意多变而古意盎然！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西汉时，我们发现，书体进入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变化发展之阶段。据《汉书·艺文志》云：“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有许多人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而进入仕途，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书法在西汉时备受推崇。

当时，汉承秦制，文字自然也还是小篆和隶书。从今天还能见到的少量西汉书迹，如《平都犁斛》《赵王上醻刻石》等来看，西汉篆书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分书意味逐渐加重，字形日趋简便方正，转折处由圆变方，与后来的分书已比较接近，只是线条仍然粗细一致，还未出现波磔挑法而已。

到新莽时，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全面复古，这种风气自然也波及书法，于是这个时期的书迹如《张掖都尉启信》《新莽嘉量》等，都是标准的小篆，回环曲折、方中带圆、整齐匀称。

书体的发展从来就有两条轨道：一条是愈加规范工整，另一条是走向潦草随便。当金文（大篆）发展到鼎盛之时，开始出现草化现象，我们称之为“草篆”或“古隶”。西汉初期，书写较为简便的隶书已经是日常使用的字体，这种隶书不但日渐成熟，而且又孕育了新的书体——章草。

因此，我们不要简单地将书体的演变理解为甲骨文→金文（大篆、籀文、古文等）→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书体的演变远比这要复杂得多，是两条发展的轨迹，即由简变繁，又由繁变简；由草体变正体，又由正体发展成草体。下面借用《大学书法教材集成·大学师范书法教程》中的文字书体演变表加以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由上表可知，楷书是最后才出现的书体。

而在这一时期，汉隶登场，章草、行书、今草也相继出现。

从考古发现可知，最早的隶书在战国末年已经出现，如《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些简书墨迹跟西汉早期隶书已毫无区别。这种书写相对简便的古隶，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至东汉完全成熟。相较于篆书，隶书化纵长为扁方，方笔增多，笔画粗细变化丰富，线条节奏起伏较大，用笔更为率性随意，蚕头雁尾，表现力更加丰富多彩。此外，东汉刻碑之风盛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风格各异的优秀的汉碑石刻，堪称“一碑一奇，莫有同者”。著名的有《石门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西狭颂》《封龙山颂》《开通褒斜道刻石》等。

可以说，秦篆演变为汉隶，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史称“隶变”。这一变，令隶书在结构上冲破了造字“六书”的本意，字形变化很大，在书写线条上，改变了篆书的匀称、单一的线型，用笔上提按、转折、方圆、藏露之法毕现，充分体现了毛笔的工具性能。汉代书法的多元化发展，标志着书法自觉期的到来。书法已开始脱离实用而成为人们创作和审美的对象。“隶变”所带来的结构变化、笔法变化引起楷行草的诞生、发展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接下来谈谈草书。

草是相对于正书之“正”而言的。把字写得杂乱无章、随便潦草，犹如起草文稿书信，被称为“草稿”，这就是广义的草书，包括草篆、草隶、章草、今草等。

草书兴起于秦汉之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规范、雅化，于是出现了章草，并于西汉时期得以成熟。章草之名，一说是汉章帝所造，故谓“章草”；一说汉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以所变草法书之，故称之；一说“章”即章程法则、规矩之意。具体如何，至今未有定评。章草字字独立，波挑分明，字形方扁，横势明显，笔画出现连笔并已形成草书符号，为后来草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楷书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书法的演变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一是求快速、求简易；二是求规范、求通行；三是求美。因此，当规范的章草出现后，人们并未满足于此，于是章草继续发展演变出今草，并催生出行书和楷书。

一般而言，今草与章草的区别表现在章草字字独立，还留有隶书的遗意，显得古朴、厚重，而今草已无隶书笔意，并且上下字之间的连接增多，显得更为流畅、轻灵，书写更为快捷。今草的成熟晚于章草，基本在东晋时期得以成熟。

草书的流行在东汉末年达到一个高峰，文人士子竞相习练草书，据赵壹《非草书》所言，时人习练草书已到“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随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的疯狂境地，而其中的佼佼者，无疑当数今甘肃酒泉的张芝。张芝，字伯英，据传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张怀瓘《书断》称：“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认为张芝“专其精巧，可谓草圣”。

再来谈谈行书。

张怀瓘《书断》云：“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昇所造也。”

此说表明行书也形成于东汉时期，但说是刘德昇所造却是不可能的，行书应该是同草书差不多同时产生并发展的，所以最多只能说刘德昇是个像程邈一样的人物，对行书的形成及流行有过贡献。

那么行书是怎样产生的呢？

行书亦符合书体演变规律，产生于日常的书写之中。它有草书一样的连笔，却没有草书那样的符号化，基本保留了隶书的形体结构，故而通俗易识，书写速度也较快。稍懂一些草法的书写者，只要他把字写得有节制一些，不使用那些符号化的草书写法，那么笔下出现的便是行书。

我们在西汉居延汉简以及东汉武威医简、永寿二年瓮、朱书砖等文物资料中看到的字迹，已带有行书的写法，这可以说是早期的行书。行书这种书体，连笔少些、简省少些，就接近楷书；连笔多些、简省多些，就接近草书，没有特定或固定的形体，它是对草书写法的“略加节制”而不是“正书之小讹”。[1]可以说，行书是草书在向楷书演变转化过程中衍生的一种书体。它的这种介于正体与草体的特性，既使它“可塑性”较强，又让它便于识读及应用于日常书写之中，因而这种书体的流行是情理之中的事。在经过刘德昇整理、加工、升华后，再传至胡昭和钟繇，后来在东晋达至历史的最高峰，成为最流行、最实用的一种字体，从此盛行不衰。

楷书这一书体差不多同行书是同时出现的。

学术界认为，秦汉之际已经产生楷化的笔画，证据是钩画的出现。因为隶书无钩画，故钩画，特别是竖钩笔画，是楷书区别于隶书的标准。楷书的发展与成熟则在魏晋时期。

至此，书体的产生和发展已经基本完备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两汉时期，因为经济的空前发达及国力的提升，并且国祚有四百多年，“汉”这个字影响深远！我们的语言被称为“汉语”，文字因此也被称为“汉字”。

西汉末年，纸已被发明出来了[2]，这种比简牍更方便的材料一经被用于书写，对书写者而言无疑是某种解放，所以，汉末时人们竞相疯狂习练草书，也就有了挥运的资本了。可以说，造纸术的发明对书法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而这一时期书体产生、演变的频繁，导致对书体的称谓颇为混乱，现加以简单说明：

当篆书化圆为方，变弧为直，易纵势为横势时，隶书就产生了。当隶书进一步演化、美饰，出现蚕头雁尾这种装饰性的写法时，隶书又被称之为“八分”。当书写出现了为与下一笔相呼应、相连贯而使横画按顿、回收，撇画顺势挑出而形成上粗下细之状，横、竖画出现勾、挑、趯等形态之时，楷书产生了，但这时的楷书仍然被称之为“隶”，而楷书后来又有“正书”、“真书”等说法。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古人的这些纷乱的说法，大体有个区分即可。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较为频繁的时期，尽管此时期社会动**，但思想、文化、艺术等却是活跃而繁荣的。在书法领域，“二王”父子的出现，使书风焕然一变，既为书家赞誉，也影响了民间书风的变迁。

三国时期的隶书碑刻已流于刻板，艺术水平远低于汉碑。碑刻最著名的是《天发神谶碑》（19），此碑以隶体效篆书，用笔方折，收笔呈尖状，具有浓厚的装饰趣味，颇受后人青睐。而魏《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却因工整有余而韵味不足，对后世书家影响甚微。

19 《天发神谶碑》（局部）

可以说，篆、隶发展到此，已无多大实用性，遂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楷、行、草书。

这时，在书法史上留下赫赫威名的是曹魏时期的钟繇。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人。魏明帝时为太傅，故人称“钟太傅”。钟繇一生勤习书法，甚至留下其为得笔法而捶胸吐血、掘墓盗书的传说。姑不论传说真假，且看看钟繇的书法成就。

20 钟繇《宣示表》（局部）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之所善。”这三种书中，铭石书即是用于碑刻的书体——八分隶书之类；章程书应是日常应用的早期楷书；行狎书应为书信尺牍所用的行书。前后二种，未见传世，唯独“章程书”即早期楷书，使钟繇荣登“楷书之祖”的宝座。钟繇传世的楷书尽管皆是后人所摹，但尚存隶意而显得古拙质朴。唐张怀瓘评其：“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钟繇的传世书作有《宣示表》（20）、《贺捷表》（又名《戎路表》）、《荐季直表》《力命表》《墓田丙舍帖》《还示帖》等。

除钟繇外，三国、西晋的书家尚有皇象、卫瓘、索靖、陆机等，其中陆机尚有一著名作品《平复帖》存世，这是存世最早的书法家真迹。

陆机（261—303），字士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乃东吴名将陆逊之孙，少有异才，文章冠世，所作《文赋》乃重要的文学论著，善行、草书。《平复帖》（21）乃用退笔所书，“墨色微绿，古意斑驳，而字奇幻不可读”，其字体属于由章草转向今草的过渡阶段，没有章草的波磔之笔，行笔动作起伏不大，古拙生动。明董其昌跋其后云：“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此数行，为希代宝。”

21 陆机《平复帖》

此后的两百余年是书法艺术的大变革时期，因为南北分治，书风大异其趣，南朝以“二王”父子为代表，书风秀逸流便，手札盛行；北朝初承汉魏余绪，书风古朴雄强，留存下来的多是碑刻题记。

唐孙过庭《书谱》里记录了以下一段话：“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王羲之对自己的书法是很自负的，而后人推其为“书圣”，也证明王羲之确实非凡！

王羲之（303—361，一作307—365，又作321—379），字逸少，山东琅琊人，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因曾官至右将军，故亦称“王右军”。王家乃东晋时显赫一时的政治大家族，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法。王羲之善书，增损古法，裁为新制，尤擅真、行、草书，有“尽善尽美”之誉。

王羲之书法初学卫夫人。卫夫人，东晋女书法家，姓卫，名铄，字茂漪，河东安邑（今属山西夏县）人，工书法师钟繇。此外，卫氏家族中卫瓘、卫恒等皆以书法著名。其中，卫瓘工草书，与索靖齐名，并称“一台二妙”；卫恒善草、章草、隶、散隶，著有《四体书势》。

王羲之还曾渡江北上，游名山大川，广学钟繇等所长，熔铸百家。此外，羲之年轻时主掌公府图书和皇家典籍。这些经历对他开阔书法视野、丰富书法知识都大有助益。王羲之书法采择众长，备精诸体。其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场形密，行书遒媚劲健，千变万化，纯出自然，在我国书法艺术史上最有继往开来之功。

王羲之的书法很早就受到赞誉，兹列举一二如下。

梁武帝萧衍：“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唐太宗李世民：“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张怀瓘《书断》：“（羲之）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认为王羲之无所不工，“隶、行、草书、飞白俱入神（神品），八分入妙（妙品）”。

南唐后主李煜在《书评》中更是给了王羲之高誉，言曰：“善书法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独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这么一来，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无人撼动矣！

22 王羲之《乐毅论》（局部）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无真迹传世，今所见者唯摹本与刻帖，其中可能不乏伪刻。

第一，楷书类。

有《黄庭经》《东方朔画赞》《曹娥碑》《佛遗教经》《乐毅论》（22）等，其中，《乐毅论》被褚遂良评为“笔势精妙，备尽楷则”。真迹据说已被投入大火中化为灰烬，今传拓本有越州石氏《博古堂帖》“海字本”，《余清斋帖》、《郁冈斋帖》“梁模本”和《快雪堂帖》“唐模本”。

第二，行书类。

有《姨母帖》（23）、《丧乱帖》（24）、《快雪时晴帖》《孔待中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二谢帖》《得示帖》《兰亭序》等，均是唐摹本。

其中《姨母帖》尚带有隶书遗意，质朴、淳厚，与同时代的楼兰文书风格十分接近，乃羲之早期的作品。

23 《姨母帖》

《丧乱帖》则隶意脱尽，完全是一派新法，用笔跌宕，轻者劲健，重者雄强，出入顿挫，锋棱俱在，取势欹侧，造型奇特，开初还是行书、节奏稍慢，随着情感的变化而行笔越来越快，由行渐草，直至一草到底，字体或连或断，一任自然，字势雄强奇逸，全无姿媚俗态。

24 《丧乱帖》

《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据称此序后来羲之曾反复重写过多次，都不能超越这个稿本，于是将之作为传家之宝。后辗转被唐太宗收藏，由于唐太宗的推崇，此帖被摹临数本以赐近臣，后更被刻成帖，化身千万，流传于世。最著名者有虞世南临本、褚遂良临本、欧阳询临本（可能是定武本祖本）、冯承素摹本（神龙本）等，现公认冯承素摹本最能反映原作的精神面貌。此帖，前三行布局疏朗，字字端正，笔笔精到，结体大小不一，随自然而变化；其后随形生变，布局变化多端，提按顿挫、转折收放无不恰到好处、妙合自然。章法上错落疏密，随着节奏的变化而遥相呼应，极尽精巧与严密之能事，被认为是羲之传世作品中最为妍美秀逸者。但《兰亭序》因为风格太新，不类新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墓志》的风格等，曾被认为是伪作，并由此引起了著名的“兰序论辩”。今天看来，王羲之的早期书法与当时的楼兰文书残纸（如《李柏文书》）是很接近的，只是羲之见多识广而又勤于临池，并且着意一改古法，创出新面又何足怪哉？

第三，草书类。

有《远宦帖》（25）、《十七帖》（26）、《寒切帖》《初月帖》及《淳化阁帖》中的草书帖等。

25 《远宦帖》

其中《远宦帖》用笔上偏锋、侧锋甚明显，虽是今草而多有章草意味，笔画的连绵与断裂及线条的圆润延长与方折短小的对比，形成了不一样的节奏，运笔速度变化颇大。

《十七帖》为羲之与友人周抚的众多草书尺牍连卷，该帖用笔方折外张而平实蕴藉，不激不厉，风神萧散，典雅冲和，有“草书圭臬”“帖中神品”之誉。

26 《十七帖》（局部）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官至中书令，王羲之第七子，与其父并称“二王”。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论曰：“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云：‘世人哪得知。’”可见，献之对自己的书法水平还是非常自信的。而羲之对这个儿子的评价是：“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又云：“子敬飞白大有意。”

又据唐张怀瓘《书议》载：“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此时，正是王羲之寻求变古创新之时，可以想知，父子二人在变化古法、精研创新上实得风气之先，因而成为这股潮流的代表人物，而王献之于此无疑更为敏感自觉。

王献之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潮流的脉搏，通过努力实践，将张芝今草连绵不断的气势与流美便易的行书结合起来，创制出了行草体，从而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可以说，王献之是继承其父书风，并使之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妍美洒脱风格的人。

且看他的《鸭头丸帖》（27），虽是唐人摹本，寥寥两行，却清晰地体现出王献之强烈的创新意识，笔画连绵、势不可遏，是为后来张旭、怀素狂草之源，宋米芾评其：“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

又如其《廿九日帖》（28），真、行相杂而毫不相违，用笔或方锐或圆润，体势或欹侧或流美，对比强烈而又和谐统一，形式丰富并富有张力。

27 《鸭头丸帖》

28 《廿九日帖》

王献之传世的书迹还有《地黄汤帖》《东山帖》及《淳化阁帖》所收种种，在此不一一列出。而他的楷书，现今仅存者唯《洛神赋十三行》而已，据云真迹是用麻笺写就。宋高宗时仅得九行，后归权相贾似道，贾后来又续得四行，合成十三行；元时曾归赵孟頫，而后不知所在。贾氏曾将此十三行镌刻上石，因石碧如玉，故称“玉版十三行”。此本用笔轻盈、俊挺，起收之处灵动而无重顿之笔，锋颖显露，横竖秀挺、撇捺流美而折法更见简约，与王羲之小楷的凝重、内蕴不同，显得风神俊朗、悠然自得，超尘脱俗，一派娴雅清朗气象。后人对王献之的书法亦多有评价，兹枚举如下。

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认为：“（子敬）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唐张怀瓘《书断》则云：“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并认为献之“才高识远”，他的行草书“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唯行、草之间，逸气过（其父）也”。

在齐梁时代，王献之书法的影响力一度超过乃父，陶弘景称：“比世皆尚子敬书，元常继以齐代，名实脱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然而到了唐初，太宗李世民却对献之极尽贬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孙过庭也认为献之不及羲之。但是，献之并未满足于家法，而是直接溯源钟、张，学习秦篆笔法，以致“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清包世臣《艺舟双楫》），终于“子为神骏，父得灵和。父子真行，同为百代之楷法”（唐张怀瓘《书估》）。故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各有千秋，并称“二王”实至名归。

王家善书者不少，除“二王”外，尚有王珣，有《伯远帖》（29）真迹传世。

王珣（350-401），字元琳。当时书名并不及其弟王珉，但因有此五行真迹传世，而备受后人特别是今人青睐。因为这通真迹可以让人们从中窥探晋人用笔的消息，如何运用侧锋却能保证线质的圆润；起、行、收、转折、提按是如何翻转、搭接的；如何方折与圆润兼具；晋人的风度、晋韵是如何表现等。董其昌跋曰：“王珣潇散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29 王珣《伯远帖》

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除王氏之外，还有羊欣、王僧虔、王慈、陶弘景、梁武帝萧衍等。

那么，北朝的书法又是什么状态呢？

自西晋亡国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相继建立起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些小国之间互相征伐，以致社会动**、人们颠沛流离。后拓跋氏统一北方，史称“北魏”，未几，分裂成东、西二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取代，最后由北周灭齐，再次统一北方，是为北朝。

因为战乱频仍，整个北朝的文化艺术发展相对不如南朝，但即便如此，当时北国的清河崔浩、范阳卢玄两大书法世家仍然受到推崇，并能传承不坠。崔、卢两家书学远接钟、卫，在北朝书名最著、影响最大，可惜都不见有可靠的书迹传世。而崔氏因得罪权贵而遭诬获罪以致灭族，并累及姻亲范阳卢氏，更是令人感叹不已！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提倡佛教，使儒、道、释三家融合在一起而影响深远。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北朝书法很多就是有关佛教的造像题记、写经、墓志、碑刻等，除了部分是上层文人书家的手迹以外，大都是些不知名的民间书手所为。这些书迹风格丰富多样，或稚拙，或古朴，或刚强，或秀雅，或收放自如，或纵逸如仙……可惜自唐宋以来，一直被闲置、埋没于荒野之间，未被重视，直至清代中后期才因碑学兴起而备受青睐，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大放异彩。

这些被称为“北魏体”或“魏碑体”的著名书迹有：

第一，造像题记类。

《姜纂造像记》《高归彦造像题记》《龙门二十品》（30）等。

30 《龙门二十品》之首《始平公造像题记》（局部）

第二，碑刻墓志类。

《云峰刻石》《吊比干文》《石门铭》《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郑文公碑》（31）、《张猛龙碑》（32）、《张黑女墓志》（33）、《泰山经石峪金刚经》（34）等。

31 《郑文公碑》（局部）

32 《张猛龙碑》（局部）

33 《张黑女墓志》（局部）

34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局部）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南北政权对峙，但其实后期南、北之间的文化艺术是有所交流和融合的，特别是北朝推行汉化改革之后，北朝士人纷纷学习南朝的文艺，在书法上则表现为以“二王”体系为主导的书风的融合，并为后来隋唐书法开创新局面打下了根基。

别外，在云南，先后发现两块与南朝书风迥异而与北朝书风暗合的碑刻：《爨（cuàn）宝子碑》（35）和《爨龙颜碑》，字皆在隶楷之间而古朴稚拙，合称“二爨”。

35 《爨宝子碑》（局部）

四、隋唐五代时期的书法

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北周权臣杨坚于581年篡周自立，建立隋朝。至589年灭陈而结束南北对峙局面，天下归于一统，但隋朝国祚不长，仅37年，好大喜功而奢靡贪腐的炀帝便将江山拱手让予李唐，于是唐朝于618年建立，并在“玄武门之变”后，经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逐渐走向强盛。

尽管隋朝国祚短暂，但在书法史上的影响却不容小觑。

隋初，文帝即恢复和发展了秦汉官制，创立科举制，并设国子监以为教育机构，使书学与算学、律学等并列为中央官学，又“诏求遗学于天下”，尽收陈宫800余卷名画法书。至炀帝时，更于国子监设书学博士等，并聚集古迹名画，营建台阁以藏法书。当时的著名书家有智永、智果、丁道护等。

智永，据称乃王羲之七世孙，书法继承家法，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僧，人称“永禅师”。习书极为勤奋，退笔成冢，因名重当时，求书者不绝，以至踏坏门槛，遂以铁皮裹之，号称“铁门限”。曾手写《真草千字文》800余本分赠浙东诸寺。其书法温润圆劲，平和安稳，用笔起止清楚流畅。唐张怀瓘《书断》评其书：“气调下于欧、虞，精熟过于羊、薄。”其端庄含蓄的书风开唐人风气之先，惜其墨迹本《真草千字文》（36）已流传日本，国内仅存关中刻本。

36 《真草千字文》（局部）

其弟子智果则书法瘦劲，隋炀帝曾赞：“和尚（智永）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智果书迹仅见《大观帖》中收录的《梁武帝拜书帖》，并留下一篇书法著作《心成颂》。

另一书家丁道护，善正书，有《启法寺碑》传世，此碑匀整规范，也是开唐人风气之先者。

除此几家之外，隋代碑刻亦相当丰富，且大都是在北朝碑刻峻整质朴的基础上融合南朝秀丽妍美的书风而成，代表了隋代书法的特点，著名的碑刻如下。

《龙藏寺碑》，该碑结体紧密，顿挫多姿，被认为是“开虞、褚之先声”者。

《董美人墓志》，此志点画细劲、刚柔相济、字形扁方、布局疏朗，可惜墓志原石毁于太平天国，仅余拓本传世。

《苏慈墓志》，又称《苏孝慈墓志》（37），字体方整清健，沉着痛快，风格与唐欧阳询楷书甚为相似。

37 《苏慈墓志》（局部）

隋代还有数量宏富的写经墨迹传世，用笔、结体取势多接近智永真书。

隋代的书法融合南北书风，为唐代楷书的高度成熟或说走向规范化，打下了基础。

那唐朝的书法又是怎样的？

纵观有唐一代，书法的发展可谓蓬勃，这是与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倡导分不开的。

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即已建馆招纳贤士，如褚遂良父亲褚亮即是其馆中十八学士之一。及登基后，于文艺之道更为看重，又因酷爱书法，乃下诏广求王羲之书迹，并以帝王之尊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认为王羲之“研精篆、素，尽善尽美”，符合其“节之中和，不系于浮放”的艺术审美观，于是尊王羲之为“书圣”，且不遗余力地推广之，对后世影响甚大。

唐太宗广集王书并不是束之高阁，而是一命虞、褚等鉴定真伪，二着馆、院中的搨书高手，如赵模、韩道政、冯承素等采用摹搨、拓石、对临等方法进行复制，使之广为流传。其中，摹搨技术更是达到历史高度，被认为“下真迹一等”，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王羲之传世墨迹如《姨母帖》《丧乱帖》、神龙本《兰亭序》等，即赖此神技。

太宗本人亦善书，有《晋祠铭》《屏风帖》《温泉铭》（38）等书迹传世，还有书论《论书》及《指意》二篇传世。

38 《温泉铭》（局部）

此后，唐代历代帝王都不乏善书者，如高宗、中宗、睿宗、武则天、玄宗等均有书迹传世。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唐初，书法就相当兴盛，一来帝王倡导，二来科举需要，三来印刷未兴，书法还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最早登场的书法名家是号称“初唐四大家”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

欧、虞都是由隋入唐的书家，在隋时已有书名，入唐后因受太宗赏识重用更享有盛名，因此对初唐书法影响甚大。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贞观间为弘文馆学士，官至太子率更令，故人称“欧阳率更”。其书初学梁陈时风，复追“二王”，后师北碑，融合南北书风，形成险劲瘦硬方整的书法风格，且法度十分严谨，俗称“欧体”，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正由于欧阳询把“欧体”发展到了极致，其森严的法度令学者难免有毫厘之失而差之千里，故欧体易学难工，即使是其子欧阳通，虽力学家法而“笔力劲健，尽得家风，但微伤丰浓”（宋董逌《广川书跋》）。明汪砢玉也认为：“（通）瘦怯于父，而险峻过之。”故后世学欧者多得其形而亡其神，甚至在明清之际学欧而致“馆阁体”，了无艺术价值。

欧阳询各体皆善，尤以楷书见称于世，有《化度寺碑》《皇甫诞碑》《虞恭公温彦博碑》《九成宫醴泉铭》（39）等，行书墨迹有《卜商帖》《张翰帖》《梦奠帖》及《千字文》等。

39 《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历仕陈、隋，乃太宗未显时知交，及入唐为秦王府参军、记室等，贞观时为弘文馆学士、秘书监，封永兴县子，故世称“虞秘监”、“虞永兴”。书师隋僧智永，“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旧唐书·本传》）。书风平和含蓄，不激不厉，表面遒媚温润而内则清刚沉厚，一如其人。太宗重其才，称其德行、忠直、博学、辞藻、书翰等“五德”兼之。据米芾《书史》云：“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又，虞卒后，太宗曾慨叹无人可以论书，由是魏征遂举荐褚遂良。可见虞世南在太宗心目中的地位极不一般。虞世南传世书迹不多，楷书有《孔子庙堂碑》（又称《夫子庙堂碑》40）、《破邪论序》等，行书有《汝南公主墓志》《左脚帖》《千人斋疏》等。其甥陆柬之亦善书，有合楷、行、草书于一体之墨迹《文赋》传世，评者以为“有晋人风格”。

40 《孔子庙堂碑》（局部）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因封河南郡公，故又称“褚河南”。书初以欧、虞为师，后取法“二王”，又于汉隶《礼器碑》中获益良多，于是“变隶为楷，而一点一拂无不禀程”（清王澍语），“以隶笔作楷，瘦劲而阔大”（清谢希曾语）。其早期楷书《伊阙佛龛碑》平正刚健而隶味浓厚，但略嫌刻板；《孟法师碑》微有隶意，而参以篆籀，有幽深古质之趣，用笔造型在欧、虞之间，而仍未完全糅合。

后《房玄龄碑》已初具个人风格，灵秀舒展，结字宽博，风神瘦硬。而其所书《雁塔圣教序》（41），则是其晚年杰作，个人风格已完全成熟，此碑用笔虽细却劲挺，方圆并用，并掺和行书的用笔，从而顾盼生姿，线条变化多端，极富弹性，字势婀娜空灵而匀称安稳，宽博开阔，神完意足，明王世贞称其“婉媚遒逸，波拂处虬健如铁线”，于是大行于世，其后学褚者十有八九，清刘熙载《艺概》更赞颂其为“唐之广大教化主”。褚遂良因魏征举荐而深得唐太宗信任和重用，曾奉命鉴别宫中所收王羲之的书迹，经其所定者均无差错。且褚遂良为人正直敢谏，太宗逝前，命其与长孙无忌同为顾命大臣，扶太子李治即位。惜高宗时因谏阻武则天为后而屡遭贬职，最后死于爱州刺史任上。

41 《雁塔圣教序》（局部）

褚遂良传世书迹还有《倪宽赞》《枯树赋》《太宗哀册》《大字阴符经》（42）等。褚遂良率先将“二王”帖法融入碑刻楷书，并逐渐摆脱六朝以来碑刻书法的影响，开启了初唐的书法格局，使后来受其影响者众，如薛稷、薛曜、钟绍京、颜真卿、柳公权、徐浩、魏栖梧、殷元祚、张玄靓、裴守真、李邕……乃至宋之宋徽宗赵佶、黄庭坚、米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