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哀伤咨询与治疗的临床实践在中国起步较晚，而在西方国家已经发展为一个专门的咨询方向。传统的哀伤理论和新发展的哀伤理论相互补充，充分说明对哀伤的心理咨询必须综合考虑哀伤过程的多重影响因素，丧亲儿童青少年的咨询方法的选择必须考虑采用非单一成分的咨询方法。

一、儿童青少年的哀伤咨询

现有心理学文献中专门描述儿童和青少年哀伤反应的并不多，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多有描述。近期笔者正在阅读田增先生所著的《小沙弥》，文中作者就曾经用一条哈达表达了与母亲分离的哀伤情感。

根据临床经验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哀伤反应进行观察式记录和总结，研究人员发现儿童与青少年是具有哀伤反应能力的。若以时间来划分，立即的反应包括安全感缺失、噩梦、恐惧、退缩、难过、固着、抑郁、焦虑及困惑；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在丧失事件发生后数月至一年，反应有可能会是压力、学业不振、情绪低落、人格转变、沮丧、恐惧、破坏性行为、消极；而在一年之后，仍可能会有沮丧、社交障碍、情绪或心理适应不良、发展迟滞、自杀想法或其他破坏性行为、药物及酒精滥用、学业退步等。也就是说，儿童和青少年的哀伤通常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贾晓明认为，儿童和青少年遇到丧失时可能造成的创伤比成年人要大得多。随着年龄的降低，造成心理创伤的可能性会增大。

（一）哀伤咨询的任务

每个丧亲儿童青少年的哀伤反应与哀悼过程具有独特性（Martina Tomori，2000）。没有两个儿童的哀伤反应会一模一样，也没有两个儿童的哀伤过程的时间表会完全相同。因此，对丧亲儿童进行哀伤咨询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儿童的发展能力下，提供可被儿童接纳的方式表达其哀伤情绪，促进儿童能为丧亲表达哀悼，去体验丧亲的哀伤过程，将其对丧亲的哀伤反应与经验正常化，而非逃避或拒绝。

第二，让儿童有机会讨论死亡的相关问题，澄清与死亡、丧亲有关的误解，协助儿童了解他们的想法，以破除其魔术式的思考，并协助其了解亲人的死亡与时间和空间没有因果关系，排除其错误的因果关系推论。

第三，协助儿童发展与已逝父母产生联结的表征，并为自己的失落寻找新的意义，重新建立自尊和自我效能感。

第四，谨慎评估儿童丧亲的哀伤与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儿童被转介咨询通常不是因为其丧亲的经历，而是儿童表现出来的问题行为。因此，需要帮助儿童针对引发自己的问题的特定情绪或行为发展出应对策略，来减少丧亲引发的消极连锁事件，目的是降低丧亲儿童成为心理疾病高危群体的概率。

因此，针对丧亲儿童的哀伤咨询的任务不仅包括帮助难以适应亲人去世的儿童度过哀伤过程，还要包括帮助他们解决伴随丧亲而来的内外部的问题行为。

（二）人生不能避免哀伤

人生是一个别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由此必然带来哀伤，而哀伤一定要处理。无论是死亡还是危机事件带来的哀伤，我们都要面对它，接纳它，处理它，放下它，超越它，别无他选。贾晓明认为，丧失会给人带来创伤，但也可能不会，重要的是面对丧失要进行哀伤。有效的哀伤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生命中的丧失，不断地前行，同样也可获得人生的幸福。贾晓明将哀伤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悲伤反应，二是进行仪式哀悼，三是进行长期的哀悼，包括清明节的悼念等。

在笔者的博士徐洁的专著《丧亲青少年的哀伤与箱庭治疗》的序二《哀伤——生命中的陪伴》中，贾晓明特别强调：丧失在我们的生命中会不断持续着，哀伤也会不断地伴随。我们不惧怕哀伤，那是因为我们有哀伤的陪伴。

（三）哀伤需要表达，表达即治疗

如前所述，哀伤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在西方受到了理论研究者和临床实践者的关注。在临床方面，哀伤咨询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咨询方向，但针对儿童青少年的哀伤咨询与治疗方法有限。

在对失去父母并有某种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青少年进行咨询的时候，容易忽视他们因丧亲而带来的特殊影响，导致对这一群体采用常规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可能会遇到特殊的困难。儿童青少年遭受丧亲之痛时，由于表达哀伤的方式和成人不同，人们常认为他们不会或不懂哀伤。当这些孩子成为“看不见的哀伤者”甚至成为“没有眼泪的哀伤者”时，老师、家长或临床工作者通常会将他们轻易地诊断为情绪或学习障碍等问题，而不会把这些孩子的行为看成哀伤反应。

儿童与青少年很容易出现延迟哀伤的情形。因为在意他人的看法，儿童青少年倾向压抑自己的哀伤情绪，又因亲戚朋友通常认为最好不要与当事者谈到死亡，以免触及悲痛之处，如此反而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孤单的、被遗弃的，找不到人诉说，所以他们更加倾向压抑悲伤。这种压抑的哀伤反应可能延迟至成人时期才爆发出来。也就是说，哀伤的影响是巨大的，未处理和解决的哀伤可能会导致强烈的沮丧、慢性疾病、持久及激烈的临床反应，如罪恶感，人际关系、工作与学业以及自尊的严重损害，使得儿童青少年在重要亲友死亡后不能很好地处理未解决的丧亲之痛，容易产生生理及情绪方面的问题，会阻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而且未解决的哀伤会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持续存在。

哀伤需要处理，而哀伤处理是哀伤咨询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心理咨询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

二、箱庭疗法在哀伤咨询与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箱庭疗法汇集了游戏疗法、艺术疗法和来访者中心疗法的优势，其心理临床应用非常广泛。箱庭疗法不再局限于儿童的心理治疗，已经广泛用于成人心理治疗，在与各种心理疗法结合时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形式也不再局限于一对一的个体箱庭治疗，也用于团体成员共同制作的团体箱庭治疗，由此延伸到将箱庭疗法应用于夫妻治疗和家庭治疗的系统程序。

在箱庭疗法临床研究中，最多的就是对典型个案进行深度研讨的个案研究，探讨通过箱庭治疗个案的改变过程和机制。日本的箱庭疗法研究者一直以来非常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有一些研究者对丧亲儿童进行了箱庭干预。学者蔡丽芳采用箱庭疗法，对一位母亲因病去世的小学儿童进行哀伤咨询与治疗，探讨了其一系列箱庭作品以及哀伤经验的变化。研究发现，当个案获得咨询关系的安全感后，其自我觉察能力提高，也更能觉察箱庭作品的内容与象征，从而更能觉察并表达自己的哀伤。研究者Webb采用箱庭疗法治疗9岁的丧亲男孩，该男孩个性粗野而且不服管教，箱庭治疗的创造性游戏给个案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使其进入自己的感觉世界，转化旧的经验，从深层心理上修复母亲的形象，最终个案能够接受继母，其问题行为也自然消失了。

经过对箱庭疗法和哀伤咨询的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能够相互联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一）箱庭疗法具有非言语的特性

儿童以语言为表达的主要工具，除了会有发展上的限制之外，还需要考虑的是，有时用语言直接表达丧亲之痛容易引发丧亲者的防御机制，运用视觉上的隐喻（visual metaphor）则有助于丧亲者将其哀伤经验以一种象征的方式来加以表达，减少情绪上的过度负荷。在沙箱里制作箱庭作品，可以为丧亲儿童青少年提供安全表达哀伤的空间，使丧亲儿童青少年能够用非言语的方式来间接地表达他们无法应对的情绪。

（二）箱庭疗法可以提供过渡性客体

客体关系理论认为，丧亲儿童青少年要从哀伤中走出并建立新的关系需要一个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以特制的沙箱、丰富的玩具、柔软的沙子为媒介，制作的箱庭作品可以成为过渡性客体。在制作过程中，当内在受损的自我准备好要浮现时，箱庭使得儿童青少年开始在自我发展中的我之间分化，通过抚慰创伤，达到治愈的作用。

（三）箱庭疗法可以表达情绪

人的情绪是需要表达的，表达大致有三种：一是语言的表达，二是行为的表达，三是症状的表达。丧失必然带来哀伤，而哀伤是一种情绪，情绪是需要表达的。哀伤过程会出现很多复杂的情绪，会通过某些特定行为表达。

箱庭制作本身引发尚未处理的创伤的无意识记忆。Gisela De Domenico提出来访者制作箱庭会在箱庭中“重游创伤”的概念。我们的临床经验也发现，来访者面对沙箱，哀伤经验会浮现出来，并通过抚摸沙子以及摆放玩具模型制作相应的场景，如墓地、祭祀的场景等，进行情绪表达，通过对制作作品的说明并最终使哀伤得到处理，来访者表述感觉到一丝释然，放下它了，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也就是说，通过箱庭制作表达了哀伤的情绪，由此唤醒了创伤个体自我整合的力量。

（四）箱庭疗法促进精神浮现

哀伤咨询与治疗领域开始关注心理和精神过程。当所爱之人去世，会自然地产生情绪和痛苦。同时，丧亲者还会经历一个叫作精神浮现（spiritual emergence）的过程，他们开始对精神层面的问题产生兴趣，例如，用精神层面的理念来解释生命中的丧失，来获得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发展，最终抚平创伤。

箱庭疗法是一种有效的处理创伤的治疗方法，能够促进心理的发展，同时也能激发精神浮现，能够在精神层面上获得成长。箱庭治疗的目标是个体自我治愈力得以恢复，箱庭能够帮助个体的内在心理世界与外部世界进行整合。哀伤理论的新发展也是从个体成长的角度去看哀伤工作对于个体发展的意义，强调认知重构，情绪表达，心理整合和精神转化，这些都与箱庭疗法的治疗假设相符合。

（五）箱庭疗法的治疗态度与哀伤咨询的理念相符

哀伤咨询强调治疗者的倾听，认为倾听当事者的哀伤故事对于解决其哀伤非常重要。哀伤的当事者需要的是陪伴和倾听，倾听他们诉说哀伤，诉说痛苦，无须给予建议，需要的是真诚和理解。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丧亲者能够表达自己的哀伤经历和痛苦体验，重新建构人生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箱庭疗法是符合建构主义理论的一种心理咨询方法。来访者制作箱庭的过程以及以箱庭作品为媒介与治疗者进行谈话的过程，都是来访者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咨询者的共感理解和倾听能帮助当事者重新建构世界。

（六）箱庭疗法也适用于家庭

毫无疑问，影响丧亲儿童哀伤处理的重要因素是家庭，儿童哀伤工作的完成可以通过处理整个家庭的哀伤来完成。

家庭箱庭疗法（family sandplay therapy）提供了纳入家庭因素来解决整个家庭哀伤的可能性。在家庭成员一起制作箱庭的过程中，治疗者容易获得元立场，能够对整个治疗过程以及各成员进行总体把握。除了呈现家庭的动力关系，箱庭疗法本身的治疗作用也能促进家庭成员个体哀伤的处理和解决。

（七）箱庭疗法注重个案的独特性

后现代的学者与咨询者认为哀伤过程是复杂的（陈维梁，钟莠莙，2006），他们强调哀伤经验的独特性。具体来说，每个丧亲者的哀伤体验都是唯一的，因此哀伤咨询实践和研究都极为重视对个案的深度探索。箱庭疗法一直非常重视个案研究，特别是对治疗过程的关注。因此，将箱庭疗法应用于哀伤心理咨询，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研究角度来看，都具有共通性。

总之，我们认为箱庭疗法是丧亲儿童青少年有效的哀伤咨询方式，箱庭疗法能提高丧亲者的个体功能，促进儿童青少年个体和家庭哀伤任务的完成，使复杂哀伤转化为正向的成长力量。

三、箱庭疗法对哀伤治疗的尝试

笔者的博士，也就是以下两个案例的治疗者徐洁，在读博期间开始研习箱庭疗法。当时箱庭疗法还不为太多人熟悉和认可。我们接待的个案大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来。

一位父亲多方为女儿寻求心理援助，原因是女孩不和家人之外的人说话。最初父亲认为孩子长大就好了，没想到几年过去了，孩子就是不开口，父亲特别着急。多个心理治疗者见到女孩后都没有适合的方法和机会提供帮助，于是，就由见过这位女孩的一位治疗者将其转介过来，我们将这位女孩称为L。L的母亲在其4岁时突然离家出走，七年杳无音信。这一突发事件造成L的重要客体丧失，开始不与家人之外的任何人说话，诊断与评估为选择性缄默症，具体见本章第二节所述。个案L选择性缄默的深层原因是母亲突然离开造成的重要客体丧失，在后续的生活中由丧失带来的哀伤未能表达和处理，L无法排解内心冲突，与母亲分离导致建立自己和外界的信任关系受阻。缄默既是对哀伤引发心理创伤的反应，也是应对愤怒和焦虑情绪的方法。治疗者尝试通过箱庭疗法为L做心理治疗，并通过临床实践深入挖掘和探索L形成选择性缄默的原因，探索箱庭疗法对L的治疗过程和效果，在治疗过程中动态评估来访者的状态，不断理解箱庭中的沙、箱、玩具与来访者的联结。经过半年每周一次的箱庭治疗，L的选择性缄默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学校适应、亲子关系都得到了改善，并具有长期效果。通过文献阅读学习、治疗后的反思、小组讨论、督导，特别是随着治疗的进展，我们也分析并总结了可能的治愈机制。

心理咨询和治疗实践与研究之间的脱节现象长期存在，实践者很少做研究，研究者不实践的现象非常普遍。正是通过对有重大丧失经历的L的箱庭治疗过程，治疗者同时作为研究者，开始思考箱庭疗法得以帮助L的机制。可以说，对L的箱庭治疗过程是一个临床实践者的探索尝试，在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设：女孩的选择性缄默源于母亲离开后的未处理、未解决的哀伤，箱庭治疗的过程提供了处理哀伤的可能性。之后，治疗者查阅了相关文献，但箱庭疗法处理哀伤问题的相关文献很少，Dee Preston-Dillon在一个箱庭治疗专业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箱庭和哀伤及丧失问题的文章，作者也提出了同样的假设，遗憾的是作者也仅仅是在理论上进行了思考与探讨。

某年5月，治疗者在心理咨询中心又接待了一位女孩和她的父亲，我们称这位女孩为W。父亲带W一起来，父亲主要因为女儿学习成绩差，父女冲突不断前来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的。第一次面谈，父亲说话时愁眉不展，W却乐呵呵的，特别是当父亲说起W母亲因乳腺癌一年前去世的事情时泪流满面，W还是笑容满面。父亲还当着咨询者的面责怪W不懂事，母亲去世了一点也不伤心等。父女俩的表情在第一次面谈时的巨大反差让治疗者印象深刻。在评估来访者的问题时，治疗者想到了来访者在母亲去世后经历了怎样的情感反应，与父亲情感反应的反差是否和W哀伤处理未完成有关等问题。在第二次面谈的时候，治疗者了解到W七岁时母亲被诊断为乳腺癌，生病期间父亲和其他家人一直隐瞒母亲的真实病情，并以母亲出差、出国、生病等理由欺骗W，直到母亲去世当天，父亲才告诉W母亲即将离世的消息，带她去见母亲最后一面。母亲临终前，父亲要求W见到母亲时不能哭，W做到了。W从小与母亲关系亲密，但参加葬礼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哀伤反应，母亲去世后W的哀伤反应也表现异常。

L与W的成长经历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在儿童期有母亲离开或母亲去世的重大客体丧失，没有经历正常的哀伤过程，来接受心理咨询时都有心理行为方面的问题。由L的箱庭治疗过程带来的启发，我们尝试对W进行箱庭治疗，通过治疗过程验证箱庭疗法与哀伤咨询结合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我们将分别对L和W的箱庭治疗展开详细的介绍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