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病学中，抑郁症被看成是一种情感障碍，并根据通用的诊断标准对其进行诊断。常用的诊断标准有ICD-10和D**-5，当前我国使用的是CCMD-3。可以说，在临**抑郁症的诊断已经不是难事，而重点是我们需要了解抑郁症的表现，好让已经患有抑郁症或潜在的患者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被较早地识别并得到帮助，从而避免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不仅要了解抑郁症的分类诊断，更要熟悉它的临床症状表现及其治疗。

一、抑郁症的诊断与症状表现

（一）抑郁症的诊断

在CCMD-3中，我们可以分别从症状标准、严重标准和病程标准等方面对抑郁症做出较为精确的诊断。

抑郁症按程度可分为亚临床抑郁状态和临**的抑郁症（Murray，Brian， & Sharon，2001），包括精神性抑郁症、神经性抑郁症、抑郁状态等不同类型。精神性抑郁症具有精神病的基本症状，患者对情境和自身处境不能做出如实的判断，并产生偏离社会常规的行为或行为适应不良，属于精神异常范畴，通常有内源性器质性因素，即机体生化因素引起的生理异常及其导致的遗传后果。神经性抑郁症通常是由环境施予个体的压力导致，当个体感到对自己所处的情境不能加以改变或控制时，焦虑就会转化为抑郁，从而形成神经性抑郁症，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抑郁心境：患者情绪低落，兴趣减少，高兴不起来；②精神运动性抑制：患者的精神活动处于抑制状态，反应迟钝，思维迟缓；③思维内容障碍：在抑郁心境的影响下，患者会出现自我评价过低，倾向于贬低自己，出现无用感和无价值感；④躯体症状：抑郁症患者常常会伴有各种躯体症状，常见的有睡眠障碍、肠胃不适、食欲下降、体重减轻等。神经性抑郁症主要是外源性的，由环境—认知因素引起。抑郁状态是人们日常所体验的抑郁情绪，主要有兴趣丧失和忧郁心境两大核心症状。

（二）抑郁症的症状表现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精神性抑郁症、神经性抑郁症以及抑郁状态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难以截然分开，尤其是后两者。精神性抑郁症属于异常的范畴，主要是精神病学研究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儿童青少年群体也较为少见，较常见到的是他们日常体验到的抑郁情绪，这多为一种相对持久的忧郁心境。

抑郁症的患者如果对别人述说他内心的痛苦，很有可能不能被他人理解。因为在周边的人看来，他的境遇看起来远远没有他表现的那么糟糕。对于原本热情洋溢、兴趣广泛的人，抑郁发作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个体没有什么盼望的事，如不太想看自己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不愿意去和朋友聚会，不想去看新电影或新话剧等。这让人感到沮丧，因为生活的动力被剥夺了，生活只会变得越来越难挨。一旦失去生活的动力，最简单的行动也会变成一件令人厌烦的事。

抑郁的人早晨一起来就感到事情一团糟，而在就寝时倒是感觉多多少少有些正常，这是因为抑郁症状在早上要比晚些时候来得更剧烈。抑郁症状恶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天中感觉正常的时间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减少为零。一个对自身比较敏感，完全能胜任自己工作的人，很容易识别抑郁状态及其发作情况。当然，“夜猫子”通常在早晨也会感到情绪低落，但这与抑郁心境不同，他们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积蓄精力而已，一到夜晚，他们的精力又很充沛了（苏珊·阿尔德里奇，2002）。不仅仅是心境，身体上也会有明显的反应，主要表现在食欲下降和睡眠紊乱。食欲下降也是兴趣丧失的表现，丧失了吃东西的快感，因而对美味佳肴没有任何兴趣，随之而来的是体重的明显降低。在有些抑郁症中，尤其是受季节影响的情绪紊乱，患者反而暴饮暴食，体重增加。胃口的好坏是抑郁发作的一项重要指标（苏珊·阿尔德里奇，2002）。睡眠紊乱也是抑郁发作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睡眠紊乱，个体极度疲倦，稍一运动就会筋疲力尽，即使休息一会儿也缓不过劲来。抑郁严重时，这种疲倦感甚至让个体早晨无法下床（苏珊·阿尔德里奇，2002）。

抑郁的另一个常见的心理特征就是在内心不断重复着长篇独白，其中充满自卑和负疚感，对周围世界持否定态度。事情稍不如意，就会责备自己，进而得出更大的结论，即一切都糟糕透顶。患者思考力也受到影响，无法聚精会神，记忆力和专注能力都下降了，这样一来，自尊心进一步降低，负疚感和失败感就更为显著了。这种过度的焦虑可能产生一种极端的后果，即自杀的念头和计划，甚至自杀的行为。这正是抑郁症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危险的重要原因。笔者在指导抑郁症的治疗过程中通常对药物的使用持谨慎态度，因为患者常常被药物的副作用折磨得更加痛苦。但是，一旦出现自杀的倾向或实施了自杀的行为，患者就必须到医院接受药物治疗了，这也是在临**箱庭治疗师要特别关注的。

（三）儿童抑郁症的症状表现

我们在高校大学生的心理普查工作中发现，因抑郁情绪而求助的大学生占有很大的比例。赵广平、陈顺森对22831名大学新生的调查发现，抑郁是大学新生普遍存在的心理症状。湖北省青年心理研究所心理咨询部的调查也发现，抑郁已成为大学生主要的心理障碍。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在前来咨询的大学生中，主诉抑郁的占37.9%，位居第一。既往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女性抑郁症的流行率是男性的两倍。

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儿童抑郁症的临床表现，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识别率很低，诊断难度也较大。患有抑郁症或具有抑郁倾向的儿童和青少年往往情绪波动大，行为非常冲动。成年人抑郁症常见的表现，如体重减轻、食欲下降、睡眠障碍、自卑和自责，在儿童、青少年抑郁症中并不常见。相反，易激惹、发脾气、离家出走、学习成绩下降和拒绝上学却十分常见。由于儿童还不能准确表达内心的感受，如愤怒和沮丧等，所以抑郁症状表现往往更像行为问题。年龄偏小的儿童，如3～5岁学龄前儿童，有可能明显地表现为对游戏失去兴趣，在游戏中不断有自卑、自责、自残和自杀表现。稍大一点的，如6～8岁的儿童，有可能有躯体化症状，如腹部疼痛、头痛、不舒服等，其他有痛哭流涕、大声喊叫、无法解释的激惹和冲动。9～12岁的儿童更多出现空虚无聊、自信心低下、自责自罪、无助无望、离家出走、恐惧死亡。12～18岁的青少年更多地出现冲动、易激惹、行为改变、鲁莽不计后果、学习成绩下降、食欲改变和拒绝上学。

二、抑郁症的产生原因

通常可以从生物学因素、环境因素和个体心理因素来分析导致心理问题的原因，抑郁也是如此。很难确切地说这三方面的因素谁要为抑郁负全责。三者时常交织在一起，一点点的遗传因素，一个长期困扰的问题（爱情或事业的不顺利等），或者一次突然的爆发或换药，都可能导致病情的恶化，由亚临床抑郁变成临床抑郁症。

（一）生物学因素

有关抑郁症生物学病因的学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他认为这种疾病来自身体内部，是黑胆汁及黏液淤积影响脑功能所致。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抑郁症的生物学病因学说逐渐发展起来，多数学者认为抑郁是由于脑内缺乏去甲肾上腺素。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与大脑影像技术的发展，抑郁的生物学病因研究逐步得到了比较深入的发展，从细胞水平、分子水平以及受体水平进行探索，到生理功能的动态研究（Nemeroff，1998）。脑成像技术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脑内血液灌流量与葡萄糖代谢率异常（Takebayashi et al.，1998），这对抑郁的发生机制、诊断治疗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抑郁的神经内分泌理论研究表明，抑郁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功能亢进有关。随着抑郁症状的缓解，HPA轴功能亢进逐步正常（Catalán et al.，1998）。有研究证实抑郁症与皮质醇水平相关联（Gerra et al.，2008；秦萍，张勇，2009），皮质醇升高可能会加速诱导色氨酸羟化酶，降低色氨酸水平，使5-HT含量下降，导致抑郁（Gotlib et al.，2008）。虽然人们对抑郁的病因认识还存在巨大的空白，但对其发病机理有了更多的理解，所以大多数治疗方案是根据症状而非病因来拟定的。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病因究竟是什么，但能够观察到疾病的发生，即大脑内活动和化学物紊乱的一些规律。抗抑郁药主要是平衡大脑的化学成分，缓解抑郁症状，而不是彻底治愈抑郁症（苏珊·阿尔德里奇，2002）。

（二）环境因素

家庭是心理问题必须考虑的社会性因素，除了家庭致病基因的遗传影响之外，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环境、童年经历等都可能导致个体患上抑郁症。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爱以及情感的丧失在抑郁形成中的作用。弗洛伊德最初将抑郁看作对丧失的一种反应，后来他认为这种丧失不一定是丧亲之痛，也可能是其他某些并不明显的丧失，如地位丧失、希望破灭或自我形象受损。这一理论认为，情感丧失往往会造成各种内部的心理变化，导致严厉的、不合理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惩罚，最终导致抑郁的形成。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母爱缺乏的概念，指出了情感纽带的重要性，也注意到与母亲的分离会引起焦虑和悲伤。他指出，父母对儿童充分的照顾和关爱至关重要，将深远地影响儿童将来的人际关系。一种安全稳定的情感纽带会产生自信和自尊，而这恰恰是抑郁症者所不具有的。母爱缺乏会导致正常的小孩变得更为敏感或更具攻击性。比波瑞（E. Bibring）则指出，抑郁不仅仅是丧失了别人的爱而造成的，还反映了控制自尊的自我机制的障碍。当个体不能达到目标时，自我机制就会发生障碍，从而导致抑郁的形成。

（三）心理因素

不同的心理治疗流派都对抑郁症的心理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阿伦·贝克（Aron Beck）的认知理论和无望理论对抑郁的分析最具代表性。

以贝克为代表的认知—行为疗法，关注了认知过程在抑郁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人们看待自己以及加工个人信息的方式使人保持或产生抑郁。贝克对抑郁症患者与正常人的思维方式进行对照研究，结果发现认知因素在抑郁障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抑郁是负性认知的结果，类似的环境刺激会对不同的个体产生不同的影响。人们之所以形成抑郁，是因为他们用消极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体验。1977年，贝克创立了抑郁症的认知—行为疗法，并逐渐形成抑郁症的认知理论模型，提出了抑郁症的病理心理学模型。他认为，抑郁症以认知过程的歪曲为突出表现，产生了对自我、世界、未来的消极看法，即抑郁认知三联征。第一联是指对自己的消极评价，认为自己有缺陷，没有能力，不能胜任，因此总是感到不愉快；第二联是指患者对经历的消极解释，对自己要求过高，认为在现实生活的道路上有不可克服的障碍；第三联是指以消极的态度认识未来，认为现在的问题总也得不到解决，未来的生活中也充满着困难、挫折，对未来不抱希望。贝克认为，自动性思维影响情感和行为，思维歪曲和消极性思维是抑郁症的重要特征。抑郁症的其他典型症状，如动机缺乏、消沉、兴趣丧失、自杀企图等，都受到歪曲性思维的影响，而且这些自动性思维的出现是自动的、不随意的、持续存在的。由于受自动性思维的影响，抑郁个体对特定事件的主观看法和客观实际是不一致的。

抑郁患者常在无证据的情况下推断得出结论，或得出的结论只来自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或从一个琐细的出发点得出很大的结论，或极端化地推断，这使他们的消极期望更加坚定。根据贝克的观点，抑郁者具有一种消极的自我图式，它导致抑郁者以一种消极、歪曲的方式加工信息。他们关注生活的消极面，以自挫的方式解释生活事件，这也使其更易患抑郁症。

与贝克的认知理论不同，抑郁的无望理论是一种以习得性无助的研究结果为基础的解释抑郁的认知理论。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赛里格曼（Seligman）和他的同事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对动物在实验室的条件反射研究，揭示了习得性无助现象的产生机制，这种无助感为人类解释抑郁的产生提供了帮助。他们在动物身上发现，首先将狗放在特制的笼子里，蜂音器一响，在这个笼子中无论狗做出任何的反应，如挣扎、号叫、躲避等，都无法阻止电击，接着将这些狗放到另外一个笼子，当狗再经历类似的电击，即使它可以通过跳跃来逃避电击，但是这些狗只是稍做挣扎便放弃了反应，被动地接受电击，甚至当笼门打开时，这些狗也不会主动逃脱，并且在仅开启蜂音器而没有电击时，有些狗也会倒地甚至呻吟和抽搐，也就说，这些狗已经产生了习得性无助行为，即由重复的失败或者惩罚而造成的听任摆布的行为，这种行为背后是个体通过习得而形成的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奈的心理状态。

为了验证人类是否也存在这种习得性无助现象，有研究者将大学生作为被试，利用不可控的噪声作为刺激，最后发现在人类身上同样存在这种无助的现象（Donolel ＆ Hiroto，1974）。究其原因，赛里格曼等人认为习得性无助由三个相互联结的方面组成：一是不可控的环境，即行为与结果的联系是随机的、不依存的和不可控的；二是伴随性认知，即个体认为任何积极的行动都无法控制结果；三是放弃反应，是个体对偶然性认识后表现出来的直接结果，即用无助心态来看待以后发生的事情，随之感到自卑、不自信，而其随后导致个体产生消极的定式——人们认为成功与失败是不依赖于自己的行为的并最终导致放弃努力（Seligman & Steven，1993）。

受到认知心理学兴起和发展的影响，阿伯拉姆森等人（Abramson， Metalsky， & Alloy，1989）在习得无助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归因理论的知识和贝克的抑郁认知理论中的某些理念，提出了无望抑郁的认知模型。他们认为当消极生活事件发生时，具有消极归因风格的个体倾向于以消极的方式解释事件，认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稳定的、普遍的，这种觉知会导致个体的无望体验，这种体验的积累使个体相信自己无法改变不利的处境（不可控的），最终陷入抑郁，而即使个体从抑郁中恢复，一旦再次出现不利的情境，抑郁爆发的可能性也要远远高于具有积极归因的个体。

三、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

有一种说法认为，家族内发生抑郁症的概率为正常人口的8～20倍，且血缘越近，发病概率越高。也就是说，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某种程度上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当然，母亲患有抑郁症，孩子并不会一定患有同样疾病，但是家庭因素是导致儿童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在临**发现，儿童青少年的抑郁与父母婚姻关系的破裂或婚姻质量不高常常是相伴产生的。女孩较男孩更容易受父母离异的困扰而出现抑郁症状。另外，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父母的过度严厉、过度干涉和和过度保护都有可能导致或加重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状，而给予更多的关注理解和情感上的温暖，能够减轻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或减少患病概率。如果家长或学校能够帮助儿童青少年发展健康和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则会有力地帮助他们抵御抑郁的侵扰。这是因为同伴关系在这个阶段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同伴关系好的小学生与同伴关系不良的小学生相比，前者被抑郁情绪困扰的概率更低。朋友是他们最好的心理抵抗力。如果一直对社会支持的感受较低，未能发展有效的人际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在交往中越来越将自己认知为人际交往无能，体验着焦虑和社会拒斥感。

儿童青少年抑郁促发的另一个因素主要源于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压力，即各种应激生活事件，如生病和生活环境的突然转变等。身体健康水平低下的儿童更易产生抑郁及焦虑情绪问题。家境贫寒的儿童青少年患抑郁症的概率可能更高，因为他们会更早和更容易地感受到与年龄不相称的生活压力。生活环境的突然转变也可能引起儿童青少年抑郁的发生。所以，我们对社会发展所催生的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寄宿儿童应该给予更多的心灵关照。有时候，抑郁情绪儿童很容易从关系密切的成人特别是父母那里学习和模仿到抑郁情绪。所以，成人的乐观和积极向上会对儿童青少年产生正面的影响。

四、抑郁症的心理治疗

抑郁作为一种负面情绪并不可怕，只要积极治疗，绝大多数患者的病情都可得到改善，患者治愈后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儿童青少年发病预后与成人接近，一般预后尚好，但如果不及时治疗，疾病会逐渐发展，可出现适应不良、学习困难甚至药物滥用和自杀。

抑郁症的治疗手段主要是药物治疗、住院保护性治疗以及心理治疗。除非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症状，一般情况下，笔者并不支持对儿童青少年轻易使用药物治疗。由于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药物治疗常常让我们顾此失彼，很有可能失去的远远大于得到的，而且药物的使用应该非常慎重并需请教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同时应该强调的是，对那些已经出现生理症状的比较严重的抑郁症患者，药物治疗是必不可少的，特别近些年来许多新药问世，不仅副作用小而且对患者是安全的。当然，几乎所有抗抑郁药物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即药物在发挥作用前都存在1～4周的滞后期，然后才使患者的症状出现改善。通过药物治疗，使病情缓解之后再转入心理治疗，效果会更佳。

（一）抑郁症的心理疗法

抑郁症有生物学方面的原因，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心理疾病，因此，借助心理治疗的力量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目前我们所了解的用于治疗抑郁症的心理疗法多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抑郁症的成因方面，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抑郁症等心理问题来源于成人在儿童期积聚起来的无意识冲突。抑郁是对丧失的反应，是在个体遭遇丧失后把自己的敌意、依赖性等矛盾情绪转向内心已丧失的对象，转向内部自我，导致严重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惩罚之后出现的。以此理论为基础的精神分析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各种技术，如梦的解析、自由联想等，将无意识内容带到意识层面，这样患者就可以洞察自己的心理问题，然后加以解决。

认知疗法对抑郁症的治疗主要是针对抑郁患者的认知特点，帮助其用理性认知代替非理性认知，区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避免泛化自己的体验，全面认识事物从而达到合理认知（刘芳，1997），由此消除其由不合理认知导致的悲观失望的心理体验，促进其努力适应现实生活。认知—行为疗法则进一步通过改变患者的不良认知，修正其认知过程和目标，进而改变他们的情绪和行为，促使其形成良好的、有益于健康的行为方式。

归因训练治疗抑郁症的基本原理就是从抑郁患者消极的归因方式入手，通过一系列认知行为的方法建立积极的归因方式，促进情绪和行为的改变，打破抑郁的恶性循环，并通过改进对良性事件的积极归因，引导患者走向良性循环。抑郁的归因训练主要就是促使患者对成功和失败的消极归因方式转变为期望的归因方式，从而使无望感消失，出现希望感，并带动行为的改变，达到治疗抑郁的目的。此外，森田疗法、家庭治疗法、生活分析咨询法等也常用于亚临床的抑郁状态或临床抑郁症的治疗。

不难发现，这些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在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上存在一定困难，特别是对年龄较小的儿童，由于其自我认识和分析能力还处于发展过程中，从归因训练以及认知疗法方面着手治疗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就凸显了箱庭疗法这一从儿童游戏发展起来的心理治疗方法的优势。

（二）抑郁症的箱庭疗法

如果你是一位曾经满怀希望，试图说服一名易怒、叛逆并逃学的孩子重回校园的家长或老师，那么你一定在这一过程中体会过语言的无力感。改变别人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何况我们或他们自己都对他们的世界并不十分了解。与之相比，带他们到箱庭室来显得容易多了。直观地看起来，箱庭适用于于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来自成人世界的说教，他们没有必要**裸地面对和承认、接受和改变一个在成人看来“错误的自己”。面对一个年龄尚小，不会表达自己的孩童，或一个青春叛逆，不愿表达自己的少年，抑或一个悲观失落，不知从何表达自己的青年，一句“我们来做箱庭吧”瞬间打破了一切语言的樊篱，直奔心理治疗的主题。然后，一切改变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正所谓“此处无声胜有声”。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认为，个性化就是自性实现的过程。箱庭疗法继承了这一观点，它相信个体的自我治愈力，相信人有整合、追求自性实现的趋势。治疗者信任患者或来访者自身的力量，并且帮助患者或来访者也相信这一点，对于任何心理疾病和问题的解决都是有益的。抑郁症患者本身具有强大的自我治愈力，只是在现实的情境下，这种自我治愈力被压抑了。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即使是抑郁症患者，每天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也是1∶1的。即使是抑郁症患者，他们也有强大的治疗动机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只是这种希望大多数时间被抑郁的症状和情绪所淹没，等待着发现的眼睛和陪伴的心灵。这一点箱庭疗法做到了。

箱庭疗法强调在治疗时为来访者提供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来访者的自我治愈力得以激发，而且重视治疗者与来访者之间的治疗关系——母子一体性。最近的研究发现，儿童期遭受的不良经历与成年后的负面行为显著相关，而婴幼儿时期、童年时期承受过重的压力，会给他们的身体、心理和神经带来各种各样长期的不良反应。个体对外在不良环境的应对如果是消极的、指向自身的，则个体很容易感受到抑郁情绪。与那些早期和抚养人关系冷淡的个体相比，即使是面临着同样的负性环境和创伤事件，早期母亲或主要抚养人对婴幼儿、儿童需求的敏感、关注和情感的投入可以帮助个体变得更加健康。神经学家认为，良好的抚育和教育带来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心理和生理上，更是一种生物化学意义上的存在。保罗·图赫（Paul Tough，2013）说过，高质量的母亲本身就可以为孩子建构起一个强大的缓冲器，抵御不利环境给孩子的压力反应体系带来的伤害。相对于普通人，抑郁症患者身边大多缺乏高质量抚养人，箱庭疗法中母子一体性的治疗关系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这一关系可以帮助来访者实现回归，与年幼的自己对话，重新体验并疏通创伤体验，并得以站在现实的角度去重新体验父母或其他抚养人的角色。更好的是，这一治疗关系也可以给来访者足够的安全感去容纳他们内在的创伤、对外界的恐惧、对失败的包容，从而为他们有效、勇敢地探索现实中的环境打下基础。

箱庭疗法能够以一种有形的方式长久地存在，将来访者内在的体验和情绪以一种视觉化、外化的方式呈现在沙箱中，它融合了艺术治疗和游戏治疗的优势，能够直透无意识层面，实现生理和心理的对话。不同年龄阶段的抑郁症患者常常会歪曲自己对事件的解释，这样他们保持了对自身、环境和未来的负性观念。这种负性观念也常常通过内化语言，压抑到无意识层面后才形成精神障碍，即荣格所说的“情结”。生理和心理的对话也是在无意识层面，用一种非词语性的代码进行的，因此最适合心理治疗的应该是像箱庭这样能够直透无意识层面的游戏和艺术语言。

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在箱庭治疗过程中，箱庭作品这种无意识的外化可以用照片记录和保存。当来访者于治疗结束后再次面临负性环境时，这些珍贵的照片、治疗时的安全感以及积极的情绪疏通方式都能激起来访者的自我治愈力，可以有效地帮助来访者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现实的困境，从而减少抑郁症复发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