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学习的5年间，系里为我们制订了专门的课程计划，因此我有机会先后在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国立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和苏联教育科学院矫正教育研究所学习。我系统学习了智力落后教育专业、聋教育专业、盲教育专业和言语矫正专业，结识了苏联当时特殊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批专家，他们是扎姆斯基、沃洛克娃、里亚别夫斯基、石夫、鲁宾什坦、捷姆佐娃、库拉金、科瓦连科等。

扎姆斯基是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特殊教育系的系主任，教智力落后学生教育学和特殊教育史。他曾在1945年到中国参加攻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所以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情谊。他帮助我们重新制订了专业学习计划。沃洛克娃教聋生口语，讲课深入浅出，有理论有实践。她一上课就能用粉笔在黑板上迅速画出一个发音的口腔剖面图，这让我无比钦佩。我后来回国讲课时能熟练画出汉语发音图就是向她学的。里亚别夫斯基是一个既严肃又和善的老头，教神经病理学基础等医学类课程。他熟悉授课内容，讲课时从不带任何讲稿，全部内容记在脑子中。他曾在课上讽刺做小抄的学生：“我一学期讲课都不用小抄。”石夫是苏联教育科学院缺陷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员，教聋生心理学，也是我的年级论文导师。我前面提到的跨两个专业的实验研究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鲁宾什坦是苏联女病理心理学家，1945年获副博士学位，1971年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教学和临床实践工作，在莫斯科大学等高校讲授神经病理心理学和智力落后学生心理学，担任过苏联心理学会病理心理学部的领导。她为我们讲智力落后学生心理学，后来送给我一本她的课程讲义和正式出版的修订本教材，我回国后翻译出版[1]。捷姆佐娃是苏联教育科学院缺陷教育研究所盲缺陷研究部主任，她专门为我们两名中国学生讲授盲人心理学和教育学。她特别关心我们的生活，教我们如何在严寒的苏联预防感冒，这个方法我至今仍在使用。库拉金是苏联教育科学院的研究员、心理学家，教盲童心理学。科瓦连科是国立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特殊教育系的一位盲人教授，属遗传性致盲（在他们家族里男性遗传的概率大于女性），他女儿是系里的副教授。为了让家族的遗传性盲不再遗传给下一代男性，他劝说女儿不结婚、不生育。我们专程到科瓦连科教授家里听他讲课，他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其他有印象的老师还有费欧科吉斯托娃（与科瓦连科教授是同事）、缺陷教育研究所的鲁鲍夫斯基、鲁里亚、索科良斯基、孜科夫等。

和同学扎瓦莉申娜一起在哈萨克斯坦劳动

这些老师不仅教给了我知识，还教会我做人，使我热爱特殊教育，一起学习的苏联同学也给了我如兄弟姐妹般的温暖和帮助。在苏联，大家把这些共同学习、共渡难关和共享欢乐的同学称作“同喝一碗粥的人”。我和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是别林斯基、雅伊茨卡娅、萨斗夫尼克娃、丹尼亚·沃洛克娃、扎瓦莉申娜、尼基金娜、马丽娅·拉乌等。第一年我们听课时完全听不懂，有些同学经常借笔记给我们抄写，还会耐心向我们解释笔记中的缩略语。比如雅伊茨卡娅同学，她为人热情，不仅把她的笔记借给我，还在我参加论文比赛期间协助我做调查，记录孩子们说的话，帮助我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我参加过苏联同学组织的活动，到过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家里做客，也到过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家里，这样可以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苏联社会的发展，能用客观和真实的眼光看待苏联。因为我们系里男生少，苏联同学也会拉上我们参加系篮球队，我们到列宁中央运动场打过球。为参加晚会表演唱歌，苏联同学还教我唱人民诗人莱蒙托夫写的歌。至今我与一些苏联同学还保持联系，毕业后我回过几次莫斯科，都见到了同学。有的同学会特意乘火车从几百千米外赶来看我，至今我生日时还有苏联同学打长途电话来祝贺。

1997年，鲁鲍夫斯基教授来中国讲学

2011年4月，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士、矫正教育研究所所长鲁鲍夫斯基教授向我赠送他写的《特殊儿童心理学》

[1] 《智力落后学生心理学》198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鲁宾什坦著，朴永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