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龙门日月悬，晏居人望似神仙。道同禹稷殊行止，文与欧苏作后先。夜雨溪堂收散帙，秋风山馆听调弦。不知谁为苍生计，须与先生惜盛年。
寅恪案：此诗第六句殆与河东君有关。第七、八两句之辞旨，似在崇祯十四年河东君适牧斋以后、十七年明北都未破以前所赋。象三诗集止分体而不依时，故“天留硕果岂无为”一律，虽排列于此首之前，其实作成时间乃在此首之后也。
同书同卷《索歌》云：
帘幕春阴昼不开，排愁须仗麹生才。烦君为拨三弦子，一曲蒲东进一杯。
寅恪案：“蒲东”一辞，疑用元微之《莺莺传》“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之语，与《听白氏女郎曲》诗“博陵自是伤情调”之“博陵”，同一出处。盖以河东君比双文也。又“索歌”之“索”，殆与《乐府诗集》七九丁六娘《十索四首》及无名氏同题二首有关，唯此则男向女索，而所索为歌耳。由是推之，此女必能歌者。河东君善歌，见第三章论《戊寅草》中《西河柳》节，兹不更赘。
同书同卷《白辛夷》（自注：“玉兰”）云：
玉羽霜翎海鹤来，满庭璀灿雪争开。琼花未必能胜此，定有瑶姬下月台。
寅恪案：此首或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可能。玩末句“定有”二字，恐非偶然咏花之诗，实指河东君肌肤洁白而言。见后论牧斋《冬日同如是泛舟有赠诗》及《玉蕊轩记》等，兹暂不详及。元微之有句云：“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见《才调集》五《离思六首》之六）象三赋诗，殆有此感耶？至若白乐天《长恨歌》“梨花一枝春带雨”句（见《白氏文集》一二），虽为五十年后小臣外吏评泊杨妃之语，自不可与普救唐昌之才子词人亲觌仙姿者同科并论，但玉环源出河中观王雄之支派，河中为中亚胡族居留地（可参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论琵琶女；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论莺莺，并校记中所补论诸条），故香山所言，未必全出于想象虚构也。
同书同卷《柳絮》云：
红袖乌丝事渺茫，小园寥落叹韶光。无端帘幕风吹絮，又惹闲愁到草堂。
寅恪案：此首疑为河东君而作。第三句恐是兼用刘梦得“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之句及《世说新语·言语类》“谢太傅寒雪日内集”条“兄女〔道蕴〕曰，未若柳絮因风起”之典。但第一句有“红袖乌丝”之语，则综合第一、第三两句之意，当是象三见河东君诗词之类，因而有感。此乃牧斋《戏题美人手迹》之反面作品。盖谢诗乃杜兰香已去，而钱诗则萼绿华将来，故哀乐之情迥异也。
同书同卷《西泠桥》云：
堤花零落旧山青，楚雨巫云付杳冥。二十年来成一梦，春风吹泪过西泠。
寅恪案：象三此诗虽不能确定为何年所作，但有“二十年来”之语，则其作成时间必甚晚，可以无疑。至“楚雨巫云”之典，自指河东君而言，又不待论。由此推之，谢氏迟暮之年，犹不能忘情如此，真可谓至死不悟者矣。若更取塞翁此诗，与没口居士“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之句（见《有学集》一三《病榻消寒杂咏》第三四首）互相印证，则知师弟二人，虽梦之好恶不同，而皆于垂死之年，具有“寻梦”之作，吾人今日读之，不禁为之废书三叹也。
今据上引《一笑堂诗集》诸题观之，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嫌疑者，竟若是之多，殊觉可诧。细思之，亦无足异。象三于此，颇与程孟阳相似，殆由惓恋旧情，不忍割弃之故。夫程、谢乃害单相思病者，其诗集之保留此类作品，可怜，可恨，可笑，固无待言。至若陈卧子之编刻本身诸集，多存关涉河东君之诗词，则与朱竹垞不删《风怀诗》之事，皆属双相思病之范围，自不可与程、谢同日而语。噫！象三气量褊狭，手段阴狠，复挟多金，欲娶河东君而不遂其愿。倘后来河东君所适之人非牧斋者，则其人当不免为象三所伤害。由今观之，柳钱之因缘，其促成之人，在正面为汪然明，在反面为谢象三，岂不奇哉？苟明乎此，当日河东君择婿之艰、处境之苦，更可想见矣。
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二五通云：
率尔出关，奄焉逾月。先生以无累之神，应触热之客，清淳之语，良非虚饰。而弟影杯弥固，风檄鲜功，乃至服饵清英，泳游宗极。只溢滞**靡，间恬遏地。（寅恪案：“溢”疑当作“益”。“**靡”二字连文，当断句。“间”上疑脱一“云”字或“此”字。“云间”或“此间”，指松江也。另一本“间”作“闻”，恐非。盖河东君与卧子关系密切，若作“闻”字，则未免疏远矣。似不如仍作“间”字上有脱文为较妥，俟考。“恬遏地”三字连文，解释见下。）有观机曹子，切劘以文。其人邺下逸才，江左罕俪，兼之叔宝神清之誉，彦辅理遣之谈。观涛之望，斯则一耳。承谕出处，备见剀切，特道广性峻，所志各偏。久以此事推纤郎，行自愧也。即某与云云，亦弟简雁门而右逢掖。谐尚使然，先生何尤之深、言之数欤？至若某口语，斯又鄙流之恒，无足异者。董生何似，居然双成耶？栖隐之暇，乐闻胜流。顾嵇公懒甚，无意一识南金。奈何！柴车过禾，旦夕迟之。伏枕荒谬，殊无铨次。
寅恪案：河东君此札为《尺牍》三十一通中最可研究而富有趣味者，惜有讹误之处，明刻本已然，无可依据校补，兼以用典之故，其辞旨更不易晓。然此通实为河东君身世之转捩点，故不可不稍诠释引申之，借以说明钱柳因缘殊非偶然，必有导致之条件，为其先驱也。此札末云：“柴车过禾，旦夕迟之。伏枕荒谬，殊无铨次。”乃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春间以与谢三宾绝交，遂致发病，因离杭州。抵嘉兴后，留居养疴。然明得知此情况，欲往慰问劝说，先以书告之。河东君即复此札，以答谢其意，且自述己身微旨所在也。至河东君此次在禾养疴之处，颇疑即吴来之昌时之勺园。第三章论河东君《戊寅草·初秋（七律）八首》中第四、第五两首及陈卧子《平露堂集·初秋（七律）八首》中第六首，皆涉及吴来之。盖河东君至迟已于崇祯八年乙亥秋间在松江陈卧子处得识吴氏。又本章及第五章有关“惠香勺园临顿里”及“卞玉京”诸条，皆直接或间接可证明河东君此次在嘉兴养疴之处，吴氏之勺园乃最可能之地。读者若取两章诸条参互观之，则知所揣测者，即不中亦不远也。此札所用典故之易解者，止举其出处，不更引原文，以免繁赘。如“影杯弥固”见《晋书》四三《乐广传》。“风檄鲜功”见《三国志·魏志》六《袁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同书二一《王粲传》附陈琳传裴《注》引《典略》，《后汉书·列传》六四上《袁绍传》及《文选》四四陈孔璋《为袁绍檄豫州》等。“叔宝神清之誉”见《晋书》三六《卫玠传》刘惔论玠语。“彦辅理遣之谈”亦见同书同传。但玠传以此属之叔宝，而非其妻父乐广也。“观涛”见《文选》三四枚乘《七发》。“简雁门而右逢掖”见《后汉书·列传》三九《王符传》。“董生何似，居然双成耶”见《汉武内传》，即所谓“〔王母〕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者。“嵇公懒甚”见《文选》四三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无意一识南金”见《晋书》六八《薛兼传》。综合推测，然明原书之内容约有三端。一，“某与云云”者之“某”，当即象三，亦即“雁门”。盖河东君自谓其天性忽略贵势，而推崇儒素，如皇甫嵩之所为者，然明不可以此责之也。二，“至若某口语”之“某”，当亦指象三。《尺牍》第二九通云：“某公作用，亦大异赌墅风流矣”之“某公”，乃用《晋书》七九《谢安传》，自是指象三。河东君以此骂三宾为谢氏不肖子孙也。盖象三因河东君与之绝交，遂大肆诽谤，散播谣言，然明举以告河东君。“风檄鲜功”之“檄”，即象三之蜚语。《尺牍》第三七通末所云“余扼腕之事，病极，不能多述”，所谓“扼腕之事”，或亦与象三有关也。三，“董生何似，居然双成耶？”此乃受人委托之董姓，转请然明为之介绍于河东君，但河东君不愿与之相见。河东君既不以某公为然，因亦鄙笑其所遣之董姓，而比之于王母之侍女，为其主人吹嘘服役也。“观涛之望，斯则一耳”之语有两义，一指愈疾之意，一指至杭州之意。盖杭州亦观涛之地也（可参《尺牍》第二四通所论）。河东君此札下文所言，乃表示不愿至杭州与谢象三复交之旨，谓心中之理想，实是陈卧子。此则元微之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者。因已有“观机曹子”在，不必更见他人，谅然明亦必解悟其故矣。兹成为问题者，即此“观机曹子”究谁指乎？绎“恬遏地”一辞，乃王谢地胄之义。王恬、谢遏皆是王谢门中之佳子弟，且为东晋当日之胜流也。见《晋书》六五《王导传附子恬传》，又《世说新语·贤媛类》“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条及刘孝标《注》，《晋书》九六《王凝之妻谢氏传》并《世说新语·贤媛类》“王江州夫人语谢遏”及“谢遏绝重其姊”条等。“观机曹子”之“子”，其义当同于《世说》“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条所谓“王郎逸少之子”及《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所谓“王郎逸少子”之“子”，乃儿子之义。盖河东君自比于有“林下风”之谢道蕴，故取“观机曹子”之辞，以目其意中人。河东君既不论社会阶级之高下，而自比于谢道蕴，则卧子家世，虽非王、谢门第，然犹是科第簪缨之族。“拟人必于其伦”之义，固稍有未合，但为行文用典之便利，亦可灵活运用，不必过于拘执也。“观政某曹”即分部郎官之称。盖明之六部即古之诸曹。当时通目兵部为枢部，依据此称，遍检与河东君最有关系之胜流，若宋辕文、李存我并李舒章诸名士之父，皆未尝任兵部之职。惟陈卧子之父所闻，虽非实任兵部之职，但曾有一度与兵部发生关系。河东君或因此误记牵混，遂以为绣林实任兵部主事，故以“观机曹子”之辞目卧子也。据《陈忠裕全集》二九《先考绣林府君行述》略云：
是秋（指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秋）举于乡，主司为相国高阳孙公。府君在冬官时，于诸曹中清望最高，群情推毂，旦夕当改铨部曹郎；而高阳公又以府君慷慨任事，欲移之枢部，未决，会艰归，俱不果。
又检黄石斋道周《黄漳浦集》二六《陈绣林墓志》略云：
乙卯举于乡，甚为高阳公（原注：“洪思曰，孙文介公慎行，高阳人。”寅恪案：洪思事迹可参杨锺羲《雪桥诗话余集》一“龙溪洪阿士名思，黄石斋先生高弟”条）所知。其时欲改公铨部（寅恪案：此时陈所闻官工部屯田司主事），孙文介（原注：“谓孙尚书慎行也。”）方任严疆，欲得公在枢部。事未决，会公丁艰归。
可知卧子之父绣林曾一度有为兵部主事之可能，而未成事实。“枢”“机”两字义同，可以通用。故“枢部”即“机部”。兹有一端不可不辨者，即石斋以孙承宗之谥为“文介”，乃下笔时误记。实则承宗为高阳人，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经略蓟辽。（见《初学集》四七《孙公行状》及《明史》二五十《孙承宗传》。）慎行为武进人，卒谥文介。始终未尝官兵部尚书，亦未任宰相，且绝不能以著籍武进之人而任应天主考，考取华亭之陈所闻为举人之理。（见《明史》二四三《孙慎行传》。）石斋偶尔笔误，未足为异，然洪氏不特不为改正，又从而证实之，竟以承宗为慎行，可谓一误再误。甚矣！读书之难也。因恐世人以洪氏与石斋关系密切，注释石斋之文必得其实，故为附辨之如此。
观河东君此札推重卧子如此，而卧子不能与河东君结合之事势，已如前论，当亦为然明所深知。然则卧子既难重合，象三又无足取，此时然明胸中必将陈、谢两人之优劣同异互相比较，择一其他之人，取长略短，衡量斟酌，将此条件适合之候补者推荐于河东君。苦心若是，今日思之，犹足令人叹服！由此言之，牧斋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九岁时，与韩敬争状元失败，仅得探花，深以为憾；又于崇祯元年戊辰四十七岁时，与温体仁、周延儒争宰相失败，且因此获谴，终身愤恨；然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五十九岁时，与陈子龙、谢三宾争河东君，竟得中选。三十年间之积恨深怒，亦可以暂时泄息矣。牧斋此时之快意，可以想见也。俟后论河东君过访半野堂时详论之。
复次，河东君此札中所谓“纤郎”果为谁耶？前引林天素所作《柳如是尺牍小引》已言其所谓“女史纤郎”当即王修微，兹请更详证之。《春星堂诗集》五《遗稿·西湖纪游》（寅恪案：据厉鹗《湖船录》称此文为《西湖曲自序》）云：
复于西泠绪（？）纤道人净室旁营生圹。玄宰董宗伯题曰：“此未来室也。”陈眉公喜而记之。
检陈继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七《微道人生圹记》略云：
修微，姓王，广陵人。生圹成，眉道人为之记。
故“纤道人”之为王修微，绝无疑义。修微名微，复字修微。“纤”“微”二字同义，可以通用。“纤郎”当是修微曾以此为称也。（寅恪后见王国维《题高野侯藏汪然明刻本柳如是尺牍（七绝）三首》之一云：“纤郎名字吾能意，合是广陵王草衣。”足征观堂先生之卓识也。）兹成为问题者，河东君此札，林天素《小引》及然明《西湖曲自序》，何以皆不称“修微”为“微道人”或“草衣道人”等别号，而称之为不经见之“纤郎”耶？牧斋《列朝诗集》闰四选修微诗，朱竹垞彝尊《明诗综》九八《妓女类》亦选修微诗。朱氏所作《修微小传》云：
初归归安茅元仪，晚归华亭许誉卿，皆不终。
竹垞所言，必有依据。但牧斋则讳言其初归茅止生，又讳言其归许霞城而不终。《初学集》一七《移居诗集》载茅止生《挽诗（七绝）十首》，当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夏间。修微之脱离止生必更远在其前也。西园老人（寅恪案：李延昰字期叔，号辰山。亦号放鹇道者。“西园老人”乃其又一别号也）《南吴旧话录》一八《谐谑类》云：
许太仆往虞山候钱牧斋。归与王修微盛谈柳蘼芜近事（原注：“蘼芜故姓杨，字蘼芜。云间妓也。能诗。嫁虞山钱牧斋。”），忽拍案曰：“杨柳小蛮腰，一旦落沙叱利手中。”修微哂之曰：“此易解。恐蛮府参军追及耳。”（寅恪案：此条后附嘉定李宜之《哭修微（绝句）百首》，有句云“有情有韵无蛮福”。其下原注：“修微尝谓余有一种死情。是日公实诉余，修微尝呼之为‘许蛮’，故戏之。”）
寅恪案：修微之归许霞城，虽不知在何年，然据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牧斋作此语，在崇祯十三年冬间，可知此时修微已早离茅元仪，而归于许誉卿矣。前引《南吴旧话录》中李宜之《哭修微（绝句）百首》，其《序》亦云：
与修微离合因缘，见之古律词曲，皆有题署。独七言绝句，多亵猥事，既嫁之后，遂杂入《无题》，不欲斥言其人，以避嫌也。
可知当时通例，名姝适人之后，诗文中词旨过涉亲昵者，往往加以删改，不欲显著其名，盖所以避免嫌疑。前引然明为河东君而作之《无题（七律）》一首，即是其证。河东君此札，林天素所作《柳如是尺牍小引》及汪然明《西湖曲自序》，皆称王修微为不经见之“纤郎”或“纤道人”，而不显著其姓氏及字号者，盖皆在修微适人以后之作，而辞旨所涉殊有避免嫌疑之必要也。
《尺牍》第二六通至二九通皆是河东君崇祯十三年庚辰首夏至孟秋之间所作。河东君于此年春间在杭州与谢象三绝交发病，至嘉兴养疴，因住禾城逾月。其后移居吴江盛泽镇，欲待然明之晤谈，当是以其地不便相晤，遂买棹至垂虹亭相候，而然明不果赴约。河东君以盛泽镇不可久留，急待与然明面谈，竟不俟其来访，而先至杭州。岂知然明此时尚在徽州，于是不得已改往松江，入居横云山。然其病仍未痊愈。及闻然明已归杭州，乃函约其到横云山相晤。河东君于七月得然明复书，谓以家事不能往晤，故约其在秋末会于西湖也。至第三十通乃河东君到虞山以后所作。作此函时，已在牧斋家中。河东君之身世，于此始告一结束矣。由此观之，崇祯十三年首夏至孟秋间所作之尺牍，实为河东君身世飘零、疾病缠绵、最困苦时间之作品。若能详悉考证其内容，并分析其与然明之密切关系，则钱柳因缘之得如此成就，殊为事势情理之所必致者也。兹择此四通中有关者，略诠释之于下。
第二六通云：
弟昨冒雨出山，早复冒雨下舟。昔人所谓“欲将双屐，以了残缘”，正弟之喻耳。明早当泊舟一日，俟车骑一过，即回烟棹矣。望之。
寅恪案：此通中“弟昨冒雨出山”之“山”，与第二八通中“弟之归故山也”之“故山”，实同指一地，即是吴江盛泽镇。至第二八通之“横山幽奇”“甫入山后”及“山中最为丽瞩”，并第二九通之“及归山阁”之“山”，皆指松江之横云山。此三通中虽同用“山”字，实指两地，不可牵混也。何以知前者之“山”及“故山”乃指盛泽镇耶？第一理由，因禾城中无山可言。至城外三十里之胥山，即朱竹垞所谓“嘉禾四望无山，近府治者胥山，一篑而已”者。（见光绪修《嘉兴府志》一二《山川一》“胥山”条及朱彝尊《曝书亭集》六八《胥山题壁》。）河东君于第二九通中既言“抱疴禾城，已缠月纪”，“禾城”乃嘉兴之泛指，未有养疴于胥山之事。故知前者之“山”及“故山”乃“故居”之意。第二理由，因第二八通云：
弟之归故山也，本谓吹笛露桥，闻箫月榭。乃至锦瑟瑶笙，已作画檐蛛网。日望凄凉，徒兹绵丽。所以未及遵剡棹，而行踪已在六桥烟水间矣。
此所谓“吹笛露桥，闻箫月榭”，乃用周美成《片玉词（上）·兰陵王·柳》云：
记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之语。用咏柳之词，以指己身，自极切当。但“月榭”“露桥”之“故山”，若谓是指禾城外之胥山，必无“锦瑟瑶笙，已作画檐蛛网”之理。故知后者之“山”乃是一昔华丽今荒凉之处所。取以目河东君盛泽镇之故居，方与所言适合。此河东君所以亟欲与然明面商他徙，不待来访，而先躬往也。又有可注意者，河东君于宋人咏柳之词，皆所熟诵，不仅秦少游《金明池》一阕而已。此殆因其寓姓为“柳”之故，非独以其身世与柳有关耶？
复次，河东君约与然明晤谈之地，疑是吴江之垂虹亭。观前第二章及第三章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张溥至垂虹亭，易小舟访徐佛于盛泽镇，而佛已适人，遂携河东君至垂虹亭之事推之，则知当时风习，文士名姝往往以垂虹亭为集会之地。盖不仅景物足供赏玩，且交通便利，可通大舟。非若往来盛泽镇，必易小舟也。由此言之，河东君所谓“弟昨冒雨出山，早复冒雨下舟”者，乃前一夕由盛泽镇乘小舟至垂虹亭，翌晨复易大舟，以待然明来访。“下舟”者，即下大舟之谓。“明早当泊舟一日，俟车骑一过，即回烟棹矣”者，乃留在垂虹亭旁大舟中，再待然明一日，若尚不至，则又易小舟返盛泽镇也。据此札所言，河东君此时迫切不可缓待之情势及其焦急之心理，可以想见矣。
《尺牍》第二七通云：
得读手札，便同阿閦国再见矣。但江令愁赋与弟感怀之语，大都若天涯芳草，何繇与巴山之雨一时倾倒也。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望之！余扼腕之事，病极不能多述也。
寅恪案：此通关键乃“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一节。陶隐居《真诰》为集合杨羲、许谧即许长史诸人手迹而成之书，其中多涉及仙女如萼绿华、安妃等降临人间之事。河东君此通所指，虽难确定，颇疑与第二章所引牧斋《戏题美人手迹》七诗有关。牧斋此题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春初，河东君此札作于同年夏间。所隔时日，至少亦有三四月之久。故然明将牧斋此诗传致于河东君，大有可能。至牧斋所见之河东君手迹，亦是从然明处得来也。考《晋书》七九《谢安传》云：
寓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
及同书八十《王羲之传》略云：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须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时刘惔为丹阳令。（寅恪案：“令”字应依《世说新语·言语类》“刘真长为丹阳尹”条，改作“尹”字。）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世说新语·言语类》“刘真长为丹阳尹”条，刘《注》引《续晋阳秋》云：
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真诰》二十《真胄世谱》略云：
〔许〕副，字仲先。庶生。即长史〔谧〕之父也。与谢奕〔安等〕兄弟周旋。
又略云：
〔许〕迈，字叔玄，小名映，改名远游。与王右军父子周旋。
然则谢安石、王逸少之在东山，其所与交游者，为许询、许迈，而非许谧即许长史。但长史之父仲先及兄远游，固尝与王、谢胜流相往来。河东君或于此有所误记，因而牵混耶？若为误记牵混，则东山之谢安石恐非牧斋莫属。盖然明当时所能介绍于河东君之胜流，唯牧斋一人曾于崇祯元年戊辰会推阁臣，列名其中。虽因此革职回籍，然实取得候补宰相之资格。至其余如谢象三之流，资望甚浅，不足与谢安石相比也。职此之故，第二章论牧斋《戏题美人手迹七首》，谓其诗乃钱柳因缘重要资料之一，实则亦是钱柳因缘材料之最先见于记载者。河东君此札可取以相证发也。
《尺牍》第二八通云：
（上段前已引）已至湖湄，知先生尚滞故里。又以横山幽崎，不减赤城，遂怀尚平之意。不意甫入山后，缠绵夙疾，委顿至今。近闻先生已归，幸即垂视。山中最为丽瞩，除药炉禅榻之外，即松风桂渚。若觌良规，便为情景俱胜。读孔璋之檄，未可知也。伏枕草草，不悉。
寅恪案：此札“药炉”二字，杭州高氏藏本如此，今依以移录。瞿氏钞本“药”下缺一字。王胡本补作“铛”，自是可通，但杜牧之《题禅院》诗云“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见《全唐诗》第八函杜牧三及孟棨《本事诗·高逸类》），并《东坡集》七《和子由四首》之二《送春》云“鬓丝禅榻两忘机”，及《东坡后集》四《朝云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河东君自与谢象三绝交发病后，意态消沉，借禅悦以遣愁闷，因而多读佛经。如第二五通云“泳游宗极”，第二七通云“便同阿閦国再见矣”，第二九通云“见遮须之尊，忘波旬之怖”及“今虽华鬘少除，而尼连未浴”等，皆用内典之文，可为例证。至“药炉禅榻”之语，固出杜、苏之诗，人所习知，不足为异。所可论者，河东君以其身世之关系，于《朝云诗》一类之作品，本甚留意。况曾一度以“杨朝”为称，唐叔达为之赋《七夕行》，程孟阳为之赋《朝云诗八首》及《今夕行》。其于东坡是诗，尤所专注，此事理所必然也。（详见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河东君作此书时，正值其浏览佛经及赏玩苏诗之际。其实东坡此诗之“药炉”，本指烧炼丹汞之“药炉”，而非煎煮药物之“药炉”。观此诗七、八两句“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可证。盖“经卷药炉”指佛道之教义，“舞衫歌扇”指姬妾之生活，以今昔情境互异为对文。东坡此意，河东君未尝不知，不过借用之，以写煎药疗病之景况耳。若必谓非作“药铛”不可，则恐转涉拘泥矣。职是之故，颇疑此札之“药炉”即东坡《朝云诗》之“药炉”，而非“药铛”也。河东君早与几社名士交游，自然薰染轻鄙宋诗之风习。第三章论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实用东坡之诗。今观此札中“药炉禅榻”之语，又得一证。王胡本以“药炉”为“药铛”，就文义言，原甚可通。然于河东君学问蜕变之过程，似尚未达一间也。夫河东君之涉猎教乘，本为遣愁解闷之计，但亦可作赋诗词取材料之用。故所用佛经典故，自多出于《法苑珠林》等类书。若“遮须”一词，乃用《晋书》一百二《刘聪载记》，实亦源于佛经，颇称僻典。然则其记诵之博，实有超出同时诸名姝者。明末几社胜流之诗文，以所学褊狭之故，其意境及材料殊有限制。河东君自与程孟阳一流人交好以后，其作品遣词取材之范围，已渐脱除旧日陈、宋诸人之习染，骎骎转入钱、程论学论诗之范围。盖几与当时萧伯玉士玮、艾千子南英江西诸名士同一派别，而非复云间旧日之阿蒙矣。
河东君至杭州访然明不遇，未能与商迁居之地，故遂自行决定，由吴江之盛泽迁往松江之横云山。似此不俟然明之回杭，而匆促作此移居之计者，其间必有不能久待之理由。据《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三年庚辰”条略云：
春纳侧室薄氏。以三月北发。六月就选人，得绍兴司李。七月南还。以八月奉太安人携家渡钱塘。〔抵任所。〕
可知崇祯十三年春，卧子于其继母唐孺人服阕后，即又纳妾薄氏，复北上选官。以常例推计，其得官南还及赴新任，当不过数月间事。河东君自崇祯八年夏间脱离卧子，晚秋离去松江后，至崇祯十三年夏间作此札时，固已历五岁之久，而两方实未能忘情。第三章论卧子《长相思》《上巳行》两诗，已言及此点。意者，河东君作此书时，或已悉卧子之北行，或竟知卧子之得官南归，所以亟欲迁居松江，而不待然明之归者，其意旨倘在是耶？“横山”即横云山。嘉庆修《松江府志》七《山川门》云：
在府城西北二十三里，高七十尺，周回五里。本名横山。唐天宝六年易今名。
又河东君《戊寅草·〔崇祯八年〕秋夜杂诗四首》之二“澄崖相近看”句下自注云：
横山在原后。
寅恪案：第三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是之轶事”条载河东君旧日居松江之佘山。佘山在松江府城北二十五里（见嘉庆修《松江府志》七《山川门》）。佘山与横云山地相邻接，而横云山之规模尚狭小于佘山，河东君是否先居佘山，后迁横云山，抑或前后皆居横云山，钱氏牵混言之，今不易考知矣。“赤城”者，《文选》一一孙兴公《游天台山赋》云“赤城霞起而建标”，故以赤城比天台，其实高下大小不可同语。若谓河东君于此亦不免文人浮夸之习，则恐所见尚失之肤浅。鄙意河东君之取横云山以比天台山者，暗寓“刘阮重来”之意，实希望卧子之来访也。此通云“不意甫入山后，缠绵夙疾，委顿至今”，第二九通云“及归山阁，几至弥留”，岂居横山以后，卧子又无来访之事所致耶？更可注意者，东坡词云“人间自有赤城居士”（见东坡词《水龙吟》），河东君殆亦于此时熟玩苏词，不仅熟精《选》理也。
《尺牍》第二九通云：
（上段前已引。）邈邈之怀，未卜清迈。何期明河，又读鳞问耶？弟即日观涛广陵，聆音震泽。先生又以尚禽之事未毕，既不能晤之晚香，或当期之仙舫也。某公作用，亦大异赌墅风流矣。将来湖湄，鳜鱼如丝，林叶正赪。其为延结，何可言喻。
寅恪案：欧阳永叔《居士集》一五《秋声赋》云“明河在天”，“夷则为七月之律”。今河东君此书云“何期明河，又读鳞问耶”，是此书作于崇祯十三年七月间。“观涛广陵，聆音震泽”当是访觅名流、择婿人海之意，而非真欲有所游览也。否则与下文“不能晤之晚香，或当期之仙舫”之语，意义不贯。“仙舫”谓“不系园”之类，即指杭州，乃然明所居之地。“晚香”谓“佘山”，（陈眉公建晚香堂于东佘山，有《晚香堂苏帖》及《晚香堂小品》等。据陈梦莲所作其父年谱，眉公卒于崇祯十二年己卯九月二十三日。河东君作此书时，眉公已前卒。故此“晚香”当是泛指佘山，非谓约然明会于眉公处也。）即指松江，乃河东君所居地。此札之意，谓然明既以家事不能来松江相访，则己身将往杭州相会。其时间当在深秋，即鱼肉白、林叶红之候也。然明书中，必又言及谢三宾对于河东君有何不利之言行。此类言行，今虽难考悉，但据全谢山所述象三“晚年求用于新朝，欲以贿杀六狂生，不克。竟杀五君子以为进取之路”等事推之，其人之阴险可知。然则河东君此时既为象三所恨，处境颇危。若非托身一甚有地位之人，如牧斋者，恐象三尚不肯便尔罢休。观河东君此札，其急于求得归宿之所，情见乎辞者，殆亦与此有关欤？“某公作用，亦大异赌墅风流矣”之语，自是用《晋书》七九《谢安传》，世人共知，不待征引。所可笑者，牧斋为象三父一爵、母周氏所作合葬《墓志铭》有“其先晋太傅”及“谢自太傅，家于东中”等语（见《初学集》五三《封监察御史谢府君墓志铭》），夫吾国旧日妄攀前代名贤，冒认宗祖，矜夸华胄之陋习，如杜少陵《丹青引》中“将军魏武之子孙”之例者（见《杜工部集》五），何可胜数，亦无须辨驳。象三于此本不足怪。但其人与河东君虽有特殊关系，幸后来野心终不得逞，否则《东山酬和集》之编刊，将不属于牧斋，转属于象三，而象三可谓承家法祖之孝子顺孙矣。至若河东君骂其“大异赌墅风流”，意谓象三为安石之不肖裔孙，固甚确切痛快，殊不知倘象三果能效法其远祖者，恐未必真河东君之所愿也。
《尺牍》第三十通云：
嗣音遥阻，顿及萧晨。时依朔风，禹台黯结。弟小草以来，如飘丝雾，黍谷之月，遂蹑虞山。南宫主人，倒屣见知，羊公谢傅，观兹非邈。彼闻先生与冯云将有意北行，相望良久。何谓二仲，尚渺洄溯？弟方耽游，蜡屐或至，阁梅梁雪，彦会可怀。不尔，则春王伊迩，薄游在斯。当偕某翁便过〔通〕德，一景道风也。耑此修候，不既。
寅恪案：此书乃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二月河东君已移居牧斋我闻室时所作。“时依朔风，禹台黯结”者，《文选》四一《李少卿答苏武书》云：“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河东君此书亦作于冬季，故有斯语。“禹台”即“禹王台”，亦即“梁王吹台”，其地在开封（见清《嘉庆一统志》一八七《开封府二》）。此与第三一通用“夷门”指然明者相同，前已论及，盖取此两词以比然明为魏之信陵君也。“小草已来，如飘丝雾”者，“小草”用《世说新语·排调类》“谢公始有东山之志”条，谓由松江横云山出游也。“如飘丝雾”即“薄游”之意，下文亦有“薄游在斯”之语，可以参证。更有可论者，《文选》二六谢灵运《初去郡》一首云：
毕娶类尚子，薄游似邴生。
李《注》云：
嵇康《高士传》曰：“尚长，字子平，河内人。隐避不仕，为子嫁娶毕，敕家事断之，勿复相关，当如我死矣。”嵇康书亦云“尚子平”。范晔《后汉书》曰：“向长，字子平，男娶女嫁既毕，敕断家事。”“尚”“向”不同，未详孰是。班固《汉书》曰：“邴曼容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
寅恪案：“尚”“向”之异，兹可不论。第二九通云“先生又以尚禽之事未毕”，“禽”字应作“长”或“平”，即用康乐诗句及李《注》。《春星堂诗集》三《游草》最后一首《出游两月归途复患危病释妄成真自此弥切》云“向平有累应须毕”。然明此诗作于崇祯十一年戊寅季秋，其时尚未毕儿女婚嫁。至河东君作第二九通时，已逾两年，正值然明儿女婚嫁之际也。若第二十通“又以横山幽奇，不减赤城，遂怀尚平之意”，则用范尉宗《后汉书·列传》七三《逸民传·向长传》中，向子平、禽子夏“俱游五岳名山”之典，非谓“男女娶嫁既毕”之义也。但于二八通用“尚平之意”以指己身，而于第二九通转用“尚禽之事”以指然明。指然明为禽庆与尚平共游五岳名山，自无不可。若指己身为尚平，则河东君己身婚嫁尚未能毕，正在苦闷彷徨之际，误用此典，不觉令人失笑。“薄游”之义，原为“游宦”之“游”，故康乐诗用“邴曼容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之典，与浪游之意绝无关涉。河东君久诵萧《选》，熟记谢《诗》，遂不觉借用康乐之句，牵连混及，颇不切当。斯亦词人下笔时所难免者，不必苛责也。“黍谷之月，遂蹑虞山”者，乃冬至气节所在之仲冬十一月到常熟之意。（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九日冬至。）《文选》三左太冲《魏都赋》云：“且夫寒谷丰黍，吹律暖之也。”李《注》引刘向《别录》曰：
邹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至黍生。今名黍谷。
又，《杜工部集》一六《小至》诗云：“冬至阳生春又来。”盖河东君以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至常熟，仍留舟次，至十二月二日始迁入牧斋家新建之我闻室。其作此书，据前引《耦耕堂存稿》文下《题归舟漫兴册》中“庚辰腊月望，海虞半野堂订游黄山”之语推之，则当在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孟阳离常熟以后，河东君尚居牧斋家中之时也。所以确知如此者，《东山酬和集》一第一首云：
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
河东柳是字如是。（原注：“初名隐。”）
（诗见后。）
《列朝诗集》丁一三上《松圆诗老程嘉燧诗》云：
庚辰十二月二日，虞山舟次值河东君，用韵辄赠。
（诗见后。）
及《东山酬和集》一牧翁诗云：
寒夕文宴，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延河东君居之。
（原注：“涂月二日。”）
（诗见后。）
可知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乘舟至虞山，“幅巾弓鞋，著男子服”访牧斋于半野堂。其始尚留舟次，故孟阳诗题云“庚辰十二月二日虞山舟次值河东君”，而牧斋诗题云“是日（指庚辰十二月二日）我闻室落成延河东君居之”，此诗第四句又云“绿窗还似木兰舟”。然则河东君之访牧斋，其先尚居虞山舟次，后始迁入牧斋家中，首尾经过时日，明白可以考见者若是。后来载记涉及此事，往往失实，兹略征最初最要之材料如此。其他歧异之说，概不多及，以其辨不胜辨故也。
复次，河东君之访半野堂，在此之前，实已预有接洽，并非冒昧之举，俟后详论。其“幅巾弓鞋，著男子服”者，不仅由于好奇标异、放诞风流之故，盖亦由当时社会风俗之拘限，若竟以女子之装束往谒，或为候补宰相之当关所拒绝，有以致之也。其所以虽著男子之“幅巾”，而仍露女子之“弓鞋”者，殆因当时风尚，女子以大足为奇丑，故意表示其非如蒲松龄《聊斋志异》所谓“莲船盈尺”之状耶？自顾云美作图征咏之后（此图今藏沈阳故宫博物馆。余可参范锴《华笑庼杂笔》一《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图传并题诗跋五则》），继续摹写者，颇亦不少，惜寅恪未得全见。唯神州国光社影印余秋室白描柳如是小像最为世所称道。蓉裳善画美人，有“余美人”之目（见秦祖永《续桐阴论画》等。）竟坐是不得为状头（见蒋宝龄《墨林今话》七）。此小像不知是何年所作，以意揣之，当在秋室乾隆丙戌殿试以后。然则“余美人”之未能中状元，此小像实不任其咎也。又“美人”本为河东君之号，以“余美人”而画“杨美人”，可称双美矣。因戏题三诗，附载于后，以博好事者一笑。诗云：
弓鞋逢掖访江潭，奇服何妨戏作男。咏柳风流人第一，（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有句云：“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非用谢道蕴咏絮事。）画眉时候月初三。（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入居牧斋新建之我闻室。李笠翁《意中缘》剧中，黄天监以“画眉”为“画梅”。若从其言，则属对更工切矣。一笑！）东山小草今休比，南国名花老再探。（牧斋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廷试以第三人及第，时年二十九岁。至崇祯十三年庚辰遇河东君时，年已五十九岁矣。）好影育长终脉脉（见《世说新语·纰漏类》），兴亡遗恨向谁谈？
岱岳鸿毛说死生，当年悲愤未能平。佳人谁惜人难得，故国还怜国早倾。柳絮有情余自媚，桃花无气欲何成。杨妃评泊然脂夜，流恨师涓枕畔声。
佛土文殊亦化尘，如何犹写散花身？白杨几换坟前树，红豆长留世上春。天壤茫茫原负汝，海桑渺渺更愁人。衰残敢议千秋事，剩咏崔徽画里真。
河东君札中“南宫主人”之语，指牧斋言。盖北宋以来，习称礼部为“南宫”（见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七《歌咏类》“范文正公未免乳丧其父”条），时牧斋以礼部右侍郎革职家居故也。“冯云将”者，南京国子监祭酒秀水冯梦祯之仲子。梦祯以文章气节有声于时（见《初学集》五一《南京国子监祭酒冯公墓志铭》，《列朝诗集》丁一五“冯祭酒梦祯”条《小传》及光绪修《嘉兴府志》五二《冯梦祯传》），以娶仁和沈氏之故，遂居杭州。（见光绪修《杭州府志》一六九《冯梦祯传》。）云将虽为名父之子，而科试殊不得志，身世颇困顿，与汪然明始终交好。观牧斋《有学集》三二《汪然明墓志铭》云：
及乎弥留待尽，神明湛然。要云将诸人，摩挲名迹，吹箫摘阮，移日视荫，乃抗手而告别。
轻绡飘拂紫云香，玉骨凌风枕簟凉。幽梦回来情仿佛，不知谁个是檀郎。
牧斋《尺牍》一《与宋玉叔琬书》云：
据此云将暮齿之情况，亦可想见矣。兹所以不避繁赘之嫌，略详云将名字及生平者，盖为小青故事后人多所误会之故。《列朝诗集》闰四“女郎羽素兰”条《小传》附论小青事云：
又有所谓小青者，本无其人。邑子谭生造《传》及诗，与朋侪为戏曰：“小青者，离‘情’字。”正书“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钟，合之成“钟情”字也。其《传》及诗俱不佳，流传日广，演为传奇。（寅恪案：牧斋此条可参《陈忠裕全集》十《几社稿·仿佛行》并所附李舒章原作。）至有以《孤山访小青墓》为诗题者。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良可为喷饭也。以事出虞山，故附著于此。
陈文述《兰因集（上）》（参陈文述《西泠闺咏》九《梅花屿冯小青诗序》）辨正牧斋之说，略云：
或妒妇扬焚图毁诗之余烈，百计以灭其迹。冯既旧家，妇应豪族。蒙叟受托，作此不经之语，未可知也。
寅恪案：颐道居士驳牧斋所言之谬，甚确。但以牧斋受冯生嫡室之托，造作不经之语，殊不知牧斋与云将交谊甚笃，因讳其娶同姓为妾，与古礼“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之教义相违反也（见《小戴记·曲礼上》）。至云伯撰《西泠闺咏》，又以小青之夫为冯千秋，是误认冯云将即冯千秋，则为失实。据光绪修《杭州府志》一四八《冯延年传》云：
冯延年，字千秋。明国子监祭酒秀水梦祯孙。梦祯娶武林沈氏，爱西湖之胜，筑快雪堂于湖上。延年因入籍钱塘。中崇祯十二年副贡，入太学。归隐秋月庵。
又，河东君《湖上草》有《过孤山友人快雪堂（七律）》一首。据《列朝诗集》丁一五《冯梦祯小传》云：
筑室孤山之麓，家藏《快雪时晴帖》，名其堂曰“快雪”。
可知此友人即冯云将。河东君游西湖时，固尝与云将往还也。崇祯十三年冬间河东君居牧斋家，汪、冯二人欲同至虞山者，当是劝说河东君不再放弃机会，即适牧斋也。此后然明游闽，牧斋乃托云将至松江构促河东君。前论《尺牍》第三一通时，已言及之矣。“阁梅梁雪，彦会可怀。不尔，则春怀伊迩，薄游在斯。当偕某翁便过通德”者，河东君初迁入我闻室时，当已与牧斋约定于崇祯十三年岁杪同至杭州，否则，亦拟于崇祯十四年春间偕游西湖，共访然明。疑此预约皆出自牧斋之意，盖欲请然明劝说河东君之故。观前引第三一通首节，然明甚夸牧斋气谊等语，可以推知也。鄙意河东君此书乃是由牧斋所促成，必经牧斋过目者。当日牧斋特遣人致函然明，告以河东君之将至杭过访，并请其代为劝说。牧斋致然明之书，惜已不可得见，而河东君此书之性质，不过牧斋专函之附片耳。
关于《湖上草》赠诸文人之诗，虽为酬应之作，不必多论。然有一特点，即牧斋所称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语特庄雅”者是也（见《东山酬和集》一第二诗题）。夫以河东君当日社会之地位，与诸男性文人往来酬赠，若涉猥俗，岂不同于溱洧士女之相谑，而女方实为主动者乎？（见《毛诗·郑风·溱洧》孔氏《正义》。）此河东君酬赠诸诗，所以“语特庄雅”，自高身份之故。顾云美云：“〔河东君〕游吴越间，格调高绝，词翰倾一时”，洵非虚誉也。
《蘼芜纪闻（上）》载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一名《然脂集》云：
又邹弢《三借庐笔（赘）谈》一二“河东君”条略云：
往见书贾持《河东君诗稿》一册，乃惠山韵香尼手录本。仅记其《夜起》二句云“初月不明庭户暗，流云重叠吐残星”，真得初唐神韵者。
寅恪案：《神释堂诗话》中所举七言近体数联，“婉娈”一联见《戊寅草·初夏感怀四首》之二。“下杜”一联见同书《五日雨中》。“小苑”一联即下引《西泠十首》之一第三、第四两句，洵佳作也。“月幌”一联见《初学集》二十《东山诗集三》附河东君和牧翁《中秋日携内出游，次冬日泛舟韵二首》之一。“洗罢”一联见《有学集》二《秋槐诗支集》附河东君和牧翁《人日示内二首》之二。又所举拟古诗“台馆”两句，则见《戊寅草·拟古诗十九首》中《去者日以疏》一首。至若邹弢《三借庐赘谈》一二所举《夜起》两句（详见后引），今尚未能证实，更俟详考。凡此诸例，虽皆河东君诗句之流播人口者，然其佳作犹不止此数例而已也。《湖上草》诸诗，《西湖八绝句》之《桃花得气美人中》一首于第二章论牧斋《与姚叔祥共论近代词人，戏作七绝》及第三章论卧子崇祯八年春间所作《寒食（七绝）三首》时，已两次全引其文，不须更重录外，兹再择录最佳及有关考证者共数首，略加校释于下，聊见全豹之一斑云尔。
《西泠十首》之一云：
西泠月照紫兰丛，杨柳丝多待好风。小苑有香皆冉冉，新花无梦不蒙蒙。金吹油璧（壁）朝来见，玉作灵衣夜半逢。一树红梨更惆怅，分明遮向画楼中。
寅恪案：河东君此诗为咏当时西湖诸名媛而作，并自述其身世之感也。“西泠月照紫兰丛”者，用《李义山诗集（中）·汴上送李郢之苏州》诗“苏小小坟今在否，紫兰香径与招魂”之语。“丛”者，“多数”之义，指诸名媛言，与下文“一树”之指己身言者，相对为文。“杨柳丝多待好风”乃合《李义山集（中）·无题二首》之一“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两句为一句。（寅恪案：《李集》诸本“待”字多作“任”。冯浩《玉谿生诗笺注》四“待”字下注云：“一作任，误。”神州国光社影印牧斋手校《李集》中亦作“待”。）“金吹”二字，杭州高氏所藏明本亦同，殊不易解。或谓用乔知之《从军行》一作《秋闺》诗“玉霜冻珠履，金吹薄罗衣”之语（见《全唐诗》第二函乔知之诗）。盖河东君以其身世，初亦略同于窈娘，宜于乔补阙之《秋闺》《绿珠篇》等诗，有所感会。《戊寅草》载其《寒食雨夜十绝句》之五云：“想到窈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陈卧子于崇祯六年清明，即河东君赋《寒食雨夜》诗之次日，亦有“今日伤心何事最，雨中独上窈娘坟”之句。（见《陈忠裕全集》一九《陈李唱和集·清明（七绝）》。）故河东君之用“金吹”二字，恐非出于偶然也。鄙意此说未是。第一理由，乔诗之“金吹”当作“金风”解，“吹”字应读去声。但在柳诗，则应作平声始合音调。第二理由，“金吹”与“油壁”不相关联，两词连用亦似牵强。职此之故，颇疑“金吹”应作“金鞭”，“鞭”字脱落，因误成“吹”字耳。《苏小小歌》云：“我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八五。）故“金鞭”即指“青骢马”言，与“油壁”一辞相联贯。且“鞭”字平声，于音律协调，较作“金吹”者更为易解矣。“玉作”亦疑为“玉佩”之讹误。《楚辞·九歌·大司命》云“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者，是也。“金鞭油壁”与“玉佩灵衣”相对为文，自极工切。“红梨”者，《玉豁生诗》“崇文馆里丹霜后，无限红梨忆校书”，（见《李义山诗集（中）·代秘书赠弘文馆诸校书》。）本以“红梨”比事，即取郑虔柿叶临书之意，乃指“男校书”之校书郎。后来因薛涛有“女校书”之称，遂用“红梨”以目女校书，如徐复祚之《红梨记》戏剧乃其例也。河东君自比于“一树红梨”“遮向画楼中”者，即遮隐于画楼之中，不欲俗人窥见之意。《尺牍》第五通云：“弟之所汲汲者，亡过于避迹一事。”河东君此诗自言其所以不同于西湖当时诸名媛者，乃在潜隐一端。其改名为“隐”，取义实在于是。至所谓“画楼”，殆指《尺牍》第一通所谓“桂栋药房”之然明横山别墅，即牧斋诗中所谓“汪氏书楼”者也。此诗第二句“杨柳丝多待好风”，中藏河东君之新旧姓氏。第八句则暗藏“隐”字，即河东君此时之改名。故《湖上草》之作者，亦题为“柳隐如是”。当时作诗之风气，诗中往往暗藏有关人之姓名，第二章已详论之矣。又，牧斋于崇祯十三年秋间《与姚叔祥共论近代词人》诗云“近日西陵夸柳隐”，可知牧斋作诗时，实已得见然明所刻之《湖上草》，而“西陵”“柳隐”两辞并用，殆即指此首而言耶？
《西泠》第十首云：
荒凉夙昔鹤曾游，松柏吟风在上头。（原注：“时游孤山。”）苑吏已无句漏鼎，（原注：“稚川为句漏长。”）烟霞犹少岳衡舟。（原注：“褚元璩隐于钱塘时放舟衡岳。”）遥怜浦口芙蓉树，仿佛山中孔雀楼。从此邈然冀一遇，遗宫废井不胜愁。
寅恪案：此首在《湖上草》诸诗中非佳妙之作，但亦非寻常游览之作，必有为而发，惜今不能考实。姑妄推测，约略解释，殊不敢自信也。第二句下自注云：“时游孤山。”故知河东君游孤山而有所感会。然细绎全首词旨，除“鹤曾游”外，其他并无与孤山典故有关者，颇疑此诗殆有感于冯小青之事而作。“松柏同心”已成陈迹，冯云将家已贫落，无复炼金之鼎，往来于富人之门，不能如褚元璩之高逸。旧日小青之居处，犹似己身昔日松江之鸳鸯楼，即南楼，既睹孤山陈迹之荒凉，尚冀他日与卧子重寻旧好也。褚元璩为褚伯玉之字，其事迹见《南齐书》五四及《南史》七五本传。《嘉庆一统志》二九四《绍兴府·山川门》“宛委山”条引《遁甲开山图》云：“禹治水，至会稽，宿衡岭。”又同书同卷《陵墓门》云：“齐褚伯玉墓在嵊县西西白山。”“衡岭”当即“衡岳”，固是元璩栖隐之地，不过倒“衡岳”为“岳衡”，以协声调，殊觉牵强耳。何逊《夜梦故人》诗云“浦口望斜月，洲外闻长风”及“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见“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何记室集》），河东君“浦口”之句，初视之，不过仲言诗意。细绎之，则知实出《王子安集》二《采莲赋》中“浦口窄而萍稠”之语。崇祯八年秋河东君与卧子有采莲一段佳话，前论卧子《采莲赋》节中已详及，兹可不赘。盖河东君赋此诗之际，遥想八年前之“鸳鸯楼”即“南楼”，此时当亦同一荒凉境界，斯所以因游孤山，忆昔怀人，乃有此作耶？“孔雀楼”者，疑是用《列仙传（上）·萧史传》“能致孔雀白鹤于庭”，《太平广记》四八八元稹《莺莺传》载《续会真诗》云“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宋某氏《侍儿小名录拾遗》引《帝王世纪》云“秦穆公女名弄玉，善吹箫，作凤凰音，感凤凰，从天而降。后升天矣”，及《九家集注杜诗》一七《郑驸马宅宴洞中（七言近体）》“自是秦楼压郑谷”句下注“赵云，此言主家本是秦女之楼，而气象幽邃，压倒郑子真之谷口矣”之典。盖以己身与卧子同居松江之“鸳鸯楼”即南楼，有似小青与云将同居之孤山“秦楼”，即“孔雀楼”耳。此诗首句“鹤曾游”之“鹤”，亦当是同出此典，不仅用林君复事也。（参《嘉庆一统志》二八四《杭州府二·古迹门》及光绪修《杭州府志》三十《古迹二·钱塘县》“放鹤亭”条。）河东君自伤其身世与小青相类，深恨冯妻及张孺人之妒悍、云将及卧子之懦怯，遂感恨而赋此诗欤？《湖上草》中《过孤山友人快雪堂（七律）一首》，是否与此首同时所作，虽不能知，然此“友人”当为冯云将，则无可疑。所以讳言之者，或因有游孤山悼小青之什，故不显著冯氏之名也。
《清明行》云：
春风晓帐樱桃起，绣阁花骢绮香旨。（寅恪案：“绮香旨”三字，杭州高氏藏明本作“绮晴旨”，北京钞本亦同。“晴旨”或是“情旨”之讹误，但仍涉牵强。瞿氏钞本作“绮香旨”，复不可通。然瞿本之易“晴”为“香”，当经过改校而又讹写者。岂校改者本改“晴”为“音”，“音”更误为“香”耶？假定为“音旨”，则《世说新语·赏誉类》“太傅东海王镇许昌”条云：“奉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晋书》四九《阮瞻传》亦同。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简文帝集》一“与广信侯重述内典书”云：“阔绝音旨，每用延结。”故改为“音旨”，殊有理据。至于“绮”字，则寅恪疑为“绝”字之形讹。“绣阁花骢绝音旨”或“情旨”者，佳人绣阁中骑花骢公子之“音旨”或“情旨”断绝也。若如此校改，辞意虽甚可通，然辗转揣测，终嫌武断。姑备一说于此，以俟通人之教正耳。）桃枝柳枝偏照人，碧水延娟玉为柱（“柱”，瞿本误作“桂”）。朱兰入手不禁红，芳草纷匀自然紫。西泠窈窕双回鸾，蕙带如闻明月气。可怜玉鬓茱萸心，盈盈艳作芙蓉生。明霞自落凤巢里，白蝶初含团扇情。丹珠夜泣柳条曲，梦入莺闺空漾渌。斯时红粉飘高枝，豆蔻香深花不续。青楼日暮心茫茫，柔丝折入黄金床。盘螭玉燕无可寄，（寅恪案：此句可参倪璠注《庾子山集》五《燕歌行》中“盘龙明镜寄秦嘉，辟恶生香寄韩寿”句，及《杨柳歌》中“白玉手版落盘螭”句。）空有鸳鸯弃路旁。
寅恪案：此题虽为《清明》，然辞旨与清明殊少关涉。反复诵读，并取陈卧子之诗参证之，始恍然明了其间之关系也。卧子诗与河东君此诗之有关者共三首。一为崇祯八年乙亥春之《樱桃篇》，二为崇祯九年丙子春之《寒食行》，三为崇祯十二年己卯春之《上巳行》。《樱桃篇》及《寒食行》载于《平露堂集》。宋徵璧序此集云：
陈子成进士归，读礼之暇，刻其诗草名白云者。已又裒乙亥丙子两年所撰著，为《平露堂集》。刻成，命予序之。
然则《平露堂集》刻成，至早当在崇祯十年下半年，迟则在崇祯十一年。至《湘真阁集》之刻成，已在崇祯十四年之后矣。卧子赋《樱桃篇》时，正值其与河东君同居之际。此篇固为河东君所亲见而深赏者。《寒食行》作成之时，河东君虽已离去卧子，但《平露堂集》之镌刻，至迟亦在崇祯十一年。河东君作《清明行》之前，亦必得见卧子之《寒食行》也。职此之故，河东君《清明行》中之辞句，往往与卧子《樱桃篇》《寒食行》相类似，自非偶然。盖河东君此时之诗，多取材于卧子之作品。如前所论《湖上草》中《西湖八绝句》“桃花得气美人中”一首，实与卧子崇祯八年春间所作《寒食（七绝）》有关者，即是其例证。兹录卧子《樱桃篇》及《寒食行》于下。读者取与河东君《清明行》并观，则其间关系自明，不待赘论。至二人作品之所以从同相似之故，实由两方情感笃挚，遂亦渐染及于文字使然，未可举《偷江东集》之故事相诮（见《旧五代史》一四《罗绍威传》），而以柳隐偷罗隐为言也。
《陈忠裕全集》一一《平露堂集·樱桃篇》云：
美人晓帐开红霞，山楼阁道春风斜。绿水初摇杨柳叶，石屏时拂樱桃花。淡滟笼烟寒白日，柔条丛萼相交加。有时飞入玉窗里，春梦方长人不起。芳草闲庭蝶正黄，琼甃小院兰犹紫。茫茫珠露剪轻红，装成自掷湘文水。棠梨宫中日暖时，龙旗凤辇纷流离。低枝隐映入纤手，时亲蝉鬓无人知。赪玉盘承红靺鞨，翔麟飞鞚行参差。即今寂寞香云度，堕粉摇英春草路。丽魄应悲夜雨天，幽人愁倚东风树。珊瑚磊落几时多？恐有流莺含已暮。
同书同卷《寒食行》云：
江城桃李月，春风花乱飞。空蒙度寒食，红翠展芳菲。郊原漠漠涵平绿，柳云如梦金塘曲。远林宿雨压棠梨，水底明霞浮属玉。开帘悄望愁不眠，流莺已落朱栏前。天际青葱障白日，迷离偃蹇摇苍烟。此时美人横绣阁，幽怨鸣筝看花药。碧玉新妆倦复松，丹珠小帐香逾薄。秋千弱影斗垂杨，轻飔飘**吹红裳。墙外紫骝骄不去，回头拾得金凤凰。
前于第三章考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作成之年月，已言及卧子《上巳行》与河东君此词有关。兹更论卧子《上巳行》与河东君《清明行》之关系。盖《上巳行》中警策之语为“垂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即用玉谿生《柳》诗“清明带雨临官道”句，（见《李义山诗集（下）》。）实混合清明、上巳为一时间，而柳、陈两人所各赋咏之题，其所指之节候，在当时乃同是一日也。考《清明行》及《上巳行》俱作于崇祯十二年。是年三月三日适值清明（依陈氏《二十史朔闰表》崇祯十二年三月朔为阳历四月三日推算。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亦同）。史邦卿《梅溪词·蝶恋花》云：
二月东风吹客袂，苏小门前，杨柳如腰细。蝴蝶识人游冶地，旧曾来处花开未。 几夜湖山生梦寐，评泊寻芳，只怕春寒里。今岁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溅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