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廷所有政府官员中，对世界总体格局的认识与把握，唯有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最为清醒得体。基于西方各国的民主与富强，中国内部的混乱与贫弱，李鸿章推导一种积极务实的外交策略：摒弃传统的天下朝贡观，尽可能地与世界接轨，定义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范畴之内，以近代国际关系法为凭，以国家利益、自强大业为重，从不轻言战争，而是“守定条约”，坚持“和戎”，通过谈判解决中外争端。

李鸿章一意主和，并非后人宣传的那样贪生怕死。在与太平军十多年的拼搏中，李鸿章出生入死，足以称得上一位文武兼备、血性勇猛、无畏无惧的统帅。就本质而言，他不是一个“和事佬”，也不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他之所以主和，是因为中外实力对比悬殊。若逞匹夫之勇盲目开战，也许能取得暂时或局部的胜利，但最终必败无疑，与其“和局翻一回，更坏一回”，不如“坚守约章”减少损失。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列强对华的目的，并非占领土地瓜分中国，而是利益。同时，他已懂得中国应该利用现代国家之间的重要规则——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没有必要动辄开战，将国家与民族置于穷兵黩武、战则必败的困境之中。他隐忍和谈的目的，是求得和平的环境，拖延时日，“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变法图强，“百年或与洋制争胜之日”。求和忍辱乃手段，最终目的是与洋人争胜。由此可见，李鸿章的识见与谋略远远高于那些空喊口号一意主战，实则误国误民的清流派与抗战派之上。对此，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倘若政府听他们的话，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在处理宗藩关系上，清廷无非面临三种选择：放弃宗主权，维护宗主权，促使藩属国独立。李鸿章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对琉球与越南，他主张放弃；而关系亲密的朝鲜，则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维持部分宗主权。

日本利用中俄伊犁事件之际，趁机兼并琉球，改为冲绳县。琉球孤悬海外，离日近而距中远，除接受进贡派人册封外，并无实质性关系。李鸿章认为在中俄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分散力量去争区区小贡，为琉球“存祀”，只是徒务虚名而已。“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事实上放弃了对琉球的宗主权。

琉球一失，中国古代所形成的亚洲封贡体系就此出现裂缝与松动，犹如多米诺骨牌开始瓦解倒塌。

通过日本趁火打劫吞并琉球一事，李鸿章认识到日本居心叵测的凶残本性——“诚为中国永远之患”。于是，在对外防卫战略上，他将矛头始终指向日本，“防东洋甚于防西洋”，视日本为战争假想国。

其实，所谓的宗藩关系，只是清朝与琉球、越南、朝鲜之间的事情，在多国、多元、多极的近代国际关系格局中，其他国家并不承认这种关系。如果中国完全放弃古已有之的宗藩关系，承认其独立，那么日本、法国对琉球、越南、朝鲜的占领，便是对一个拥有主权国家的侵略与干涉，这一挑战国际法的粗暴行径，必将招致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乃至武力干预。正因为清廷撑着一顶破烂不堪的“保护伞”，也将自己推到了欲罢不能、无法抽身的尴尬境地。

法国侵略越南，清廷在马尾海战失败、澎湖失守、台湾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就有无数好战派仅凭一个镇南关大捷冲昏头脑，陶醉在彻底征服法国的美梦之中。其实，镇南关大捷并非以正面作战的方式，而是凭着有利的地势，以几万清兵攻打几千法军，才在中国近代史上取得了这次少有的胜利。法国费茹理内阁虽然因此而倒台，但另一新的内阁政府会吸取教训，调整战略，增派兵力，增加后援，以中法两国实力之悬殊，战争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将不仅失去藩属国越南，还将失去云南、广西、台湾乃至更多的领土与利益。于是，李鸿章见好就收，以胜利为筹码，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实际控制权。

宗藩关系是中国在封闭的环境中与周边国家形成的一种并非平等的特殊关系，随着清廷的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一个普通国家逐渐融入国际大家庭之中，宗藩关系的解体，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倒是越南、朝鲜等国因自己的藩属国地位感到羞辱，一直寻求摆脱中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法国、日本的入侵，便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种谋求与努力。

如果说李鸿章在琉球、越南问题上显得消极而保守，而对朝鲜，则自始至终采取了积极介入、全面干预的政策。1885年11月，李鸿章命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精明能干的袁世凯到达朝鲜后，用尽一切办法加强、扩大宗主权利，外交内政全面“与闻”，并以“监国”自居，盛气凌人地对国王发号施令。结果招致朝鲜民众的极大反感，民族独立倾向愈演愈烈，早已垂涎觊觎朝鲜的日本政府，利用这种情绪与倾向，对朝鲜不断渗透扩张，企图取代中国。中日之争势在难免，从不“轻言浪战”的李鸿章不得不违心地放弃一贯主张的求和平环境、图复兴大业的长远战略，为大清帝国的虚幻地位与“面子”，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惨烈战争。

五

当年已衰迈的李鸿章回顾自己一辈子走过的艰辛坎坷时，曾不无悲凉地说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知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所言，虽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但也道破了诸多事实真相。他就真的像一个“裱糊匠”，哪里出了漏洞，都要他去糊去补。而狂风暴雨一旦袭来，表面的华饰被揭破，旧屋变得更其千孔百疮，“裱糊匠”自然也成了众矢之的。

甲午战争失败，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李鸿章一人头上，因为是他创建的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作战失利，是他的北洋陆军弃守平壤一败再败，致使日军深入东北三省及山东境内。可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可看到中日甲午之败，是近代中国的一次全面性大溃败——不仅是清政府的失败，也是故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与顽冥不化的国民性的失败。

李鸿章苦心经营，好不容易建成了一支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八的近代化海军。可当时执掌清廷财政大权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因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时起草奏章，弹劾弃城逃跑的兄长翁同书，便长期记恨在心，结果私仇公报，以部款支绌为由，奏请停购海军船械，裁减海军人员。而慈禧修建颐和园花银三千万两，其中前后挪用的海军经费，最保守的统计数字也超过了四百万两。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清廷不仅不允许北洋海军添购新船，就连弹药也限制购买。以致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海军最大的铁甲舰定远舰上配置的十寸巨炮仅只一枚，镇远舰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炮弹也十分奇缺。与之相反的是，居安思危的日本不仅皇室拿出积蓄，普通百姓也节衣缩食地积极捐款购买军舰。至光绪二十年，双方的海军实力发生逆转，结果日本后来居上。

武器在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北洋海军战败，可以归咎于战舰陈旧、弹药不足，而北洋陆军则配备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新式大炮，武器装备一点也不逊于日军，而失败则甚于海军。两军稍一交锋，就一败再败，什么都不顾及地溃退逃命。

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德皇请他阅兵，当他见到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德军缓急有序地变化阵式时，情不自禁地说道：“我如果能有这样的十个营，甲午一战就不会败给日本。”

可是，李鸿章做得到吗？

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努力，北洋海军建军之初，在聘请的中国海军总教习、英人琅威理的操演训练下，很快就与国际接轨，变得整齐可观。醇亲王视察北洋海军后很是满意，赏琅威理提督军衔。可是，琅威理那不留情面的西方式严格要求与管理，招来了海军官兵的普遍不满与非难，在一次升旗事件中遭排挤，琅威理不得不愤而辞职。琅威理一走，督责训练无人，北洋海军顿时纪律涣散，不事操练，慵懒堕落，以致中日黄海海战爆发，连一个编队都无法完成。

士兵整体素质低下，缺少忠勇血性，缺乏战斗力，并非操练所能解决。而战争的胜负，更是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

在甲午战争最为紧要的关键时刻——辽东半岛沦陷，奉天告急之时，清廷却在庆祝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下令大赦天下放假三天。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一派歌舞升平，哪来半点战争影子？原来，慈禧太后五十寿诞正值中法越南战争没能好好庆贺，这次要特别加补，凡令“老佛爷”不高兴的事情一律不准奏报！

就在李鸿章以北洋海军、淮系陆军与日军作殊死之战时，清廷的其他两支海军——南洋舰队与粤洋舰队，还有全国各地的其他陆军部队都作壁上观，不仅没有参与其中，部分同僚还暗中掣肘，一个劲地攻击李鸿章。李鸿章曾催调南北两路援军，或因故意拖延，或因交通受阻，都没有按时到达。他还奏请调拨南洋四舰相援，连光绪皇帝都准旨了，一向与李鸿章不和的张之洞却以船朽人庸为由不肯派船。李鸿章知道他“不肯为北洋一臂之助”，只好长叹一声作罢。对此，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一书中犹愤愤不平地写道：“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既有之，亦空言而已。”也就难怪西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作为政敌的梁启超走笔至此，情不自禁地赞道：“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对日本的后来居上，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战争一开，不仅是军事之争，也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大比拼，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锐意改革，方方面面已领先中国。因此，他极不愿意与日本开战，先是通过英俄两国出面交涉未果，后想通过谈判做出一定的让步避开这场战争。然而，光绪皇帝与主战派不允，他只好由“避战求和”变为“以战求和”。

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看好中国。有备而来的日本围绕制海权制定了可攻可守、可进可退的三种作战方案：消灭北洋舰队，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无法歼灭北洋海军，只以陆军进攻朝鲜；海战失败，则以陆军主力守卫日本本岛，以防清军登陆来袭。相较而言，因李鸿章一味主和，未能作好相应的战争准备，连一个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都未成立，没有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与作战计划，没有近代化战争必备的后勤运输保障，基本是因应于日军的进攻而穷于应付、被动作战。

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兵一退千里，不仅没有保住藩属国朝鲜，就连本土也受到了日军的大举侵犯，大连、旅顺相继失守。仗如果再打下去，只能是丧失更多的土地，连京城也难以自保，绝不可能出现转败为胜，将日军赶出中国、赶出朝鲜、赶回本岛的奇迹。一贯高调的主战派建议清廷迁都再战，如果真的那样，爆发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八年抗战将提前近半个世纪打响，那该出现一种怎样的局面？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与轴心国的背景，日本侵占中国大片国土，西方列强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但谁也不会给予中国以任何实质性的援助，如有行动，也只能是趁火打劫从中分一杯羹而已。如此一来，近代中国也许早就四分五裂、亡种亡国了。

战而不胜，无法“以战迫和”，李鸿章只有再次求助国际调停。他对清廷官场及国民性了解得越深，就觉得应该尽早求取和平，早和一天就会少一分损失。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同意谈判，但地点“必须在日本国内选定”。后为了扩大军事成果以便获得更多的勒索，借故中方派遣的和谈代表不过局长级人物，以全权不足不合国际谈判惯例而予以拒绝。并有意透出口风，希望恭亲王或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

战也不成，和也不成。此时，主战派不知所措，光绪帝更是急得声泪俱下：国家社稷怎么办哪？军机大臣商议，除了派李鸿章赴日求和外，别无他法。当然，也可派恭亲王前往，可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求和历来就是一件屈辱的差使，一桩不光彩的事情，作为皇族重要成员的恭亲王，清廷自然不会让他前往日本承担骂名。

在谈判中，李鸿章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早日达成和议。而日方一方面在北塘、大沽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施加压力，一方面盛气凌人地刁难以获取最大利益。就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一位刺客帮了日本的倒忙，使得李鸿章在谈判中多少占据了一点主动。李鸿章在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与随员们一同返回行馆时，日本青年小三丰太郎趁机对准他的左脸开了一枪。李鸿章当即昏倒在地，鲜血从面颊流下，染红了衣襟。

李鸿章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后表现得极为镇定，而内心却是百感交集。他年已七十有三，如果就此壮烈死去，倒也能够博得一个以身殉国的美誉。可是，命运却安排他活着，继续面对无尽的屈辱与灾难。他嘱咐随员将那件染有斑斑血迹的衣服保存下来：“此血可以报国矣。”并占诗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既然大难不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能因为自己遇刺而延误和谈。医生当时未能找出子弹位置，后知嵌入左眼下的骨头缝中，打算开刀取出。李鸿章担心取出枪弹需静养多日，不由得坚决反对道：“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我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一颗子弹，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身上。而比子弹更为寒心的则是误解，是“卖国贼”之类的骂名永远刻在他的心头。

作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国政治家与外交家，李鸿章在日本遇刺，招来国际舆论一片谴责。天皇极为恼怒，谕旨痛斥凶手“下贱无礼，极为可恨”。日本首席谈判代表伊藤博文与副代表陆奥宗光更是担心李鸿章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归国，引来欧洲列强干预，这才迫不得已地无条件停战。

据美国公使田贝所言，李鸿章赴日之前，就料到可能遭到暗杀。面对穷凶极恶、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他以生命为代价，抱伤继续谈判，寸步不让，寸土必争，尽管使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割地减少近二分之一，算得上不辱使命，也只是签订了一个被国人视为卖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弱国无外交，败国更是不存在平等外交！痛苦与屈辱深深地刺伤了李鸿章，他发誓今后一辈子也不踏上日本土地。签约第二年，李鸿章访美归国途经日本，须在横滨港换乘轮船。船抵横滨，日方已于岸上为他设好行馆，欲以上宾礼热情款待，虽经多次邀请，他坚辞不就，并自锁其门以示拒绝。日本外务部派人看望，他也只在船舱予以接见。可要换船，就得踏上码头，或以日本小船搭渡，为践行“终生不履日地”的诺言，李鸿章既不上岸，也不愿借助日本小船。随员百般劝解，他就是犟着一股牛劲不肯依从，最后只好采取权宜之计，在两艘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失足掉落大海的危险将他从美轮扶上招商局的轮船。

在情势逼迫之下，光绪帝不得不违心议和，无奈地签下马关和约，便将一肚子怨气发泄在李鸿章身上。先是让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作为副使一同赴日谈判，后又让李经方办理台湾割让日本事宜。李鸿章自然不愿儿子与他一同绑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上，就像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为他这个弟子推卸责任一样，于是恳请朝廷收回成命。光绪帝上谕不仅不准，而且严加申饬，迫令立即前往。李经方只得启程赴台，办完交接手续，便于当天匆匆离开台湾，避居上海，不再进京复命。

六

曾国藩在世时，一切责任与骂名都有他给李鸿章这位后继者担着顶着。当他一旦长逝，李鸿章便如断奶的婴儿，尽管政治、事业仍不断攀升，可个人声誉却开始走下坡路不断跌落了，且越跌越深，最后几乎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正所谓“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1895年4月，当李鸿章脸上绑着绷带，带着未愈的枪伤回到国内，他发现自己成了举国公愤的历史罪人：光绪帝怨恨不满，大臣说他丧权辱国，有人参奏他遭受枪击“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倭通，故假捏之耳”，民间说他收受日人大量贿赂，连儿子李经方也成了日本收买的密探，更有人伺机而动欲杀掉他一雪国耻……以此为出发点，出于某种功利的需要，经由宣传机器不断扩大误导，似乎近代中国的一切黑暗与混乱，诸如外敌入侵、落后挨打、民生凋敝、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等等，大多由“汉奸”“卖国贼”李鸿章一手造成，于是乎，李鸿章一直成为罪恶的象征。

当然，也会有人站出来为他说上几句公道话，比如主张洋务的恭亲王当时就为李鸿章辩护，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可这种声音实在过于微弱，很快就被刺耳的喧嚣淹没得一干二净。

然而，每当国家局势被一班无识颟顸之人弄得靡乱不堪、危机丛生、危险四伏之时，出来收拾残局的，还是李鸿章。环顾朝野，也只有他堪当如此重任。李鸿章总在关键时刻，以个人荣誉换来短暂的和平与宁静，使得羸弱不堪的大清帝国缓过一口气来，不致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八国联军侵华，此时的李鸿章已远离京城，外放广州署理两广总督。慈禧与一帮守旧派借义和团之手盲目排外，被利用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山东、直隶境内烧毁教堂，杀害洋人，后又进入北京攻打外国使馆。闹到最后，慈禧太后竟歇斯底里地向英、法、德、俄、日等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并令封疆大吏李鸿章等人“北上勤王”。李鸿章深知国家之积弱，一国都不能取胜，何况十一国列强？因此，“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而已”。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事态，力挽危局。李鸿章一面电令攻打使馆的董福祥将军减缓攻势保住使馆，一面回电清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一直观望、询问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人在获悉李鸿章的电文内容后，共同确定抗旨不遵、东南互保的原则，这才使得大清帝国的东南半壁江山免于列强的战火侵袭与残暴**。

八国联军很快进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行仓皇出逃。这时，“汉奸”李鸿章一时间又为中外人士所瞩望，认为只有他北上才能平息战端。“每当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起用的人就是李鸿章。”于是，清廷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下诏，要求他“迅速来京，毋稍刻延”。如果说李鸿章对甲午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由他赴日谈判，也算咎由自取，而此次战端，与他并无半点干系，他本可以将一应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他能坐视不管吗？

清廷给他的电谕一天紧似一天：“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著接奉此旨后，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起程日期速行电奏。”他只有不顾个人安危，不惜个人毁誉，以七十七岁高龄风尘仆仆地赶赴京城谈判。

李鸿章再次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谈判需要底气、筹码、力量与后援，可李鸿章所能凭恃的，就是一张嘴皮，一颗对朝廷的忠心。

一番唇枪舌剑百般斡旋，李鸿章受尽屈辱据理力争，总算以抱病之躯，与列强达成了辛丑和约。

条约签订，联军开始撤退，李鸿章病情渐重，饮食不进，忽冷忽热，咳嗽不止，无法坐立。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牵挂着时局与未来，在上报和约签订情形的奏折中写道：“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战乱之际，国人企盼和平，对李鸿章翘首以待。“鸿章既受命，朝局始有转机，都人皆置酒相贺。”对他素有好感的人说他临危受命是爱国英雄，“黄花晚节，重见芬香”；就连昔日仇敌也恭维他公忠体国、老成谋国，乃国之栋梁、“当代第一伟人”。可一旦和约签订，危殆解除，情势便急转直下，李鸿章又成了众人指责斥骂的对象。“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此言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乡陌闾里。

由于时代环境、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个人识见所限，李鸿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确曾出现过一些失误。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误国”，但他绝无“卖国”之举。误国属处置不当，过失错误，有失职渎职之责；而卖国，性质则完全不同，属有意出卖国家主权与利益。李鸿章不仅没有卖国，还无时无刻不在维护国家权益。西方一致公认李鸿章“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始终在尽他最大的努力来维持他国家的利益，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比如训练淮兵、海军时，他总是限制聘用的洋教习，将实际指挥之权掌控于自己之手。在外交场合，他从无奴颜婢膝之举，总是维护自己的尊严，连外国人也说他过于孤傲。1897年，李鸿章接见法国公使施阿兰，没想到此人少年得志，十分傲慢，根本不把李鸿章放在眼里。于是，李鸿章决定给他点颜色瞧瞧，突然转换话题道：“阁下贵庚多少？”施阿兰如实以告。李鸿章不禁哈哈大笑：“原来你与我孙子同岁啊，那年在巴黎，我和你祖父倒是谈得很投机，不知你是否记得？”施阿兰闻言，再也不敢轻佻，此后见了李鸿章总是毕恭毕敬。

平心而论，不论是中日谈判，还是与联军签约，整个清朝，不会有人比李鸿章办得更加圆满，只能是更为糟糕。在外国人眼里，他们不知有清朝，却知道中国有一个李鸿章，“外国使节认为在中国可能作为理智谈判对象的一人也是李鸿章”。因此之故，洋人可以不买清廷的账，却不得不买李鸿章的账。

李鸿章最大的卖国嫌疑，是1896年率使团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时，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据说俄人为获得中国利益，在签约时私下里给过李鸿章一笔“回扣”。有人言之凿凿，有人考证后发表文章认为纯属谣传。收受贿赂一事难以证实，但由他签下的《中俄密约》的确后患无穷，给中国带来了深深的灾难。

中国甲午战败后，俄国出于本国利益，曾联合德、法共同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割让辽东，后又主动以年息四厘的低息借给清廷一亿两白银作为日本赔款。这两件事情都使得清廷对俄国人充满好感与感激，于是，国内出现了一片联俄制日的呼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俄国以共同防止日本侵略为由，诱使李鸿章签订了中国与外国的第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中俄密约》。俄国订约的目的，并非真正与中国携手对付日本，而是单方面在华获得种种权益，特别是修筑中东铁路之权，借此将俄国势力渗入东北三省。

李鸿章签约后高兴异常，以为替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可保中国二十年无事，清廷可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一心一意地大兴洋务，富国强民了。没想到正是这一条约，惹来西方列强的进一步垂涎。并且四年之后，最先攻破北京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军。当俄人进入旅顺与大连不久，英国以保持均势为由，强行租借山东半岛威海卫，而后又再度强租九龙。法国不甘落后，强行占据广州湾。俄、法、德、英、日等列强纷纷前来中国强索租界，划分势力范围，短短两年时间便出现了上百块租借地，国家主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半殖民地”与瓜分的危机，深深地笼罩在华夏上空。拒敌的军事同盟，却成了引狼入室的招牌与祸患，最后还成为李鸿章自作自受的一道催命符。

辛丑议和已定，其他各国撤兵以还，唯独俄军赖在中国不走，对李鸿章大肆要挟，要他奏请朝廷，出让东北三省权益。后又提出“道胜银行协定”，威逼李鸿章签字。受到俄国愚弄的李鸿章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于是，他明确告诉俄国公使雷萨尔，可以签订撤兵条款，但拒绝立下所谓的道胜银行协定。

赖着不走的俄人连续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为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早已气病交加，俄人的要挟使得病情进一步加重。1901年10月30日，李鸿章从俄国使馆回到家中，开始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先是碗许，又吐半盂。自咯血开始，李鸿章七天不进饮食。咽气前一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床头逼迫他在条约上签字。临终前问及他对家事有何嘱咐，李鸿章无言；问及国事，顿时老泪纵横，眼睛慢慢闭合。站立一旁的李鸿章助手、直隶布政使周馥大声哭喊道：“我尚有言，公如何气绝？”旁人责怪他多言，不料李鸿章突然瞪大眼睛，真的等他开口说话。周馥只好编出一套话道：“俄国公使说了，相国去位（逝世）后，俄国一定不作难中国的事情，两宫不久也要从西安回京了。”李鸿章听完，这才带着无尽的悲怆与遗憾，头一偏，真正闭上双眼，走完了七十八岁的人生旅程。

面对历史，一个最起码的常识，便是尊重事实，不能随意臧否，不能跟着起哄，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有意遮蔽、夸大、篡改事实。如果我们认同这一原则，那么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形容李鸿章，实在一点也不为过。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误，就在“以夷制夷”之策。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时，他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略，取得了极大成功，于是，就想故伎重演，利用列强之间的钩心斗角，将矛盾外引，减轻中国压力，寻求一种平衡术。也不能说此策全然无用，但在关键时刻，列强绝对不会为了中国损害本国利益而与他国摊牌，乃至爆发战争。要想在国际关系中获得尊严，求得主动，唯有“实力”二字。清政府腐朽不堪，中国积贫积弱，哪来实力可言？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之外交，总是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

七

李鸿章一辈子汲汲于事业功名，孜孜以求，勤勉不懈，就连与他政见相左的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也佩服不已：“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

可无论从哪方面而言，李鸿章的个人努力换来的都是失败：兴洋务，受制于封建官僚体制，难收大功；改革军事，因甲午一战败于日本，二十多年苦心经营付诸东流；办外交，屡遭欺凌，谤满天下；开创近代教育，也因多方受阻而中途夭折……李鸿章可谓地地道道的历史悲剧性人物，然而，他的悲剧并非个人悲剧，而是国家悲剧、民族悲剧、时代悲剧的缩影。对此，梁启超相当中肯地评价道：“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毛泽东也说他是“水浅而舟大也”。

也不能说他一辈子事功彻底失败，纵观李鸿章一生，应该说是成功与失败交织、喜剧与悲剧掺和的一生。在他的倡导，或者说引导下，清帝国总算是挣脱了几千年的传统束缚，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迈着艰难而蹒跚的步履缓缓前行。其实，李鸿章在中国工业化、军事西方化、教育近代化等诸多方面，只要某一方面获得全面成功，近代中国，乃至今日之中国，都会发生扭转乾坤的巨变。举例言之，如果甲午战争清廷获胜，那么就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跃居世界军事强国行列，此后绝对不会出现海权丧失殆尽、列强频频入侵的局面。影响所及，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当代中国海防，也不至于寒碜到连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的尴尬地步。

当然，这是一种不可能成立的假设，近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急功近利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会只有某项单方面的成功。欲达全面革新，必须有长远的规划，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君主立宪等。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绝对不会虚君放权，李鸿章也没有什么长远的改革大计与建设蓝图，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学一步，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实用技术方面的改革，深层次的制度、法律、政体、文化等方面基本没有触及。不唯李鸿章，这也是近代整个洋务运动的一大盲点。比如清廷派遣严复等十二人作为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专门学习海军技术，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则向英国输送了一百来名留学生，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

李鸿章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性格优点，曾国藩说他“才大心细，劲气内敛”，他身上的确有着一股子难得的韧性与忍劲。他有一副广为人知的对联：“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别人骂他，他从不为自己辩诬，显得十分超脱，并将女儿嫁给曾经骂他骂得最凶的清流派领袖之一张佩纶。面对各种政敌及反对势力，李鸿章从不退缩。虽饱受骂名，四方树敌，但事情还是要做，与列强周旋不已，力挽狂澜，为救清廷于绝境，不惜搭上老命一条。

李鸿章受人诟病最甚之一，便是积有大量财产，说他“富甲天下”。时人作有一副对联，将他与翁同龢一同讥讽：“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李鸿章籍贯合肥，身为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翁同龢为江苏常熟人，担任的户部尚书一职，常被人称作大司农；此联嵌官名地名于其中，一语相关，构思相当精妙。而梁启超对李鸿章“富甲天下”说则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有“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但世人竞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入信”。李鸿章聚财敛财的确不假，但他能够做到公私分明。他的资产，多为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处的股份及上海等地当铺、银号的利润所得。而朝廷公款，并未贪污占用，在离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曾将长期“截流”、积存的八百多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继任者王文韶。据说这笔经费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成为他交结王侯、内外联络的特别经费。

尽管拥有大量资产，李鸿章生活却相当简朴，饮食简单，习性严谨，其个人嗜好，一是喜抽水烟袋，二是午餐爱喝两杯。以致在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李鸿章对毒害中国的鸦片十分痛恨，严复在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吸食鸦片，常受到他的严厉斥责。李鸿章病逝，严复以理解同情之心送上一副挽联道：“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严复认为，如果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军事改革没有多方掣肘阻挠，就不会有甲午惨败、庚子之祸；而到了唯有敌败求和才能保全国家之时，如果李鸿章不承担主持和议收拾残局之责，士大夫们又要攻击他只求个人名节而误国误民。

在关于李鸿章的诸多评价中，外国人最为持平公允，他们一致认为李鸿章是中国19世纪第一流的政治家、外交家，将他称为东方的俾斯麦。其中当数美国人格罗弗·克利夫兰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斯人已逝，但影响仍通过他举办的洋务自强运动，通过他不惜个人生命与荣誉得以保全的中国主权之完整，通过他格外赏识着意提拔的袁世凯等人而深刻地作用并改变着中国的历史格局。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艰难进程中，李鸿章更是做出了时人无法匹敌、后人难以想象的贡献。在当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旗伴着国歌依次升起，轮到中国时，却只有黄龙旗在寂静中冉冉上升。所谓堂堂的大清帝国，竟连国歌都没有一首，场上响起了阵阵西人的嘲笑。此时，年过七旬的老人李鸿章站了出来，步履虽然不甚稳健，但神态毅然地走到黄龙旗下，尽可能地挺直腰板，亮开既不清脆也不高亢的嗓子，满怀深情地唱起一首他从小就唱得烂熟的歌曲——家乡安徽民间小调《茉莉花》。喧嚣归于寂静，唯有李鸿章的声音在运动场上回旋。一曲唱罢，雷鸣般的掌声顿时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位不惜一切，誓死捍卫祖国与民族尊严的老人。

关于李鸿章的不足与弱点，只要列举，一时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比如他用人有亏，任人唯亲，只重家乡安徽人，偏袒亲戚门生；他在甲午海战中一味采取守势，缺少主动进击的勇气与锐气；他身上江湖味太浓，政客气太重，缺少曾国藩那样的理学家的虔诚与忠信，漠视“以修身为本”；他强调办实事，不注重学问修养，直到晚年才幡然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他聪明有余，智慧不足，缺乏大政治家的风度、大改革家的气魄、大军事家的胆识，不足以担当济世强国、勇猛精进之大任；他恃才傲物，一副大清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因此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也不例外地“轻侮”；他喜看《庄子》《管子》，不读西方之书，对西学的认识与了解始终停留在非常肤浅的水平上；他知道中国内部许多腐朽真相，就是不肯付出巨大牺牲着意改革，比如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经说道：“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他明明知道中国的虚假伪饰，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为何就不想方设法地根除这一弊端呢？……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况且以上所举，不少属我们对李鸿章的个人苛求。历史与国情，决定了古老的中华帝国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超过他人十倍的努力与代价。洋枪队队长戈登曾一针见血地说道：“中国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又说在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唯有李鸿章，才有一点改革的愿望。

无论我们持何种观点，从何种角度看待、评价李鸿章，都大可不必将“汉奸”“卖国贼”之类的词语加诸其身，他为清廷做了一辈子的替罪羊，与秦桧、汪精卫等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便“愤青”似的不问青红皂白将近代诸多过错与灾难归咎于他，最起码在我们眼里，他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