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李鸿章少年得志，十七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便以二甲第十三名的好成绩高中进士，成为安徽省最年轻的翰林，但他的发迹与成功，实与曾国藩密不可分。

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于同一年（1838年）考中进士，互称年兄年弟。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自然对他另眼相待、青睐有加，加之李鸿章聪颖过人，虚心求教，因此进步很快。受教于曾国藩的第二年，李鸿章就考中举人。在长达近十年“朝夕过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学诗习文、练字读史，还向曾国藩请教经世义理之学，获益颇多。他练就的一手好字，也得益于曾国藩的教诲，要求“其落笔结体，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结果超乎曾国藩之上。

受诸多因素影响，后世之人，只要谈及李鸿章，都认为他一味妥协、崇洋媚外，骂他为“汉奸”“卖国贼”，留下的是一副獐眉鼠眼、委琐窝囊的漫画相。其实，李鸿章个子高大，一点八米左右，风度儒雅，显得仪表堂堂，颇有几分英俊潇洒的味道，有“云中鹤”之雅称；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胆小如鼠、局促狭隘，早年他作有《入都》诗十首，其中一首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仅仅一首短诗，我们即可从中读到他的远大理想与豪情壮志，看出他的博大胸襟与广阔视野，见出他那汪洋恣肆的文采以及举重若轻、气闲神定的风姿。

与曾国藩一样，李鸿章人生的巨大转折也缘于太平天国。工部侍郎吕贤基奉旨回老家安徽办理团练，1853年3月4日这一天，他在咸丰皇帝面前保荐李鸿章等人随同帮办。于是，李鸿章离开京城，回到故乡宿州，入了安徽巡抚周天爵幕府。不久，父亲李文安也奉命回籍办理团练，加上哥哥李瀚章，李家父子三人辗转奔赴于安徽各地，以尽力剿灭捻军与太平军为己任，替清廷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在安徽帮办团练的五年时间内，或入幕府参与军事谋划，或独立率军作战，虽用力甚多，也打过不少大仗、硬仗、胜仗，但总的来说收效不佳。其间，吕贤基兵败舒城投水自尽；家园两度遭劫，被太平军焚烧一空，夫人、幼子死难；父亲李文安于合肥军中病逝，就在他奔丧暂时离开军营期间，太平军大举反攻，清军全军覆没，李鸿章侥幸逃脱一死。

“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踌躇。”就在李鸿章身陷困境、茫然四顾之时，正在江西与太平军苦战的恩师曾国藩来信了，希望他能进入湘军幕府。李鸿章接信，没有半点犹豫，就离皖赴赣，赶往曾国藩的建昌大营。

就个人天赋而言，李鸿章居曾国藩之上，更是远远超过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曾国藩深知李鸿章其人，并未把他作为一般文员、秘书使用，而是当成助手、顾问，视为左右臂膀，一切重大计划、决策都与他相商。李鸿章也的确才堪大用，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建言献策，都甚为得体周全，曾国藩十分赏识。但他也深知李鸿章的先天缺陷与后天不足，总是不失时机地将他敲打、磨炼一番。李鸿章不够严谨刻苦，有睡懒觉、怕吃苦的不良习惯。而曾国藩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显得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勤勉有加，他每天要早起查营，黎明时分即和幕僚一同进餐。一天早饭时，曾国藩没有见到李鸿章，派人去催。李鸿章懒散惯了，留恋暖乎乎的热被窝，想好好享受一番，就赖在**谎称生病头疼。曾国藩自然心知肚明，便接连派人催促。李鸿章也就一个劲地耍滑头，找出一大堆堂而皇之的理由，迟迟不肯起床。三请四催，仍不见踪影，曾国藩不禁大为光火，几乎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只要你李鸿章不起床，大家都不动筷，全都坐在桌前傻乎乎地等着你一人吧。李鸿章知道事情弄僵，赶紧披衣起床，踉跄跑步而往。曾国藩板着脸一言不发，其他幕僚自然也不好说什么，李鸿章更是大气也不敢出。在一片沉寂与沉闷的氛围中，大家吃得很不是滋味，唯有咀嚼声与偶尔的碗筷碰击声。早饭终于吃完，曾国藩一字一顿地说道：“少荃（李鸿章字），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话音未落，即离席拂袖而去。自此以后，李鸿章逐渐养成了早起习惯，直至病逝，“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

李鸿章才华横溢、卓尔不群，也就免不了几分自负，为人处世落拓不羁。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故欲折之使就范也”。曾国藩驻军祁门，因地势如在釜底，正如兵家所说的“绝地”，幕僚们无一不劝曾国藩及早退军，尤以李鸿章劝谏最力。经过一番实地考察，曾国藩也知祁门是处险地，但他早已上奏咸丰帝驻军此地，刚刚接过署理两江总督的圣谕就朝令夕改，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于是，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一意孤行，继续将大本营扎在祁门，并对那些劝说的幕僚道：“诸君如胆怯，可各自散去。”为此，李鸿章深感委屈。正在这时，师生两人又在处置李元度问题一事上发生严重分歧。李元度是湘军元老，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但他在驻守徽州时，却不听曾国藩的再三叮嘱与劝告，轻率出城与太平军交战，致使徽州失陷，祁门危在旦夕。李元度的失误完全打乱了曾国藩的战略部署，令他尤为愤慨，决定上疏弹劾。李鸿章极力反对，认为做人不能忘恩负义，也不能因为一次的失误就抹杀过去的所有功劳。曾国藩从治军用人的全局出发，并不理会李鸿章的求情与指责，不顾个人私情，将李元度弹劾去职。这也看出李鸿章与曾国藩内在的本质区别，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为人处世以道义责任为重，李鸿章则常怀几分私心，不论对人对己，都有念情营私之嫌。两件事搅在一块，弄得李鸿章既委屈又无奈，觉得难与曾国藩共事，决意离开曾幕，前往正在南昌的兄长李瀚章处闲住。李鸿章在祁门危急时离去，曾国藩大为不悦，认为“此君难与共患难”。可事情一过，双方都变得理智而冷静起来。李鸿章深感自己过于冲动，环顾四周，觉得天下之大，唯有曾国藩称得上真正的豪杰志士，自己要想出人头地，非得依附他不可，正如胡林翼为他分析的那样：“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曾国藩字），君非涤生何以进身？”此时，湘军与太平军酣战正急，曾国藩也急需李鸿章这样难得的人才，便给他一个台阶，主动写信相邀。在离营八个月之后，李鸿章重回曾国藩幕府，过去的任性孤傲、虚骄浮躁几乎被打磨得一干二净。与初次入幕相比，曾国藩对他“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

经过一番磨合，两人情谊渐浓，既是师生，又是朋友。李鸿章晚年常说他受曾国藩教益之多，平生受用不尽。据曾国藩孙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所记，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公，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

曾国藩不仅在学问、人格方面给李鸿章以影响，其事业也由曾国藩一手培植提携而成。

湘军攻克安庆，对太平天国取得了战略性的重大胜利，但长江下游的李秀成仍具有相当的实力与优势，率军先后占领了江苏、浙江的大部分城市，使得上海成为一座岌岌可危的孤岛。上海官吏、商人大为恐慌，赶紧前来安庆请求曾国藩派兵救援，并许以每月筹措六十万两饷银的丰厚酬报。曾国藩一直为军饷所困，六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自然让他心动，但湘军正沿江东进计划进攻南京，并已遣左宗棠自江西援浙，一时间实在无兵可派。十二天后，户部主事钱鼎铭、候补知县厉学潮又从上海乘外轮来到安庆，仿春秋时期申包胥向秦朝搬兵求救故事，一见曾国藩，就“声泪俱下，叩头求师”，情词之哀迫，令曾国藩不禁为之动容。曾国藩思虑再三，并与幕僚们反复磋商，决定派曾国荃前往上海救援，命多隆阿、鲍超两军会攻南京。正在家乡募兵的曾国荃接信，对出兵上海半点也不感兴趣，他眼里盯着的，是攻克南京的首功及传说中城内聚敛的无数金银珠宝，便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予以拒绝。曾国藩对他这位相当任性，在家族中排行第九，人称“曾老九”的亲弟不便硬性督责，便想让另一湘军将领陈士杰替代前往。陈士杰正在家乡积极布防，以解除石达开对桂阳的骚扰攻袭，作为大孝子的他恐“惊扰太夫人”，明确表示无法脱身。这时，另一湘军将领吴坤修主动请缨，愿率兵援沪，曾国藩想都没想，当即回绝。为挑选赴沪合适人选，一向做事谨慎的曾国藩不禁大伤脑筋。他自然早就想到了李鸿章，且知李鸿章比曾国荃、陈士杰等人更具才识卓见，只是舍不得这位大事小事都要与之相商的得力助手，正如他笑言的那样：“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唯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早就跃跃欲试的李鸿章再也按捺不住，不愿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不由得毛遂自荐，“坚请赴申”。曾国藩也觉得李鸿章各方面都已成熟，可放手让他独当一面，使劲一搏。于是，他一面上奏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一面命他招募兵马组建援沪之师。

自离京帮办团练，虽说做了九年相当郁闷的幕僚，可李鸿章初一“出山”，其待遇、实力便远超他人之上，既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私人武装——淮军，又是名正言顺、威震一方的地方诸侯——江苏巡抚。这样的优越条件与丰厚待遇，也只有恩师曾国藩才能为他争取得到。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将自己组建训练、能征惯战的八个湘兵营，作为“嫁资”送给弟子李鸿章为之壮行，也就难怪李鸿章一辈子都要对曾国藩感恩戴德了。

二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像一条出水蛟龙，一时间弄得风生水起，在上海滩这块“风水宝地”写下了国人最早的创业神话。

当然，不论何种创业，都充满艰辛与坎坷，不屈与苦痛，李鸿章也不例外。

六千五百名淮军雇佣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水上交通工具——七艘洋轮，兵分三次从安庆而下，以近乎大摇大摆的姿态，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太平天国铁桶般严密的防区天京及苏皖一带，顺利抵达上海。朝野上下，对“初出茅庐”的李鸿章不禁刮目相看。于这一近乎冒险的行动，李鸿章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写道：“此行险阻艰危，当备尝之，成败利钝所弗计也。”

上海各界盼援兵如久旱之盼云霓，而淮军杂乱的服装与简陋的装备令他们多少感到失望。特别是洋人，更是公开嘲笑不已，说李鸿章的淮军是“叫花子兵”。憋了九年闷气的李鸿章正想着如何扬眉吐气呢，不料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刚刚踏入上海，迎来的却是一股更加让人压抑的郁闷。他被逼到了墙角，除了拼命与成功，已是别无选择。

李鸿章在上海站稳脚跟，使得中外人士对他刮目相看的首战之功，便是虹桥大捷。

1862年6月17日，李秀成率太平军五六万人逼近上海，猛攻虹桥淮军兵营。到上海两个月了，淮军还没像模像样地打过一仗，不唯李鸿章，全军上下，都憋着一股气，攒着一股劲，总想寻个机会好好地打他一个漂亮仗。九年幕僚生涯，李鸿章经历的战阵可谓多矣，足以称得上一位沙场老将，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针对太平军远来奔袭、劳军疲乏的弱点，他决定抓住时机，趁其扎营未定之际主动迎敌。于是，李鸿章亲率各营淮军分成六队，在排炮的掩护下迅速出击。两军相接，很快便处于相互抗衡的胶着状态。太平军毕竟人多，超过淮军近十倍，时间一长，淮军力渐难支。而有过两次交锋失利，已对太平军怀有恐惧的数千洋兵，竟在洋泾浜作壁上观，迟迟不肯加入战阵。李鸿章见状，急得快要吐血了。成败胜负，在此一搏，只见他跃马冲出战阵，不作生还之想地向前冲去。淮军官兵见主帅如此不顾死活地拼命杀敌，全都以一当十，奋勇向前。两军相逢勇者胜，太平军遗下三千多具尸首，被迫后退，逃回泗泾。

此仗打出了威风，也打开了局面，李鸿章深感痛快，不由得大肆渲染道：“鸿章以五千人击十万贼于虹桥，幸获大胜，松沪肃清。”回首战事，自然也免不了几分后怕：“幸而我军战胜，洋人悦服，若我军战败，无处立足矣！”

强敌当前，尽管打了一场胜仗，李鸿章并未头脑发热虚骄狂躁。经过一番观察了解，觉得洋人当初的嘲笑并非没有道理。在上海这一中国开放最早，也是最为成功的对外通商口岸，李鸿章算是真正见识了洋人的“能耐”。高楼、电话、电报、报纸、自鸣钟、手表、西医等等诸多新鲜玩意、新生事物自不待言，以他尤为关注的军事来说，洋兵、洋枪、洋炮，的确令人敬畏不已。在致曾国藩的一封函札中，李鸿章写道：“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认识到己方不足，李鸿章的态度，不是像清廷妄自尊大的满族遗老遗少，像士大夫中的顽固守旧派那样妖魔化地予以拒斥，而是放下架子，虚心求教，尽力改进。在与洋人的交往中，李鸿章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个人风格的行动准则：“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他在淮军中首先更新武器装备，将在安庆建军时的小枪队、抬枪队、刀矛队完全革掉，换成欧洲洋枪。仅此一项，就使得淮军的战斗力迅速上升，超过以前两倍以上。然后，他又在亲兵营中增设两百名炮兵，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炮兵部队，至苏常战事结束之时，淮军炮队已有六个营之多。

李鸿章此后大兴洋务，实则从军务开始，先是从洋人手中批量购买枪炮，然后自己建厂生产所需弹药，制造各式武器。由军事而工商，由制器而萌生对西方其他事物的兴趣，然后全面学习借鉴，用以自强。如果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筚路蓝缕的最早开创者，那么李鸿章则是其坚定不移的贯彻者、继承者与集大成者。

虹桥之战关系上海安危，首战获胜，李鸿章信心倍增，乘机扩大战果，大举西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连克青浦、嘉定、常熟、太仓、昆山、江阴等城。

淮军兵锋所指，似乎无往而不胜。在一系列攻城略地的凯歌声中，李鸿章那与生俱来的“痞子”性格——无信无赖、痞劲痞味、痞腔痞调不禁暴露无遗。

太仓城破，他下令围杀太平军一万多人；攻克昆山，擒杀淹死太平军约三万人，李鸿章竟将如此“惨劫”视为“快事”；特别是苏州杀降，更是将他推到了人性的审判台上。

太平军驻守苏州的纳王郜永宽主动请降，并在城北阳澄湖的一只船上议订降约。淮军将领程学启立誓，常胜军首领戈登担保，郜永宽等人承诺杀死慕王谭绍光后率众来降，若用后世的观点来看，也算得上是起义投诚了。有过如此一番仪式，双方自然要遵守契约。商场如战场，战场也如商场，尽管明争暗斗，但可资依循的总的规则还是有的，比如双方订约，就得恪尽信守之责，否则后患无穷。当郜永宽等人如期献上谭绍光首级开城投降后，李鸿章却以降众太多，如果不杀掉首脑，任其上下联络，必将防不胜防为由，将受降的太平军郜永宽等八王全部杀掉。在人权、公法大行其道的西方社会，人们往往将荣誉与信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当作证担保的戈登听说杀降消息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接着是大为愤怒，情不能持；然后是发誓要为冤死者报仇，杀掉背信弃义的李鸿章、程学启以及“实际上他怀疑参与将诸王斩首和苏州屠杀的任何中国官员”。戈登用两艘轮船捕捉李鸿章没有成功，便写了一封西人所谓的哀的美敦书，也就是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辞职，交由清廷审判，否则，他将兴兵强制清方将攻克之地归还给太平天国。据传，戈登曾携一杆短铳，四处寻觅李鸿章，要与他来一场私人对决，就像西人解决争端的古老方式那样。“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数日后，怒渐解，乃止。”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人格缺陷早就洞若观火，或旁敲侧击，或直言指责；李鸿章也知己之短，总想改正，可就是改不了，稍不留神就露出了“狐狸尾巴”，真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

曾国藩长期教导李鸿章为人做事要讲“诚信”，李鸿章表面唯诺，可内心深处，对这一自宋明以来被理学家视为精神动力的理想道德规范不以为然。做幕僚时想多睡一会儿懒觉，竟谎称头疼。刚到上海，曾国藩就写信要他恪守孔子的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后李鸿章接手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了结天津教案，曾国藩问他：“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何主意呢？”李鸿章道：“门生也没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捋着胡须沉思良久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见势不妙，赶紧改口，称他是信口胡说，还望老师多多赐教。曾国藩送给他的“法宝”还是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过于吃亏。”

李鸿章自称接过了老师衣钵，可实际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传承曾国藩那作为一位真正理学家的本质精髓，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严格要求，无论对己对人，都显得相当实际而实惠。他“好以利禄驱众”，重用人才着重谋略干练，将文章道德放在其次，他曾露骨地坦陈道：“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他对部下以实利相诱，只要事情办成，论功行赏，封官加爵，决不含糊。他紧紧抓住军权不放，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他对手下公然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此言一出，人人愿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时间一长，势必影响士气，败坏风气，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乱局面。这也是由他以降，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不顾国家利益、人民死活，相互抢占地盘、争权夺利、你打我杀的内在根源之所在……

曾国藩对他的两个得意门生俞樾与李鸿章，曾恰如其分地评价道：“俞樾拼命著书，少荃拼命做官。”李鸿章一生执着官场从未言退，认为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上可忠君报国，下则为民谋利，“安能不热衷耶？”这也是他与老师曾国藩最大的区别之一，每有高封，曾国藩总是如履薄冰，一旦事不可为，就主动请辞，决不恋栈。李鸿章从来没有像曾国藩那样上过一道辞呈，即使要挟清廷、以退求进也没有过。他太怕失去头顶的花翎顶戴了，只要有官做，能得到朝廷的加封，哪怕拼着身家性命，损害个人声誉，也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兵败日本议和归来，李鸿章成了人人喊杀的“卖国贼”，有人劝他引退，李鸿章极力强撑道：“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因此，尽管陷入人生低潮之极，他仍保留几项官职，拥有几顶官帽，并期望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握大权实权。李鸿章“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从1862年担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病逝，除因奔母丧离职数月，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哪怕病重期间，也从未离职。当然，如果从另一角度视之，也算得上一种担当与气概——不畏险阻勇于任事，面对困境从不退缩。

为了官位，他几乎不择手段，有时连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也不放过。当曾国荃部久攻南京不下时，清廷曾命李鸿章“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相机进取”，李鸿章念及恩师情谊没与曾国藩兄弟争抢头功，而是耍滑头找借口主动避让。可当南京攻下不久，清廷担心曾国藩尾大不掉，便有意调开，命其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围剿太平军余部及小股捻军，由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时，他便迫不及待地赶到南京接署。而此时的曾国藩虽主动裁撤湘军，却为弟子从长计议，上疏朝廷保留淮军，面对李鸿章这一多少带有“逼宫”味道的举止，曾国藩大为不快。其实，皖鄂交界处的小股敌军根本用不着曾国藩亲往督军指挥，刚一接旨，他就上了一道辞官奏折。曾国藩不想立时交出两江总督的印篆，而是等到朝廷回复的谕旨再说。可李鸿章恨不得立时将曾国藩挤走，便在南京秦淮河边的一艘船上静候交接。等了半个多月没有动静，李鸿章愤然不已，欲与恩师断交。曾国藩得知弟子心情急迫，即刻交出印信。谁知过了两天，廷寄谕旨到达：“曾国藩无须交卸督篆，仍驻扎金陵，妥筹调度。李鸿章仍回江苏巡抚本任。”

后曾国藩正式奉旨剿捻，李鸿章还是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印信。因湘军大部已裁，曾国藩不得不倚重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将淮军视为**，有兵即有权，有权就有官，为了青云直上，哪怕对大力栽培自己的恩师，也不肯放权。军队调至前线，名义上归曾国藩指挥，可李鸿章却一直暗中遥控干预，淮军所有行动须经他点头认可。曾国藩无法调度，常常贻误军机，弄得他劳而无功，受到六次廷旨严责，四次御史弹劾。于是，他极力让贤，奏请李鸿章接任。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中接过剿捻大任，实授钦差大臣，遵循曾国藩原来制定的战争方略，李鸿章很快取得一举**平捻军的决定性胜利。

处置天津教案，曾国藩更是惹得一身臊，连他自己也认为“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又是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处置未能完全了结的天津教案，坐上封疆大臣的头把交椅，此后在这个位置一坐就是二十五年之久。接到新的任命，李鸿章自然大喜过望，可这次，他不仅没像上次暂署两江总督那样急煎煎地“逼宫”，反而在到达河北保定后就逗留不前了。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冒署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希望恩师将事情处理得有一个眉目后他再接手。曾国藩已被教案弄得身败名裂，也不希望师生两人共同“赴难”，跳入难以洗刷干净的“泥坑”，便独自一人做出了鲜为人知的牺牲，待奏结第一批人犯之后，才让门生抵达天津。李鸿章接任后所做之事，不过将曾国藩原来议结中的二十名死刑减少四人，改判为十六名死刑，四人缓期执行而已，其余部分并无半点更改。而李鸿章却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格外垂青，认为曾国藩办不了的事，他能办妥办好，实为清廷第一股肱之臣，不久便任命他兼任北洋大臣。北洋大臣权比枢廷，不仅佩有钦差大臣关防，还兼有通商外交、兴办洋务、从事海陆国防建设的重任。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1825年1月9日），李鸿章又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位居内阁各大学士之首。这一实际上的宰相之职向来都是满人“专利”，汉人得此职衔者以李鸿章为第一。

李鸿章为了爬上高位，可谓孜孜以求、全力以赴，哪怕对恩师曾国藩，在做官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是“步步紧逼”、寸步不让。而曾国藩却总是为门生大有出息、薪火不息而感到欣慰。

只有当曾国藩逝世之后，李鸿章这才陡然间觉得少了一座靠山、一根支柱、一种依托、一片绿荫，日后艰难的危局，唯有独自支撑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他自视其高、倨傲不恭，不会转弯抹角以退为进，不懂守雌藏拙适可而止，不会收敛锋芒韬光养晦，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除委曲求全、百般讨好慈禧太后一人之外，他不招光绪皇帝喜欢；他与光绪帝老师、帝党首领、军机大臣翁同龢不和；他与左宗棠、张之洞等其他权倾一时的封疆大臣闹翻，相互发难，互不买账，特别是与左宗棠交恶甚深，两人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冲突，动不动就大动干戈；他惹怒了朝廷清议派，这就相当于捅了“马蜂窝”，招来永无止息的无端攻击；他既不是地道的维新派，也不是激进的革命者，这就使得他两头受气，多方掣肘；就连重用他的慈禧太后，也对他处处设防，将他视为随意控制的工具与玩偶……各种势力都明里暗里反对他、阻挠他，而所有的责任都要他一人承担，一切过错失败都一股脑地加诸其身。在一部百年屈辱的近代史上，李鸿章孤独而寂寞的身影映照在宽大的天幕前，几乎受尽了上自朝廷高官，下至普通百姓的唾沫与骂名。

就连恩师曾国藩病逝后他呈上的那副挽联，也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这一上联过于自诩、自负与自傲，惹来曾氏家人极为不满，结果藏而不宣。而挂得最高的一副挽联，则是与曾国藩反目为仇的冤家左宗棠所书：“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一向睥睨天下、狂放不羁的左宗棠不仅给足了曾家面子，还在挽联的落款自署“晚生”二字。相形之下，李鸿章似乎太不懂得传统的为人处世之道了，这恐怕也是他身前遭骂、死后负谤的缘由之一。

三

若论李鸿章的个人功绩，主要在于一个“洋”字——洋务与外交，也正是这两方面使得他备受争议。

自领兵独当一面从安庆赶赴上海，李鸿章似乎命中注定了要与洋人打一辈子交道。

洋枪队的洋枪洋炮，让他目睹了西方军事力量的巨大威力，用“震撼”二字形容他当时内心的感受一点也不为过。两相比较，中西双方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他认识到自我改革的必要，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使他不遗余力地购置西方枪炮武装淮军。武器的先进，并不等于军队的先进与战斗力的强大。军事改革不仅在于将过去的大刀、长矛、剑戟更换为西方精良的洋枪大炮，也意味着与之相应的一整套军事模式的更新，诸如军人素质的提高，近代化的军事管理，战术、技术的改进，严格而正规的军事操练，等等。

李鸿章在淮军各营雇用洋将，练手足、演枪炮，行军、测绘、战阵、号角、口号等项全部采用西法。他并不甘心于仅习得一点“皮毛”，而是下决心训练一支类似于西方军队的“中国正规军”。1864年，李鸿章以戈登为总教官，聘请来自常胜军的若干军官及英国训练部队的数名教官，开始在青浦附近的凤凰山训练近千人的部队。可惜这一训练计划因缺乏清廷支持，内部管理混乱，没有制度性的训练方法等原因中途夭折。由点到面的改革没有成功，李鸿章的淮军及清朝的其他军队仍是支离破碎的指挥体系，缺乏正规标准的训练，拥有洋枪洋炮的武器装备而没有西方式的训练与管理，算不上一支严格意义的近代化军队。这也是清军虽然更换西方装备后与外国军队交战屡屡失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李鸿章囿于各种条件制约，未能完成当初的计划与设想。这一耽搁，直到1885年，清廷才建立起第一所正规的军事院校。而全国性的军事改革，得等到20世纪初才真正开始。如果凤凰山军事训练营能够成为“中国的奥尔德肖特”，然后将这一成功经验推广、普及开来，带动整个清军的全面革新，一部中国近代外交史或许都要改写也未可知。

李鸿章以军事自强为切入点“用夷变夏”，全面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为交通，办电报修铁路，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自办电报事业，在开平煤矿修筑轨距、质量与英国完全相同、全长十一公里的铁路，又组建开平铁路公司（后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修筑唐芦铁路、唐津铁路、关东铁路等；二为矿业，创建开平煤矿，设立开平矿务局，开办漠河金矿等；三为民办工业，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李鸿章创办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中规模最大、引进西方技术与管理方式最早的民用企业；四为商业，组织公司寻找机会积极与西人通商。

在李鸿章的积极主持下，洋务这一新鲜事物在中国大地不仅开出了堪称艳丽的花朵，而且结出了无数丰硕可观的果实，创下了许多第一：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完全由洋枪洋炮装备的军队，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的近代化海军，派遣了第一批到西方学习的官派留学生，修筑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此外，他还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座煤矿、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厂、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第一艘轮船、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译书机构、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李鸿章开风气之先，在举办这些洋务实业时，无不受到守旧人士的猛烈攻击与严重干扰。仅以修筑铁路为例，这一在今日看来无疑属于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却在当时遭到顽固派的极力阻挠。美国商人杜兰德出面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简易铁路，被清政府下令拆毁；英国商人在上海至吴淞间修了一条吴淞铁路，清廷以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子购买，后被沈葆桢下令全部拆毁，铁轨枕木运至台湾；李鸿章授意刘铭传上奏《铸造铁路以图自强折》，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受到保守势力的大肆抨击，认为是“无事生非，扰乱朝政”，结果引发第一次铁路大讨论；此后，李鸿章在修建天津至通州一线铁路时，为筹集资金，公开招募商人入股，招致保守官僚愤怒声讨，由此引发第二次铁路大讨论，围绕修建铁路是否为外敌入侵打开方便之门，是否扰民，是否剥夺小民生计等问题争论不休……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背面，阴影笼罩下的是五千年的积弊与惰性，要想变革，哪怕稍稍触及传统，也会引来顽固守旧势力的拼死捍卫。对此，李鸿章不由得仰天长叹道：“当今各国一变再变，唯中国守旧不动，天意耶！人意耶！”

四

古代中国处理一应对外关系，全由礼部承担。清朝于礼部之外，增设了一个创建于关外时期的理藩院。鸦片战争打破这一长期不变的传统惯例，开地方总督对外交涉之先例。可直到1861年3月11日，清廷才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此后四十年间，总理衙门几乎包揽了清廷外交以及其他洋务活动在内的一切涉外事务，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01年外务部成立为止。

设立总理衙门，标志着华夏传统对外关系的终结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确立，是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新起点，它抛却了过去高高在上的“天朝意识”，以相互平等的姿态与外国打交道。鸦片战争之前，是闭关锁国的清廷不给外人以平等，此后则是外人不予中国以平等。为维护其专制统治，清廷不得不常常委屈“迁就”，由总理衙门牵头，与海外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于是，在国人特别是那些颟顸保守的清朝权贵与昏庸老朽的官僚士人眼里，总理衙门便成了“卖国衙门”的代名词，凡与之相涉的官员都成了“鬼奴”“洋奴”“汉奸”“卖国贼”。而办理洋务与签订诸多中外条约的李鸿章，则成了他们的“大总管”与“总头目”。

尽管鸦片战争二十年之后清廷才成立总理衙门，可派遣郭嵩焘作为首任驻外公使时，又是十五年以后的事了。当他于1876年远赴英国之时，在一片如潮的斥责与痛骂声中，唯有李鸿章一人给他撑腰鼓劲：“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号）为最。”

总理衙门虽然成立，可受几千年传统“天朝意识”束缚，一时间难以调整、适应近代国际外交关系，其中最令清朝尴尬而头疼的，就是宗藩关系。

藩属国除定期朝贡外，清廷并未得到任何实利，就是这象征性的朝贡，也要回馈比贡品更多的赏赐。清廷名义上为宗主国，而藩属国的一切政务，包括官员任免乃至与他国签订条约等，也不予过问。如1866年，朝鲜大院君杀害天主教徒，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为此责问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朝鲜内政外交一向自主，朝廷无权干涉。伯洛内由此抓住把柄说：既然如此，那么法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国与朝鲜有任何宗藩关系。1871年，美国因“谢尔曼将军号”事件照会清廷，得到的也是同样答复：“该国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王自主，中国从不与闻。”

虽未得到任何实利，可清廷却要承担保护之责，一旦朝贡国受到外敌威胁，清廷不仅出面干预，关键时刻还得为其动武。清廷所维持的，是一种和平的却是不平等的，自足的却是封闭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这在各自隔绝的古代社会，作为实力雄厚的中华帝国不难做到，可进入各国相互交往，时代急剧变化的近代社会，仍固守过去的亚洲封贡外交模式，于国力虚弱的清朝而言，简直不堪重负。于是，朝贡国成了清廷的一块“鸡肋”——丢弃吧心有不甘，保留吧力不从心。取舍两难，因情境所迫，为保护朝贡国，清廷不惜进行了中法、中日两场大规模战争。结果尽人皆知，不仅没有保住藩属国，还使得本土陷入空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