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刘邦的“流氓”手段运用得越来越娴熟自如、游刃有余，项羽不禁一天天捉襟见肘，昔日的优势早已**然无存。韩信与彭越开辟了两条战线，先后攻占齐赵旧地、侵入梁地；刘邦主力在汜水大败司马曹咎率领的楚军。项羽对刘邦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答应他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条件，两军以鸿沟为界，达成一项划分国土的停战协定：鸿沟以西，属汉王刘邦管辖；鸿沟东面，属楚王项羽地盘；项羽将俘获的曾经做过人质的刘邦家人全部归还；两军各自撤回自己的地盘。

协议签订后，久已苦战的双方军士皆为即将到来的和平高声欢呼。率直的项羽也就天真地以为一纸和约可以换来天下的永久太平，遂引军东归。

刘邦与项羽达成的楚河汉界，直到今天还赫然明确地标示在每一张中国象棋的棋盘之上。可是，还没等到项羽返回彭城，刘邦又耍起了无赖手段，单方面撕毁和约，引兵尾随楚军日夜追袭。

他封王拜将，信口许诺，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笼络在自己的周围，在垓下摆开强大的阵势，与项羽的楚军主力展开了最后一场正面生死大决战。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对这场垓下之战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项羽突破刘邦的包围之时，只剩下了二十八名追随者。逃到乌江渡口，项羽本可以过江摆脱追兵，像刘邦多次做过的那样，以图东山再起。可项羽不是刘邦，项羽就是项羽，他谢绝了乌江亭长摆渡送他过江的好意，大声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然后回身自投罗网，与追兵死战，奋起神威独自一人“杀汉军数百人”。杀着杀着，他突然在追兵中见到了汉骑司马吕马童，项王不禁大声叫道：“你不是我过去的一个朋友吗？听说汉王刘邦以千两黄金、封邑万户悬赏我的头颅，我把这发达的机会让给你吧！”话音刚落，锋利的钢刀往自己脖子上一抹，一颗脑袋就滴溜溜地滚到了地下，而那巨大伟岸的身躯，却石柱般地立于原地，久久没有倒下……

每每捧读《史记》描写垓下之战项羽自刎而亡的场景，我的心中，就会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强烈的悲壮之情，唏嘘长叹不已。

项羽身经七十多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每战皆胜，只败了这最后一次，一败就不可收拾地招致覆亡的命运，至死也找不到失败的根由，只能归结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刘邦自从与项羽相争，就似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可他在楚汉决战时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一直处于边缘的流氓行径从此进入历史的喧嚣中心，经过一番打扮，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于是成为主宰民族命运的主流话语。

项羽之死，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真正贵族从肉体到精神的消亡。

在一个笼罩了几千年阴柔诈巧之气已然异化的社会里，项羽之死必为某些人不可理喻，在他们看来，他死得太不值了；同时，项羽那正直的人格魅力、强劲的阳刚之气与磊落的贵族遗风却一天天地在另外一些人们心中变得更加高大更加伟岸。

四

刘邦一生的参照系有两人，一位是死去不久的秦始皇，另一位便是曾经共同战斗而后又反目为仇互相争战的项羽。

项羽虽然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最终打败了他，但刘邦心头总是对项羽怀着一股无可言说的崇敬之情。项王死后，因他最初曾被楚怀王封为鲁公，刘邦便以鲁公之礼隆重地将他葬于谷城，并亲往祭奠，大哭了一场。刘邦此次痛哭，并非做做姿态而已，他没有必要以哭的形式来为自己脸上“贴金”，他之痛哭，一是出于怀念与尊崇，同时也是失去对手后的一种“虚空”表现。刘邦害怕虚空，他年轻时就常因心怀朦胧之志而茫然四顾，那无所依凭的虚空弄得他不知所措。楚汉战端一起，双方虽然打了四年，都弄得疲惫不堪，可他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对手与攻击的目标，也就活得相当充实。而自己的价值，常常在对手身上才得以体现，只有打败对手才有自己胜利的辉煌，对敌人的否定实质上就是对自己的肯定。对手，有时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战友”。对手一旦消失，自己的存在也就显得有点多余了，自然而然的，下一个消失的对象便是自己了。这样一想，刘邦心中还会生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因此，他的祭奠痛哭，也算得上是他人生中难得的一次真情流露。

对待项羽的家属，刘邦也宽大为怀，不仅未加治罪，反而一一封侯，还要他们将过去的项姓去掉，赐给自己的刘姓。

好在项羽一死，他所留下的“虚空”很快就被新的目标与新的对手填补了。

刘邦的另一参照系便是秦始皇。他并没有想到要去刻意推翻秦朝的统治，秦朝的残暴、压迫与束缚对他这个地道的流氓而言，感受并不怎么深刻，是一连串的偶然迫使他走上了反秦抗暴的起义之路，又一步步地走向胜利的峰巅走向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在咸阳见到秦始皇时，只是出于羡慕才情不自持地说了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语。他是一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人，从未想到真正去当一个皇帝。出于好奇、好玩的游戏心态，在进军关中占据咸阳后他也美美地享受过几天皇帝的滋味。此后，他虽然经常回味不已，但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当一辈子皇帝。四年楚汉之争，其过程既艰难又漫长，可战事一旦结束，又显得那么短暂，胜利似乎还来得太快了一点儿。项羽一亡，各地降服，诸侯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聚焦在他的身上，大家都商量着推举刘邦当皇帝。你要刘邦耍点流氓，来点不正经的东西，可能是他最为拿手的好戏，而一旦真的要他当天下之主的皇帝，他可有点诚惶诚恐了，赶紧推辞不已：“听说圣贤才能成为一国之主，空有虚言虚名是保不住皇位的，我可不敢随便造次啊。”众臣自然又是一番劝进，刘邦又是一番推让，实在推脱不了，就说：“既然大家诚心推举，只要对国有利，对民有利，我就做吧。”公元前203年农历二月初三，刘邦在汜水北面正式即位当了皇帝，朝代就以他的封号——汉王之“汉”命名，是为汉朝，刘邦被他的后继者尊为高祖。今日的汉族、汉人之称，即始于刘邦的汉朝之时。

刘邦当了皇帝，自然面临着确立国体、制定国策的大事。秦始皇自然而然地再一次进入他的视野之中。他对秦始皇所采取的态度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

汉朝的行政措施几乎在所有方面继承了秦始皇的专制集权机构：设立三公九卿，官仪礼制“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员，少有变故”，并采纳了秦朝的宗教仪式，宣布恢复法律、秩序、安全等措施，尊重并接受各级爵位阶层的特权并授予尊贵的社会标志……

秦汉政府制度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地方组织方面：楚汉之争中，刘邦的一批盟友已经取得了列国的某些领土并自称为王，刘邦只得尊重现实承认他们，正式封他们为王，并赐给一块早就属于他们的领土。

刘邦建立的政体，是一个集权与分封结合的独特产物。皇帝直接控制位于中央的十四个行政区域，而北面与东面的大片土地上是他封给功臣们的十个相对独立的王国。

政体“皆袭秦故”，而在政策方面，刘邦就基本上是在与秦始皇“对着干”了：秦始皇将专制集权推到极点，从上到下管理得犹如铁板一块，刘邦实行黄老之治，与民休息，让长期绷紧了弓弦的民众吁一口长气；秦始皇横征暴敛，他豁免人民的某些赋税；秦始皇动不动就强迫人民服兵役劳役，刘邦实行部队总复员，让他们回乡与家人团聚，守着几亩田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秦朝强调严刑厉法治民，刘邦主张“德刑相济”，提倡“刑不厌轻”“罚不患薄”，不仅颁布大赦令，还废除前秦苛法及肉刑；秦始皇箝民之口，限制思想言论，刘邦在意识形态方面容许人民有较多的自由……

刘邦想当皇帝，可不想当秦始皇那样的皇帝。秦始皇不仅苛刻自己，也推己及人地苛刻大臣与广大民众。刘邦所看重的是皇帝的挥霍享受、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那么刘邦想当的皇帝，只是那具有流氓性质的一面。其实，中国古代皇帝大都是一些足可以称为高级流氓的流氓头子与流氓大师。当然，始作俑者非刘邦莫属。有时候，流氓的因素常与皇帝的成分构成一种正比关系。

刘邦俨乎其然地坐上了皇位，顿时显出一副尊贵、尊严的凛然之态。他自然是得意非凡，就跟孙悟空一旦得意就会忘形地露出猴子尾巴一样，刘邦也是稍不留神就会露出他那骨子里的流氓本性。一次，与他一同打江山的同乡、官拜御史大夫的周昌奉诏面谒刘邦，适逢刘邦搂着心爱的妃子戚姬逗乐。周昌前来晋见，刘邦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依然故我地与戚姬调笑。周昌气得不行，掉头就走。刘邦见状，马上推开戚姬，追上前去，抓住他的脑袋往下摁，右腿一跨骑在他的背上大声说道：“你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啊，到底觉得我这个皇帝当得怎样？”周昌使劲地往上抬了抬脖子愤愤地回道：“跟夏桀、商纣王差不多。”刘邦一听，也不跟他计较，只是哈哈大笑而已。

刘邦当上皇帝后，最喜欢做、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寻找一切机会炫耀自己，以满足内心的虚荣。

他派专人寻找那个曾经预言吕雉“天下贵人”的神秘老人，折腾了好久，终是没有找到。刘邦寻找的潜在动机，无非是想在感恩的形式下有意地炫耀一番。

刘邦当上皇帝后，首开封赏父亲刘太公为太上皇的先例。未央宫落成时，刘邦大朝诸侯群臣，他捧着一杯酒为父亲太上皇祝寿，不无炫耀地说道：“当年，你不是常常骂我不务正业不置产业没有出息的吗？你总是说我不如二哥，还一个劲地强求我向他学习，要我专心种田。我要真按你说的做了，今天能当上皇帝，你能当上太上皇吗？老头子，你倒是说说看，我今天创建的事业、添置的产业跟二哥相比，到底哪个要强一些、多一些呀？”殿上群臣闻言，皆高呼万岁，大笑为乐。

刘邦当了皇帝，更想回故乡去炫耀一番。他要让过去的那些老人、同伴看看今日的汉高祖是副什么模样。后来终于寻到了这样的机会，他召来故人父老乡亲饮酒，并挑选了一百二十个男儿教习歌舞。数杯醇酒下肚，饮至酣畅淋漓之处，刘邦不禁感慨万端，当即击筑自作歌词放声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那首传之后世的《大风歌》。一百二十名男儿齐声唱和，刘邦边唱边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就是这位汉高祖刘邦，由此而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观念上升到了延续不息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列。

刘邦刚开始当皇帝，一切都显得十分随意而随便。上朝时，大臣们要么是过去的同乡，要么是生死与共的患难战友，虽然各有其职，并有严格的君臣等级，但大多出身草莽，加之平时在一起嘻嘻哈哈惯了，也不讲什么礼仪，遇事常常吵嚷不休，在殿上饮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了就起哄胡闹，根本没有个正儿八经的样子。时间一长，刘邦就觉得大伙儿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总得想个法子约束一下才行。秦博士叔孙通摸准了他的心事，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大家这样胡闹，哪有半点皇家体统！我想得采取古礼和秦仪，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才行。只要皇上发个话，我现在就马上召集鲁国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们一起来商订施行。”刘邦听了，自然回道：“你不妨试一下吧，但不要把那些礼仪弄得太琐碎了，太烦琐了，我可受不了那些约束，最好是简单易行。”

叔孙通领命，马上召集一百多人开始认真地研究制订起来。方案形成后，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演习，等弄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去观礼拍板。刘邦看了一遍，觉得不错，下令群臣仿习。公元前200年农历十月，长乐宫建成，群臣贺拜，礼仪正式施行。文武官员在谒者的引导下，严格按照等级高低一次次地走进殿门；宫中一声高亢的“趋”字响过，殿下数百郎中顿时夹侍阶陛两旁，文武官员分别站立两边，文官西向而立，武官东向而立；直到这时，皇帝刘邦才坐了乘辇出房，百官传呼警卫；所有官员站在原地，依照官职大小，一一诚惶诚恐地向皇帝朝拜奉贺。行礼后，就开始喝酒，百官全部低头而饮，没有一人胆敢大声喧哗。九次斟酒毕，谒者高唱一声“罢酒”，众官一一依次静静退出。

朝拜完毕，刘邦喜不自禁地说道：“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是多么尊贵啊！”刘邦一高兴，就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从此以后，这一朝拜礼仪形成制度，刘邦也就天天享受皇帝的尊贵。

五

刘邦在马背上以法家的权、术、势为要旨夺取天下；他知道不能以打天下的那一套路子来治理国家，很快就从自己不读书鄙视儒生的立场转而重用儒生，他不仅采用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还要陆贾著书论述秦朝失掉天下的教训及治国之道，开始重视《诗》《书》，信奉儒家学说。

而这，也只有刘邦的权变通达、顺应时势才能做到。

刘邦的最后胜利，其直接获利者就是与他一同打天下的一帮由农民、无赖所组成的武人阶层，那些追随他的一批乡下佬摇身一变就成了俨乎其然的三公九卿。从积极的方面说，刘邦从一个布衣而为大圣皇帝，彻底结束了上古几千年的世卿世禄制度，开创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打破了人们的种族血统观念；从消极的角度而言，一批大老粗的武人当权，对民族的整体文化来说无异是一次大的倒退。长期连绵、残酷血腥的战争使得一批批精英人士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斫杀、消灭的对象，那些能够逃过战争的幸存者，往往都是从身体到智慧的弱者，一次战争就是一次人种的倒退；而战争对历史文化的无情毁灭又是一次文明的倒退。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每每经历一场浩大的战争，就得吞食一次民族整体素质大倒退的恶果。“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由此看来，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与民休养生息很有必要。

刘邦在没当皇帝时倒不怎么想当，但一当了皇帝就上瘾了，生怕自己屁股坐不稳哪天被人给赶下台来。于是，他开始疑神疑鬼，总想着天下不少乱臣贼子想来颠覆他的宝座。他开始寻找失去项羽后的新的敌人，仍以过去的坚韧将他们消灭。寻来找去，他发现最大的威胁全都来自那些具有独立势力的王侯。他们不仅拥有一块自己的地盘，可以在上面为所欲为地发号施令，还想将地位和封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只要稍不如意，他们还极有可能起兵谋反。项羽不就是因此而导致灭亡的命运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刘邦可不敢掉以轻心。“狡兔死，走狗烹。”于是，刘邦便寻找各种理由与借口，采用各种权谋与阴柔的手段，对昔日的有功之臣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一一剪除。

消灭异姓王侯，于刘邦来说，内心的感情肯定相当复杂。本没有多大才能的他，正是凭借着这些有功之臣的鼎力相助才有今日的荣耀。可是，在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受的传统文化基因的驱使下，刘邦不得不向过去的功臣与恩人们举起了屠刀。为了坐稳那曾经并不想坐的皇帝宝座，他的心在颤抖，他不得不一个劲地为自己的无赖与忘恩寻找理由并极力开脱，很有可能，当那一颗颗头颅落地的刹那间，他一边抹泪一边念叨道：“为了成全我，我再一次谢谢你们了，我那可亲可爱的战友……”

内部的隐患一旦消除，刘邦的视点又转向外部了。现在的他，可不同于从前了，过去只想着自己一人怎样过得快活自在一些，现在可要想着刘姓家族、想着全国人民过得快活自在一些了。可北边的匈奴总是不让咱们汉人过得痛快自在，总是身跨战马来去如风地偷袭、侵扰、抢掠。

匈奴为中原之患，由来已久。《尚书》称为“蛮夷猾夏”，《诗经》说成“戎狄是膺”，《春秋》则载“有道守在四夷”。秦始皇曾倾力派蒙恬率兵三十万对付匈奴，并修万里长城以求将其拒之“门”外。秦朝之覆灭，在某种程度上与匈奴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没有匈奴的侵扰，就不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就不必大量征召民众服役戍边，也就不会有陈胜、吴广首先发难而成浩**之势的农民起义；如果三十万大军没有进入遥远的北疆防守、征讨匈奴，而是及时地用于平叛，消灭各路义军肯定易如反掌。中国长期的边境之患，其实与皇家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必然关联。

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一统，刘邦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地盘，并建立起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刘邦抓住韩王信投降匈奴的机会，于公元前200年冬天，亲率一支三十万人马的大军发动了一场讨伐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两军交锋，冒顿单于佯败而逃。刘邦紧追不舍，恨不得一口气立即吞掉匈奴，以发泄长期积淤着的屈辱与愤怒。结果贸然轻进，中了单于奸诈之计，致使骑兵与步兵分为两处，无法照应。刘邦只有驻扎平城白登山，等待步兵前来救援。步兵未能等到，冒顿突率三十多万精兵回师反戈，将刘邦紧紧包围，困于白登。刘邦组织兵力多次突围不成，穷途末路之际，只得使出惯用的“流氓”绝招，采取阴柔手法，暗中派人贿赂冒顿的王后阏氏。阏氏收了汉朝暗中送去的厚礼，就对冒顿说匈奴就是占领了汉地，也无法长期统治，最好的方式就是骚扰抢劫；与其损兵折将地进攻，不如放弃围困算了；这样做，也算是让汉人知晓匈奴的厉害，让他们长长见识。冒顿对阏氏爱得不行，自然言听计从，就对汉军网开一面。刘邦被围困了七天七夜之久，这才率兵突围而出。

回到都城长安，刘邦认识自己能力有限，一时无法用军事方式解决匈奴问题。然而，他们又总是出其不意地前来侵扰，弄得你防不胜防，总得想点什么遏制的办法才是。有什么好法子呢？刘邦脑子三转两转，他那骨子里的流氓习性不觉使他想出了个“流氓”主意——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结成亲家。

公元前198年，刘邦派遣刘敬出使匈奴与冒顿议和，双方终于达成了和亲协议。

刘邦的和亲协议，其实是中华外交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和亲协定包括四项条款，其主要内容就是汉朝派送一名公主前往匈奴与单于结婚，每年多次向匈奴送去丝绸、稻米及其他食物的大量礼品。

协议的约束主要是针对中国方面的，又是送女人，又是送礼品，可匈奴却没有实质性的回报。后来也有汉臣提出匈奴应将太子送往中国作为人质的要求，可匈奴连理都不予理睬。

刘邦的原意，一是想通过“和亲”协定，改变匈奴单于的血统，下一代的匈奴单于继承者，不就是汉人的外甥吗？既有汉人的血液，必在骨子里亲近中国；二是改善与匈奴的关系，使其不再南下侵扰中华。

然而，这都是刘邦的一厢情愿。匈奴从协议中得到了大量好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收敛了过去的抢掠行径；协议签订以后，冒顿更加小瞧中国了，他继续奉行扩张、蚕食中国领土的原则，对汉朝的态度越来越傲慢，对中国货物的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公元前192年，冒顿简直狂傲到了极点，他派使节送信给汉朝，提出了迎娶吕后的侮辱性要求。

双方的交往，只有建立在实力与武力的基础之上才有平等可言。对待邪恶，往往只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遏制与消灭的目的。

刘邦想出的“和亲”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忍让、迁就、惧怕与退缩之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可后任者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施行。刘邦遗留下来的这一民族历史性问题着实让他的后代伤透了脑筋。

尽管历史无法假设，我还是时常展开浪漫的翅膀想象不已：如果是项羽当上了皇帝，他的对外政策会是怎样？以他那能征惯战的勇武，肯定不会出现平城之围的屈辱与惨败，极有可能会**，将匈奴或斩尽杀绝，或赶到遥远的大漠深处；即使一时势弱，以他的贵族血性，断然不会想出“和亲”之类的策略。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也当是另一种全新的样式，而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及朝代的更替、历史的走向都将随之而全部改观。

六

刘邦自当了皇帝，又剪灭了异姓诸王，过去的那种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不觉消失殆尽，自我意识日渐膨胀，就真的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为自己是赤帝之子下凡有神灵附体神灵保佑，颇有一股子藐视天下、不可一世的味道了。然而，“白登之围”撕破了他那件“神化”的外衣之一角。他提兵亲征，本不无炫耀武力之意，心头也只想着凯旋。没想到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怎么也突围不出，那个仗呀，打得真惨，敌人好几次迫近，他都差点成为俘虏远押沙漠了；七日七夜，他提心吊胆，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回好觉；若不是买通阏氏，他现在还能回到都城长安稳稳地坐在宝座上吗？只要一回想，他都感到后怕不已。于是，刘邦再次从飘然的陶醉、从霓虹的云端回落现实。一旦回到现实，就想起了刚刚当上皇帝时与群臣的一段对话。他曾颇有自知之明地说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是的，他并没有多么了不得的本事，只是会协调人际关系知人善用，有韧劲百折不挠，当然运气也相当不错。一旦清醒，刘邦又开始注重眼前脚踏实地，讲求传统的实用主义，并将它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他抓住大好时光，充分地享受美好的人生。只要过去的流氓习性一露头，他就不加任何掩饰、无所顾忌、名正言顺地大耍一通。中国的皇帝，高高在上，全体人民仿佛就是为他一人而活，耍点小小的“流氓”，可真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农民出身的他也没有太多的欲望与奢望，他很知足。

在对生命的挥霍与享受中，刘邦一天天地衰老了。特别是他一生中最为突出的好色之癖，也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味道。

白登之围六年之后，即公元前195年，刘邦过了一段长期安稳而舒适的生活，内心那不安分的“流氓”因素又开始涌动起来。正在这时，黥布起兵谋反，刘邦一时心血**，全然忘了白登之围的困窘与危险，又要提兵亲征。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被一支突然飞射过来的流箭射中。当时并没把它当回事，可在返回途中却病倒了，一病就病得相当沉重。吕后赶紧找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良医诊断过后，刘邦问道：“你看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医生诚惶诚恐地回道：“能……能……”刘邦一瞧他那副畏畏缩缩、吞吞吐吐的样子就来气，不禁破口骂道：“我以一个布衣贫民的身份手提三尺利剑夺取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人的生死祸福、荣华富贵都是老天主宰，老天要我的命，就是神医扁鹊也无法医治；老天若是让我继续活下去，不用医药自然也会痊愈。”说完后就不肯治病，命人拿出50斤黄金赐给良医让他走了。

就内心深处而言，刘邦并不惧怕死亡。这辈子，他在死亡的边缘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的绝处逢生使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活在人间。这辈子，从一个布衣、一个流氓而贵为天子，金钱、美女、荣誉……该得的似乎都得到了，该享的福全都享受了，还有什么值得遗憾与流连的呢？要说有的话，恐怕就是太子一事最让他烦心、让他担忧了。平心而论，吕后对他的霸王之业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他对她也有感情。但是，女人年老自然色衰，色衰就会失宠。封为汉王那一年，刘邦在定陶遇见了他生平最为宠爱的戚夫人——就是那个被周昌撞见一天到晚都恨不得抱在怀中的戚姬。他与戚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刘如意，爱屋及乌，自然是欢喜得不行。而戚夫人也一天到晚地在刘邦耳边絮絮叨叨，希望他废掉现任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刘邦对刘盈的仁弱早就不满，也有废立之意。可是大臣们，特别是吕后极力反对，刘邦无法一意孤行，只好听从“民意”，退而求其次，立如意为赵王。他对吕后的阴险与能耐，对皇位之争将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心里十分清楚，他似乎预见到了一旦他驾崩后，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儿子的悲惨结局。然而，他已病重在身，来日无多，加之吕后又一天到晚守候身旁，他无力改变、挽救戚夫人与刘如意的命运，只有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刘邦不肯医治，病是越来越沉重了。随从、部下们都知道皇上快不行了，吕后赶紧上前询问后事。临死前，刘邦虽然病疼难忍，但头脑相当清醒，他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此后好多年，汉朝的人事安排及有关方略都是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在执行、发展。

刘邦之死，与秦始皇、项羽也迥然有别。秦始皇一直怕死、忌讳死，不断地求仙寻药，他之大修陵墓其实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永生，对这种刻意求生的表现，广大民众一直不以为然；项羽不怕死，但他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却不可取，古人认为父母所赐之头发肌肤都不能随意对待，何况高贵的生命呢？唯有刘邦的死亡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生死有命，既不要怕死刻意求生，也不能寻死有意自残自戕，应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对待生命。

不唯其死，就是刘邦的生存、生活方式，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认同、认可。

刘邦最近人情，他不刻意拔高自己，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他当了皇帝，可骨子里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大家觉得他最为亲切。如果以我们今日的“市民化”概念作为类比，那么他就是古代典型的“农民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性质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刘邦的性格、观念、行为就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典型与代表。他仿佛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五情六欲，从不掩饰。他时常跟着感觉走，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并不怎么苛刻自己，也不确立一个遥不可及的远大目标与远大志向。凭自己的能力与本事去做，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相信天命，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高高在上、大言希声的老天，谁也无法与之抗争。但他有韧性——一种“狗皮膏药”般的黏劲，他不怕失败，跌倒了爬起来，将身上的灰尘拍拍，抬头望望天空，又百折不回地开步前行。

是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喜欢刘邦这位老大哥似的皇帝。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刘邦奠定了中国的“汉魂”。“汉人”“汉族”之称，不都肇始于刘邦所开创的汉朝么？

汉朝，的确是一个令人值得怀想、令人感到亲切的朝代。他们对人间现实葆有一份难得的执着与热情，并希望长期延续、永存不衰。我们从那些汉代的艺术品中常能见到有关生活场景、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有时甚至是非常世俗的普通之物，比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

然而，也正是汉朝，使得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精神更加深入大地。老百姓只讲究实际与实惠，享受安乐与富足，长此以往，必定失去宝贵的追求与高尚的理想。过于世俗化，必然远离崇高、伟大与创造，变得短视、平淡而平庸。

刘邦的所谓“流氓性”，其实也包含着多重意义。它的正面效应如充满活力、视野开阔、权变通达、豁达大度、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下流、放刁耍赖、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齿而弃如敝屣；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如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享受生活、讲求实际、精明圆滑、阴柔计谋，等等。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一股阴柔、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