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秦国在大举东进消灭六国的战争中，列国竟没有过一次联合反抗的行动，也许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多次合纵抗秦，都被秦国的“连横”之策破解，然后又一次次地重组，一次次地烟消云散，恐怕六国早就对这些没有效验与结果的“游戏”产生了厌倦。然而，尽管他们各自衰弱疲惫，只要放弃成见，真正联合，抱成一团，凝成一股绳，构成坚固的同盟，中国的历史恐怕也得重写。

没有联合，只能说明六国确实衰弱腐败到了极点，不亡也就太不正常了。想那六国先辈，在他们的王国与土地上该是挥洒过多少英气与伟烈啊，而轮到这些末代子孙手中，竟连一点回光返照都不曾有过，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六国的悲哀。

没有联合，也就只有等着一个个挨宰消灭的命运了。

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实乃势所必然。我们在前面就曾说过，如果不是嬴政，换上另一位秦王，他也会完成这一千秋大业。因此，秦王对历史的贡献与改变则是在他统一六国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执政纲领与施政措施。

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用武力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一年，嬴政三十九岁，正值人生壮年，精力充沛得令人吃惊，他还有好多大事要做，也将做出一些改变中国历史的巨大事情。

大秦帝国成立后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帝号的议立与国体的定位。

嬴政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可比吕不韦强多了，他深深懂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这时的秦王，再也不是过去那拘于西北一隅的秦王，而是全中国民众的秦王。这名号，不仅是对嬴政功业的肯定，不仅是对他至高无上地位的确定，也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一个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符号，一种或耳闻或目睹就会产生宗教效应的崇拜。因此，嬴政对其相当认真而慎重，并发出一条诏谕道：“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其时已升为廷尉的李斯特地召来全国最有学问的七十多位博士，聚在一起反反复复地一议再议，这才跪拜进献于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

没想到嬴政并不满足于所谓最贵的“泰皇”，对此，史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一个“羞”，活脱脱地勾现了嬴政的踌躇心态。他认为他的功业是绝对空前，要超过被先民们神化了的三皇五帝中的任何一位。

于是，他就取三皇的一半——“皇”字，又取五帝的一半——“帝”字，集三皇五帝之尊于一身，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组合成“皇帝”二字，既源于三皇五帝，又高出其上，这才称心如意。

对这取名，嬴政也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但也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深刻了解中国土壤的封建大帝。嬴政自称始皇帝，他的直系血脉虽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他广义的子孙们却将这一名号长期沿用。两千多年以来，该有多少人对这一名号趋之若鹜啊！直到20世纪初，国人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下推翻了帝制，中华大地上还先后上演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扶立东北满洲国等闹剧与丑剧。

名号既立，国家体制似乎已不成问题，它承续着秦国先君特别是商鞅变法以来的传统，并在征服六国的统一战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完善，已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模式——封建集权。

要想弄清嬴政对此所起的个人作用多大，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与改变多深，在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回顾一下中国政体的发展与演化。

中国的自然环境先天性地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及其政体性质。

华夏文明的诞生之地有着与其他文明不同的地理环境，四周的浩瀚大海与高山大漠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圈子，拘束了人们的生存活动范围。黄河长江的滋润、丰沛的雨水、温暖的气候、质地疏松有着天然肥力的土地，这一切，决定了华夏先民文明之始，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方式。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华夏先民脚踏实地，安分守己，讲究礼义等级秩序，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些，构成了中华黄色文明的特征。

华夏社会结构的进化，经历了由群队而部落而酋邦，最后过渡到国家的历程。

群队和部落是先民们在原始渔猎时代的社会结构形式，是相互间自愿结盟的产物，内部成员关系平等，没有正规的政治组织领导人。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伏羲氏教民结网渔猎就属这一时期。

随着农业文明的定型与成熟，各部落便拥有了相对固定的耕作地盘与生活圈子。为了发展与扩张，部落间的矛盾与冲突日趋激烈，最后不得不用战争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而酋邦，就是部落间相互吞并的结果，这种建立在武力征服下的社会结构自然就具有了剥削与压迫的性质。进入酋邦后，酋长拥有真正的实权，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酋长位居顶端，下面是唯命是从的各级大小官员，后来又凝固为永久世袭的特权制度。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相争及炎黄联合大战蚩尤时代，此后的尧舜禹时期，也属酋邦性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华夏先民的生存基础。因此，他们不得不由单独而微弱的个体联合成一个力量强大的集体共同治理水源。于是，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完成了从神到人的偶像崇拜。

禹之子启继位，王权世代相袭成为夏朝的一种特权制度，这便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当酋邦向国家转化后，就在政体上继承了个人统治的遗产，从中发展出某个人对其他人实施无限而绝对的权力统治的政治结构，这，也是人类最早的专制主义模式。

华夏先民在早期的农业耕作方式下，必然固守于一块不大不小的固定地盘，对外很少交往，血缘关系形成相互间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套凝固的宗法制度，周王朝的政体结构——分封制就是建立在宗法制家族组织之上的。宗法结构的核心内涵如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宗君合一、集政权与神权为一体、金字塔结构及政治组织系统的严密完整尊卑有序、帝王以孝治天下的家国同构模式等，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发挥着它的强大作用，直到今天，仍在人们的生活观念中起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生活方式决定了它的政体只能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华夏大地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发展的自然结果，并非某一个人能于一朝一夕可以“扭转乾坤”加以改变的。就连风云激**、巨涛狂卷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政治上也无法搅动传统的宗法观念，无法触动封建集权的政治根基。王权与专制，似乎从来就没有被任何一个先民产生过半点怀疑，哪怕中国古代最为贤哲的圣人，也不得不既诚惶诚恐又心悦诚服地跪拜在它的脚下。在流传至今的所有先秦时期的文字典籍中，无论怎样搜寻，也找不到有关呼吁民主的片言只语。

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移开，投向具有现代西方民主之源的古希腊作一短暂停留，许多一直缠绕着我们的困惑，也许能够豁然而解。

与前秦处于同一时期并可相互比肩相互媲美的古希腊文明，其发展之源——自然地理环境与中华截然不同。希腊是全欧洲山陵最多、地面分割最为破碎的国家，山多地少，土地贫瘠，降雨主要集中在秋冬，分布不均，这些自然条件注定了不能以粮食作物构成希腊的经济之源，大都依靠海外采购。然而，希腊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处于中心位置，海岸线曲折绵长，港口众多，拥有无与伦比的海上优势，他们是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创造的是一种有别于黄色文明的蓝色文明——殖民、综合而开放。

希腊人从未束缚于一块狭小的地盘，他们要向海外运进粮食，进行海外贸易，向海外殖民，大海，就是他们无拘无束活动着的广阔舞台。为了生存与利益，人们间的联合，不时的重组，很快就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个人的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年轻，充满活力与**。相互间的联合必然导致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雏形——合同与契约的诞生。而建立在互惠互利、互相自愿、平等自由等基础之上的法律，就是民主制度的实质与象征。

雅典是由部落联盟之间的合并而过渡到国家的，即希腊史上著名的“统一运动”。部落联盟时期，就有了贵族会议、人民大会、最高军事统帅的三权制政治形式。统一运动的发生，主要是居民成分及居住方式发生了变化，是社会内部因素改变的结果。也就是说，雅典国家机构的建立，是和平的、立法的，而不是暴力征服的产物。

由部落联盟和平转变为国家的雅典，国家机构继承了部落联盟时期的三权制，其贵族会议演变为元老院，人民大会以公民大会的形式保留下来，最高军事统帅的职能被三位最高执政官所取代，他们下面还有六位次级执政官，共称为九执政。

进入早期国家的雅典，一开始也不是纯粹的民主制，而是经历了贵族寡头专制、僭主独裁统治的风风雨雨才发展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在雅典的政治体制中，不论何种时期，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力三分，相互制约，基本排除了个人专权、擅权的现象发生。雅典政体起源之初，就奠定了城邦民主的基石，其特点就是主权在民，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建立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轮番为政，绝无个人专断、专权与专制。

也就是说，秦国统一六国，无论是谁，他无法超越脚下的这块封闭而独特的生存土壤，无法拒绝前辈留下的遗产，无法改变既成的社会结构模式，一句话，他建立起的大中华帝国，只能是一个带有宗法性质的封建专制帝国。

这一表面看来难有多大发挥余地、似乎无法改变的国家体制，其实在确定与建立的过程中，却深深地打上了嬴政的个人烙印，他的性格、爱好、气质等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所做的，就是将封建专制集权的功能推向顶峰，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并凝成一套稳固的模式为后代统治者原封不动地效仿、运用。

嬴政说他的权威受命于天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把神降到人的地位，又把皇帝这一特殊的个体——人上升到神的位置，他是一个介于人与神之间的超人，他有意识地营造出一种迷信崇拜的氛围，在帝王与常人间隔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皇帝所下的“命”称为制，所下的“令”称为诏，皇帝的大印称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臣下向皇帝进言或上书要称“奏”，开首第一句必须写上“臣冒犯死罪启奏”或“昧犯死罪而言”，并作为一种固定格式不可更改；为了尊君抑臣，他为皇帝的衣冠、起居、朝仪、巡游、乘舆、驻制定出一套威严的仪式，为的是让臣民感到皇帝的居所是“天庭”，皇帝的面目是“天颜”，而广大民众，不过是连蝼蚁都不如的一粒尘埃而已；他要老百姓更名为“黔首”；他严格实行避讳制，比如他的名字叫政，政与正同音，那么正月就得改为端月；他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将天下奇珍异宝、稀世佳丽汇集宫中以供他一人挥霍享受；他“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郦戎之山”，仅皇陵的附庸陪葬品兵马俑的出土，就在当代引起强烈的轰动，被后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仅就他个人——皇帝的有关规制，我们就列出了这么一长串。而这些，大多都被后来的皇帝们继承了，比如朕、诏书、上奏、玉玺等称谓，比如皇帝的威严仪式、避讳制、生前大肆挥霍民脂民膏、死后建造高大陵墓，等等，即使有所改变，也是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

而他在政体方面登峰造极的改变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废分封，立集权。大一统帝国诞生，百废俱兴，秦始皇所要求的就是要在政治体制、结构形式上保证他的高高在上与独断专权。为此，他在中央建立了一个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集权官僚机构，它的全部政务活动就是以秦始皇的个人意志为依归、为转移；在创建地方政权组织方面，他废除了自商代以来的分封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过去的国中之国局面彻底消失，实行垂直管理，郡守、县令直属中央，由皇帝直接任免。这套宏大而严密的政治机构，后来基本上都为历代的统治者所继承。

二、推行“四大统一”。所谓四大统一，就是统一道路，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道路：秦始皇曾两次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墙”，宽阔平坦，气势雄伟，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全国紧密地连成一个整体；统一货币：秦帝国选择了一种易于规范铸造，便于携带贮藏的圆形方孔的铜币为标准货币在全国推广，这种“孔方兄”不仅自秦至清在我国流行了两千多年，还流传到亚洲、东非等地，并为某些国家、地区所模仿；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各国独立，有关计量单位如尺、斗、秤等标准不一，混乱程度达到了人们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了统一，秦始皇郑重地颁发诏书，并制定了专门法令，当今出土的有关秦代标准量器与衡器，即使用现代技术重校它们的精确度，也只有百分之二三的误差；统一文字：由李斯在原有七国文字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创造出一种新型字体——小篆向全国推行，同时还将一种更新的字体——隶书作为非官方正式文字予以认可，流行使用。中国幅员辽阔，语系复杂众多，相互交流十分困难，一种共同、共通的凝固语言——统一的书面文字是联系各民族、各地区的一条坚韧纽带，也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饱受战乱、历经分裂而后总是能够实现国家一统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三、专任刑法。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在原有成文法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修订、充实，云梦睡虎地《秦律》的出土，使我们大致知道了秦代成文法典的主要内容。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与现代的民主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民法，是统治者与人民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人民赋予统治者以权力用行政的手段施行，并有一套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而封建社会之法，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压迫民众而制定的，它并没有经过老百姓的同意，就采取暴力行动予以强制执行。《秦律》就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一部代表作。为了加强权威，巩固统治，秦始皇实施严刑峻法，“轻罪重罚”成为秦代法制的指导思想，动不动就是腰斩、枭首、弃市、戮刑、磔刑、坑刑、定杀、镬烹，还有什么脸上刺字、割鼻子、斩左右趾、男子割势、女子幽闭、诛灭三族、祸连九族等，真是不胜枚举，刑罚之烈、刑名之多，旷古未闻。秦朝上下，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狱。这也为历代统治者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他们民主的东西、好的事物学不到，可对付治下的百姓民众，却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通。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是的，嬴政就是一条变态、凶残到了极点的猛虎，而广大的民众，不过是虎口下供他食用的一道道美味佳肴。

如果是六国中的任何一个王国统一天下，如果是另一个具有常人之心的秦王统一天下，尽管施行的也是专制统治，那就极有可能是温和的带有仁政性质的专制。毕竟，中国的封建专制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宗法注重的就是血缘关系，讲究的就是亲情、仁义、礼治。可是，中国传统的融宗法与集权于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却被秦始皇撕成了两半，他抛弃了温情脉脉的宗法制度，将专制集权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秦始皇所要做的，就是将人变成非人。他九五之尊、至高无上、俯视天下、主宰万物，是一个具有“神性”的超人；而百姓臣民，是另一个极端的非人，不过是一群会说话的动物而已。整个国家、社会、民族，经了嬴政的改变，都变得不是人了。这种非人的局面直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下台，才稍稍有所改变。

当然，极端的专制集权在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总会留下一点可资纪念、可供炫耀的文明遗产。然而，就是这些闪烁着古代人民智慧之光的文明遗产，也是一份尴尬而痛苦的堆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对嬴政似的专制残暴添上任何光明的注脚。

六

秦始皇在童年时期所受的虐待与歧视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变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有机构成。他的补偿与报复对中华大地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已积淀在民族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这种补偿与报复所采取的手段不仅仅是武力征服，还表现为对精神文化的摧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

嬴政儿时的丑陋与难解的身世之谜总是遭到人们的怀疑猜测与纷纷议论，这些议论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窃窃私语，它们总是隐隐约约的，你说听不清吧，又不时地在你耳中灌注那么一两个关键性的词语，比如杂种、野种、丑八怪，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在议论你；待你想听个清楚明白吧，那些叽叽喳喳又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任你怎么搜寻也无法捕捉。因此，他只要一听到人们的议论，就有一股莫名的怒火，就想发泄，想骂人，想杀人，他恨不得将这些人的舌头全部割掉，炒成类似猪口条之类的“人口条”作为一盘下酒菜全部吃掉。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将全国天下的臣民之口封住堵住钳住，将古往今来的所有“窃窃私语”扎住箍住锁住让它们变成永远的沉默。他寻找着，忍受着，等待着。

机会终于来了，在一次庆功宴上，已升为丞相的李斯与齐国博士淳于越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舌战”。在辩论中，李斯将矛头指向了天下儒生，他说：“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归于一统，普通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繁荣祥和，可是，儒生们却无事生非，以古非今，挑拨离间，惑乱民众。朝廷若不及时禁止，上则危及皇帝权势，下则形成朋党之争。”

李斯一番话虽然说得耸人听闻，却正中嬴政下怀，他不禁听得连连点头，并鼓励李斯继续说下去，希望他能够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为秦国立下大大的一功。

于是，李斯顿了顿，眼珠转了几圈，又继续说道：“我建议，除开《秦记》一书，除开医药卜筮植树之书，应将天下所有其他书籍全部焚毁！除开博士掌管的国家藏书，其他收藏《诗》《书》及诸子百家著作的，应统统送交地方官员烧掉；有敢于两人谈论《诗》《书》的立即处死，借古讽今的灭族，知情不报者同罪；焚书令下达三十天后再不烧书，则处以黥刑，罚做苦役；严禁私学，鼓励臣民学习法律，以吏为师……”

嬴政听着，大声叫好。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焚书令从咸阳宫中通过四通八达的驰道飞向全国各地。一本本价值连城的典籍、一册册珍奇孤本很快就变成了碎屑灰尘与缕缕青烟，在中华大地上空飞舞着久久不肯散去。这场焚书活动“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个多月，其余波更是延续到秦代灭亡。

嬴政首开大规模焚书之举，为此后愚昧而颟顸的封建帝王提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造成的浩劫与创伤怎么也不能挽回与弥补。他使得封建政治权力对精神文化的干预更直接、更迅速、更野蛮、更加表面化了。在绝对的高压文化专制政策之下，人民的思考自由被禁止，聪明才智被扼杀，理性惨遭践踏，于是，从古到今的中国，都习惯了只有一种声音，只准读一种书，只有一种生活模式，除此“正统”，其他都是左门旁道的歪理邪说与歪门邪道。没有竞争，没有争鸣，没有探讨，从上到下死气沉沉，正如闻一多所描写的一潭“死水”。一个民族如此退缩、老迈、**，其生机与出路何在？

另一件则是一直遭到后人非议的坑儒事件。

其实，嬴政所杀，是他在追求长生不死过程中那些欺骗了他的方术之士。为了泄愤，他大搞逼供信，结果株连了四百六十人之多。秦始皇一怒之下，将他们全部坑杀。对此，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写道：“焚书是初统一时的政治使命，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然而，方士与儒生并无明确区分，他们往往身兼二职，儒生就是方士，方士就是儒生。方士儒生们虽没有多大的本事，但制造舆论、摇唇鼓舌、在白纸上涂写黑字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嬴政胆敢与他们作对，也就注定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会有什么好的形象与口碑。千古留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流芳，一种是遗臭。秦始皇当然渴望流芳，却被儒生们给断送了，只落得个永久的骂名。

一把焚书的冲天大火，一场坑杀方士儒生的残忍行径，不仅使秦王朝的暴政发展到极致，也使中上层统治人士离心离德，更使得嬴政丧失了民心，于是，一统中国后的秦王朝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基础。

做了这一切，嬴政似乎兴犹未尽。秦国灭了六国，似乎并没有容纳天下的地盘，那天之涯海之角，那天边的尽头到底在哪？得将它们全部纳入囊中才是。于是，秦始皇又开始南征北伐了。

平定百越，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南征虽然艰难，但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可讨伐匈奴却不是那么顺利。公元前215年，燕人卢生奉命寻仙归来，献上一本所谓的仙书，其中有一句写道：“亡秦者胡也。”这胡，不就是匈奴么？朕正想出击消灭胡人呢，他们还胆敢亡秦？真是太自不量力了！于是，嬴政派遣秦国名将之后蒙恬统率30万精兵进攻匈奴。大军所至，匈奴望风而逃，很快就占领了河套地区，设置九原郡。但是，这场征战只是将匈奴赶到了无迹可寻的大漠深处，并未将他们消灭与征服。虽然胜利了，可那些剽悍的匈奴骑兵来去如风，行动诡秘，谁晓得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突袭南下，劫我大秦之国呢？看来，只有修筑一道西起高山东至大海的巍峨而绵延的长城，将他们拒之门外，才能抵御那防不胜防的侵袭掠夺，才能躲在“家”中睡睡安稳觉，才能保住大秦不亡。

长城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这些年谈得够多的了，我只想说，修筑长城，是嬴政变异心态的一种外在物化反映。秦始皇的扩张，是以内敛为基础的。他通过超越自卑的方式达到唯我独尊的顶峰，而内心深处，却十分孤独。他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亲人，没有一个可以托付的大臣，他无法与他人交流、对话。一些念头想法、喜怒哀乐只有埋在心中，独自一人咀嚼。越孤独就越没有依靠，越没有依靠就越是害怕。其实，秦始皇一直处于外强中干的状态之中。他害怕刺客，害怕别人议论他，害怕别人瞧不起他，害怕突如其来的惊扰，害怕死亡……一旦他的目的无法达到之时，他就在心底害怕了，就想退缩了。修筑长城，是他心态由外向征服转向内在收敛的一个转折与象征。对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

秦始皇的心态在收敛，而个人行动似乎还在外延。

公元前220年，也就是秦国统一六国的第二年，嬴政就开始远途巡游。其目的不外乎巡视郡县、游山玩水、挥霍享受、宣扬“皇威”。每到一地，他就要刻石立碑歌功颂德，还长途跑到泰山去“封禅”。而这些，都被后来的封建帝王模仿得惟妙惟肖，民间不知流传着多少某某皇帝下江南，某某皇帝微服私访之类大同小异的故事。每代帝王，都要为自己立碑颂德，而千秋功过总是要由后人来予以评说的，于是，最聪明者如武则天就为自己立了一块无字碑，以其独一无二的姿态凸现在后人眼中。而跑到泰山去封禅，将这一融宗教与政治活动为一体的玩意儿搞得有声有色的后代皇帝，就更是层出不穷了，并日渐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心态与“共识”：若是不登临泰山之巅装模作样地表演一番，就无法显示皇位承续之正统。

秦始皇一共有过五次巡行。

在外人眼里，他日理万机，像一台“永动机”般似乎有着永远挥洒不完的精力。在他亲政后的年月里，日常的琐碎小事就不说了，仅仅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该是干出了多少件啊！他仿佛真的不是普通凡人，而是一个超人，或者说就是一头怪物。其实，正是那超越自卑、超越常人、建立永恒的目标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支撑着他的躯体。他是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只有他本人才知道，这些年，他可真是耗心尽力呵！现在，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累，还有衰老，死亡的阴影一天浓似一天怎么也挥之不去。

他的内心深处，不知不觉地生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悲哀，连北方的匈奴都无法消灭，遑论征服死亡？于是，他想到了死。是的，他似乎明白了，皇帝并非神，哪怕他再高贵，再伟大，总有一天也会死的。而在外表，他依然保持着崇高的威严，谁也无法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活动。

公元前211年，一块陨石从天外飞来，落于东郡。早就被秦始皇的苦役徭役、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就在这块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嬴政自然又是大怒，下令将附近的所有居民统统杀掉。

百姓的鲜血干了，可陨石上的字迹却深深地刻印在秦始皇脑海里，日夜折磨着他那颗孤独而衰老的心灵。难道说，人世间真的有什么命运吗？难道自己真的马上就要死了，死了后秦国就会完蛋就会回到过去的分封制去？是否能够化解命运逢凶变吉呢？“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

既然出游可得吉利，那么，就趁着身体残剩的强健，到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再去转转走走吧。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开始了他的第五次，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巡游。这一年，他整整五十岁。

他带着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及近侍赵高等一道前往。出武关，沿丹水、汉水至云梦，顺长江东下上会稽山祭祀大禹并刻石留念，又渡江至琅琊。

在这里他遇到了第二次巡行时派往东海寻仙求药的徐市。九年了，徐市并未寻到什么长生不死之药，更没遇到什么神仙上帝。可是，他的花言巧语又一次欺骗、蒙蔽了秦始皇，他说仙人仙药都有，就在大海的一座仙岛上，而他们每次上岛的行动却被一条大鲛鱼破坏了，也就一直没有抵达该岛。徐市一席话，又激发了嬴政那已然衰老的心灵中的最后一股英雄豪气，在芝罘，他亲操弓弩，射杀了一条大鲸鱼。这一操弓射箭的威武之举，恐怕就是嬴政人生的最后一抹回光返照的夕阳了。然而，他还在挣扎，还对徐市，对神仙，对长生不死抱有一丝幻想，既然海中巨怪已被我——人间神灵秦始皇射杀了，那么，再就没有什么妖怪可以阻挠寻仙采药的计划了。于是，他令徐市带领3000名童男童女及各类工匠一干人等，入海寻仙求药……

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秦始皇就取道临淄开始西返咸阳了。行至平原津，不知怎么突然就病倒了。他的生命之烛已经快燃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点黯淡之光在隐约闪烁。可是，群臣知道他怕死，忌讳死，皆“莫敢言死事”。皇帝的仪仗随从队伍并未因他生病而停止前行，嬴政神志模糊地躺在颠颠簸簸的銮辇内，隐隐约约听见了一阵童稚的歌声，这是一首后来见之于《太平御览》八六引《异苑》的童谣：

秦始皇，何奄僵？

开吾户，据吾床；

饮吾酒，唾吾浆；

餐吾饭，以为粮；

张吾弓，射东墙，

前至沙丘当灭亡！

嬴政知道童谣的灵验，他自己躲不过一死，他不想反抗，也反抗不了，他明白了人力抗拒不了命运。于是，生命中的好些东西，于临死的一瞬间似乎全部彻悟了。一旦彻悟，他就在一阵难抑的狂喜中抖落掉人世的最后一道束缚，悄然闭上了双眼。与吕不韦相似的是，嬴政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了就做了，从来就没有过半点后悔；但吕不韦死前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惆怅，在这一点上，嬴政似乎超越了吕不韦，他平静地闭上了双眼，显得没有半点遗憾。

嬴政于赵国呱呱坠地，开始了生命的鲜活与成长；在生命的旅途中，与他一同走出赵国的太子丹派遣的“替身”荆轲让他感到了刻骨铭心的死亡恐惧；最后，他又在赵国的沙丘平台走完了既短暂又漫长的人生。

此后的华夏历史，某些方面总是循着秦始皇所设计的一些“轨道”与模式，在夕阳的晚风中老牛拉破车似的晃悠悠而慢吞吞地向前行进着。而另外一些方面，与他的设想则完全背道而驰：他想长生不死，却只活了五十岁；他将全国天下兵器“聚之咸阳”，全部销毁铸成十二个高大的铜人，想以此消灭战争永享太平，可他刚刚死去，尸骨未寒，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他想嬴氏子孙永坐江山传之万世，可二世都还没有传完，嬴氏家族就被踢下了政治历史舞台；他想焚尽天下之书，可这文明的积淀与结晶——书籍却越来越多；他想修筑长城抵御匈奴一劳永逸，而长城并未起过真正的防御作用，长城脚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场像模像样的争夺战，少数民族总是能够绕开它一次又一次地侵扰华夏入主中原；他想流芳千古，结果却落了个万世骂名……

秦始皇在提前透支自己生命的同时，也透支了秦国的生命，如果不是他，秦国断不会消亡得如此迅速，延至与商周一样长达几百年的命运并非没有可能，然而，它却像一颗流星转瞬即逝了；同样地，他那至高无上的唯我独尊，那变态乖张的残暴性格，那空前专制的集权统治也提前透支了中华民族的青春、**与活力，使得我们的祖先过早地成熟、过早地疲惫、过早地衰老、过早地变得故步自封了。

一位仅仅活了五十岁的个体生命，一个存在只有十五年的短命王朝，却如此巨大地影响、改变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迹。